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坎坷人生（十）

中央大学鼎盛时拥有理、工、医、农、文、法、师范7个学院、43个系科、26个研究所，是民国时期国内规模最大,影响力很大的一所大学。它的影响力有多大？一组数据可以表明，1938年教育部举行大学统一招生，主要大学第一志愿报名和录取人数情况如下：中央大学报名4309人，录取687人；中山大学报名1906人，录取754人；西南联大（北大、清华、南开）报名1576人，录取662人；四川大学报名569人，录取327人；武汉大学报名538人，录取341人。考生共11119人，报考中央大学的第一志愿达4309人，所占比例高达38.75%。1940年全国报考大学人数一万七千余人，其中报考中大达一万人以上。1942年重庆地区十所大学联合招生，共五千余名考生，以中大为第一志愿的达四千三百人。由此可见，当时中央大学在全国的地位和声望。可惜解放后院系调整时，中央大学被拆分为18所大学，其中有11所985和211：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河海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江南大学、第四军医大学、中央音乐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由此，中央大学的校名在大陆成为历史。台湾在1958年复建中央大学，如今中央大学已经成为台湾地区顶尖的综合性大学。

民国时的中央大学史学系在国内久负盛名，它的历史教学及研究当时在处于全国领先水平,对我国近代历史学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中央大学历史学系必修科目有：中国近世史、西洋近世史、中国断代史、西洋断代史、国别史、专门史、中国史学史或史学方法、中国地理、西洋史学史、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及史学方法、毕业论文或研究报告；选修科目有中国史部目录学、传记学、史籍名著、史前史、考古学、世界地理、制图学、人类学、文字学概论、社会心理学、人类学和历史哲学等。

中大史学教授柳诒征、缪凤林、顾颉刚、金毓黻、朱希祖、郭廷以、沈刚伯、张贵永、罗家伦、张汇文、叶元龙、徐仲年、俞大缜等都是名家名师。名师汇集中大，使得莘莘学子浸染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当时的中大把名教授放在教学一线，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由名师教授，史学系的英文、国文、古汉语......是基础课，重视基础课是中大教学的基本特征。中大有严格的教学管理制度，实行学分制，修满136个学分以上方能毕业。一半学分不及格者令其退学；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者留级；因事请假缺课者每四小时扣一个学分，无故旷课者每两小时扣一个学分。中大主要的学习方式靠教授们的课堂讲授，没有统一教材，教授用自己编的讲义讲课。因此同学们都必须坚持按时听课，很少缺席。他们听课时全神贯注，集中精力记好笔记．不少知名教授备课认真，能够抓住重点，讲解精炼，语言生动，一堂课的笔记记下来，稍加整理，就是一篇好文章、好教材。考试时学生除了参加笔试外还必须上交平时的上课笔记和老师制定参考书的札记。1939年中大招生700余人，然而按期毕业的只有1/3左右，一方面是中大学业要求严格，淘汰率高。也有学生生活或家庭困难所迫的原因，读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断断续续读书，有的学生读七、八年才能修满学分毕业。当时中大学生有一句话：中大是个“铁门槛”，要想爬过铁门槛，就要“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

中大学生在南京时，环境安逸舒适，很多同学学习风气有些懒散，尤其是文科学生更喜欢花影月前、卿卿我我，刻苦用功的学生似乎被同学鄙视，大家向往所谓不用功而考得好的“聪明人”。然而到了重庆以后，在炸弹的洗礼下，在艰苦的环境里，学习风气反而变好。老师的教学精神以及学生的求学风气，反而更为旺盛。雾季过后的重庆经常处在空袭威胁之下，为避开空袭，上课时间有时改在凌晨和晚上，考试出几套题目备用，考试中突然空袭来扰，大家躲入防空洞，空袭警报解除后，换一套试卷继续考试。晚饭后，图书馆或空教室内立刻坐满自修的学生，去晚的人一定找不到座位。抗战期间，重庆的电力供应十分紧张，中大利用松林坡的溪水用一台小水轮机发电，发出的电力满足不了几千人的需求，学生在宿舍或走廊里用墨水瓶做成的油灯自修读书，第二天早上看到每个人的面孔和鼻孔都被油烟熏黑。抗战时期不仅仅是重庆中央大学学生读书风气变好，其他大学也是一样。在抗战期间，知识分子以“知识救国”、“科技救国”、“工业救国”为己任，发奋读书做学问。1938年到1944年，国民政府经济部共核准专利423项，是从民国初年到战前专利总数的182%。时任驻华参赞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认为：“这七年间的科学进步与贡献，比起过去30年来，在质在量皆有增无减。”

