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量的皇帝御用中，清代帝王的阅读奖大不相同。肖像画描绘了帝王读书的日常，但画风与清朝服装非常相似，——整洁肃穆。

经与文字档案比对认为，这应是清代供奉在避暑山庄绥成殿中的皇帝御容。在避暑山庄供奉的皇帝吉服读书像，始于乾隆在避暑山庄供奉康熙、雍正二帝御容，主要为了寄托对祖父及父亲的敬重和怀念，同时又不失皇帝祭祀的威严。此后皇帝驾崩在山庄供奉吉服读书像遂成定例，由此形成这组与众不同的清帝画像。

〔图八〕《玄烨吉服读书像》

在封建社会中，皇帝的画像一般被称为“御容”，也作“圣像”、“圣容”、“神御”。在大量的皇帝御容中，有一组清帝读书像（其中咸丰帝为作画像）颇为不同，画中皇帝身着黄色缎地吉服袍（即通常所称的“龙袍”），头带黑色貂皮冠，盘膝坐于宝座床上，做读书状。除肖像外，画中还多绘有桌案、书格及各种陈设〔图一〕。虽然画像描绘的是皇帝读书的日常生活，但画风却与清帝朝服像十分相近——工整而肃穆。皇帝身着比最高等级朝服略次一级的吉服，说明这组画像绝非为表达皇帝怡情雅兴之作，而是有着特殊用途。据文字记载，清代皇帝驾崩后，其画像要收藏并供奉在景山寿皇殿，后世皇帝遇圣诞、忌辰、元旦等节令要亲诣寿皇殿展谒奠献，除景山寿皇殿外，圆明园安佑宫、热河避暑山庄及沈阳皇宫凤凰楼均收藏供奉有皇帝御容。这组清帝吉服读书像是否与御容供奉有关？又是供奉于何地？用于供奉的御容像为何不是传统的朝服像？以下本文将通过相关档案的梳理与比对，尝试阐释吉服读书像与清代宫廷御容供奉相关的问题。

〔图一〕5. 奕詝吉服作画像

一与众不同的清帝读书像

上述清帝吉服读书像与清代宫廷绘画中传统的皇帝读书图画，如《胤禛读书像》轴、《颙琰春苑展书图》轴、《旻宁情殷鉴古图像》轴等区别甚大。

首先是服饰。清代皇帝服装分为礼服、吉服、常服、行服、戎服、雨服、便服等种类，对于皇帝而言，读书、习字、作画乃为消遣之事，所以在传统的清帝读书像中，皇帝多身着日常燕居时穿用的便服。而在这组画像中，皇帝所穿着的龙袍及貂皮冬冠为吉服，其等级仅次于最高等级的朝服，是皇帝在重大节日庆典、筵宴以及奉先殿行礼、寿皇殿行礼等活动前后穿着的。

〔图六〕《胤禛读书像》(局部)

〔图二〕清帝读书像 《颙琰春苑展书图》 轴( 局部)

〔图二〕清帝读书像 《旻宁情殷鉴古图像》 轴( 局部)

其次是意境不同。在传统的清帝读书像中〔图二〕，皇帝多在宫苑或雅室中读书，甚至还有身着汉服以变装秀形式出现的“行乐图”〔图三〕，表现的是一种轻松自在、悠然自得的文人雅趣。而这组清帝吉服读书像，因皇帝身着高规格的吉服且整个画面绘制手法极为严谨，传达出的也是庄重而威严的情境。

〔图三〕行乐图中的清帝读书写字形象

〔图三〕行乐图中的清帝读书写字形象

〔图三〕行乐图中的清帝读书写字形象

这组画像虽然与传统的皇帝读书像大相径庭，但却与清帝朝服像的风格非常相似：气氛肃穆，色彩华丽，各部位绘制得严谨工整，题材统一。二者都有着程序化的画面布局：朝服像中皇帝或手捻朝珠或双手扶膝端坐于宝座之上。吉服读书像虽然在陈设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布局上基本一致，皆为皇帝着冬吉服，盘膝坐于黄地花褥垫上，皇帝面前设桌案（雍正像除外），皇帝读书或作画，左右设木桌、书格等家具，上为皇帝日常所用物品。下面以雍正帝为例，展示不同情景中的皇帝御容〔图四，图五，图六〕。

