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天，贺子珍带着女儿李敏从苏联回国。回国后，因为种种原因，贺子珍未能与毛泽东见面。随后，女儿李敏成为了贺子珍与毛泽东之间沟通的桥梁。

图：1937年，毛泽东和贺子珍在延安

有一次，李敏刚从贺子珍那里回来，毛泽东拉着她的手说：“你妈妈过去可苗条了，腰杆细细的。”边说边用两只手比划着“你妈妈现在什么样子？还苗条吗？”

“妈妈现在可胖了，腰像个水桶。”李敏调皮地和毛泽东开着玩笑。

“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大胖子，更何况她还经常生病，心事重重。”说到这里，父女两人都默契地沉默了起来。

贺子珍回国后，一直和哥哥贺敏学一家住在上海。在哥哥贺敏学、上海市长陈毅和毛泽东的关怀下。贺子珍任上海某区的组织部部长，每月工资208块。

但是，贺子珍身体不好，体内有多块未能取出的弹片，还经常生病！每次生大病，还都和毛泽东有关。

1954年，贺子珍在听收音机时，听到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对她来说，这声音既熟悉又陌生，这是自1937年分别以来，再次听到毛泽东的声音。

当时，贺子珍叫来贺敏学的妻子李立英，一起来听录音，边听边说：“毛主席的声音真洪亮，还和过去一样！”

贺子珍将毛泽东的录音放了一遍又一遍，以至于忘了吃饭，忘了睡觉。第二天，李立英起床后发现，贺子珍还坐在昨天的那个地方，耳朵紧紧地贴着收音机。

李立英叫了贺子珍一声，贺子珍没回答，而是说了一句：“收音机怎么不响了？听不到毛主席的讲话了！”

图：1950年在南京，前排左起：李立英、贺小平、贺子珍，后排左起：贺敏学、李敏

李立英这时才发现，因为收音机放了一夜的录音，给烧坏了。而贺子珍呢？只见她脸色苍白，嘴唇直打哆嗦。看到这里，李立英慌了，赶紧去找贺敏学。

紧接着，贺子珍就被送到了华东医院。经过医生诊断，贺子珍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患病期间，贺子珍又打又闹，不愿意吃药。没办法，李立英只好给北京的娇娇写信，让她赶紧来劝劝她妈妈。因此，这件事情也被毛泽东知道了。

毛泽东知道后，心急万分，少有的流下了眼泪。在李敏走前，毛泽东还让她带了一份自己的亲笔信。在信里面，毛泽东嘱托贺子珍听医生的话，认真配合治疗。

没想到的是，谁劝都没用的贺子珍，在看完毛泽东的信后，开始配合医生接受治疗。慢慢地，贺子珍的病也逐渐好了起来。

李敏回北京时，贺子珍特意买了南方的青菜和藕，让她带给毛泽东。临走前，贺子珍叮嘱李敏说：“这件事情不怨你爸爸，要怨也是怨我……”这话从何说起？

井冈山时期，参加革命的女同志并不多。其中就有贺子珍和曾志，两人感情很好，而曾志和毛泽东的关系也不错。

新中国成立后，曾志和毛泽东闲聊时，偶然间提起了贺子珍。曾志问毛泽东：“为什么要离开呢？”毛泽东说：“不是我要离开她，是她要离开我。”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图：贺子珍和毛泽东在保安

1936年至1937年间，有位外国女记者来延安采访毛泽东。和毛泽东见面时，拥抱献花。现在看来，这是很普通的礼节，但是在贺子珍眼里，就显得过分亲热。

因为这事，贺子珍和毛泽东吵了一架。

吵闹中，贺子珍说要“离婚”。虽然这是气话，但是毛泽东脾气也不是特别好，随手写了个字条，表示同意离婚，甚至还在上面签了名。

住在毛泽东隔壁的张闻天夫人刘英，听到两人吵架后前来劝架。看到刘英来了，毛泽东开玩笑般说道：“你不是要离婚吗？把条子拿出来看看，让刘英当个见证人。”

