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语所图书馆位置

这是死鱼离开前竖立的“丽江律峰铭文”

今天李长斗

陆小雅

近年来，四川宜宾的亦庄古镇越来越热闹，人们去看看抗战时期的同济大学旧址、国立中央博物院旧址、特别标注为“杨林故居”的中国建造师旧址。再吃了一盘又薄又透明的李庄白肉，喝了两杯李庄白酒。

我们在长江边的民宿住了两晚，自然也看了李庄的旧址、故居，吃了白肉，但是在告别李庄前，我们还要去一个地方，就是距李庄约5公里的板栗坳，那里是抗战时期史语所的落脚之地。

“史语所”，全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史语所用“山高水长”

来感念板栗坳乡亲的收留与支持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在傅斯年的建议下，中研院决定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他邀集了一批著名学人加入史语所，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当时，他们都在三十郎当的年纪，大多有海外留学经历，期待着能“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傅斯年语），开辟出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一方新天地，“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

抗战爆发后，学者们也没有了做学问的安静书桌。在日军的轰炸中，史语所不得不一次次搬迁，辗转于长沙、昆明等地，最终跟着同济大学来到李庄。

李庄的祠堂和庙宇，一时间都被同济大学占满了。这个原来只有三千人的小镇，现在挤进了一万多外来人员。好在离李庄几公里的板栗坳，有一座李庄望族张家建的大宅，名曰“栗峰山庄”。这座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宅子，由7处自成一体、又彼此相通的四合院组成，整个山庄共计108道门，据说是暗合三十六天罡星、七十二地煞星之数。梁思成将其收入《中国建筑史》一书中，并盛赞其为“川南民居的精品经典之作”。史语所在这里落脚，倒是远离了轰炸也远离了红尘，因为从李庄到板栗坳，要穿过田埂和树林，爬500多级台阶呢。

我们已经体会不到当年学者们在石阶上往来的辛苦了，开着汽车一溜烟就到了板栗坳。不过也许今天的板栗坳比抗战时期还要“远离红尘”：停车场上没有别的车，也没看到别的游人，绿竹阴里的石板路上一片静悄悄。

想象中的栗峰山庄，应该具有深宅大院的雄风与雅韵，可我们看到的多是散落在山坡上和水塘边的破房子。除了“牌坊头”看上去还像个样子，史语所落脚的其他地方的破败程度，着实超乎想象。

好在我们是先从牌坊头看起的。一走进这座保存完好的院子，便看到翠竹下立着一块红字石碑，名为《留别李庄栗峰碑铭》。碑额上是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题写的4个字“山高水长”。宋人范仲淹撰《严先生祠堂记》，最后作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如今史语所用“山高水长”来感念6年来板栗坳乡亲的收留与支持，意切而情深。

据说在抗战胜利后史语所撤离前的几个月，同仁们就开始商量立碑的事情了。最后碑文由陈盘撰文、劳干书写，记载了史语所“因国难播越，由首都而长沙、而桂林、而昆明，辗转入川”，在此“适兹乐土”，“不废研学”。待到“国土重光”之际，学者们即将离开此地，“我曰东归，我情依迟。英辞未拟，惜此离思”，因此立下此碑，“不为镌传以宣昭雅谊，则后贤其何述？”

现在，75年过去，这些学者大都已经作古，那份“山高水长”的“雅谊”，若不是我们这些“后不贤”亲到此处，几乎全然不知，或知而无感。但站立碑前，却觉得飒飒清风，穿竹林而来，沐浴身心，感佩万端。人之品性、人之情感，幸被这方石碑留在天地之间。

展室里到处都是甲骨文

和董作宾先生的甲骨文书法

史语所的子弟学校曾设在牌坊头里，现在这里没有了朗朗书声，却有一个非常好的展览，使得我们能够一窥学者们在此的工作与生活。令我印象尤为深刻的是董作宾和他领导的甲骨文研究室。2014年，我去台湾自由行，曾在离胡适墓不太远的地方发现了董作宾墓，他们都葬在了今日中研院高山之阳。董作宾和夫人的合葬墓很大，有传统的圆形坟冢，前面两座小石碑，一座上面是董先生的青铜雕像，一座则是其生前书写的甲骨文书法“依礼义为安宅，弃名利如土苴”。但那时我对董作宾及其甲骨文研究仅有一些模糊的印象。此次参观史语所旧址，让这个模糊的印象一下子鲜明丰满起来，好像是心理上的一次完形。

