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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名字蝈蝈】文化云客厅|乐乐:写小说的人要吸人的黑暗

时间:2023-03-13 03:38:36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写文章|劳拉段阿信

骆军是个会讲故事的人。

读骆君君的小说可以感受云里雾里,但听他的故事时不被吸引是很难的。无论多么琐碎的事情,他生动的描述和丰富的动作融合在一起,都成了有趣的形象。最后,关于创伤和救赎、异化和孤独的主题在幽默表达的间隙中慢慢流下。

骆怡君差不多40岁才开始写小说,以狂暴的想象力和华丽的语言脱颖而出,成为台湾中生代小说家的代表人物。最经典的《西夏旅馆》 《女儿》都以萎靡不振、奇异著称,今年又出版了《匡超人》。这本书从《西游记》的美猴王写到《儒林外史》的超人,庄严的想象仍然面朝脸。骆君自己也认为“写得很好”的小说。(《匡超人》荣获2020年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创办的红楼梦奖决心团奖)

7月22日,骆怡君带着《匡超人》客人新京报文化云客厅进行了一个小时的直播。他在关于变形的三个故事中,讲述了美猴王毅如何成为他精神世界的先导,以及为什么以《儒林外史》超人的身份命名这本书。

骆军,作家,1967年出生,文化大学中文系文艺创作组、艺术学院(现台北艺术大学)戏剧研究所毕业,台湾中生代小说家代表人物。荣获第三届红楼梦奖全球化文章篇小说一奖、第五届联合新闻文学奖、台湾文学奖长篇小说金田奖、时代文学奖短篇小说一奖、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推荐奖、台北文学奖等多项重要文学奖。

写小说的人要像菩萨一样。

承受一切苦难

骆怡君在台北旁边一个叫电影的小镇长大。“我们这一代人的视野开放和接收的爆炸性信息都得益于西方的现代小说。”从18岁到48岁,踏踏实实地读福克纳、卡夫卡、川端康成、杜斯托耶夫斯基,读Nipole、石黑一雄、印度、拉丁美洲和东欧比较冷淡的小说家,读波拉尼奥。“老实说,我没有去过俄罗斯和莫斯科,但当我20多岁的时候,在阳明山的森林里抄写阅读这些小说时,我似乎能感受到西方20世纪小说家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瘟疫、强权之间的恐吓和人心险恶的恐惧。

早年这种大量读书灾难的经历甚至让人生病。2016年前后,骆怡君长期患病,一度患上心肌梗塞,生命垂危。有一天,更奇异的疾病突然降临到——,他发现自己身体的一个部位有一个洞。

和他同龄的很多作家朋友近来也相继患上了奇怪的疾病。比如,他的好朋友黄金秀得了重症肌无力,董继长生了恐慌症之类的怪病,台湾的同辈小说家到了自杀的地步。“我们的日常活动明明只是写小说,不使用酒席,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骆怡君的大学老师杨泽分析说,他们从年轻到现在,都依靠感性的经验,对自己所处的文明缺乏了解。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正在迅速吞噬西方最纯粹的文学“海洛因”。这些文学采用的方法论、表现形式非常消耗。读得太多,读者的内心必然会爆炸。

洛李军决定用更有趣的方式想象这个“洞”——。他把它看成《三体》中的外星人,打开虫洞的时候找到了错误的位置,不小心把它看成自己身体上打开的框架。自己的痛苦不想死。实际上是为人类和宇宙之间的联系提供了出路。"低头可以看到各种小星际战舰从洞里出来."

更巧的是,就像命运一样,骆军某天花200元得到了金刚菩萨,偶然发现菩萨的后脑也有一个大洞,他想起了卡夫卡、马克斯和最残忍的波拉尼奥,世界上所有小说作家在创作时都保持了核心概念3354救赎。他对自己说。“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你要像这个菩萨一样,把世界上所有的嫉妒、痛苦、暴力、黑暗和恐惧都吸进自己的内部,忍受一切苦难。

直播中落选了

用小说记录“变形”和“反转”。

骆怡君曾在杭州发表演讲,应主办方的要求,他专门准备了三个关于变形的故事,以应对当地的古老传说《白蛇传》。与以前在学校和书店对文青的演讲不同,当时在京杭大运河的一艘船上向30多名大爷大妈讲了故事。大家坐在桌前,桌上放着一碗茶,外面是湖光山色,青绿色,很悠闲。但是船的马达声音很大,随着波浪震动的声音,爷爷阿姨和孙子说话的声音开始传来。

