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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装八字微信名字)八字缺水的微信名字…

时间:2023-03-18 17:01:59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起名字不仅合适,而且忌讳和回避,其本质是对人命魔术的防御。

打小人术

“打小人”是一些地方的旧俗。人们将那些好搬弄是非做坏事的人叫做“小人”。平日里深受“小人”危害又无可奈何的人,会在每年惊蛰这天“打小人”,作为一种报复和情绪宣泄。人们口中说着“小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一边用鞋底痛打纸剪的“小人”。人们之所以认为“打小人”管用,是因为人与名的对等关系。

姓名=性命?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其著作《叫魂》中,讲述了一桩与名字巫术相关的案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浙江德清县的东门城桥与水门坍塌了。知县从附近的仁和县雇来石匠吴东明等人进行重建。1月下旬,工程进入打桩阶段,这一环节的工作繁重吃力,需将一根根粗壮的木桩深深打入河底。当时河床水位很高,吴石匠一人日夜赶工,终于在3月初将木桩打到了河底。这时,吴石匠发现工地上的米不够吃了,他只好抽身出来,赶回老家——三十里外的商业重镇塘栖买粮。当他回到家中时,有人告诉他,曾有一名叫沈士良农夫想找他帮忙。

沈士良时年43岁,跟两个侄子住在一起。这两个侄子心肠毒辣,经常欺负沈士良,拐骗他的钱财,还殴打虐待他的母亲。

大概沈士良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便决定去“告阴状”,他在土地庙里焚烧了一张黄纸,向土地爷控诉侄子的恶行。但这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直到2月间,有人告诉他德清在重修水门,那些石匠或许有办法。据说,把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端,能给大锤注入力量,这就是民间传说的“叫魂”。而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神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

这可是一举两得的法子!一筹莫展的沈士良看到了新希望。他赶忙托人把侄子的名字写在纸片上(他自己是文盲不会写字),等到吴东明一回家,便立刻登门求访。

吴东明当然不具备这种魔力,但听过“叫魂”的流言,他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于是找来当地保正(即保长,相当于今日村长一职)把沈士良扭送县衙。知县一番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了一通板子,最后放了。

孔飞力书中提到的“叫魂”,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但在当时谣言甚嚣尘上。民众对于名字巫术的恐惧,使得“叫魂”事件不断发酵,谣言从江浙蔓延到京城,最终惊动了乾隆皇帝。孔飞力在书中写到:“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为何能害人?我们不妨先看看名从何而来。

世间万物都是从无到有,人名也不例外。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人类最初无名,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为了在一群人中分开彼此,就出现了只属于个人的标志——名。

你敢答应吗

占有一个人的名字,从而控制他的生命,在古典小说中时有出现。如《西游记》中金角大王对战孙悟空的情节:“二魔道:‘……你今既来,必要索战。我也不与你交兵,我且叫你一声,你敢应我么?’”金角大王执了紫金红葫芦,跳在空中,把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声“者行孙”孙悟空忍不住应了一声,便飕地被他吸进葫芦里去了。绘画/吕不问

汉代《说文解字》中还有一个说法,说明了名存在的必要性:“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以口自名。”这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起,白天交流,可以通过打手势表达,可到了晚上,谁也看不见谁,因此必须用语言交流,并且有一个固定称谓来称呼自己。由此,人名出现了。

人名将“你”“我”区分,但随之而来的是“名”与“我”的黏连。

假想一下,当我们呼唤某人的名,他通常会作出相应的回应。久而久之,这种呼叫——应答的关系固定下来,人们便认为名与人之间有了某种实在联系,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并由此相信“知其名则可制其身”。

英国学者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把这种原始思维做了一番解释:“未开化的民族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区分,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之间,不仅是人的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在的物质联系。从而巫术容易通过名字,犹如通过头发、指甲及人身其他任何部分一样,来危害于人。”

既然名字会被巫术利用,给他人造成伤害,那么在名字上下功夫,就能避厄。于是,与名相关的禁忌与避讳出现了。

唤人落马有法术

《封神演义》中商将张桂芳会“唤人落马”的法术。在讨伐西岐与周纪交战时,他只要大喊对手的名字,对手就瞬间失神,落马被俘。靠着这一招,张桂芳重伤黄飞虎,生擒西岐猛将周纪,风光无限。

字是名的盾牌?