无法不印象深刻，因为展室里到处都是甲骨文和董先生的甲骨文书法。1928年至1934年，董作宾曾8次主持或参加殷墟的发掘，抗战之前已经发表了很多重要的甲骨文研究成果。1940年，董作宾与18000余片甲骨文一起“逃难”到了板栗坳。在这里，他和助手完成了“凿破鸿蒙”的《殷历谱》——使用以教皇历法为依据的斯卡利格计算日程表，借甲骨卜辞中有关天文历法的记录，破解了殷商的年代问题。主张学术研究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的胡适，认为《殷历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表示“佩服佩服”；陈寅恪则认为，“抗战八年，学术著作当以《殷历谱》为第一部，决无疑义也”。

为了支持董作宾的工作，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特地从重庆买回一盏煤油灯和一皮桶“洋油”，供董作宾和助手开夜车用，其他研究人员只能点桐油灯。在闷热难熬的夏夜，受不了桐油灯烟熏与黯淡的年轻人会跑到董作宾的窗外聊天。他们一边聊，还一边相互提醒，别惊动那位正在辛苦工作的“老天爷”——董作宾是河南南阳人，南阳口音很重，南阳很多人把“老天爷”三个字当口头禅，董作宾也有这习惯，往往张口就是“老天爷呀”，所以史语所年轻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老天爷”。

作为一个希望下辈子当古文字学家的人，我很能体会董先生“解谜”的快乐：“我算出文丁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丁亥，是一个夏至，与这一片卜辞所记密合”；“帝辛征东夷的时候，在他的十年十一月十六日癸丑这一天，从‘亳’往‘鸿’，当晚就到了”……三千多年前迷雾中的历史，就这样一点点从甲骨文中显形啊，真是太酷了！

很难想象这个“酷”是算盘扒拉出来的：当时没有电脑，董作宾又不惯使用手摇计算机，全凭笔算或算盘来计算。据说有关历法的计算量极大，为了减少错误，每道题往往计算三遍到五遍。除了自己计算，他还常常抓史语所的年轻同事帮他演算。栗峰山庄里算盘噼啪响，石璋如回忆说:“董先生自己常常说笑话：我们史语所成了数学研究所了。”

傅斯年被迫为部下出具

“结婚保证书”

展览中也有很多图文反映了史语所人的生活情形，比如年轻人结婚，清寒中的学者们以书画相赠“以志喜庆也”。史语所刚刚迁到李庄的时候，傅斯年规定所有的单身汉都要上山，吃“伙食团”。因为战乱未已，他不赞成史语所的年轻人与当地女孩谈情说爱，正像当年的“驻村干部”也劝我们知青不要着急结婚一样。

奈何抗战持久，年轻人实在等不得，待到6年后史语所迁往南京时，已经有5位青年才俊娶了李庄姑娘。其实李庄人开始并不乐意，他们怕这些“下江人”不知底、靠不住。当逯钦本要娶李庄大户的女儿、史语所子弟学校老师罗筱蕖时，罗筱蕖的父亲、那位写下“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给”的乡绅，要求傅斯年证明逯的学识和在老家是否婚配。

傅斯年不仅详细地介绍了逯的学术水平和成果，还将各种能证明逯未婚的材料一一列举，包括其在北大入学时填的表、催促其在外面完婚的家书等，后面还附了6位史语所研究人员的“保证书”，签名者多是逯的山东同乡或好友。

