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第一琴旅馆报展示雕塑金。

吕逸菲摄(影像中国)

江苏凤灵集团工人在打磨小提琴白坯。 黄建国摄(影像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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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泰兴黄桥镇,被誉为提琴小镇。60年前,这里为上海的制琴企业提供配件;如今,它成为亮丽名片蜚声国际。一个甲子,这里诞生了大工匠、大企业、大情怀,也滋养了小学徒、小生意、小故事。走进黄桥,能看到中国人顽强向上的拼搏精神,也能管窥特色小镇经济转型发展的脉络。

窗外就是田野,麦子刚收割,更显开阔。教室里弦乐协奏,随着30多个孩子弓弦划一,小提琴和声整齐,流畅而跃动。在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的小学里,几乎每个孩子都要掌握一门乐器,不少乐感优秀的,会选小提琴。

这不是一节简单的音乐课。在黄桥,从对音乐“无从下手”的农民,到制造乐器畅销全球的工人,进而让孩子们乘着音乐的翅膀“起飞”,凝聚着三代人的奋斗。如今,这座相对后发的老区乡镇,竟生产了中国70%、全世界过半数的小提琴,每年还产出约70万把吉他。全镇遍布230余家制琴相关企业,在20多万人口中,3万多人从事制琴行业。

又是一年盛夏,当老琴工的家里响起悠扬的琴声,时光不觉已过去了60年。

序曲

老乡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衍生出全国大厂

60年前,黄桥农民试着削琴头时,没人能想到,这里的小提琴将畅销世界。

黄桥是老区,相对偏僻。1940年新四军以少胜多,在这里打了场著名的黄桥战役。

1962年,有两名上海提琴厂的工人分流回乡到黄桥。渐渐地,一些老乡开始跟着琴厂工人学削琴头,一个5毛钱,是制琴技术最基础的工。在那段艰苦奋斗的岁月,国家困难,老百姓日子也过得紧巴。有个手工活,多一点收入,成为很多家庭的意外之喜。

无意间的涓滴之水,竟滋养出一片绿洲。1971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成立,为上海供应琴头、弓杆等配件。第二年,一个叫李书的小伙子来当学徒。他刻苦能干,别人练6个月的活,他起早贪黑两个月就练成了熟练工。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竞争的时代即将到来。1980年,李书升任生产厂长。他是个有心人,悄悄买了一把整琴回来,琢磨怎么把挣配件的钱变为挣整琴的钱。1983年,李书接任厂长时,厂里形势不好,欠银行54万元外债还不上,连他去上海出差几块钱的车票钱,账上都没钱支取。

李书辗转找到上海提琴厂,希望能拿到做整琴的活儿。他历数当时小提琴制作的184道工序,算材料、算工资,告诉对方,“我做一把琴的成本是你的1/3”。

没做过整琴,但李书心里不虚。只要有出路,黄桥农民吃得了苦,学得了手艺。

上海提琴厂被他们的诚意所打动,1985年,溪桥公社乐器厂正式成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并签下10年合约。

外面的市场真大。当年,厂子销售收入就达到200多万元,利润30多万元。每到招工的时候,当地农民就像赶集一样汇聚而来。被选中的人可谓百里挑一,令人羡慕。随着产业旺起来,当地农民的腰包也鼓起来。

就制造工艺而言,提琴是非常复杂的乐器。黄桥农民有韧劲,在与上海提琴厂合作期间,一点一点消化、吸收着制琴技术,积蓄着力量。他们把制琴拆分出多道工序,分头练到精熟。那段时间,时常能看到,在工厂里,他们刨板、削边、上胶、刷漆,兢兢业业;回到家,晚上唠嗑、看电视,手里也不停活。

1995年,黄桥这家小小的琴厂振翅单飞,恰好赶上乡镇企业蓬勃生长的年代。当年,他们就独立做出了6万多把提琴,一下超越了位于上海、广州的“头雁”,成了全国第一。

高潮

每年生产80多万把小提琴,占国内总产量70%,占全球总产量超半数

提琴是洋乐器。新中国成立之初,需求不大,能生产的厂子也不多。国家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营口等地布局提琴厂。随着市场化大潮涌动,民间琴厂逐渐代替了老厂,目光也逐渐聚往更广阔的国外市场。

