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每年拉起横幅，放上鞭炮，列队欢迎他和虫友的到来。还有的买虫大户，会包下乡村半条街的旅馆，购置新的家具；也有任性的土豪，无法忍受早晨鸡叫，把村里的公鸡全部买来吃掉。

被捉的蛐蛐。蛐蛐又名蟋蟀，是一种至少存活了1.4亿年的昆虫。

文｜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实习生王双兴 邓宇晨

编辑｜陈薇 校对｜郭利琴

►本文全文共8180字，阅读全文约需16分钟

一种生命力仅百天的虫子，被把玩了近千年。

当虫季来临，玩家们付出体力和脑力，倾注财富，希望借此获得驾驭战斗的法门。在田间地头，古老的斗蟋文化与不断投入的财富相遇，并随之复活、繁荣、幻灭。

玩家中有北京城的退休教师、身家过亿的老板、年轻大学教授、国企金领、幼儿园园长、穿校服的小学生、名校博士生……

他们将为你打开另一个世界。在那里，蛐蛐是让成年人回忆童趣的玩物，是生命的解药，是堪比西班牙斗牛的文化象征，是帮助一方百姓脱贫致富的宝藏，也还可能是击垮富豪的赌博机器。

蛐蛐，这种存活了至少1.4亿年的古老昆虫，用它的一生缔造了人间的快乐，也见证着现实的奇幻。

托孤

老崔给虫友于佳发了条短信。

“把我的罐子拉走吧。”他躺在病床上，血液里的栓塞压迫了他的运动和语言神经，一说话会咬到自己的舌头。

老崔的蛐蛐罐大大小小凑足了三桌。大罐子摆不开，他又找人定做了手掌大的小罐子。一层层摞起来，精心侍弄。每年秋天，一百多只蛐蛐成了家里特殊的成员。喂食、清理罐子、过蛉（交配雌蛐蛐）……每天搭进去三四个小时，他“忙得舒畅”。

十几年前，老崔从北京市某重点中学退休。70岁的他身高1米8，硬朗、高挑。他和老伴儿住在一套50来平米的房子里。争取了二十多年，老伴儿划出一块1平米见方的角落，让他伺候蛐蛐。

正在静养的蛐蛐。新京报记者李兴丽 摄

本该到了5、6月才煮的罐子，他在冬天就用红茶水提前煮好了。七十多个罐子消了火气、杀了菌，等待着来年新蛐蛐的入住。

选虫、饲养和格斗，蛐蛐的玩法很像昆虫版拳击运动。玩家需要通过头形、牙形、须、腿、翅膀、身材比例、颜色以及动态等生物特征，识别并判断出一条蛐蛐是否具备成为“泰森”的潜力。再依靠40-45天的静养，将蛐蛐倒进斗盆，用鼠须或芡草撩拨它的牙齿，指挥它赢得战斗。

据虫界人士估算，到了虫季，北京城里，每天蛐蛐罐不离手的玩家至少有1万人。技巧中遍布“暗门、玄机”，各家有各家的独门秘籍。

蛐蛐儿在老辈儿人的生活里拥有特殊的地位。三千年前，诗经有云：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

一百多个蛐蛐罐里的生命曾驱走了老崔的烦恼和孤独。如果讲得再感性一点，这位曾经的数学老师愿意向你描绘一幅唯美的画面——繁星满天，青纱帐里蛐蛐低鸣。“除了天和地，只有你和吱呦吱呦的虫。”

往前倒退20年，50来岁的老崔“在学校听领导的，在家听老婆的”；再往前推20年，北京城里30岁的青年生活得谨慎而压抑。当他站在陌生的田间地头时，抓虫所附加的自由令他痴迷——“一玩24年，一年没断过。”

不成想，2015年春节前，老崔中风了。

被“托孤”的于佳不敢接罐：“罐儿在，就有念想，到了虫季他还能爬起来。”他36岁，从事医疗器械销售工作，常穿一件NASA蓝色飞行员夹克：“玩蛐蛐儿的人，斗的就是一口气。”

果然，转过年，虫季一到，老崔一抬腿又下山东了。

即便这样，老崔还算不上最痴迷的玩家。

一位88岁的老爷子，被医生宣告活不过80天时，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身上挂着尿袋、手背上打着吊针、坐着电动轮椅到了山东。他跟卖虫的农民说，蛐蛐叫百日虫，他可能活不到蛐蛐出战了，但到了季节“特别想听蛐蛐叫”。