〔图四〕《胤禛吉服读书像》

〔图五〕《胤禛朝服像》

〔图六〕《胤禛读书像》(局部)

二绘制清帝吉服读书像的用途

这组清帝吉服读书像大部分收藏于故宫博物院，它们在故宫文物系统中“参考号”分别为：咸二九一（康熙）、咸二八七号（雍正）、咸二八六（乾隆）、咸二八八（嘉庆）、咸二九二号（道光）、咸二八九号（咸丰）。故宫博物院文物参考号源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编纂的《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千字文编号，宣统帝退位后，清室善后委员会自民国十五年（1926）十二月至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对宫中文物进行点查，并编辑刊发点查报告。报告中以各宫、殿、堂、园为单位分册，注明物品名称、件数，并以千字文为编号代表文物之出处。

这几幅画的文物参考号 “咸字号”代表此文物原藏于寿皇殿，在《故宫物品点查报告》中列在几幅绘画之前的咸二七七至二八四号分别为“普乐寺佛像”、“扎什伦布寺佛像”（承德须弥福寿之庙是仿日喀则扎什伦布寺而建）、“普宁寺佛像”，此三幅皆为干隆帝佛装像。“万法归一佛像”，为干隆帝与渥巴锡在承德普陀宗乘庙内的万法归一殿内听高僧讲佛法。“威弧获鹿手卷”、“郎世宁画宴筵图”、“雪猎十韵图”、“丛薄行图”、“万树园赐宴图”等绘画也是以干隆帝在热河避暑山庄、外八庙及木兰秋狝为创作题材〔图七〕。清后期国事衰弱，“秋狝礼废”，清帝不再巡幸热河，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等诸处文物陆续运回紫禁城。按清制，皇帝驾崩后，画像要收藏于景山寿皇殿中。清帝吉服读书像与清帝在热河活动的诸多画像在寿皇殿收归一处，是否代表这组画像都与热河有关？这组吉服读书像是否就是清帝驾崩后原供奉于避暑山庄的御容呢？

〔图七〕《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寿皇殿卷

〔图七〕《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寿皇殿卷

编纂于嘉庆十八年（1813），终止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后又修补至光绪元年（1875）的《热河园庭现行则例》（下文简称“则例”），是清政府管理热河园囿法规性文件汇编和相关事务档案记载。“则例”中就收录有避暑山庄供奉御容的相关档案，其中“计送粘单二件”中记载：

热河绥成殿七间，供奉圣容四轴，裱成，均通高七尺、宽五尺一寸，绢心成绘，平床上盘膝坐，不露靴，黑色貂皮珠冠，明黄出白丰金龙皮蟒袍，本色貂皮领袖，天头、地头两边均黄绫，镶四轴，衣冠颜色同。

其后还记录了每轴画像中各部位的详细尺寸，由于画像规格统一且文章篇幅所限，仅抄录康熙帝、道光帝画像记载如下：

明间圣祖圣容。绢心，高五尺四寸五分，宽四尺九寸六分。盘膝坐，前绘金漆琴式露明三足案一张，案面进深高三寸九分，宽三尺三寸，足高九寸五分。绢天头边至顶珠空白高三寸，顶珠连托高一寸五分，貂皮帽沿高二寸六分。脸相高六寸七分，下颏至龙衣底边高三尺一寸，自顶珠上边至龙袍衣边通高四尺一寸八分。绘黄地缂丝坐褥厚四寸。宝座床露明高三寸，床下边灰色毡边高二寸六分。两边绘书槅，槅外边斜高四尺二寸，里面斜高三尺二寸，宽六寸五分。槅内画陈设。