中国人素来注重取名。一个好的名字,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看上去赏心悦目,还影响着人一生的运势。

先秦儒家经典《礼记·内则》记载了新生儿命名的场景:“三月之末,择日……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对曰:‘记有成。’”婴儿出生三个月后,在“命名礼”上,父亲握着孩子的小手,为之取名。名字通常含有对孩子的期许,因此母亲替孩子回答:“会好好记住的,希望将来能有所成就。”此后,如不改名,这名将与新生的孩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伴随他直至永远。

如此慎重取的名,是要被所有人响亮地呼唤吗?其实不然。“三月之名”主要通行于家族内部,男子待到二十岁,行了冠礼(即成年礼),则另取一字。因此,名,除自称外,几乎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能直呼其名而不显唐突的,只有君亲师,其他人出于尊重和客气,必须讳名而称其字。这就是先秦儒家经典《仪礼·士冠礼》中所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为何要“敬其名”?古代礼学家们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学者叶国良在《中国传统生命礼俗》一书中分析指出,在名外另取一字显然与远古时期人们对姓名巫术的防御有关。古人行冠礼前,受到父母家人的保护,行冠礼后则需独立面对复杂的社会。因此,需要另取一名,来防范未知世界中的伤害,这就是冠字的本意。

与之相似的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中也有体现。

弗雷泽在《金枝》中记载道:“(古代)每一个埃及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为真名,一为好名,或一为大名,一为小名;好名或小名是为大家知道的,真名或大名则小心隐瞒,不让别人知道。”还有:“在澳大利亚的一些部落中,男女老幼除了公开用的名字外,每人都有一个秘密的或神圣的名字,是出生后不久由自己(家族)的老人给取的,只有个别极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个秘密名字只在极庄严的时刻才用一下,平时绝不提它。如果说出这个名字,被妇人或外人听到,就是最严重地违犯了本族族规。”可见,取新名以保护“真名”的风俗并非罕见。

天作之合

“问名”是传统婚礼礼仪“六礼”中的第二礼,即由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子姓名与生辰八字,后卜吉凶。上图是写着男女双方姓名与生辰八字的庚帖,又称八字帖。古代女子名字不轻易示人,特别是不能向异性透露,暴露闺名就相当于裸露身体,是一件伤风败俗的大事。摄影/朱子浩 林语尘

敢问小姐芳名

《仪礼·士昏礼》中,记载了古人婚姻礼节的六个步骤,其中有“问名”一节,就是结婚前男方需问清女方的名字。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就是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吗?多么简单!为何要郑重其事地将其列入礼仪的程序?这是因为在古代,男方要通过女方的名与生辰八字来占卜凶吉。倘若占卜结果为凶,即使情投意合,有情人也大多难成眷属。

但在古代要知道一位女子的名,可非易事。

“孟母三迁”的故事妇孺皆知,但是“孟母”的名字是什么,无从知晓,仅仅通过这个称呼知道她的儿子姓孟,她的丈夫也姓孟。还有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祥林是这位命运悲苦女性的名字吗?显然不是,这是用已故丈夫的名字来称呼她。

那古代女性究竟有没有名字?有。她们在未出嫁前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名,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三月之名”,人们又称之为“闺名”或“阃(kǔn)名”。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金钏,这都是她们的名。

遗憾的是,女性的名被提及的机会很少。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女不仅“授受不亲”,甚至互不通问。女子一般养在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动范围局限于闺房,最多也就是去庭院走动走动。她们的名字只可留在父母家称呼,不能被外人知道,特别是不能随便向异性透露。因为“名”代表“我”,若轻易示人,等于轻易让他人拥有,相当于一件伤风败俗的大事。此后,女子出嫁来到夫家,一般只称姓氏,名就更加秘而不宣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古装影视剧中还常有“在下××,敢问小姐芳名”的场景,就是闺名禁忌的反映。

可以说,女性的闺名、阃名,一如其“名”,走不出庭院闺阁的小小空间,越不过原生家庭的危楼高墙。

不要忘记你的名字

日本动画电影《千与千寻》近期正在中国热映,这是一个与名字相关的故事。女主人公名叫千寻,千则是女巫给她取的代号。女巫汤婆婆是鬼界澡堂“汤屋”的大主管,靠剥夺他人名字,来掌控、奴役别人。但千寻始终不忘真名,最终战胜巫术,找回了来时路。上图是《千与千寻》电影海报。供图/IC photo

