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工人日报 20世纪50年代，北京电子管工厂检查车间的工人进行了产品出厂前的最后一次检查。

② 上世纪60年代，北京七一八联合厂，工人们下班的场景。

图②由受访者提供，其余由视觉中国供图

③1982年，北京半步桥公园，退休老人遛早儿。

④ 2018年9月，辽宁沈阳退休职工张能展示其在职时和退休后的个人证件。

从养儿防老，到企业包办一生 ， 再到社会化养老 … …

翻开退休证，这个小本本浓缩了鲁文华、张凤琼的人生故事。一“城”一“农”，两位中国大妈的40年，恰好历经了改革开放国家经济的发展、养老方式的变革。

“当你老了，头发花白，睡意沉沉”，岁月的钟摆无人能够停止。有备而老，老有所依，是承载个体和社会幸福的基石。

对于正在步入老龄化的中国社会，社保制度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个体生活“一呼一吸”。不断完善的社保制度，正滋养着普通百姓的日子幸福生长，馥郁芬芳。

——题 记

退休证领回来，14年未翻开。

40年的变迁与激荡，25年的工作与奋斗……打开这本小小的职工退休证，北京退休工人鲁文华大妈的语调越来越激昂，不容打断。

“我们那个年代……”

“国家最后没亏待我们……”

“我现在花得起……”

绿色退休证与“三联单”

1978年11月25日，父亲领回一张绿色的职工退休证。同一天，鲁文华进入父亲工作了一辈子的北京电子管厂，成为灯丝焊接工。

1952年，酒仙桥区域中部兴建起我国第一座现代化电子管企业——北京电子管厂(即国营774厂)，投资1.02亿元，约占我国当时电子工业总投资的五分之一，和后建的原国营798等厂一起，成为新中国电子工业的摇篮。

鲁文华的父亲是该厂的第一批工人，这位磨工和当时来自四面八方的建设者一起，在这片土地和机器上度过了兢兢业业的一生。老人最后以八级工的身份光荣退休。

和当时所有的国营企业一样，北京电子管厂实行劳动保险制度,“包办就业、终身铁饭碗”,职工的个人福利与生老病死都由企业和国家负担。

鲁文华至今骄傲：“我们中学毕业就努力工作建设国家，进了工厂，什么都不用操心，吃穿用度生老病死，一切厂里都管。”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居民吃穿用等还是凭证凭票供应。粮食和食用油得拿着《城镇居民粮油供应证》买，日用品得拿着北京市居民购货证（俗称副食本）买。“在电子管厂当工人”是当时北京令人艳羡的工作，父女两代人生活无忧。

月工资50多元，但鲁文华没太多花钱的地方——“厂里的福利特别好，逢年过节发东西，柴米油盐啥都发，连女职工的卫生用品都发。”

“粮票只给干部和工人发，农村社员没有。”远在四川南充农村的张凤琼和鲁文华是同龄人，当时，城里人与农民，“饭碗”不同。

城里，大企业的待遇有优势。在当时的北京，就医挂号也要户口本，电子管厂的职工则不用这么“麻烦”。

1959年2月，应电子管厂为生产保驾护航所请，北京市卫生局组建了酒仙桥职工医院，也就是如今的清华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即华信医院）。

“我们拿着‘三联单’，上面写着哪个厂哪个车间班组，直接去就能看病，不用挂号费，不用垫付，医生一看是本单位的，都给用最好的药。”

鲁文华至今记得，在十一街坊二楼一层的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屋，只要拿着“三联单”，报出工作证的编号或者家属证编号，北京电子管厂和附近三家工厂的职工和家属都能在这家医院挂号看病，“自己不掏一分钱”。

鼎盛时期，电子管厂1万多人，周围三家工厂职工加起来几万人。那是一个工厂和工人的日子都过得红红火火的年代。每到晚霞烧得天边通红的时候，正值换班时间，马路把生活区和厂房分割两边，路上全是电子产业的工人，人流好像也涌进了天边的晚霞——许多年过去了，鲁文华想起当年的这一幕，仍觉历历在目。

安稳与幸福好像从她端上“铁饭碗”的那一刻就水到渠成了，而且会像父亲一样，一直保障到老。

鲁文华父亲的退休生活波澜不惊。当时城市待业青年多，但在退休前，他的1个女儿、3个儿子都在“上山下乡”之后被分配到北京市的工业企业，端上了当时最受青睐的“饭碗”——当工人。最小的女儿鲁文华也顺利接班进厂。