西二次间宣宗圣容。绢心，高五尺三寸、宽四尺八寸八分。前绘琴桌一张，桌面进深六寸四分、宽三尺四寸一分，足高一尺零三分。绢天头至顶珠空白高五寸一分，顶珠连托高一寸三分，貂皮帽沿高二寸五分。脸相高六寸二分，下颏至龙袍底边高二尺九寸，自顶珠上边至龙袍底边高三尺九寸五分。绘黄地花褥厚三寸二分，床毡至坐褥底边进深一寸一分。左绘琴桌，外边斜高一尺零九分，宽五寸四分，斜长一尺四寸三分，桌上画陈设。右绘琴桌，外边斜高一尺零八分，宽五寸九分，斜长一尺四寸，桌上画陈设。

其余几幅清帝吉服读书像与上述档案中记载的御容一样，皆为“皇帝盘膝坐”、“绢心，成绘，黑色貂皮珠顶冠，明黄出白丰毛皮龙袍，貂皮领袖”。画像中所绘家具布置与“则例”中文字核对，也是一致的。同样，以最具代表性的康熙像和道光像为例，康熙像档案中记载 “前绘金漆琴式露明三足案一张”，“露明”一般是对家具或建筑木柱未被遮挡、露在外面的那部分的描述。康熙帝前正是一架“金漆琴式露明三足案”，与档案记录相符〔图八〕。

〔图八〕《玄烨吉服读书像》

道光像，除了上述“则例”中的记载，《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活计清档》中也有细节记录：

（咸丰元年）正月初四日，总管内务府大臣柏葰面奉谕旨：恭绘热河绥成殿宣宗成皇帝圣容，着沈振麟于正月底吉日敬谨恭绘圣容。盘膝坐，前设书案上《易经》首页乾卦，钦此。如意馆呈稿。

〔图九〕《旻宁吉服读书像》书案上放《易经》

细观画像〔图九〕，其中“盘膝坐，前设书案”、“左绘琴桌”、“右绘琴桌”、 “桌上画陈设”，皆与档案相符。再将画中图书部分放大，书页右下角可依稀辨认出道光皇帝所读之书为《朱熹本义》〔图十〕，对照现存的光绪二十年淮南书局木刻本《朱熹本义》〔图十一〕，更可辨认出书页右上角为“周易卷之一”、“周易上经”，左上角可见“干上干下”、“干，元亨利贞”。这就与活计档中“前设书案上《易经》首页乾卦”的记载完全相符，而档案中明确指出这幅画是奉旨“恭绘热河绥成殿宣宗成皇帝圣容”。由此可证实，档案中所载，即是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道光读书像。

〔图十〕清人画旻宁吉服读书像轴 中“《易经》首页乾卦”

〔图十一〕光绪二十年淮南书局 木刻本的《朱熹本义》

今日这组御容中只有雍正、嘉庆、道光、咸丰像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由于历史原因，康熙帝及干隆帝像于1959年外借给当年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日的中国国家博物馆。

通过上述档案证实，这组清帝吉服读书像原供奉于避暑山庄的绥成殿。

三避暑山庄初奉康熙、雍正帝御容

避暑山庄供奉皇帝御容始于乾隆朝，但最初御容并非奉在绥成殿，而是供于永佑寺的后楼〔图十二〕。永佑寺位于避暑山庄内万树园旁，乾隆十六年（1751）秋建成，乾隆十八年夏寺后圣容楼竣工。乾隆十九年四月“圣祖御容着王幼学请至热河”， “乾隆二十七年秋，八月二十三日恭遇世宗宪皇帝讳辰，上思慕斋居，情殷懓忾，爰奉御容于楼之东楹”。干隆帝修建永佑寺时，京城景山寿皇殿中已供奉有清代列帝御容，为何在避暑山庄另奉御容？且乾隆十九年初奉御容时，为何只奉皇祖康熙帝一人，缘何直至八年后才供奉雍正帝御容？干隆帝每次驻跸避暑山庄，都要至永佑寺瞻礼御容并于寺旁的写心精舍内休憩，并写下大量瞻礼诗，我们或可从中得到答案。