黑风口

每年8月初，当第一场秋雨飘落，蛐蛐顺利褪下最后一次壳。它们的翅膀变得厚实、亮丽。雄蛐蛐震动翅膀鸣叫着从成片的玉米地、草窝、砖缝里跳出来，玩家们便像铁屑一样被“磁铁”吸引着，奔向山东。

按照蟋蟀学者的表述，因水质和土壤利于蟋蟀钙化，山东有一条自北往南的蟋蟀产区，位于东经116°30′——117°30′，包含宁阳、乐陵和宁津等16个地区。虫客们把去山东抓虫和买虫，统称为“下山东”。

在田间地头等待抓虫的撬子手。

其中，又以泰安市宁阳县和德州市宁津县最出名，两地蟋蟀彪悍善战，曾为历代朝廷进贡斗蟋。

按照当地公布的数据，每年至少有10万人会从上海、北京、天津、杭州、南京等地涌入宁阳县。这一数字，接近宁阳县82万总人口的八分之一 。

老崔依然是一宿硬卧睡到山东。老辈儿玩家喜欢亲自下地逮虫。他们享受漆黑天地间，捕得战将的使命感。

疾病收回了老崔一半的抓虫时间。以前身子骨好，晚上10点钟下地，熬个通宵才撤。现在只能晚上六七点开始钻玉米地，半夜12点乖乖回旅馆睡觉。

宁阳县乡饮乡小孔家村村外的一个十字路口，形成了中国著名的蟋蟀交易市场——黑风口。

当年，远道而来的虫客为了看到第一手蛐蛐，半夜坐着小马扎，在路口拦截抓虫的农民。四周都是沟，天黑风大，起名叫“黑风口”。

许敬晴是村里的85后，从他记事起，村里就出现了拿着大哥大来收虫的上海人。改革开放后，斗蟋逐渐摆脱了“老四旧”的枷锁，开始成为一部分富裕人群的新娱乐。他的家族参与了黑风口的开发——填平深沟，盖起两排门面房，还在村委会的支持下，竖起了一块石碑：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

圈里叫得上名号的玩家会带着上百万现金出现在黑风口。他们包下人流量最大的路口，每人一张小方桌和一条小板凳，等待虫子被送到眼前。剩下的摊位也寸土寸金，10块钱一个沿街排开。

“坐一下和坐一天，都是十块，招待茶水。”许敬晴的一个亲戚，在虫季摆上几百张桌子，一天就能收入过千。最热闹的时候，整个黑风口周围“估计得有一千张桌子”——至少相当于村庄人口的两倍，许敬晴顿了顿，又补充：“保守地说”。

早上10点之前，黑风口会陷入瘫痪，所有车辆需要绕行——人群有多涌动，财富就有多黏稠。

每到虫季，黑风口蟋蟀交易市场就热闹起来。

虫客挤满了兰州拉面馆，烟酒供不应求，平时一个月都卖不出几桶的矿泉水也断货了。村民开着车，拉着自己家的水摆起摊位。为蛐蛐罐砸底的土也需要专人去深挖，再拿到市场售卖。“卖零钱”的吆喝声，会告诉你，在虫季，即使没什么可卖的，零钱也是一种商品——100块钱可以换走95块零钱。

负责去粗取精的二手虫贩，出现在市场里、游走在村间地头，为“财神爷”们搜罗将帅。热心的中间人，如果促成一笔大额交易，也会获得几百到几千不等的介绍费。

对一条好虫的热望，驱使着虫客在早上5点钟出摊。“争的就是第一个看到撬子手抓到的蛐蛐儿。”许敬晴说。

撬子手是蛐蛐捕手的职业称谓。在虫季，外出打工的青壮年会像春节返乡一样，请假回家抓蛐蛐儿。

8月8日是约定俗成开始抓虫的日子，听上去充满了好彩头。

他们趟遍了村庄附近的田地，又组成摩托车队和汽车车队，向十几公里、甚至上百里外的玉米地进发。裹着水绿色的迷彩服，撬子手的武器是头顶的矿灯、手里的罩网和腰间的竹筒。

凌晨，在地头等待抓蛐蛐的撬子手睡在蚊帐里。

男人们黄昏时出发。前半夜一垄一垄趟过田地逮虫。后半夜则要靠“听叫”——在地里吃饱喝足的雄蛐蛐会震动翅膀，召唤配偶。有经验的撬子手通过叫声，能听出蛐蛐的厘码和优劣。