父亲依然生活在家属区，依然每个月去领工资，他的退休工资每月80多元，两个月的退休金可以买到当时的大件儿——一辆永久牌自行车。

慢慢地，退休金涨到了100多元，直到1997年涨到了600多元，从领现金，到打到存折上，到后来有了带芯片的银行卡。

1985年，鲁文华家拥挤的筒子楼里搬进了一件大件儿——彩电。这是当时最时髦的家电，但电子管厂却没有抓住这个发展机遇。此外，半导体集成电路技术开始替代电子管技术，多重因素下，电子管厂产品市场迅速萎缩，还有8000多名退休职工要养活。自那时起，鲁文华父女两代人引以为傲的企业连年亏损，面临破产。

退休工人们开始担心起来。鲁文华回忆说，有一阵子，各种说法都有，“老两口最担心下个月退休金还能不能领到，养老怎么办”。

如今的798艺术区往东不到两公里，还能找到原北京电子管厂厂房改建的几栋办公楼，宽阔的马路再没有穿工装的匆匆行人，烟囱高耸但不再冒气儿，热火朝天大生产的年代已经久远。

上世纪80年代，鲁文华父亲这一批老工人依然生活在连空气都再熟悉不过的厂区，他们隐约听说，外面已在发生变化。

同样是这个年代，在张凤琼生活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农村人的温饱，开始有农民进城打工了。

“到社会上去退休”

要签劳动合同，要办社会保险，再也没有“三联单”……猝不及防地，“铁饭碗”打碎了，“到社会上去退休”,变化照进鲁文华的现实。

其实，当年的鲁文华不知道，就在她进入工厂这一年，改变早有端倪。

1978年5月,经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则批准，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安置老弱病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取代此前的劳动保险制度。

上世纪80年代初，逢年过节，鲁文华兄弟姐妹5个人都会回到电子管厂看望父母。这时，鲁家大哥从工人成长为企业管理者，最早捕捉到形势的变化，敏锐地提醒兄弟姐妹：“以后都要和企业签合同，到社会上去退休，到社会上去看病就医。”

当时鲁文华并不担心，因为在她工作的头5年里，“没有动静儿”。

在历经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专家郑功成看来，“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作为社会政策,会稍微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

1986年，家住西单的鲁文华为了照顾两岁的女儿，调到北京市百花蜂蜜厂工作。她并不知道，日后，这一年被称为“社保改革元年”。

1986年4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首次提出了“社会保障”的概念。

3个月后,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试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明确规定国营企业将以劳动合同制取代计划经济时代的“铁饭碗”,同时规定合同制工人的退休养老实行社会统筹,并由企业和个人分担缴纳保险费。

1987年，年刚过完，厂子里开始通知鲁文华签订劳动合同,“那会儿倒是没引起什么波动，大家都没当回事儿，签了合同以后,大家没有感受到啥变化,干的还是原来的活儿,领的还是原来的工资,劳保也跟以前一样”。

这时候，鲁文华听说，很多人，有的还是国家干部，开始“下海经商”。对她来说，真正的变化要从1991年开始。

这一年，国务院下发《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就养老保险问题第一次作出重大决策，明确基本养老保险费实行国家、企业、个人三方共同负担。

在北京，企业开始陆续为职工办理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手续。

这回，鲁文华知道了她退休时不再由企业发养老金，而是由社保发养老金，这叫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

鲁文华和兄弟姐妹都要“到社会上去退休了”。他们聚在一起，“情感上一时没法儿接受”。

“社保就是我们自己也要交一部分钱”，她清楚地记得，当时一些职工不理解,认为自己为企业工作了一辈子,结果退休后跟单位没关系了,就到上级单位信访。“那时候，单位净开会宣讲社会保险政策，最后强调保障大家的待遇不降低，才打消了大家的忧虑。”

变化总是一波接着一波。

1998年1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

1997年，鲁文华父亲脑梗入院，开着熟悉的“三联单”去办的入院，花了1万多元医药费，他们先自付，后来，其中3000多元拿回企业从“三联单”也就是企业保险体系中报销，另外2000多元由医疗保险报销。

“那是最后一次有‘三联单’了，以后再也没有了，都改社保卡了。”

鲁文华和她的一大家子都陆续办理了主要用于看病的社会保险卡。

“我们什么都赶上了”，鲁文华解嘲地笑了。

准备在企业工作到最后一天的鲁文华还没领到退休证，却先领到了“下岗证”。

北京市政府在三环内“限煤”，北京百花蜂蜜厂整厂搬迁至大兴区。2002年，和绝大多数工人一样，鲁文华与企业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后回家了，丈夫则在一年前从燕山石化回家了。

青春伴随着车间里的机器一同老去。鲁家兄妹5人都不记得他们告别厂子回家的确切日期了——那只是他们生命中普通的一天。

没空多愁善感，这只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生活，在等待她。

2002年，鲁文华的女儿考上了中国传媒大学，每年的学费6000多元，每个月还需要600元左右的生活费。鲁文华家正面临着拆迁和搬迁，拆迁面积不大，搬到通州后，装修花光了她8万多元的下岗安置款，还背负了一点儿债务。鲁文华去了一家保险公司做保洁员，丈夫则去一家民营企业当司机。