〔图十二〕永佑寺舍利塔老照片

弘历在乾隆十八年所做的《写心精舍作》一诗中，解释了为何要建永佑寺：“爰建精蓝名曰永佑，以志皇祖之恩于无穷”，之后他的瞻礼诗中更是反复提及“言念甫龆龄，何以蒙恩厚”、 “神御肇禋思所喜，祖恩如昨报何从”的祖孙之情，这都表明干隆帝建永佑寺是专为缅怀祖父康熙帝而用。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巡幸避暑山庄时，将孙儿弘历带在身边，并把他安置在万壑松风殿后的鉴始斋读书，康熙帝平日进宴或批阅奏章时，都要弘历陪侍身旁，教诲关怀备至，还亲自教授弘历射箭， “或命步射，以示群臣，持满连中，皇祖必为之色动”。弘历认为童年时期这段在避暑山庄中与祖父朝夕相处的日子里，祖孙之情愈加深厚，这段时光对于弘历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初建永佑寺的用途只为缅怀皇祖，所以只奉康熙帝一人画像，并非如京中寿皇殿般用于供奉先帝御容。

乾隆二十六年弘历在《八月廿三日作》一诗中写道： “鼎湖缥渺隔云天，瞥眼攀髯廿六年，遗诏墨光如昨日，一番开读一潸然。”次年，他又在《八月廿三日皇考忌辰题写心精舍》中写道： “祖德贻游豫，宗功仰扩恢。并当奉神御，恒此写心哀。”干隆帝为何会在父亲去世的二十余年后，面对传位遗诏如此激动？在供奉祖父御容八年之后，又因“思慕”要供奉父亲雍正帝御容。其缘由或可循这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与康熙、雍正二帝有关的军政大事轨迹去寻找。

自乾隆二十二年至乾隆二十七年，清王朝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国事。乾隆二十二年彻底平定了准噶尔部叛乱，完成父祖“两朝未竟之业”；乾隆二十四年平定了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安定了天山南路，维护了清朝的统一；乾隆二十六年“以天下之力”奉养的母亲崇庆皇太后迎来了七旬圣寿；乾隆二十七年开始第三次声势浩大的南巡。乾隆二十七年八月十六日，乾隆皇帝在万树园赐宴蒙古王公、台吉，哈萨克陪臣等，并观马戏，观火戏。八月廿三日，是雍正皇帝忌日，在为父斋戒的难得清静中，弘历感慨： “去岁围前驻（注：去岁此日亦驻此曾有诗），今年围后来。永思叹时迅，回忆辄神摧。”去年此时干隆帝因马上要赴围场秋狝而只在山庄短暂驻跸，而今，上有祖德宗功的庇佑，下有 “无我息肩时”的勤政，终于换得“武幸臻耆定，丰惟祈屡绥”，因而从此后永佑寺要“并当奉神御，恒此写心哀”。

如果说干隆帝始建永佑寺奉康熙帝御容，是为表达祖父在他“龆龄”之年亲自教导，养育身边 “何以蒙恩厚”的报恩之情。那么经过十余年“无我息肩时”的勤政不殆，终于迎来国泰民安，此时弘历开始供奉父亲御容则要表示，自己已用实际行动证明，祖父及父亲所选择的继承人并没有辜负他们的传国之托，这是对父祖的敬仰，更是对自己功绩的肯定。

干隆帝驾崩后，事事效仿父亲的嘉庆帝又继续供奉干隆帝御容于永佑寺。此后皇帝驾崩后，其画像被供奉在避暑山庄遂成定例。避暑山庄供奉御容的性质也就从干隆帝对于祖父、父亲的怀念转变为后世皇帝对于礼制的遵从。道光年间，因永佑寺后殿之北的舍利塔出现歪闪，影响到塔前圣容楼的安全，只能另选他地供奉先帝御容，后选得“避暑山庄东所松鹤斋、继德堂，殿宇均属宏整，情形稍轻，易于修改”。道光十二年（1832），继德堂修改工竣，并改名为绥成殿，避暑山庄中供奉御容的地点由永佑寺移至绥成殿，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几幅清帝吉服读书像就是当年供奉在绥成殿中的御容〔图十三〕。