他们在田间地头铺上泡沫板，搭起蚊帐，等待凌晨2点之后，玉米地里响起“嘟嘟”的声响。这是好蛐蛐的叫声，沉郁厚重；一般的蛐蛐则“吱吱”叫，尖而亮。

那是从土地里冒出的真金白银。2015年，一条重7厘左右的蛐蛐在黑风口曾卖出5万块的高价。7厘约0.65克，相当于一颗阿莫西林胶囊。按同时期黄金298元／克折算，即使是同等重量的千足金，也不过194块钱。

当村里的男人们归来时，将蛐蛐转变为财富的接力棒落在了主妇身上。

在虫季，一个幸福家庭的标配是一个出色的撬子手和一个能说会道的媳妇。她们需要在老公躺下休息的清晨，拎着15块钱一只的编织篮子，到早市上推销战果。

蛐蛐被分装在拳头大的白瓷小罐里，用橡皮筋箍着。虫客根据阅历和眼光给价。有的把厚厚的眼镜抵在蛐蛐罐边上，打量半天：先看头，后看腿，再看皮毛不后悔，最后打草看牙。也有人一掀盖儿就报价。

在这个桌上开价100卖不掉的虫子，到了下个桌，可能被1000块买走了。“从三五块到一两千，几乎没有剩下的虫子。”许敬晴说，即使抓不到卖价昂贵的“万金虫”，在象征凉寒的露水爬上庄稼之前，一个家庭也平均可以赚两三万。

口才和耐心，会为每一条虫子找到主人。

黑风口市场上交易的虫客。

万金虫

2016年秋天，许敬晴的一位叔叔卖出了一条1.3万的蛐蛐。对方出价1万，成交后感叹蛐蛐确实好，一高兴又给了三千。

买到好虫的玩家放起鞭炮；卖出虫子的叔叔买来烟花，又买了烟分给一起下地抓虫的战友。

北京人最初下山东的时候，还是可以用手电筒里抠出的电池，换来两条蛐蛐的年代。

1993年，老崔第一次下山东，虫友在地头儿花150块钱买了两条蛐蛐儿，旁观的农妇吐吐舌头，觉得不可思议。

到了2003年左右，开大众捷达出现的个体小老板不再是市场的大户，开悍马、保时捷、奔驰，身家上亿的老板开始出现在市场，很快成为“大户中的大户”。

“一只蛐蛐三头牛”的致富经终结了老崔们免费下地抓虫的经历。去年，他和几个上海虫友进地抓蛐蛐，需要花500块钱包下一块玉米地。

大户到了撬子手家，会像走亲串友一样给孩子发红包，“一般都是上千块”，为的是打好“群众基础”。

想要获得好虫，要么需要付出令人咋舌的高价；要么需要超乎常人的眼力，凭借低价捡漏。

始自宋朝的古书上，列出了青、黄、紫、红、黑、白六大类共260多个蟋蟀品种。不同的颜色和特定的形态匹配，便会演绎出等级悬殊的蟋蟀。“乌头金赤、蟹壳青、紫黄、青麻头、铁头青背、琥珀青、白牙青……”具备“帝王相”的蛐蛐鲜见，且不易辨认。

许敬晴记得，2015年前后，两条独腿蛐蛐在城市对抗赛中战绩卓越。虫客和虫贩子开始不断找上门，“有没有天独？”古谱上的描述和现实的战绩，让玩家觉得天生独腿的蛐蛐“打起来会往死里打”。

一只蛐蛐即将被捉。

再早几年，“乌钢牙”曾千金难求。但有虫客收虫时，一早上看了十只。“乌钢牙”后来被证实是少数人将虫牙做手脚后混入市场的假货。再到后来，只要说一句：“‘乌钢牙’要伐？”顾客就会立即被吓得逃走。

2016年秋天，42岁的北京玩家柳森花500块从黑风口买回一条“黄扳钳”——外壳黄色，牙齿像扳钳一样威武有力。

当年，他花了几万块收虫，最贵的一条叫价2万，8000拿下。这条初看起来“中不溜儿”的黄扳钳，在当年北京虫王争霸赛上，赢得6厘1重量级的“虫王”。

“收虫儿就跟搞对象一样，别人看范冰冰、Angelababy好看，你就瞅不上，就图俩字儿，喜欢！”3月18日的上午，柳森穿一件蓝绿色布克兄弟Polo衫，坐在摆满各式蛐蛐罐的方桌前。他在北京一家企业担任中层管理者。