1992年,李书跟着原轻工业部到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了国际乐器展销会。他带了把自己厂里做的琴,但在展销会上没拿出手——国外厂商做的琴怎么那么好!李书买了德国琴、日本琴、韩国琴带回来,拿给全厂职工看,让各车间对标学习。

当他再度参会,已对各家所长了然于胸。李书拿着自己的琴,一家家推销。他给出的价格令人震惊——15美元,按当时汇率折合人民币百余元,自己还留有三四成利润。这次亮相,黄桥提琴给世界乐器市场留下深刻印象。

1995年春节期间,美国AXL乐器公司要参加世界乐器博览会,95种样品必须在两个月内出样。正常要3个月的工作,黄桥的制琴师傅们加班加点,硬是用53天赶工出货。感动不已的客商主动注资,双方成立了凤灵乐器有限公司。

中外合作打通了销售渠道,凤灵一半的产量通过AXL销往欧美,而国际流行的行业标准,则通过AXL被带到了凤灵。由此,凤灵成了黄桥制琴业的“黄埔军校”,成就了一群农民的传奇。靠着质优价廉,黄桥提琴一路乘风破浪,横扫全球。

在生产规模巅峰,凤灵有多达1100多名员工,一年生产了30多万把小提琴。黄桥镇60多位制琴厂厂长出自凤灵。全镇每年生产小提琴80多万把,占国内总产量的70%、占全球总产量半数以上。还有英国企业不远万里,到黄桥建立提琴厂。

2007年,有外媒描述了小镇的产业:由于采用流水线生产并拥有熟练工人,他们能以低于25美元的价格出售产品,把很多外国企业挤出了低价小提琴市场。

铃木提琴厂是日本百年企业,曾是全球销量冠军。他们到凤灵参观,李书毫无保留,让他们“随便看”。这里没有什么商业机密,只有一群最勤奋的工人。日本客人们心服口服,同样成本,同等劳动强度,“只有中国做得到”。

往事如烟,在夜以继日的全球竞争中,不少提琴厂商都难以为继,黄桥提琴小镇却屹立不倒。李书很感慨,“幸福是奋斗来的,一切成绩是干出来的!”

变奏

曾经困于低端市场、人工成本上升,新一代黄桥人补齐短板,转型升级

中国小提琴价格不高,质量优良。有外国制琴师,来黄桥购买未上漆的白坯琴,用自己的工艺完成其他工序,上漆调弦,进入市场就成了受追捧的高端琴。

根据销售数据,2001年以前,欧美市场是提琴消费主体,中国买提琴、学提琴的人数不多。2001年以后,中国学琴潮不断升温。当我们忙着打开国外市场,国外却来打开中国市场了。所不同的是,我们卖出去的是百元、千元的学习琴;别人卖进来的,却是上万元的高端琴。

2010年,在一场中国国际提琴制作大赛上,黄桥人很直观地被刺激了。同等用料,同等工艺,黄桥的琴只卖1000多元,进口琴则2000多欧元起步,合1.8万元人民币。

吴建新是黄桥琴艺公司的董事长,一开始给琴厂提供配件,后来经营一家整琴大厂。他认为学习琴和演奏琴本就不同。演奏琴像艺术品,价高而量少;学习琴是商品,利薄但量大。“要守住份额,这才是市场的大头。应该建立品牌价值,逐渐向中高端进发。”因此,他每年认真做两万多把琴,控制数量,确保品质,逐渐在英美国家建立了稳定的渠道,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徐小峰是年轻工匠的代表,他认为要立起好琴的标杆,不能只打价格战。作为土生土长的黄桥人,他从小熟识提琴的每个部件。退伍后,这位安静的年轻人走上了制琴求学的路。他先考入上海音乐学院,又进入中央音乐学院深造。10多年历练,他在业内积攒起名声,斩获不少制琴大赛奖项,他制作的琴拍卖出十几万元的价格。