听到这话，贺子珍不好意思地将手中的字条撕了。

但是后来不知怎么的，贺子珍执意离开延安，说是要去上海看病。刚走到西安，便听到上海沦陷的消息。

上海去不成了，延安又不想回，就这样，贺子珍“滞留”在了西安。

得知消息的毛泽东，写了封信，派警卫员送到西安，顺便把贺子珍接回延安。为表示诚意，毛泽东还让警卫员带了一个装满日常用品的小木箱，实际上是想互相谅解。

看了信，贺子珍没回去，反而让警卫员捎去一方白手绢，上面写了诀别信。不久，贺子珍就去了苏联。

后来，这封诀别信被毛泽东放在一个铁箱子里面。而这封诀别信，也正是让贺子珍后悔半生的东西。

尤其是晚年时，贺子珍不止一次地和嫂子李立英说起过这个话题，贺子珍说：“当时太年轻了，意气用事……事情没有我想的那样简单……一切都怨我不懂事，是我自己造成的……”

图：1951年，毛泽东和李敏在看书

所以，1954年贺子珍生病时，才会对女儿李敏说：“这件事情不怨你爸爸，要怨也怨我。”

后来，李敏回到北京，将贺子珍生病的细节告诉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后说：

“我知道你妈妈生病都是为了我，都是因我而起，只有我才能治好她的病，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李讷已经18岁了。”

从两位老人的话中也能看出来，他们不是不想见面，只是因为种种原因见不了。自贺子珍回国后，倒是见过一次毛泽东。

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突然提出要见正在南昌养病的贺子珍。工作人员去接贺子珍的时候，并没有告诉她去干嘛，只是说上庐山。

没有任何准备的贺子珍，在山顶的休息室内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毛泽东时，一下子愣住了。

对于这段经历，社会上的传说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但是，最真实的还是当事人的回忆。

庐山相会后，毛泽东向女儿李敏说起和贺子珍见面的事情时说：“你妈妈见到我，也不说话，只知道哭！”我想，贺子珍可能是不知从何说起吧！

临走时，贺子珍从毛泽东那里拿走了几瓶安眠药，毛泽东还叮嘱她说：“明天见”。

然而，等到第2天时，贺子珍却被工作人员告知：“毛泽东已经下山，也请你立刻下山去。”

见面突然，分离得更加突然。20年的盼望，就在短短的相逢中结束了。大喜到大悲的转变，让贺子珍再一次病倒了。

图：1947年，贺子珍（前左二），李立英（后中）贺小平（前左三）李敏（后左一）

李立英闻讯赶来时，贺子珍目不转睛地盯着毛泽东的肖像。贺敏学得知妹妹的病情也心疼不已，赶紧让人把她接到福州来调养。

那段时间，贺敏学被调到福州工作，担任福建省副省长。为了给妹妹看病，贺敏学托人从山东请来了有名的中医给她治疗。

可每次开的药，贺子珍都不愿意吃。军旅出身的贺敏学性子很急，看到贺子珍不吃药，直接将药分成两份，一份自己喝，一份让贺子珍喝。

1976年3月6号，贺子珍用毛笔在台历上写下这几行字：

欲上青天揽明月，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这首诗，就是她长期以来悲伤心情的真实写照。

1976年9月9号，毛泽东因病去世。去世前一天，李敏来看望毛泽东。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基本已经说不上来话了。

李敏拉着父亲的手时，毛泽东在她的手里面画了一个圈。当时，李敏并不知此意。直到多年后和故人提起，故人给她解释说：“你妈妈原名叫桂圆，也许毛主席是想你妈妈了吧”！

其实，李敏和毛泽东之间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玫瑰。

李敏还住在中南海时，曾经在房前种了许多玫瑰花。有空的时候，毛泽东便和李敏一起摆弄这些玫瑰花。因为玫瑰的瑰字，和桂圆的桂同音。

后来，毛泽东还送给李敏两个碟子，碟子中是两朵盛开的黄玫瑰。对于这两个碟子，李敏视若珍宝，一直舍不得用。

毛泽东去世时，贺子珍和贺敏学的女儿贺小平住在一起。得知噩耗的前两天，贺子珍无法接受毛泽东去世的事实，嘴里面不停的念叨着：“没听说他有病，怎么突然就走了呢？”