骆军讲了三个关于变形的故事。第一个故事来自他年轻时看的爱斯基摩动画片,《男孩变成熊》,这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有一天,爱斯基摩夫妇离开家的时候,一只雌性北极熊把这对夫妇的小儿子

叼走了,这只熊妈妈把小男孩当成自己的小熊崽一样照顾,教他各种维生的技能。另一边,小男孩的亲生父母疯狂地找了十年,直到有一次碰巧射杀了熊妈妈,才发现了小男孩。回到人类的居住地后,小男孩仍然把自己视为熊而不是人类,总是遭到其他孩子的霸凌,以及亲生父亲的规训。小男孩非常痛苦,只好跑去跟山神祷告,想变回熊。山神告诉他,要想变回熊,必须通过三个大自然的考验:第一是跳进海里经受最残酷的洋流的冲击,第二是要承受地表上最猛烈的飓风,第三是要在雪原上忍受最难熬的孤独。经过这三关以后,就可以变回熊。最后,经受了重重考验,在鲸鱼和牦牛的帮助下,小男孩终于变回了熊。

第二个故事来自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富恩特斯的小说《奥拉》,小说里有一位不愿意变老的老太太,标题里写的年轻女孩奥拉其实是老太太的分身。第三个故事来自骆以军的一位女性朋友,她最初养过一只蝈蝈作为宠物,但只养了6个月就死了。这件事让她很伤心,发誓再也不养寿命比人还短的生物,于是跑去日本定制了一个人形关节,比充气娃娃更逼真,跟真人的大小、触感都很像。

骆以军对着杭州的老头老太太讲完这三个故事,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跑进了一座全部是黑人的教堂里讲白人的笑话,有种说不出的冒犯和尴尬。听众同样非常困惑,反应冷淡,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讲这一大串西方的、科幻的东西。

船行到中途,到达一个折返点,停下来让大家休息。骆以军非常沮丧,跑到船尾去抽烟,这时候有一位老大爷还跑来问他:“你哪来的?你讲话的口吻怎么这么怪,跟周杰伦很像啊!”

但骆以军后来发现,船上的大爷大妈们其实是很有教养的,他们会讲唐诗宋词,知晓京杭大运河的历史,了解宋朝人如何斗茶、如何鉴赏瓷器。可是突然跑来一个怪人,跟他们胡言乱语,大谈男孩变成熊,大谈奥拉,这种场面实在吊诡,很像拉美小说家们常玩的时间幻觉游戏,把极短的时间跟无限的时间相互错置。他感受到其中的变形和扭转,于是把这段经历编成故事,收录进自己的《匡超人》。

《匡超人》,作者:骆以军,版本:后浪 |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0年7月

倒置、变形是《匡超人》里重要的主题。骆以军的父亲1949年从大陆入台,生活环境彻底改变。仿佛张爱玲的自传性小说《雷峰塔》里谈到她的父母,谈到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代人,就像磨坊里碾盘上面的谷糠,而且是被搁在最上面的谷糠,是第一代被中西文化冲突碾碎的人。

张爱玲的父亲原本是前清贵族,从小要读八股文,但是当他成年后,八股文却被灭掉,那些古老、典雅、笨拙的文字全部消失,所有人都要学习西方,所有人都要进入现代。张爱玲的父亲虽然是前清旧时代的人,但他会读尼采和叔本华的书;他根本没出过国,却会戴配有不同时区钟面的手表,也是最早一批去订做白铁皮的书桌书柜的时髦人士。

那代人经历了内部的变形破裂,他们会怀疑自己究竟是熊还是人,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们遭受的震荡那样延续下来,震荡到张爱玲,震荡到鲁迅,震荡到莫言、王安忆,震荡到100年后的双雪涛、阿乙、张悦然,西方爆破性的力量在100年以来的中国人心里开了一个洞,这个洞造成的伤害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这是骆以军想呈现的命题之一:“在《匡超人》里动用所有20世纪西方现代小说的感觉或技术,来翻滚变化,展现世界如何不断变形。”

《儒林外史》里写的偷拐抢骗,

已比索尔·贝娄更通透

美猴王之所以能成为《匡超人》非常重要的驱动引擎,是因为他带来两个话题:“变形记”“西游记”。孙悟空一直有办法变貌,可是他的变形却是因为如来佛、观音菩萨一路的镇压。就好像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这一系列磨难,一路让清朝人“变乖”,甚至后来清朝人追求全面西化,仿佛那只拼命要变成熊的男孩。