“还好是我的社保处理得好，没给我添负担。”按照国家社保政策，她在与企业签合同之前的工龄，全部视同缴费年限，无论是企业还是她个人都不用再缴费。之后的合同年限内，企业和鲁文华共同缴纳社会保险费。而她与企业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后，每年3000多元的社保费则由失业保险和下岗补助补齐了，“失业保险和下岗补助一共给了1万多元，缴完社保费还剩一点钱。”

鲁文华的丈夫经历类似，2001年与燕山石化协议解除劳动合同后，又干了12年才退休，社保费用也大多由国家缴纳了，“别看下岗有10多年，但根据4050人员优惠政策，国家就可以管你3年社保费。”

有了社保的他们，看病后还是会回单位。医保门诊的起付线是1800元，他们每个季度会去单位，粘好单据，等待企业提交到社保部门去报销医药费。

民营经济浪潮席卷中国。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张凤琼的丈夫1997年已经到深圳打工，“比种地强”。1999年底，张凤琼也一同来到深圳。

红色退休证与大妈的广场舞

2004年4月，45岁的鲁文华拿到了一本红色的企业职工退休证。

每年3月，她都看两会新闻，从2005年开始，她每年都能看到养老金上涨的好消息，当年10月，她都能如期拿到养老金的上涨部分。

从2004年的每月1100多元，经过14连涨，退休工人鲁文华现在每月养老金有4000多元。

“国家承认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贡献。”鲁文华说。

人，终究躲不过衰老，生病。

2017年11月，鲁文华的丈夫患上肝癌三期。这个五雷轰顶的结果几乎击垮了这个家庭。鲁大妈担心的是，一年几十万元的医药费从哪来。一家人商量只能卖房子治病。

鲁文华的女儿王芳先去北京同仁医院办手续，医院通知她，在社保卡之外，还要单独办理一个“特病”的卡。第一期化疗结束后，王芳把挂在通州区八里桥地区一处中介的房子给撤了下来。“不用卖房了，社保和特病结算完之后，自己交了2000多元钱医药费。”

鲁文华粗略算了一笔账，这一年，陆续花了20多万元的医药费，自己只花了约10%，九成费用都从社保卡里实时结算直接报销了。

如今，鲁文华的老伴儿又胖了，医生也说，老人身体不错。鲁文华悬着的心又放了下来。

鲁文华一家兄弟姐妹逢年过节还是会齐聚大哥家，一家人聊天：“幸亏现在改了社保了，老了老了，就靠社保了。改合适了，企业现在都改制了，老人光靠企业哪行啊。”

每天早上7点半 ，鲁文华都会去天坛公园附近跳广场舞，到9点钟左右，回家帮女儿带孩子。她还和当年酒仙桥中学的同学们约着一起去了好几次KTV唱歌，“微信群里一招呼，我们白天去，唱得可高兴了，那家的音响设备效果特别好”。

在北京四五环的一些地方，很多KTV白天的生意比晚上还红火。位于朝阳区朝阳路的一家KTV装修得金碧辉煌，一个可以容纳12人的大包房白天“团购价”仅260元，鲁大妈和她的同学们每人花了22元，“欢唱3小时，果盘小吃酒水都管够”。

鲁大妈抽屉里有很多五颜六色的丝巾，都是新买的。不久前参加老年厦门游时拍的照片色彩斑斓，鼓浪屿买回来的糕饼还在桌上，她又翻出来厦门买的玉坠和蚕丝被，一共消费了2000多元，“还挺高兴的……同学都买了，我们都消费得起”。

广场舞、买理财、带孙子……这些构成了鲁文华这样的中国大妈的退休生活图景。

农民工也有了退休证

意外的是，在深圳，农民工张凤琼也拿到了一张和鲁文华一样的红色职工退休证。

深圳福田，城市的灯光照耀着空地的夜晚，广场舞大妈的身影里有张凤琼。“在这跳舞5年多了。”

“您的账户于3月24日收入（社保）人民币1085元”——至今，张凤琼的手机里还保存着2017年3月24日中国银行发来的这样一条短信。

“这是我领到的第一笔养老金。”在给记者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还是夏天，张凤琼爱穿一条无袖的鲜红色连衣裙，被染成棕红色的头发整齐地盘在脑后，眉毛修得细长，嘴上涂了和衣服颜色相称的口红。一说话，清脆的嗓音，很快的语速，“川普”的用词，保留着“四川味道”。

2000年起，高中毕业的张凤琼在深圳福田的一家药房当仓库管理员，至今已有18个年头了。她从对药物一无所知，到现在能熟记仓库所有药品的名字，工资也从最初的每月1000元，涨到现在被返聘后的3000多元。

