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国二百八十九年的大唐王朝，至今令人神往，因为其在古代诸王朝之中，独有一股国际化的魅力。此魅力一大表现，则在于其文化艺术的“中外合流”，当唐诗大量传入异域他乡之时，异域他乡的舞蹈音乐也在踏着节拍进入长安，其中有一舞樂，特别驰名，这种驰名度，很大程度上又在于，它有一批十分有名的舞者：唐玄宗、杨贵妃、安禄山……

西域舞

中华舞乐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上古时期，就已有许多的舞乐出现，如伏羲氏时期的《扶来》，神农氏时期的《扶犁》，少皞氏时期的《九洲》等，但这些舞乐都有一大特点，或者说一个局限点：实用性。

按照今天人们的理解，舞乐是拿来放松的，不求实用性，但求娱乐性。上古时期则不然，彼时的人们，所创舞乐，多为祭祀求神之用，姑且可以称之为“神舞”。这些“神舞”都有一套规矩，不是随便哪个人随便哪个时候想跳就跳，而且跳了之后，还会被认为可能影响天下安危。

这种实用性的舞乐风格，在夏商时期一度受到巨大的动摇，这两个王朝的文化带有浓重的去实用性色彩，娱乐化的舞乐，曾经占据主流，考古所发掘的商代坟墓中，殉葬者就多有从事此类舞乐之人。这种变化的原因，大约在于夏商时期，上层阶级可运用的权力与资源达到了一个节点，让他们得以去追求“声色犬马”。

待到西周建立，中华舞乐的风格，又回到了实用性的路子上来。传说中那位功德堪比天地的周公旦，在制定分封制等纲领的同时，也将舞乐当作了天下的秩序之一。周天子能欣赏的舞乐，一个诸侯王是绝无资格去效仿的，否则就是谋逆。而即便是周天子欣赏的舞乐，也是严肃庄重，容不得有半点的轻佻。

只是这种舞乐，事实上并不受人欢迎，特别是那些诸侯，大多是强忍困意，在眼皮子打架中撑过去。与此同时，民间的舞乐却在以另外的路径在发展，不同于天子、诸侯所享受的宫廷舞乐，民间舞乐没有那么多的政治任务要负担，娱乐性就是最大的任务。

如战国时期的魏文侯，就曾表示：“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我一听那种宫廷舞乐，就害怕会打瞌睡，一听郑国、卫国传来的民间舞乐，就兴奋得不知疲倦。

齐宣王则曾在孟子面前坦陈：“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我对那些干巴巴的宫廷舞乐全无兴趣，我喜欢的是轻松有趣的民间舞乐呢！

故而，尽管孔子哀呼：“礼崩乐坏”，中华舞乐，特别是宫廷舞乐的潮流，依然在不可阻挡地朝着娱乐化方向发展。

彼时便有一种颇具娱乐性的舞乐，存在于距离中原地区千里之遥的地方，那就是西域舞乐。根据考古发现，这片广袤而神奇的土地上，舞乐存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五千年以前。西域分布着众多的民族，文化多元而不单一，政治松散，舞乐也就甚少有官方的条条框框来加以限制，在技艺上自然有长足发展。这种技艺的代表，就是将舞乐中极具表现性的“旋转”动作，在音乐配合下，练习到让舞者如风一般的地步。

那就是“胡旋舞”的意思：西域胡人所跳之舞，特点是旋转如风。

只不过，这种西域舞乐传入中原，尚需时日。在齐宣王追求娱乐化舞乐之后大约两百年，方才有一位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开启“丝绸之路”，让西域舞乐随着使者、商旅，走过沙漠，到达中原。

“胡旋舞”一词，最早出自于晚唐历史书籍《通典》，但这并不意味着其舞也是晚唐时期方才传入。按照史书记载，在西汉中后期，宫廷之中就有若干舞者很可能习得了“胡旋舞”的技艺。比如那位绝色的赵飞燕，史称其能在一掌之地起舞，那么起舞的方式，大约便包括旋转。到了东汉时期，西域舞乐更是盛行，如那位“鼎鼎大名”的汉灵帝，便是：“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