柳森每年会和几个虫友开着“加起来几百万”的豪车下山东。在黑风口，他们包下十个摊位，拉起横幅收虫。临走时，他照顾村民生意，还买走了全村的土鸡蛋。

村民每年拉起横幅，放上鞭炮，列队欢迎他和虫友的到来。还有的买虫大户，会包下乡村半条街的旅馆，购置新的家具；也有任性的土豪，无法忍受早晨鸡叫，把村里的公鸡全部买来吃掉。

虫客会拉起横幅买蛐蛐。

柳森是朝阳门胡同里长大的北京人，从小用酸奶瓶养虫。记忆中，天津名家郭景升制作的蛐蛐罐摆在木板车上，2块钱一对。如今，相同的罐子就摆在他的刺猬紫檀茶几上，价格已经涨了上千倍。

“我会花几万块钱吃顿饭，但不会花几万块买一条蛐蛐。”在玩蛐蛐上，柳森笃信的是量力而行：“关键是快乐地玩。有人花几百万玩，有人花1000块玩，都挺快乐。”

十几年前，柳森公司破产、负债近千万时，他穿布鞋出门，“怕人笑话”。东山再起后，相比财富带来的虚荣，柳森更在乎金钱是否能买来当下的快乐。一到虫季，换下西装，穿上短裤背心，蹬上老北京布鞋就下山东了。

宁阳县政府曾做过统计，10万虫客在吃、住、行、购、娱乐、旅游六大块为全县带来3个亿左右的产值。这个数字在280公里外的宁津是4亿元。

为了持续“虫经济”，宁阳和宁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举办“中华蟋蟀大赛”。蟋蟀谱已出了五六十个版本。宁阳县政府还推出了一部地方法规，规范蟋蟀资源的开发。

一位资深玩家王宪春曾劝过一个每年投入巨资买蛐蛐的朋友，没必要花大价钱买虫。

“在北京我一个月消费200万，在这（山东）呆一个月，才花三十来万，哪个值？”朋友的回答让他明白一个道理，玩家挥金如土，更多时候源于财富剧烈增长后的一种释放。

有虫客对许敬晴说，每年下山东，趣味最足的就是坐在农村的市场里，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被卖虫人簇拥着，“有种当皇帝的感觉”。

拥有市值过千万股票的虫客，会时不时微信截图给许敬晴：“我这股票又涨了。”

“玩的就是一种身份体验。”王宪春曾接触过部分大户玩家。金钱为他们铸造了自信的铠甲。投入巨资的人，最大的希望是获得一张顶级玩家圈的门票。

为了抓到好虫，农民组织起摩托车队。

技术型选手

万金虫进城后，住的是比北上广还金贵的房子——价值几万，甚至十几万的蛐蛐罐。许敬晴的一位虫客，在上海专门拿出一套500多万的房子养蛐蛐。

许敬晴的部分同乡，在虫季结束时，跟着大老板一同进城。他们为蟋蟀调理饮食、按摩、洗浴，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师”，月收入过万。

于佳是蛐蛐圈的新玩家。拜师学艺前，他端着蛐蛐罐跟邻居斗，总是“串儿黑”（全输）。入门后，他希望自己成为技术型选手，而不是人民币玩家。

为了赛场上的两三分钟，“就像天安门阅兵一样”，他常常需要准备一年。他坚信精心饲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激发蛐蛐的潜能。

为了不熏着蛐蛐，养虫的三个月，他要求全家吃饭馆，家里很少开火。“不怕你们笑话，”于佳说，“那几个月，早上起来我从来都不抹擦脸油。”

按照书上记载，蛐蛐被熏了之后发软，六条腿抓不实地，严重的直接毙命。

后来，于佳在北京南二环为蛐蛐们租了一套房子。他从网上买了两个养殖级的温控开关，只要温度计里的水银柱指向24度，开关会自动断暖断电。

屋里铺满了塑料泡沫，保证蛐蛐们蹦出来不会受伤。

每天，他都要打开并清理每一只蛐蛐罐，用开水煮过每一只水槽，以保证清洁和健康。喂食的南瓜也被他用料理机打成细腻的南瓜昔。

单是喂食一项，从古书上的小米、南瓜、绿豆，到虾尾肉、蟹腿肉、羊肝，再到冬虫夏草、鲍鱼海参、蜂王浆、蚂蚁卵……人类对食物的拓展，也丰富着蛐蛐的食谱，玩家间常常讳莫如深。