当避讳成为制度

在古代,人名禁忌不仅是文化传统,需自觉遵从,当它与权力结合,又形成一套严格的避讳制度,被统治者强制推行。最初的避讳制度只涉及天子(即“君讳”),后来,家长、上级乃至圣贤之名都成了避讳,由此才有了“家讳”“宪讳”“圣贤讳”等诸多名目。《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里就有著名的一句话:“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简单地说,避讳就是人们不能直接称呼君主或尊亲的名字,凡遇到与其名字相同的字眼,需用改字、缺笔或阙字等方法回避。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论语·微子》中有“何必去父母之邦”一句,在汉石经残碑上却记作“何必去父母之国”。“邦”字之所以改作意义相通的“国”,是为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刻石经是在东汉熹平年间,那时儒家经典的尊崇地位早已稳固,但仍需让位于避讳,可见帝王避讳之权威。不仅如此,汉时所有典籍中的“邦”字,在当时统统都要改作“国”。这就是避君讳。

避君讳是避讳制度中最严肃的一项,有时甚至连皇后、太子的名也不能触碰。据成书于清代的《清稗类钞》记载,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某年,新科进士参加朝考,试题为“麦天展气润”。有一位进土在诗中用了“翠浪”二字,阅卷者看见,吓了一跳,惊慌失措。原来慈禧的小名叫翠妞儿,馆阁中应试,均避“翠”字。这是久居京师的人都知道的事,但外省举子大多不知。再加上俗语中,“浪”为妇女风骚的代词,“翠”字已是不可用,哪还禁得住再加一“浪”呢?这样的考卷若进呈太后,必定掀起血雨腥风。主考官纵使欣赏他诗文俱佳,也只能摈斥。一个“翠浪”,就这样掀翻了一位新科进士的锦绣前程。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唐兵部尚书王绍原名王纯,与宪宗李纯同名,李纯当时为广陵王。顺宗即位后,册封宪宗为皇太子。于是,王绍上书请求改名。皇帝特令群臣讨论此事,有人认为,皇太子也是人臣,不必讳太子名。如果王纯是东宫中的侍从,太子是他的上级,出于避宪讳,倒是必须改名。由此看来,讳太子名当时并非定制,但王绍似乎仍然改了名,可见当时人们对于避讳的谨小慎微。

为避君讳,人们不仅改名,需要的时候,还得“换姓”。如姓籍的人,为避西楚霸王项羽(名籍)讳,改为席氏;姓庄的人为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氏;姓师的人,为避晋景帝司马师讳,改为帅氏……甚至连天上的神仙也不能幸免。那个在广寒官中“寂寞舒广袖”的仙女嫦娥,原本叫恒娥(恒是姓),因汉文帝名恒,于是仙女恒娥也只好屈从,改为嫦娥了。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谈到魏晋六朝时的一个习俗:“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

那些快递收件名

人们对名的忌讳,在生活细微处也有体现。右图中的快递箱上写的都不是真名,大部分人在填写收寄件信息时,会另取一名作为代号。这些收件名或是风趣,或是别有意味。总之,人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名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被陌生人知晓。随着快递实名制的推行,这些奇奇怪怪的收件名也将慢慢消失。

魏晋这一习俗,说明古人很重视避家讳。唐代坊间曾流行一种叫《讳行录》的小册子,堪称当时的社交指南手册,专门将达官贵人和知名人士的家讳及行第,依次列出来,以免人们在社交活动中触了霉头。可见,避家讳在当时是多么普遍和重要。

历史上,还有一例家讳大案,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唐代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为“晋”和“进”同音,李贺欲参加进土科考试,竟遭人非议。韩愈为此专门写了篇题为《讳辩》的评论文章,为李贺辩解,质疑当时的避讳陋习:“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可谓一针见血,痛快淋漓!只是在避讳制度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已被钳制,难以改变。即便像韩愈那样名人出来仗义执言,奔走呼吁,也无济于事。

除了国讳、家讳,还有所谓的“宪讳”,这指的是在官场和社交圈中,下属不能直呼长官的名字。五代时的“五朝元老”冯道,喜读《道德经》,其幕僚在讲解《道德经》时,为了避讳,便想了个变通的方法,将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六字,读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真是太有才了。不过,《道德经》一书专讲“道”,书中处处可见“道”,如此读法,岂能圆满。

历史上,避讳制度的实行曾带来很多的问题。避来避去,最后到了“下笔即妨,是书皆触”的程度。人们因害怕犯讳变得小心翼翼、“讳莫如深”起来,这严重妨碍了人们的表达和正常交往,避讳行为由隆敬尊崇渐渐走向虚假伪善。最终,违背了它的初衷。

责任编辑/张舒羽 图片编辑/朱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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