随后中华历史步入了三国混战时代，短暂的西晋，以及长达三百余年的乱世，大量异族迁居中原，带来许多异族文化，对中原文化造成强烈冲击，待到大唐王朝建立之时，唐太宗下令所定的宫廷音乐十部中，便只有两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汉乐，其余多为“胡乐”。

大唐乱

前文所言“胡旋舞”乃是广义，是对于西域舞乐一种代表技法——旋转的统称，狭义所言“胡旋舞”则是在大唐王朝时期，由西域康国所传来的一种西域舞乐。

西域康国，大约位于今日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城，属于中亚地界，距离彼时的长安至少有两千公里之遥。在古代，这是一个可怕的距离，但更可怕的是，早在西汉时期，中原王朝的影响力就已远至那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通过这里中转，彼时康国名为康居。到了大唐王朝时期，此国连同另外八国归附，称为“昭武九姓”。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中间地段，又是希腊罗马文化、东方文化、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诸文化的交汇之地，“昭武九姓”在舞乐上很有一套，其中特别有一套的，就是康国的“胡旋舞”。

这种“胡旋舞”，除了具备西域舞乐所有的旋转特性之外，还具有更多复杂动作，且要与独特的音乐相结合，并非只是简单的旋转那么简单。舞者所穿服饰，也是极具特色的西域服饰。表演形式也多变，有一人独舞，有两人对舞，还有多人团体舞。

这是一种高难度的舞乐。

没难度谁看？周公旦留下的舞乐之所以遭到诸侯们的厌弃，除了缺乏娱乐性，还在于缺乏动作上的难度，而动作上的难度，也就是舞蹈的技巧性，是需要舞者付出相当长的时间与精力，加上天赋，进行训练所获得的独门技艺。从这个角度来讲，舞与武，有类通之处。

何况要学习胡旋舞，除了习得那些舞技之外，还要通胡语，唱胡乐，穿胡服……

这种高难度舞乐起初流行于大唐王朝的宫廷，而不是民间，是因为彼时有一位文艺气息浓郁的帝王——唐玄宗。

作为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兼有“明君”与“昏君”两种矛盾特征的帝王，唐玄宗在能力与才华上，自然非寻常之辈。除了传统的书法、文学等等门类外，他在舞乐上也很有造诣，史称他擅长琵琶、笛子、萧等当时的主流乐器，还是一位作曲作词人，留下了《霓裳羽衣曲》《小破阵乐》《春光好》《秋风高》等百余首名曲。虽然未见有关于他起舞的记载，但很可能只是因为贵为天子，他不能随便乱跳罢了。

他不能跳，自然有人为他而跳。

在唐玄宗所倾心的舞者中，第一人选就是杨玉环。杨玉环的大名，自不用多说，需要说的是，她在舞乐艺术上的造诣，高超到足以讓当年的赵飞燕汗颜，因为其所擅长的舞乐形式不仅很多，还能引领数十名舞女同时表演，“胡旋舞”正是她的拿手好戏，那么也就意味着她通胡语、胡乐。这番起舞的艳丽场面，以李白之诗才，也难以将其十分之一表现出来：“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杨玉环之后，唐玄宗所欣赏的舞者，却是一个丑陋又险恶的家伙——安禄山。

按照史书记载，安禄山在唐玄宗面前大跳“胡旋舞”，而且也是旋转如风——“乃疾如风”，似乎在技艺上丝毫不亚于杨玉环。但史书同时记载，此人是一个体重在三百斤以上的胖子，而那“胡旋舞”是一种动作难度极高的舞，安禄山是胡人，唱胡乐并不成问题，但成问题的是他体重三百多斤怎么还跳得旋转如风？

