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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5月9日，巴老作为国际笔会第四十七届大会的特邀嘉宾去往东京，巴老的女儿李小林、上海作家协会外联室的徐钤和我，作为随行人员同机抵达。1982年，巴老不慎跌伤，卧床许久，后来两腿一长一短，行动困难，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日本笔会会长井上靖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理事白土吾夫为此特地到机舱门口迎接。巴老坐在轮椅上，由白土吾夫推着，井上靖陪在一旁，我们拿着行李跟在后面。这时，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一群记者，手持“长枪短炮”对着巴老“咔嚓咔嚓”一通猛拍，闪光灯晃得人睁不开眼，走到贵宾室后才算安静下来。

5月11日晚，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在东京会馆举行盛大的欢迎酒会，日本文化界、艺术界、新闻界、政界、经济界的精英名流，约六百多人出席。当巴老来到东京会馆时，在大厅里等候的鲁迅先生的朋友、版画家、东京内山书店创始人内山嘉吉及其子内山篱，剧作家木下顺二，身着华美和服的女作家丰田正子，作家中野孝次、井出孙六，特意从大阪赶来的青年作家宫本辉夫妇等，纷纷走过来向巴老问好。而后巴老进入会场，井上靖、宫川寅雄、野间宏、水上勉、千田是也等著名作家、艺术家在门口列队欢迎。巴老、周扬、宋之光（时任中国驻日本大使）等走上主席台，坐在屏风前。在井上靖致欢迎词，宫川寅雄致祝酒词后，司仪请巴老讲话，巴老拄着手杖，慢慢走到话筒前，起初声音很小，但越讲声音越洪亮。

巴金与井上靖夫妇及中方随行人员的合影

尊敬的井上靖先生、尊敬的宫川寅雄先生：

今天参加这个欢迎酒会，我很高兴，使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不到两个星期的病人。二十三年前，我参加了第一个中国作家代表团，到日本访问。那时候，中日两国之间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但我却感到日本的四面八方都伸出了友谊的手，使我满载着日本人民的友情而归。那次访问，我发现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共同的信念基础之上的，这个信念就是让子孙万代友好下去。

我们在困难的时候，互相信任，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今天，中日关系终于从羊肠小道走上了光明大道，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对于发展中日两国的友谊，两国人民都做出了贡献，在此，我对在座的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感到身上有无穷的力量。在“文革”中，在寒冷的夜晚，想起你们，我心里就感到温暖。

“文革”结束后，我到日本访问，本来是想还友谊之债的。但我发现，友谊的债是还不清的，而且越还越多。当访问结束在长崎分手时，我看到日本朋友流下惜别的眼泪，那泪水像春雨，湿润了我的心，我也含着泪上了飞机，但却把自己的心留在朋友们中间。友谊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紧紧连接在一起。

我认为，友谊，是人生最美好的感情。为了世世代代的友好，为了友谊而团结奋斗，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我愿意和朋友们一起，为友谊献出一切。

谢谢大家。

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女作家有吉佐和子走上讲台，为巴老献上一束百合花。井上靖陪在巴老身边，身材高大的剧作家千田是也蹲着与巴老合影，画家东山魁夷夫妇、旅日华裔作家陈舜臣夫妇、松山芭蕾舞团团长清水正夫与夫人松山树子等依次向巴老问好。人们在巴老面前排成长队，有的人想与巴老合影，有的人想要一张巴老的名片，有的人带来巴老的书，想请巴老签名……他们大都是巴老的“粉丝”，慕名而来，可又不会中文，不好意思开口，我代为转达了他们的意愿。巴老不仅满足了他们的要求，还说：“作家是读者养活的，是为读者服务的，我感谢你们读我的书。”巴老把心交给读者的真诚，使他们热泪盈眶。

欢迎酒会盛大而隆重，巴老一直是人流漩涡的中心，是人们竞相追逐的目标。我看巴老被围在人群中，寸步难行，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心里很着急。访日之前，领导再三叮嘱，巴老刚出院，身体虚弱，日程不能排得太紧，必须保证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到日本之后，我看日方安排的日程基本上能保证巴老半天活动、半天休息，但在日程后面附了一张表，列着要求采访巴老的电视台、新闻社、杂志社、出版社，总共有十几家，这并未列入日程，意思是由巴老定夺。

我和小林、徐钤商量，觉得与老朋友的会谈应当优先安排，新闻媒体可以不见。即便是这样，每天也有两三项日程，并不能保证巴老下午有时间休息。然而实际情况远比日程表上安排的复杂，几乎每天都要增加新项目，以5月17日为例：上午十点，松本清张、讲谈社来访；中午，与中野孝次共进午餐；下午三点，时事通讯社采访，与井上靖对谈；下午四点三十分，清水正夫、丰田正子来访；晚上七点，西园寺公一来访。

这不能怪日本朋友，他们非常尊重巴老，每项日程都征求了巴老的意见，巴老总是点点头说：“好，好，就这个样子。”左一个“这个样子”，右一个“这个样子”，日程就膨胀得“不成样子”。巴老视友情为生命，他曾说：“友情是我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我的生命就会枯萎。”再者，这是巴老第六次访日，因为身体原因，很可能是最后一次访日了；他的朋友多，想尽可能多见一些，这种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对一个耄耋老人来说，不断的采访、会见、座谈，日程过于繁重了，我们决定向他提点“意见”，由小林“出马”。