图：1968年，贺家第三代表姐妹（左起）贺海峰、李敏、贺小平合影于上海

因自己无法前往北京，贺子珍便派自己的侄女贺小平，外甥女贺海峰，代表她去北京奔丧。

另一边，贺子珍的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担心贺子珍承受不住毛泽东去世的打击，在处理完北京的事情后，特地从北京赶到上海，一直守在她的身边。

1979年6月，贺子珍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至此，贺子珍也终于有机会去北京，去看看天安门，去瞻仰毛泽东的遗容。

毛泽东生前时曾经说过，他在井冈山和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东西，很多都是贺子珍帮忙摘抄整理的。所以，这段时期的书籍稿费有贺子珍的一半。

毛泽东的工资不多，自1955年开始实行薪金制后，毛泽东每月工资404.8元，之后几十年一直没涨过工资。但是，毛泽东家的人口多，花销并不少。

毛泽东的收入，除了工资，还有稿费。根据李银桥回忆，50年代时，毛泽东的稿费已经有100多万。对于这笔钱，毛泽东管得很严，未经他同意，任何人都不准动。

毛泽东去世后，中办人员负责管理稿费这部分的遗产。因毛泽东生前的那句话，中办人员从稿费中拿出2万元，交给了贺子珍。

后来，贺子珍用这笔钱买了一台20英寸的彩电，和一部高档的录音机。这两台家电，一直在贺子珍的病房里面放着。

原来，1977年，贺子珍中风偏瘫，一直卧床不起。后来虽然好了点，但是基本上都在医院住着，医院俨然成为了晚年贺子珍的半个家。

图：贺子珍在毛主席纪念堂

1979年，贺子珍受邀去北京时，都是靠女儿李敏用轮椅推着去的。

1984年4月14日，贺子珍的侄女从外地出差回到上海看望贺子珍，发现贺子珍的情况不是特别好。经常肚子疼，已经发了几个月的高烧。

消息传到贺敏学和李立英处后，两人生怕出什么意外，第二天就赶到了华东医院。

当时，贺子珍虽然神情衰弱，但是脑子还是清醒的。看到亲人来了，贺子珍吃力地对李立英说：“嫂子，我可能不行了。”

听到这话，李立英心中一痛，紧紧地握着贺子珍的手说：“大姐，你放心，我们上次来看你也是这样的，慢慢会好的，别担心。”

1984年时，贺子珍除了中风，还有糖尿病和器官功能衰竭等多种并发症。正是这多种并发症，造成贺子珍高烧数月不退。

贺敏学建议，给贺子珍服用点安宫牛黄丸，说这是退烧急救的良药。贺敏学还说，如果医院感觉这药太贵，他可以付安宫牛黄丸的药钱。

吃了药，贺子珍的烧果然退下去了。之后两天，贺子珍精神状态好了不少，一颗悬着的心也慢慢放了下来。

谁曾想，4月18号的时候，贺子珍病情突然加重，体温一度上升到40度。

4月19号17时17分，贺子珍永远地走了，享年75岁。

贺子珍去世后，骨灰放在哪？这么大的事情，上海决定不了，立刻给中央拍电报。最后，邓小平亲自拍板：贺子珍骨灰放在八宝山第一厅，政治局以上干部全部送花圈。

起初，贺子珍的追悼会是在上海召开的。追悼会上，因为悲伤过度，贺敏学一度哭到休克，最终也没能去北京为贺子珍送行。

在清理贺子珍遗物时，李立英曾想把贺子珍买的那台电视机送到永新老家，让那里的孩子看看，也算是贺子珍最后一点心意。

图：1970年春节，,后排左一李敏，中排左二贺子珍、左三贺敏学、左四李立英、左六贺小平

可不知怎么的，这台彩电最后落到了看护贺子珍的护士手上。

后来经过清点，贺子珍遗物只有两个皮箱。

1947年，贺子珍从苏联回来时只有两个皮箱。30多年过去了，贺子珍走了，还是两个皮箱。

两袖清风，一无所有，便是对贺子珍最好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