在2016年宁津县举办的全国蟋蟀大赛上，于佳斩获一项全国比赛冠军。

最后一轮打得焦灼。于佳亲自掌草，透明亚克力斗盆里的蛐蛐离他只有一尺距离。在北京初春的一家咖啡馆里，36岁的于佳想起去年那个决定性的瞬间，眼里仍泛起泪光。

与其它玩家热衷于分析蛐蛐的形态特征不同，于佳多次提到“信念”。他强调，打草的时候要有信念：我一定能翻盘。

为了练习打草时抖手腕的动作，他买了一个1斤的沙袋绑在手腕上，开着车等红绿灯的功夫也不自觉抖一抖。最投入的一次，他喂着喂着睡着了，手里的蛐蛐罐摔了，一睁眼看到里面放了三个食槽，“太困了，喂了三次。”

求走于佳虫子的朋友，跟他聊起蛐蛐儿在场上怎么斗，“赢了就在后海请一顿涮羊肉”。锅里的热气驱散了北京秋天的凉意，蛐蛐儿成了聊不完的主角儿。

门徒

在北京，蛐蛐王国的“领土”并不大。

占地40多亩的朝阳区十里河天骄文化城，能买到蛐蛐的门面不过6家，流动摊位二三十个。像老崔一样的普通市民和名气响亮的城市显贵，会从同一个卖家手里买走蛐蛐。

3月10日，北京初春的午后。在回旋着蝈蝈叫声的店面里，66岁的首都鸣虫协会秘书长赵伯光在一根柱子前坐定，身后挂着“蟋蟀能人”四个大字。他身材高挑，穿一件立领皮上衣，手上戴着一枚红珊瑚戒指。

店面只一间房大，却是北京最全的蟋蟀用品商店。在摆满蛐蛐罐的货架顶上，陈列着一排泛黄的奖状和落有灰尘的奖杯。玩家再能侃，看看那些北京蟋蟀联赛的前三名成绩，便不再造次。

从1988年开始组建北京市蟋蟀联赛至今，赵伯光组织的北京市友谊赛即将迎来第30届。在城市级的联赛之前，北京长期是私下约局的玩法。赵伯光和位于西直门、广渠门等北京四九城的其它7个玩家，成立了八支队伍，打起循环赛。

他们草拟比赛章程和竞斗规则，每年修改。

起初，参赛者每人5块钱，用于购买奖状和奖杯。后来，有支持者开始为比赛提供赞助，参赛的队伍从8支逐渐发展到22支。

赵伯光把斗蟋视为国粹，“就像法国人的歌剧、西班牙的斗牛一样”。他曾在电视上出镜85次，其中一次是应荷兰电视台之邀。对方此前拍摄了泰国斗鸡和西班牙斗牛。

这天，在接完一个关于为斗蟋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话后，他再次向记者强调了玩蛐蛐对修身养性和提升社会文化积淀的作用。

斗输了的那只蟋蟀不会鸣叫，“知耻也”。宋朝书法家黄庭坚总结了蟋蟀的“五德”：信、勇、忠、知耻、识时务。赵伯光试图找到人和虫在情感品格上的共鸣，并鼓励人像蟋蟀一样去战斗。

撬子手在检查逮到的蛐蛐。

收徒还是近十来年的事。当来自东北、广西、陕西的仰慕者找到赵伯光时，他们大多比眼前的师父富有，拜师的理由类似竞技体育选手：“要玩得好，有脸面。”

斗蟋蟀勾起了一部分城市新贵的童趣记忆。他们从这项800多年历史的娱乐活动里找到“回归的感觉”，希望通过赢得胜利获得快乐和优越感。

他们在师父的带领下抓虫、买虫。按照指引，记下每只蛐蛐的饮食、交配和各项指标。徒弟们每月聚一次会，找师傅解疑答惑。遇上“谁也不服谁”的人，便约着斗一场。

先后有23个徒弟拜在他门下。最大的57岁，最小的正在考博。他们中有身家过亿的老板、北京城的年轻教授、国企金领、幼儿园园长，还有名校博士生。

赵伯光收徒的条件之一：必须是大学生。这既保证了徒弟的领会能力，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收进赌徒——赵伯光认为，三四十岁以上的大学生，不会对蛐蛐抱有非分的想法。

“自古就是大宅门有钱人玩的玩意儿，改革开放富裕起来后，传统的玩意儿又被想起来了，有需求，就有购买力。”在被财富裹挟的潮流中，如何保全斗蟋蟀的味道，成了赵伯光最在意的事。