想想觉得又好笑又感动。堂堂五四运动学生领袖、被视为“常目空天下士”的“傅大炮”，还要出此等证明，可见板栗坳的6年，史语所的人们似乎变成了一个大家庭。

展览无法完全复原的是当时学者们的清苦生活和“不废研学”的紧张工作。其间，已经有一些学者去国外大学或国内大学任教，离开了板栗坳，但还有些学者在此坚守。史语所也招聘了一批青年学子，以培养“学术研究的种子”。

把梁思永抬上500级石阶

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是从哈佛大学学成归国的考古学家，是第一个受到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多年的野外工作和迁徙中的劳累，使得原本就身体不好的他患上了肺结核。到达李庄后，他担心山上条件差，将家安在了李庄，周一到周六到板栗坳工作，住在宿舍里，周末回李庄家中。“在山上时，忙于工作，不分昼夜。虽然是研究室内的工作，但拼命的程度，不减田野工作的热情。”但是到了第二年，他终于卧病不起了。为了让病重的梁思永能每天晒到太阳，傅斯年在板栗坳史语所租住的一个院子里，腾出房子，请人安了地板，装了玻璃，打了晾台，然后和梁思成一起亲自组织担架队伍，把梁思永抬上了500级石阶。

我们不知道这个特别为梁思永准备的房子在哪个院子里，估计没有坍塌也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了吧。

1942年11月，费正清访问李庄，参观了史语所。他说：“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

1943年6月初，受英国政府委派来中国考察的李约瑟到了李庄。在与中央博物馆筹备处、同济大学交流、演讲之后，他“沿着河边一条小路离城（镇），小路穿行于在热浪中闪亮的玉米地之间。过了不远以后，开始攀登一条壮观的石级小路进入山里”，到达了板栗坳中的史语所。在这里，他发现了一群“迄今会见的人们中最杰出的”学者（给夫人李大斐的信）。李约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所关注的中国古代科技问题，在这里得到了热烈的回应，“各学科研究人员奔走搜寻，发掘他们所想得起来的有趣材料”。晚上，他和傅斯年谈起中国的火药史，傅当即找来北宋官修的军事著作《武经总要》，抄录出有关火药成分的一些段落，临别还送了李约瑟一本善本的《天工开物》。“火药之夜”过去43年之后，李约瑟完成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五卷第七册《军事技术 火药的史诗》，将它题献给“已故的傅斯年”，称他为“杰出的历史学者和哲学学者，战时在中国四川李庄最友好的欢迎者”。傅斯年如地下有知，当“欣然为一笑”吧。

李约瑟的板栗坳之行，收获的还不止这些。26岁的王铃，当时是史语所的助理研究员，在听了李约瑟的演讲并与之交流后，内心的热情被点燃了。李约瑟走后，他钻进史语所图书馆，收集了大量火炮资料，以英文写成论文，请李约瑟介绍到西方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据说李约瑟读完王铃的论文，非常欣赏。1946年，王铃得到英国文化委员会奖学金，到英国留学，开始与已经回到剑桥的李约瑟长达9年的合作。当《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出版时，李约瑟在前言中这样提到王铃：“假如没有这样一位合作者的友谊，本书即使能出版，也将推迟很久，而且可能会出现比我们担心现在实际有的甚至更多的错误。”

挑起辩论是让大家在山坳中不感枯寂

我们沿着小路前行，去找桂花坳，那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住了6年的地方。村里人告诉我们，这几天主人家有丧事，不知道方便不方便参观。我们知道农村办红白喜事时，村里的人和亲朋好友都要来的，主人家会很忙碌，也许还会有些禁忌，因此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

桂花坳在一座小山坡上，快走近时就看到院子里搭着塑料棚。我们在门外停下脚步，看到院子里人不多，大概是事情已经办完了。和主人一说，主人很爽快地答应我们进院子里看。

老房子外墙上也挂着一块棕色的牌子，写着“傅斯年旧居”。我们走进屋里看到的是破烂的家具，上面的屋顶已经透亮，地上放着塑料盆，可以想见是下雨时用来接雨的。主人说，这个房子已经破得不能住了，可是现在政府不让动，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有意思的是，我在《南渡北归》中读到不同的人对于此处的不同记忆：傅斯年的夫人俞大綵的记述是：“那是一个山明水秀，风景宜人的世外桃源。我们结庐半山，俯瞰长江……在李庄几年中，孟真（傅斯年字孟真）在家时更少，常去重庆，心所焦虑，唯在国家之危急存亡。”可是在梁思成、林徽因和他们孩子眼里，那是“名副其实的穷乡僻壤”，除了潮湿、阴冷、简陋的农舍，就是满屋子乱窜乱爬的老鼠和臭虫，“简直不是人居住的地方”。