〔图十三〕绥成殿御容供奉序列

四避暑山庄供奉吉服读书御容探讨

京城景山寿皇殿是清代供奉、收藏帝后御容之所，民国十九年（1930）的《故宫周刊》中曾刊登了晚清寿皇殿内屏风上悬挂供奉清代帝后御容的影像，从老照片中可以看出屏风上悬挂的是帝后朝服像〔图十四〕。那么干隆帝在避暑山庄供奉先帝御容时为何不同样选择朝服像，而特地命宫廷画师绘制这种既有生活气息又不失庄重威严的皇帝画像呢？这或与两地供奉及瞻礼御容的性质不同有关：景山寿皇殿是清皇室对于家族祖宗的祭祀，需要绝对的庄严，因此供奉的是朝服像。避暑山庄永佑寺则更突出乾隆皇帝作为子孙对于祖父及父亲的敬重与思念，更具私人性，因此供奉相对生活化的吉服读书像。

〔图十四〕晚清景山寿皇殿内老照片

首先是瞻礼御容御制诗的创作。每年元旦皇帝要在众王公的随行下亲诣寿皇殿，献磁器笾豆供品，上香行礼，作乐，献帛爵。除夕和初二日皇子需轮班行礼。之于皇帝，在寿皇殿祭祀御容瞻礼，是带领皇室子孙在家庙中对家族祖宗的祭拜，是种礼制性行为，因而要悬挂类似帝后“标准像”的朝服像。这种严肃性还体现在御容瞻礼御制诗的创作上，如干隆帝以寿皇殿为题目仅作《重建寿皇殿碑记》一文， 文章体例严谨，辞藻华丽。

但永佑寺瞻礼就不同了，干隆帝创作永佑寺瞻礼诗有37首，而他的继任者嘉庆帝所作永佑寺瞻礼诗更多达46首。干隆帝这些御制诗的内容并非空洞的礼赞，更像是至亲之间的对话，反映出皇帝的喜悦与悲伤，自豪与惶恐。这其中既有如《永佑寺瞻拜神御作》所谓： “乐利男耕将女织，昭回水态与山光。年年万树宴新附，敢曰能承少谢蘉。”表达国泰民安、海内祥和，向父祖神御报告不负传国之托的喜悦之情。又有如《永佑寺瞻礼》： “虽云旰食还宵衣，未致民安与物熙。永佑即今祈佑者，军营早晚逓红旗。”表达遇到艰难险阻时，面对父祖画像的自我反省和祈祷。更有 “红旗三捷歌耆定，祈佑叨恩幸武成”，在取得胜利后迫不及待的向父祖报告胜利喜讯的激动兴奋。

与干隆帝一样，嘉庆帝也把永佑寺当作寄思之所。如嘉庆七年（1802）七月，颙琰第一次在永佑寺瞻礼父亲御容时写诗泣述：

永佑寺瞻礼泣述

原庙来瞻异昔日，悲看西室圣容悬。

升香挥泪望天表，展拜抒诚祝御筵。

法祖寸忱矢永世，弃儿三载若千年。

痛心哀怨辞难达，缵武凛承遗训传。

八月十三日又逢干隆帝冥寿，此前干隆帝曾多次在避暑山庄度过万寿节，颙琰瞻礼先父御容后又作诗《八月十三日恭逢皇考诞辰敬诣永佑寺后楼拈香泣述》，诗中提到“圣容如在痛难舒，祝寿山庄典竟虚。身服彩衣非抃舞，目瞻日角倍欷歔”。无论是“弃儿三载若千年”还是“身服彩衣非抃舞”，这时的颙琰不像是九五之尊的大清天子，而更像是痛失至亲的可怜稚子。因此，相较于皇帝作为家族“族长”带领皇室成员在寿皇殿瞻礼祖先御容，乾隆、嘉庆二帝在避暑山庄的瞻礼，则更多是作为人子、人孙对于父亲和祖父的敬重及怀念，是更具私密性的个人行为。