大学校园历来是政治力量博弈的地方，中央大学更是如此，学生根据政治取向大致分为右翼、左翼和中间派，两头小中间大，居中的同学多。学生会一般由右翼的三青团员把持，学生中的三青团骨干有的在校有五、六年，六、七年了，还不离校，他们是“职业学生”，充当特务和鹰犬。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引导下，中大的左翼团体有“中苏问题研究会”、“社会问题研究会”、“文学研究会”等，其中以经济系的左翼学生领袖陶大镛为首的“中苏问题研究会”最有影响力，深受学生欢迎。“中苏问题研究会”是1939年开始的，赶巧我父亲那时刚到中大复学，他在同学、室友王铃引领下经常去参加“中苏问题研究会”和“文学研究会”的活动，也算是左翼倾向学生。“中苏问题研究会”的活动最多，每隔一星期开一次座谈会，讨论当时的国际形势，介绍唯物主义哲学。放映苏联电影，举办苏联生活图片展览......。但是“中苏问题研究会”仅仅存在一年多，于1940年在当局的压力下停办了，陶大镛同学因此差点被校方开除，幸亏他成绩优秀，被经济系主任童冠贤教授保了下来。解放初期，我父亲和陶大镛先生曾在中央出版总署短暂同事并经他介绍加入民盟，那时方知陶先生早在1939年就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我父亲是1941年毕业的，重庆中央大学1941届文学院的毕业生共18人：中国文学系4人，外国文学系6人，哲学系1人，史学系7人。那个时代的大学往往是老师多于学生，可见培养一名大学生要花费多大的代价。

1941年史学系毕业的7人是：黄少荃（女）、曾祥和（女）、邵则云、窦宗义、苏诚鉴、王铃、石坤琳。

史学系毕业生的7人除了我父亲出身底层的农民家庭外，其他人大都出身名门望族、书香门第或官宦家庭，如：

黄少荃出身川南望族，世代书香。父亲是当地著名的学者、教育家。黄自小即以文才名闻于乡里，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作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助理，研究中国古代史为主，致力于战国史，在战国史研究方面很有建树，20多岁便知名于史学界。中国“史学四大家”之一的钱穆先生和史学名家金毓黻、顾颉刚、徐中舒曾对学生时代的黄少荃所具备的治学水平给于很高评价。解放后黄少荃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是我国少见的女历史学家，可惜在文革中因迫害而自尽。黄少荃一生谨慎，尤其在解放后一心教书，没有出版任何著作，即便如此还是逃脱不了在运动中被迫害的命运。

曾祥和，河南人，祖父为清朝进士，历任知府等职。其父任教北京中国大学堂，后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参事。曾祥和自幼由父亲启蒙《礼记》、《诗经》、英文。1941年中大毕业后进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任编审，后考上中央大学研究院以文学硕士毕业，24岁任重庆女子师范学院副教授，1948年赴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授讲授西洋通史、西洋上古史、西洋中古史、英国史、西洋史名著选读。后来在历史研究所开设近代西洋政治思想史专题研究。

窦宗义，甘肃人，甘肃省教育家窦秉璋之子。1941年中大毕业后又入中央政治学院高等行政科就学，毕业后任国民政府中央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秘书。后赴美获美国华盛顿大学博士学位，后任亚特兰大大学历史系教授。其哲学论著在世界各国有极大影响。他的中文著作有《李鸿章年日谱》、《论人道主义》；英文有《儒家哲理与马克思哲理之比较》等书。《儒家伦理为日本经济动力之探讨》、《中国之名为“中”的真谛》、《现代科学与佛家哲理》、《零与道家“无”佛家“空”儒家“中”一致论》、《阴阳辨证一元论》、《dank发展程序与周易程序相同之所见》等论文。他被印度、波兰、墨西哥、美国等国家编入世界名人录。