对骆以军来说,美猴王也是他精神世界的引领。“刘再复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学传统里只有两个人物至臻纯美。这两个人物一个是《红楼梦》里的林黛玉,她的灵魂太纯真了,面对这个暗黑、粗暴的世界,她宁愿折断,也还是那么‘叽歪’——不是‘叽歪’——还是那么不会妥协,不会稍微嘴甜一点,稍微虚与委蛇一点,讨好一下姥姥,拍一下下人马屁。她不会,她就折断了。另外一个至臻纯美的人物是《西游记》里的美猴王,作为一只猴,他根本不管仙界、玉皇大帝那一套秩序、伦理,他只管捣蛋、破坏、翻天搅地,在没有电影的时代,美猴王的变形记足够让你目眩神迷。后来从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一系列的IP改编,美猴王永远是票房灵丹,所以我们整个民族对美猴王一直有一种理解跟共振。”

这也是骆以军在《匡超人》想实现的愿望:“我希望我在小说里重新再造出一个水帘洞,留住我梦幻中的美猴王。《西游记》最美的开头就是孙猴子和小猴们在花果山水帘洞嬉戏、翻滚,跃过瀑布,里面有石桌石椅,就像‘山中无甲子,寒尽不知年’,一个苏东坡他们最喜欢的山水画世界。”

《儒林外史》里的匡超人是另一个关于变形的故事。最后选他作为新书的名字,也是因为骆以军十分佩服《儒林外史》这本小说:“它就像皮影戏,那些人都没有具体的面貌,没有西方小说里的复杂的描述,人在各章节只是讲一些废话,像傀儡一样。 ”

匡超人,原本是一个非常清纯的少年。他坚守着心中的价值,对未来充满想象力,但等过了十几个章节他又出现时,因为吸收了太多江湖的污秽,他变成了一个虚与委蛇的小人。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研究者商伟教授曾经写过一本书,讲的是18世纪明朝中晚期之后,中国士大夫心灵跟话语之间的背离。商伟说,从春秋战国到汉唐宋,儒家知识分子们所掌握的话语体系已经过于熟烂和僵化。在这套话语体系里,士大夫们明明知道那些陈词滥调是僵死的,可依旧像AI一样不经思考地输出这种语言。

“所以我说,明朝《儒林外史》写人心灵的偷拐抢骗,就已经比索尔·贝娄写的《洪堡的礼物》里更通透。我年轻的时候都在读卡夫卡、福克纳、博尔赫斯,这几年重看中国古典的小说,比如说《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我会感到一股非常强的暗流。好像书里的许多人不知道在干嘛,整天吃饭喝酒讲空话,其实他们把该办的事情都办了,他们该交涉的权力关系、师生关系、情感关系,以及官场里面的整套秩序利益,全部有一套非常平稳的话语系统在里头运转。”

这可以和看鉴宝节目的乐趣联系到一起。骆以军一度迷上了大陆的鉴宝节目,“南昌寻宝”“安徽寻宝”“深圳寻宝”......甚至常常看到深夜,取代了曾经唯一的熬夜方式看小说。鉴宝的精髓在于判断宝物是真是假。总有人强于作假,也总有人要拆穿这种假,看宝物作伪和辨伪之间的厮杀,便成为观众的乐趣所在。

骆以军总结出,这种热衷于辨伪的乐趣,是从古一脉相承的。“我们的民族文明像锦绣一样灿烂,但如果你以小说的方式去观看人类形态,会发现其实我们消耗极大,甚至最大的精力,就在辨伪。比如孙悟空有真假美猴王,连观音都分辨不出来,还常常用各种偷拐抢骗的伎俩,他是最会用这种《儒林外史》里这套假把戏的人。”

人们总是透过说故事去判定自身大量的故事或伪故事,在分辨真伪时消耗了大部分精力或全部精力之所在,到底如何判断真伪?分辨真假有那么重要吗?或是说创造力的核心到底需要放在哪里?这本《匡超人》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找到答案的可能,正如骆以军所说:“通过这本书我希望大家出现一个画面,在一个空旷的平原上,一端站着美猴王,另一端站着匡超人,他们两个在互相朝对方走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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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罗拉 段雅馨

编辑|吕婉婷 李永博

校对|刘军

来源: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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