赵伯光的蛐蛐用品店。

到了9月底，静养驱走了蛐蛐身上的湿寒，初斗的季节来临了。老崔拎上蛐蛐罐，挤进北京的地铁，从东城区奔着30公里外的通州老友家去了。

来自山东、河北、河南的蛐蛐们被虫友们倒进斗盆。生平第一次在北京的桌面上聚首。它们的主人希望通过打斗，为爱将们彩排，目的是排出强弱顺序，行话叫“排口”。

排出的优质蛐蛐才有机会首发出场，参与一年中的各种比赛。这是最传统、最基础的玩法。

作为蛐蛐届的领军人物，赵伯光最乐意跟圈儿外人聊蛐蛐的面子文化。“选、养、斗，那么辛苦，到头来，都是一个面子问题。”

“您今天肯定没拿好蛐蛐儿斗，差半口儿我就输给您了，让我捡便宜了！”

“哟，您谦虚了，您这虫儿体格、牙口儿样样顶针儿，实至名归！”

事实上，暗地里，输者咬碎牙往肚里子咽，立志“第二年下山东选好虫再斗。”

眼下，斗蟋的内涵在遭逢了时代的变迁后，发生了剧变。让赵伯光愤怒和无奈的是，很多时候，蛐蛐已经沦为赌具，对斗蟋文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破坏。

撬子手的摩托车队向田地里进发。

新领土

于佳敬重每一条为他征战过的虫子。蛐蛐临终时，会拿火柴盒装起来，埋在小区花园里。常胜的蛐蛐还被他做成标本缅怀。

虫客们讲究生命轮回带来的虫运。一个有点迷信色彩的说法是，蛐蛐临终要厚葬，来年还能遇见好虫。

但在山东，“虫运”正渐渐枯竭。

在距宁阳县30多公里的曲阜，农民家里的《宁阳蟋蟀谱》都快被翻烂了。撬子手抓蟋蟀的半径越来越大，好虫却越来越难抓。

原来麦秸垛、墙角里，一翻就有。工业区、开发区的崛起，加上多年的扫荡式捕虫，如今车队要开四十多分钟去开辟新领地。

在泗店、姚村等大型交易市场，为了对抗人工繁殖的蛐蛐的“白虫”，卖家们拉起触目惊心的横幅——“抓到卖白虫的罚款2万”。村民为揽客说了狠话，“对毛主席发誓，绝对是野生虫”。

上海、北京、天津的玩家还在尝试去山东、河南、河北孵化新的市场。他们找到与宁阳处于同一纬度的处女地，投入金钱和设备、培训农民如何识别优质蟋蟀。

3月11日，在十里河，散落在北京各地的玩家，赶来和即将搬迁的文化市场告别。

“我那可是条漂亮的青衣白麻，小寿星头，黑面骨头大白牙，青翅包身。”一位68岁的老玩家挤在鸣虫区的过道里，讲起2016年的得意大将，两眼放光。“嘿，那虫儿叫起来更厉害，跟打雷一样，哐啷啷…… ”

今年2月，文化市场腾退搬迁的通知下来后，赵伯光召集徒弟们开会讨论新店铺的选址问题。有徒弟建议转做网店，遭到了他的坚决反对。“虫友堂的招牌不能倒，得给北京爱玩蛐蛐的人一个歇脚的地儿。”

许敬晴一度搭建了一个网络交易平台。

当他在网上出售蛐蛐时，一个品相一般的蛐蛐，被虫客出价1000块。他怕邮寄过去虫客有落差，不断打预防针：“这种连500块都不值，真不值1000块。”

虫客不理，转眼他手机上已经收到了转账提醒。

网络似乎拓展了新的领土。但行业缺乏优劣标准，以及笼罩在交易下的涉赌色彩，令他心情复杂。

他关停了网络销售的入口，总是忍不住回味起小时候去抓蛐蛐的经历：“那时就是单纯玩，真开心啊！”

夜里，叔叔怕他走丢，一边趟地，一边喊着他的名字。蛐蛐被吓得不再出声。他走在湿热、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汗水越过脖子里的毛巾顺着脊背淌向裤腰。躲避不及，老玉米叶子唰唰划在脸上，辣辣地疼。

突然，一阵悠长的叫声响起，矿灯一亮，网罩盖住了油亮亮的一只蟋蟀。

（文中图片除署名外，均为许敬晴供图，感谢许敬晴对本文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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