苏诚鉴，安徽人，1941年中央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职于中央图书馆。后任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助理。1943年执教于安徽歙县中学，解放后任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专注古文字和先秦史。

王铃，江苏南通人，出身书香门第，家中所藏古书不少，自4岁起就在祖父的指导下阅读古书。1941年中大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46年王先生赴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在后来十余年的时间里，王铃协助英国学者李约瑟写作举世闻名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前五卷的主要合作者。1958年后，王铃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

我的父亲石坤琳出身佃农家庭，幼时务农，无法和同学们的古文博学比拟。中大史学系的老师尤其重视古文的素养，古文却是他的短板。他的重点放在西洋史、近代史......及英文、法文方面。毕业后进入中央工业试验所编辑室任编译员，编写“中国工业史”，后代理编辑室主任。1943年考进商务印书馆研究生，后任编辑部编译和东方图书馆主任及北京商务印书馆副经理。

父亲和王铃先生是中大的同班同学、同乡、室友和要好朋友。父亲十分佩服王先生的聪慧和深厚的古文基础，尤其是王先生的记忆力被父亲一直赞为：“过目不忘”。父亲在苏州中学读书时常常靠强记来应付考试，自以为记忆力在同学中超群，进入大学后才知道强中还有强中手。1943年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家李约瑟在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期间，想写一部关于中国科技发展史的书，国学大师傅斯年向李约瑟推荐王铃先生作为李约瑟的助手。1946年，王铃由李约瑟推荐得到了英国文化协会的奖学金，到英国剑桥大学留学并获得博士学位。在后来十余年的时间里，王铃协助李约瑟写作举世闻名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王铃凭深厚的古文功底和历史知识为李约瑟搜集历史文献资料并将中文翻译成英文，王铃先生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前五卷的主要合作者。这部巨著面世后，举世震动，使西方社会重新审读中国。李约瑟对王铃先生的贡献给与高度评价，同时王铃先生也被史学界公认为中国著名的历史学者，两次被评为国际名人。1958年后，王铃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印度以非法炮制的“麦克马洪线”为依据，向中国提出不合理的领土要求，中国政府陷入国际舆论漩涡，旅居澳大利亚的王铃专程飞赴英国，凭着记忆在伦敦图书馆的书库里搜罗出当年英国殖民政府绘制的印度地图，证明印度侵占中国大片领土，这张地图成为我国维护领土完整的有力佐证。

王铃先生在功课上极其聪慧，却在生活中丢三拉四，不拘小节。我父亲长他两岁，生活上像兄长一样照顾他。1946年王铃先生去英国剑桥大学留学，临行前，鉴于王铃先生一贯生活马虎，父亲把他携带的钱和重要文件用针线缝在他的衣服里。

50年代初期，周恩来总理曾几次谈到有必要请王铃先生回国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1956年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竺可桢请王铃回国加入中科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并安排好了住处，王铃欣然允诺并约好整理收集资料后半年内回国。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他得知前面归国的学术界朋友受到打击甚至迫害后，对归国颇有顾虑，于是打消了回国念头，转往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任教。从此，国内的同学也不敢再与他联系。王铃先生没有回国，可能对他来说是件幸事，他的中大同学、朋友，著名经济学家陶大镛教授在反右运动中成了全国著名“六大右派教授”之一，随后接受了20年的批斗、“牛棚”和劳动改造待遇。我的父亲在反右运动中也差点被打成右派，后被调离到陕西的山沟里渡过20余年。

王铃先生从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位置退休后，1992年携夫人回到家乡江苏南通定居，1994年王铃先生因心脏病突发逝世。可惜父亲和王铃先生在50年代开始便无法互通音讯，加之90年代初信息闭塞，我们尚不知道王铃先生回国的消息，那时父亲已回到老家常州，如果能知道王铃先生回国的消息，两位老同学能见面相聚该是多么让人欣慰的事啊！

左上一 黄少荃先生

左上二 曾祥和先生

左下一 石坤琳先生

左下二 王铃先生

左下三 陶大镛先生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