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最近成丽哥哥简、20世纪80年代中期孔伊图的曾孙女孔世云(1926-2015)画的贺年卡(上图)。

一面是设色枇杷,另一面是自书咏枇杷诗。小小的贺卡,精心结撰,一字一画,传达一位名门闺秀的锦绣艺心与诗心。后来这枚贺卡由王孝莹(1904-2007)题签发出(下图)。王孝莹,龚礼逸(1902-1965)的夫人,龚世润的母亲,清代状元王仁堪的后代,亦是福州有名的才女。龚礼逸王孝莹夫妇及女儿龚世润同为福建省文史馆馆员,一家三口同聘入馆,在福建文史界绝无仅有。一纸贺卡汇集龚家两代才女的丹青墨迹,十分难得。

邮寄贺卡是进入手机时代前人们最常见的拜年方式,借此传递问候,遥寄感念,表达祝福。

整个八十年代是贺卡大流行的年代。每当一年将尽一年又来之际,人们涌向书店或百货商店选购贺卡,在上面写上三言两语,以寄远人。贺卡上的字,纪录下那代人的精神风貌,也映照出那代人的朴素情怀,往后手工书写伴随着贺卡形式的转世成为绝响。

那时,我最羡慕那些在新闻出版界的朋友,藉凭工作上的便利,近水楼台先得月,总可以向远方的朋友们遥寄一份写在贺年卡上的问候。而有些有书画专长的朋友也发挥自己的优势,手工绘制贺卡,成为众多贺卡中的另类。当时只是适应时节的文化用品,到了如今,我们才发觉手绘贺卡的可珍,它们常常是孤品,而且数量偏少。如果碰上贺卡的绘制者是名人,我相信可以把它们当作艺术品看,不仅仅是我们曾经寄托过某些情感与某个时代相关联的物品。

眼前的这枚龚世润诗画相联的小贺卡,当然也是那个时代遗落的一叶碎影,诗画书法隐现一位名门闺秀的文化教养。笔墨安静从容,散发着淡淡的书卷气。捧在手里反复展观,不由得击节称好。

关于自制贺卡,我听说过同在福州生活的另一位世家公子沈觐寿(1907-1995),逢年过节也热衷于自写吉语,分寄给投缘的亲友。甚至福州城里与他打过交道的书画商也能接到他寄的贺卡,分享他的文墨因缘。按今天的说法,这个世家子弟的做法颇接地气,上交下接,平易近人。不妨也可以视为沈先生对粉丝的呵爱,一纸相递,寄予了多少细致的体贴和温暖,难怪沈先生在福州的名气那么大。我们可以称赏沈先生的情商,也可以说,那时的贺年卡在传递人们的情感时,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

前一阵子,若谷兄送我一本宋省予画册。闲来翻阅画集,我看到宋先生生前也画过不少贺年卡,寥寥数笔,风神全出。他当年那么爱画贺年卡那样的小品(上图),想来一个原因是他的手绘贺卡招人喜欢,画家怀有一颗仁心,随意点染,权作笔墨骨肉。衡量一个画家的艺术水平,固然要看大作品,但小品往往更易透露性情。

寒舍藏有白蕉夫人金学仪(1910—2008)的画梅贺卡(上图),也成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据白蕉弟子蒋炳昌回忆,那个时候金先生经常收到各地寄来的贺卡,为报答亲友,已有几十年未动笔的她重拾旧技,画梅为笺,溢而为贺片。原来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金先生就与夫婿白蕉联手以“白兰金梅”应世。荒疏几十年后,稍加练习,画笔犹复旧时风采。大多画在一小方块宣纸上,画成后贴于硬纸板,署名钤印。但见铁骨奇崛,寒蕊孤俏,略施粉黛,笔下的梅花亦见金先生的为人。以贺卡名义出现的寒香图,是这位奇女子留给世人最后的一道翰墨奇光。

旅美学人王方宇(1913-1997)那个时候自制的贺卡,乃是一张A4纸,中央以线勾出中式立轴,大约仿自李渔《闲情偶寄》插图的形式,立轴上集曹全写“恭贺新禧”,落款以王先生和夫人沈慧女士的名义。这是海外老一辈华人中国情结的流露。后来这种贺片用完了,我收到过他采用复印件的贺片。就其性质而言,与其说是贺片,倒不如说是贺笺贴切。迢迢相递的一纸,好像又回到了中国旧时文士之间贺笺的模样。

省庐问我今天还有没有人写贺卡,我并不清楚整体情况。就我接触到的,艺术史家刘涛先生还保留着老习惯,每年新年来临之际,一定会预留三二日,上琉璃厂购花笺选隽语写贺笺,吉语一二,送出的是祝福,留下的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元气。

当我们感慨手机带来的便利时,是否想到现代通信工具导致的与过去的隔膜?比如书信,比如更小众的手绘贺卡。今天,每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手机的软件里也会有“电子贺卡”供人们选用。从形式到贺词,往往华贵气派,只要动一动手指,就会以你的名义出现在亲友面前。我不清楚别人怎样看待这种电子贺卡,从我的内心,是非常拒绝这样的贺卡的。

怀念消逝的贺卡,也许是在乎贺卡背后的那个纯真时代。

那时的文化没有那么多“替身”,每个人都真诚地面对这个世界。

2021年8月13日北京北七家双桂书屋

作者:唐吟方

编辑:吴东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