其次是永佑寺供奉御容像形制的确立。尽管目前尚未发现乾隆十九年由王幼学所绘避暑山庄供奉的第一张康熙帝御容的具体式样的文字记载，但乾隆四十五年（1780）的造办处档案中详细描述热河供奉的御容形象：

十五日接得郎中保成押帖一件，内开十二月二十四日太监鄂鲁里交热河供奉圣祖仁皇帝御容稿子一张、说单二件，世宗宪皇帝御容稿子一张、说单二件。传旨陆灿画过圣容二幅，着照对尺寸用。钦此。

随将陆灿画得圣容第一幅第二幅较比，第一幅与圣祖仁皇帝珠冠上白子一样，第二幅与世宗宪皇帝珠冠上白子一样，再照图尺寸量，世宗宪皇帝御容尺寸比圣祖仁皇帝御容尺寸矮三寸五分，交鄂鲁里转奏。

奉旨用第二幅照世宗宪皇帝御容画。衣纹上花样照冠服图，面前安金漆扶几一张，上铺御笔字一幅，几上右边安唐砚一方，紫檀木座竹笔筒一件，乳窑水盛一件，紫檀木座，随白玉匙一件。左边安设成窑青花白地双环瓶一件，紫檀木座，瓶内插梅花一支。左边安紫檀木桌一张，上设汉玉牧羊一件，紫檀木座。青绿铜铜花觚一件，紫檀木座。嵌银片字诗句觚，内插如意一柄。右边安紫檀木边，柜门抽屉面画黑漆描金花格子一座。格里画蓝绫里，格子上层设汉玉璧一件，紫檀木圭座嵌银片字诗句。下层设汉玉碗一件，宋窑白地红花马挂瓶一件，紫檀木座，瓶内插梅花一枝。柜门上金花照绛雪轩柜门上花一样画，其陈设样款花纹着姚文瀚画，照现有的一样起稿子，记色，准时交伊兰泰画。钦此。

于正月十一日，姚文瀚将圣容照热河现供奉世宗宪皇帝御容尺寸照交，下陈设花样起得稿子一张，交太监鄂鲁里转奏。奉旨照稿准画格子陈设，线法着伊兰泰改正。其第一幅圣容照画过圣容样式一样画，得时裱卷收贮，钦此。

今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清帝吉服读书像与干隆年间供奉在避暑山庄画像在细节上虽有所不同，但基本格局是一致的，或是“圣容二幅”之一，特别是其中记载像“前安金漆扶几一张”，与原藏于故宫博物院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康熙像“前绘金漆琴式露明三足案一张” 素材更是相似。上述档案也同时证明今日所见吉服读书像的形制是由乾隆皇帝所创立的。在人物画像中出现陈设品，研究肖像画的英国人彼得·伯克指出： “在肖像画中，人物身边放置的附属品强化了他们的自我表达。”回看清帝吉服读书像中绘制的各种陈设器皿，极有可能是康熙、雍正帝生前所喜，甚至是弘历为皇子时亲眼见到他们使用的，画中较为真实的呈现了祖父、父亲生前的生活场景，同时也可令弘历回忆起年少时与祖父、父亲相处的往昔。

正如一位普通人拿起照片思念至亲，一张生活照远比一张标准证件照更能引发回忆的共鸣，皇帝瞻礼御容亦是如此。因皇帝身份的特殊性，瞻礼先帝御容毕竟是一件严肃的礼仪，要保持对先帝绝对的敬重，所以干隆帝不可能供奉他们日常燕居时身着便服的形象。干隆帝命画师借用朝服像的绘制手法，令画中先帝身着等级次之的吉服，并将此形象还原于日常读书习字的场景，这样既能满足自身思念的需要，也不失皇帝祭祀的威严与礼制的周全，于是就形成了这组与众不同的清帝吉服读书像。

（本文作者单位为故宫博物院展览部，原文标题为《故宫博物院藏清帝吉服读书像考析》，全文原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0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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