拿起徐小峰做的琴,曲线细腻,弯角稳重,琴身油光精致,上漆如透亮的琥珀,如同一件优雅的艺术品。

如果他去国外或国内一线城市,开工作室,修古琴、主打高端线路,应该能获得相当不错的收入。但他还是选择回黄桥,这里的产业正完成代际交棒。

虽然市场份额还在,但人工成本正在上升。近些年,黄桥装备制造、生物制造、新型电池制造等产业纷纷崛起。相比之下,制琴吃苦不少,利润不高,对年轻人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好在制琴业数控技术兴起,可以替代不少人工,但如何把材料运用得恰到好处,却是机器的短板,只能靠工匠的经验和才华。市场在分化,工作室兴起,电商销售联接起国内国外市场……新一代黄桥人面前,变量加剧。

徐小峰最终在凤灵集团成立工作室,带着一群年轻人专注于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他们身上的担子很重。

交响

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一把优秀的提琴,音质清澈,乐音轻盈而富有张力,音色饱满而宽广。那是良工运用材料学、力学、声学,乃至数学、美学,加上时间的打磨,共同完成的作品。因此,那些传世古琴,会卖出数百万元的价格。

这对于黄桥,甚至对于中国的提琴工匠,尚是遥不可及的事。中国的琴师每天花十余小时制琴,讲用料、讲精工、听音质,卖十余万元几乎就触到了天花板。可是看看意大利的老师傅,常常卖出数倍于我们的价钱。

“制琴,对我们是产业,对人家是文化;对我们是产品,对人家是作品。文化只能在时间里沉下来,急不得。”吕官宝是黄桥的“琴二代”,住在古镇的深巷里,喜欢安静,最大的爱好是画画、做琴。

吕官宝头发花白,一身工装,说起话来神采飞扬,眼睛闪亮。他打开屋门,头顶上挂满精制的提琴。他的父亲吕伯健曾担任凤灵集团的技术员,今年82岁了,仍在制琴。父子两代人,都做了一辈子琴,如今对琴的理解,却各有不同。

在吕官宝看来,从技艺上说,中国与意大利的制琴工艺没有鸿沟。所不同的是,产业升级依靠的将是文化浸润,需要加强对材料、对自然、对美的理解。“举个简单的例子,在黄桥,可修可接触的古琴少,能汲取的养分就少。哪里古琴多?巴黎、纽约、上海,文化富集的地方自然就多,最终是文化在起作用。”

女儿吕逸菲今年读小学六年级,看起来漫不经心。可当她拉起父亲做的大提琴,琴弓游走在弦上,瞬时就像换了一个人,她也像穿越进了巴赫的世界,四周只有乐声。

吕官宝常驱车,带全家到周边大城市听音乐会。发现女儿的音乐天分后,他常常带孩子奔波在上海、南京,请优秀的老师授课。“能做出好的乐器,还要有好的作曲、好的演奏,然后才有一座不朽的音乐小镇。”

其实,黄桥镇也早有行动。多年前,黄桥在小学普及了乐器教育,课程从葫芦丝、尤克里里、吉他到小提琴,因材施教。做了多年提琴培训的尹波老师被聘到学校,从此就扑在这件事上。

“大班教小提琴是很难的,孩子们半年拉不出调,刚开始连纪律都不好维持。”尹波说。为此,他们每周开家长会,教调音。很多老琴工,家里第一次响起了提琴演奏声。后来,一、二年级可以拉《龙的传人》,三、四年级就能拉《我和我的祖国》,五年级就能掌握《新春乐》。最后,他们实现了400人的小提琴合奏,在乡村小学组织起60人涵盖5个声部的弦乐乐团。

黄桥正努力成为一座“爱乐之城”。有的饭店,大堂经理、服务员一换衣服就能组起一支小乐队。街头,常有人拿起提琴、吉他露上一手。做了一辈子乐器的人,身边终于有了越来越多使用乐器的人。

每年6月21日,中国“国际乐器演奏日”的主会场都放在黄桥。这项活动1982年起源于法国,今年已是进入中国的第七个年头。每到这时,许多黄桥人操起各式乐器,在古镇、在闹市、在湖边,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乐手一道,尽情演奏。7年来,这天成了黄桥的节日。

6月中旬开始,黄桥老老少少,都忙着筹备这场属于他们的盛宴。在凤灵集团,新任负责人李晓晨说:“一代人做一代人的事。音乐就是未来的刚需。我们希望未来的中国,乐器像家具一样必不可少,越来越多人享受音乐。”

制图:张芳曼 《 人民日报 》( 2022年07月14日 0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