巴老大概已经感觉到我们对他有意见，听完小林的话，说：“好，好，就这个样子。”我们以为他同意精简日程了，但他接着说：“既然来了，就要多做工作，我是个爱国主义者，累一点不要紧。”我们一听傻了眼，精心策划的“意见”，被他否决了。

巴老的阅历广，见过大世面，外事经验丰富。在欢迎酒会上，他的举止言谈端庄文雅，接人待物礼仪周全，即便是交换名片这样的“小事”，他也郑重其事，一丝不苟。本来巴老腿脚不便，起坐艰难，坐在椅子上交换名片完全可以，但他为了表示平等与尊重，一定要慢慢站起来，用双手捏住名片的两个角，将名片正面向着对方，送到对方手里。我与徐钤站在巴老身后，手里拿着巴老的名片，在他忙不过来时协助“收发”。

据史家考证，名片是中国人发明的，在西汉史籍中称“谒”。《释名·释书契》载：“谒，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所至诣者也。”东汉时又称“名刺”，但在汉墓中发现的谒与名刺系木简，上有执刺者的姓名、籍贯等信息。至唐代，木简名刺改为“名纸”，晚唐时叫“名状”“名启”，元代易名为“拜帖”，明清时称“名帖”“片子”。顺便说一句，日文中的名片，至今仍写“名刺”二字，可见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这种交际用的卡片，曾在中国销声匿迹多年。记得1980年随巴老到日本访问时，名片尚不流行，全团十二个人，为了介绍方便，便在出发前匆忙用中文赶印了代表团名单，也可以叫集体名片；前九名是代表团的团员，后三名是工作人员。这本来没有什么不对，中日两国都用汉字，但不懂汉语的日本人一看到“工作人员”这几个汉字，极易引发不妙的联想，因为日语中的“工作员”意为从事秘密工作、特殊工作的人员。代表团里竟然有三个“特工”，而且明目张胆地表明身份，真是匪夷所思，咄咄怪事！幸好接待我们的事务局发现了这个问题，马上帮助重印名单，把“工作人员”改为中日通用的“随员”。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名片与西服兴盛起来，甚至有泛滥成灾的趋势。西服与名片不同，是地道的舶来品，由法国贵族菲利普从渔民劳动的服饰中获得灵感设计而成。数百年来，欧洲上流社会的男士对西服情有独钟，认为它是品位、格调、权威、财富的象征，是出席重要活动时的首选，因此西服和名片，也就成了我国出访人员的标配。但后来，西服似乎有重新变成劳动服的复古倾向，我就看到有人穿着西服扛着锄头下地干活。名片在使用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怪现象，有的甚至变了味，成为招摇过市、欺世盗名的工具。

我觉得巴老的名片过于简单，甚至是简陋了，不利于人们了解他，难以达到交流的目的。

巴老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历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于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于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当时正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主席……然而这些人人皆知的头衔，名片上一个也没有，上面印的是“中国笔会中心会长 巴金 中国 上海”这十四个字，背面是英文，还有一个中国笔会中心的会标。

我对徐钤说，论级别，巴老是副国级；论成就，巴老是大名家。头衔那么一堆，随便抽出一个，也比这个会长响亮，毕竟中国笔会中心成立没有几年，而且挂靠在中国作协，知者甚少。徐钤说：“这是巴老自己定的，也许巴老觉得以作家的身份参加国际笔会的活动更合适吧？”徐钤在巴老身边工作多年，对巴老很了解，他的话，如醍醐灌顶，使我想起一些往事：比如井上靖说巴老是全世界的宝贵财富，巴老说自己不是什么宝贵财富，只是一个普通的又老又病的中国作家；比如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说巴老的手很伟大，写出了《家》《春》《秋》，巴老说这只是一般的手，是用来吃饭的；比如一年春天巴老来北京开会，我去看他时，谈及一些有才华的而且创作处于井喷状态的作家走上领导岗位后的境况，巴老说有人认为作家的地位低，想去当官，我不太赞成，我不认为作家的地位比当官的低，也不想当官。作家要写作品，要为国家、为民族争光，要在文学上下功夫，要在艺术上不断探索，这才是作家的正业……巴老选择这个最新、最小、最不起眼的中国笔会中心会长为头衔，也就不难理解了。

记得欢迎酒会结束后，一行人乘车回饭店，车里静悄悄的，没人说话，大家都累了。根据以往参加酒会的经验，此时应该让心情舒缓一下，所以我开始“煽风点火”：“今天下午我们忙前忙后，水米没沾牙，现在又累又饿。但是，我们之中，最累的是巴老，功劳最大的也是巴老。他的即席讲话真诚、生动、精彩、感人，而且底气十足，声音洪亮，激情如火，说明巴老不老，身体恢复得很好，米寿在望，茶寿可期，可喜可贺。与此同时这也证明，我们对巴老的关心和照顾卓有成效。所以，我提议开个家庭式派对，为巴老庆功，也顺便为我们自己评功摆好，嘉奖犒劳。本人滴酒不沾，但今天自告奋勇，不仅要陪巴老喝一杯，还要学习巴老，发表精彩的祝酒词。”我的“忽悠”立竿见影，车内顿时活跃起来，徐钤说：“你不是有可口可乐依赖症吗？怎么改喝酒了？”巴老笑着说：“好，好，就这个样子。今天小陈要喝酒，要发表祝酒词啦。”

那天晚上，我们围坐在巴老身边，聊得很开心。巴老高兴，也喝了一杯啤酒，面色微红，显得更加精神。我喝了几口酒后头昏眼花，把祝酒词给忘了，但巴老的那张名片，我一直放在名片夹里，带在身边。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陈喜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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