想到英国绅士李约瑟也曾在桂花坳过夜，不知道他和傅斯年在桐油灯下谈火药时，是否也被虫鼠骚扰过？

据说从昆明龙头村开始到李庄板栗坳，傅斯年就很喜欢与同事们辩论不休。后来在为董作宾的《殷历谱》作序时，傅透露了个中秘密：“吾见彦堂（董作宾字彦堂）积年治此，独行踽踽，备感孤诣之苦，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朋友知此，亦常无意而强与辩之，以破寂焉。”

原来，挑起辩论是为了让大家能在山坳中不感到枯寂，保持心智的开朗与活跃！看来，“大炮”只是傅斯年面貌之一种，其实他的心思也蛮细腻的。

板栗坳能让学者们在战争时期也“不废研学”，除了他们对于学术的追求之外，还在于这里有一个“战时后方最大的图书馆”。它落脚在一所叫做“田上”的院子里。我们从水塘对面望过去，这个院落似乎不小，应该有不少房间能用来安置图书，但一走进去，看到的已是满目荒凉，老房子前面堆放着柴草，屋子里还有残存的“文革”标语，已经完全感觉不到它曾经作为图书馆的存在了。

细想起来，如果不是史语所拥有这样一座宝藏般的图书馆，不知道傅斯年是否能当即找出《武经总要》，王铃又是否能写出他的英文论文，甚至病床上的林徽因，为了帮助梁思成写作《中国建筑史》，也是从史语所图书馆去借《史记》《汉书》的。因为丰富的藏书，还有学者千里迢迢来投奔史语所。

几十万册书是如何运到这山沟里的？

在战争状态下，几十万册书是如何运到这山沟里的呢？1940年，史语所将珍贵书籍、明清档案和甲骨、青铜器等出土文物装了600多个箱子，雇20多辆汽车翻山越岭从昆明运到了长江上游的泸州，交给赫赫有名的民生公司，委托他们将箱子通过水路运到李庄。但不知道是不是李庄的码头太小，到宜宾后，这些箱子被放到驳船上转运到李庄。一艘驳船离开宜宾后不久就倾覆了，几十箱珍贵书籍落水。傅斯年、董作宾们捶胸顿足、心急火燎，只好把打捞上来的箱子集中到一所小学，组织史语所同仁开箱晾晒和造册，直到翌年一二月间才晾晒完成。此事被史语所的考古学家石璋如称为“晒经三月”。6年之后，又是民生公司的轮船停在了李庄码头，装上了史语所的珍贵图书和文物，也装上了史语所的同仁和他们的家人，鸣响汽笛，顺流而下，冲出三峡。一段山乡避难史、一段战乱中的学术研究史就此结束。

我们沿着小路慢慢走回村头，村里仍是一片寂静。不知史语所离开之后，这里的人们是否会怀念子弟学校孩子们的歌声“五月的鲜花，开遍原野……”还想再听听他们围着板栗坳跑步时呼出的“一二三四”？不知道板栗坳的房舍、山林、水塘、油灯和乡亲们是否也会出现在学者们的梦中？梦境难考，我只是从书上看到，102岁的石璋如在去世前三天，用颤抖的手在自己最新出版的《石璋如先生访问录》上签名，托人从台湾寄往四川省宜宾市李庄镇政府。他对那段岁月、那片山水，那些人们的怀念与感恩之情，成为这个“一生唯一念”的考古学者的绝笔。

本文中的一些故事，取自岳南的《南渡北归》一书。照片由陆晓娅、栗兰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