史书中的记载有人相信，也有人觉得蹊跷——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安禄山明知自己“身宽体胖”，是一个演丑角的好料，不适合去跳什么“胡旋舞”，却要故意在唐玄宗面前表演这种高难度舞乐，为的就是博得圣上一笑之同时，让其对于自己为了满足圣上爱好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所感动，谋得进一步的宠信，进而获得更大的权力。故而在唐玄宗问他，你这么大个肚子里面，到底装了些什么呢？他就要立即回答：“唯赤心耳！”

不管真相如何，作为“安史之乱”主导者之一的安禄山，终究折腾出了一场“大戏”，让曾经举世无双的大唐由盛转衰，终结了唐玄宗的帝王生涯、杨玉环的性命、他安禄山自己的性命、许多人的性命……

戏曲兴

最早出现“胡旋舞”一词的《通典》，成书于公元801年，“安史之乱”结束于公元763年。在《通典》之前，也未见有任何关于“胡旋舞”的记载，诗文之中都没有，所以可以断定的是，这种西域舞乐仅在宫廷内部小范围流行，知名度一般。

“安史之乱”后的大唐王朝，在苟延残喘中又经历了一百余年，许多的文人骚客有感于颓乱之世，纷纷将矛头指向了造成这个盛衰转换的关键人物：唐玄宗、安禄山。感性的他们不会像今天的学者一样去分析经济、政治、军事上的因素，而是选择了以唐玄宗的娱乐生活为焦点，由此波及杨玉环，以及“胡旋舞”。

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有白居易的《胡旋女》，诗文叙述胡旋舞一传入中原，就让唐玄宗开始脑袋“胡旋”，进而上了安禄山的当，害得天下大乱：“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

另一位晚唐著名诗人元稹更是在诗文中直言，这个“胡旋舞”，就是胡人发明出来用于迷乱唐玄宗，进而发动叛乱，毁灭中原王朝的凶器：“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在唐玄宗之后，宫廷之中也再无一个帝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喜欢这种舞乐了。

绝迹于宫廷之后，“胡旋舞”也并未以流入民间的方式存留于中原，到北宋时期，就已看不到有关这种舞乐的记载。其生命力之短暂，正是源自于其难度太高，在唐玄宗迷恋此舞乐的时代，除了杨玉环这样的专业人士，以及安禄山那样的心机人士，跳“胡旋舞”的舞女、乐工，都是来自于西域诸国的进献，对此，史书有不少的记载，如《新唐书》卷二百三十八：

“康者……开元初，贡锁子铠、水精杯、码瓶、驼鸟卵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

“米，或曰弥末……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

“俱蜜者，治山中……贞观十六年，遣使者入朝。开元中，献胡旋舞女。”

北宋《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

“（开元年间）五月，俱密国遣使献胡旋女子及方物。”

“五月，康国献胡旋女子及豹史国献胡旋女子及蒲萄酒安国献马。”

“七月，突厥骨吐禄遣使献马及波斯锦史国王阿忽必多遣使献胡旋女子及豹。”

在晚唐时期，中原王朝就已经逐步失去对西域的控制，这对于西域舞乐的传入有相当大的影响。北宋王朝建立后，曾对西域有过一段时间的控制，并建立起陇右都护府，部分西域政权也曾恢复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但“胡旋舞”却并未得以再现。

此时的中原王朝的娱乐文化，已经从舞乐阶段发展到了戏曲阶段。

戏曲与舞乐的“祖宗”都是上古时期的“神舞”，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戏曲的表现力更强，欣赏难度更低，更符合大众传播的要求。中原自北宋王朝开始，就步入了古代的城市化高峰期，如北宋都城汴京，就是人口过百万的大都会。这座城市与许多的北宋大都会一样，实行充分的商业化政策，放宽宵禁，娱乐产业由此得以蓬勃发展，而广大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正是以“说故事”为主的戏曲，这和今天的许多人爱看“肥皂剧”是一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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