“在这打工的好多都是四川、湖南的农民工”。如今，张凤琼已经适应了“农民工”这个称呼。

张凤琼原以为，退休是城里人的事情，她在这里打工，老了干不动了，就和丈夫回老家，重新修葺破旧的老房子，靠着积蓄、靠着娃儿终老，“农民老了不都是这样子的”。

2016年6月，临近退休，张凤琼听到一个消息——“可以在城里拿养老金”。

她去当地的社保部门咨询，依据2010年出台的《社会保险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窗口的工作人员解释，“在深圳，只要你和用人单位依法缴纳了15年养老保险，不管是什么户口，到了退休年龄，都可以在深圳领取《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工退休证》，每月有养老金自动打入银行账户”。

公司是从2007年4月开始为张凤琼缴纳社保的，到2016年她退休，还不满10年。

深圳市有规定，用人单位及其职工未按照规定缴纳养老保险费，超过法定强制追缴时效的，可以申请补缴养老保险费，并自应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滞纳金分别纳入基本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和地方补充养老保险基金。

张凤琼已超过两年追缴时效。

她决定通过行政复议争取补缴费用。2017年1月，张凤琼接到通知——补缴社保费。她和公司的财务人员一起到社保局，发现滞纳金有近6万元。协商后，公司愿意承担2.5万元滞纳金，剩余3.4万元由张凤琼个人承担。

2017年3月15日，张凤琼拿到了红色的职工退休证。当时每个月可以领到1085元养老金，今年每个月涨了90元。

作为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早在1982年就开始试行劳动合同制职工养老保险制度，1987年开始在临时工中推行养老保险退休基金统筹。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在深圳退休的农民工有近400人。

张凤琼所在的药房，已经有好几位农民工和她一样，通过补缴成功在深圳退休养老。

每晚7点半到9点是张凤琼雷打不动的跳广场舞时间，她和丈夫带着女儿的孩子，她跳舞，丈夫遛小外孙。

保障的“漂移”

2005年，吕著香大妈也拿到了退休证，但是她的生活却没有固定在湖北荆州，而是和张凤琼一样“漂”在深圳，来到儿子的工作定居地养老。

2017年5月16日，62岁的吕著香查出患有多发性骨髓瘤，随即入院治疗。3个多月后，吕著香治病花了近25万元。

“跟亲戚借了一部分，儿子出了一部分，从养老积蓄里拿出了一部分。”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吕著香一家压力很大。尤其是5月、6月两个疗程的治疗，家里垫付了将近16万元医药费，“报销所需的发票、医嘱、费用明细等单据已寄回湖北老家1个多月了，但不知何时才能拿到报销款。”

但去年7月12日起，这一切就改变了，退休职工的那张社会保险卡不光能享受养老待遇，还可以“漂移”。

吕著香就医所在的深圳南山区人民医院作为首批对接国家平台的医疗机构，当天就可以进行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了。“7月第3个疗程的治疗，出院时用社保卡一刷，分分钟就结算了，很方便。以后的疗程都直接刷社保卡结算，不用再两地来回跑报销了。”

年轻人的社保卡也可以“漂移”。

因为父亲生病加上小儿子空气过敏，鲁文华的女儿王芳其实在筹划去杭州工作生活。王芳是一家北京市国有企业的财务，拥有“五险二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失业保险以及住房公积金、企业年金）。每个月住房公积金就有近5000元，仅此一项，就超过了妈妈鲁文华的退休金。去年，王芳还获悉，单位有几位普通工人退休，除了每月领取养老金之外，还可以一次支取30多万元的企业年金。

王芳还有商业补充医疗保险，基本上“看病就不花钱”。

“一直干到退休，两份养老金，肯定待遇非常高。”王芳了解到，这些待遇都可以随着工作转移社保接续到杭州。

王芳又担心，北京户口的孩子如何在杭州看病？

跟杭州方面咨询后，王芳发现这件事其实非常简单，在杭州办理一张市民卡，她的两个北京户口的孩子就可以在杭州上“一老一小”，也就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完全可以跟当地孩子一样看病就医。

如今已经开通102项功能的社会保障卡，背后承载的是百姓更加安稳的生活。

目前，全国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到11.5亿人。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9.26亿人、13.5亿人、1.92亿人、2.31亿人、1.98亿人。我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养老保障网络、健康保障网络，参保率分别达到90%、95%。

中国大妈退休的生活无忧，明证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让广大百姓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了没有后顾之忧的日子。

2016年11月17日，在国际社会保障协会第32届全球大会上，中国政府被授予“社会保障杰出成就奖”，成为世界上第二个获此殊荣的国家。

原人社部部长尹蔚民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在现场领奖的他听到，会场上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罗 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