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名字不仅合适，而且忌讳和回避，其本质是对人命魔术的防御。

打小人术

“打小人”是一些地方的旧俗。人们将那些好搬弄是非做坏事的人叫做“小人”。平日里深受“小人”危害又无可奈何的人，会在每年惊蛰这天“打小人”，作为一种报复和情绪宣泄。人们口中说着“小人”的名字和生辰八字，一边用鞋底痛打纸剪的“小人”。人们之所以认为“打小人”管用，是因为人与名的对等关系。

姓名=性命？

著名汉学家孔飞力在其著作《叫魂》中，讲述了一桩与名字巫术相关的案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初，浙江德清县的东门城桥与水门坍塌了。知县从附近的仁和县雇来石匠吴东明等人进行重建。1月下旬，工程进入打桩阶段，这一环节的工作繁重吃力，需将一根根粗壮的木桩深深打入河底。当时河床水位很高，吴石匠一人日夜赶工，终于在3月初将木桩打到了河底。这时，吴石匠发现工地上的米不够吃了，他只好抽身出来，赶回老家——三十里外的商业重镇塘栖买粮。当他回到家中时，有人告诉他，曾有一名叫沈士良农夫想找他帮忙。

沈士良时年43岁，跟两个侄子住在一起。这两个侄子心肠毒辣，经常欺负沈士良，拐骗他的钱财，还殴打虐待他的母亲。

大概沈士良觉得家丑不可外扬，便决定去“告阴状”，他在土地庙里焚烧了一张黄纸，向土地爷控诉侄子的恶行。但这似乎没起到什么作用。直到2月间，有人告诉他德清在重修水门，那些石匠或许有办法。据说，把写有活人名字的纸片贴在木桩顶端，能给大锤注入力量，这就是民间传说的“叫魂”。而那些因此而被窃去精气神的人，不是生病，便是死去。

这可是一举两得的法子！一筹莫展的沈士良看到了新希望。他赶忙托人把侄子的名字写在纸片上（他自己是文盲不会写字），等到吴东明一回家，便立刻登门求访。

吴东明当然不具备这种魔力，但听过“叫魂”的流言，他生怕自己被牵扯进去，于是找来当地保正（即保长，相当于今日村长一职）把沈士良扭送县衙。知县一番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了一通板子，最后放了。

孔飞力书中提到的“叫魂”，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但在当时谣言甚嚣尘上。民众对于名字巫术的恐惧，使得“叫魂”事件不断发酵，谣言从江浙蔓延到京城，最终惊动了乾隆皇帝。孔飞力在书中写到：“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作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这样的歇斯底里，影响到了十二个省份的社会生活，从农夫的茅舍到帝王的宫邸均受波及。”

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为何能害人？我们不妨先看看名从何而来。

世间万物都是从无到有，人名也不例外。老子在《道德经》中说：“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人类最初无名，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为了在一群人中分开彼此，就出现了只属于个人的标志——名。

你敢答应吗

占有一个人的名字，从而控制他的生命，在古典小说中时有出现。如《西游记》中金角大王对战孙悟空的情节：“二魔道：‘……你今既来，必要索战。我也不与你交兵，我且叫你一声，你敢应我么？’”金角大王执了紫金红葫芦，跳在空中，把底儿朝天，口儿朝地，叫声“者行孙”孙悟空忍不住应了一声，便飕地被他吸进葫芦里去了。绘画／吕不问

汉代《说文解字》中还有一个说法，说明了名存在的必要性：“名，自命也。从口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以口自名。”这就是说，人们生活在一起，白天交流，可以通过打手势表达，可到了晚上，谁也看不见谁，因此必须用语言交流，并且有一个固定称谓来称呼自己。由此，人名出现了。

人名将“你”“我”区分，但随之而来的是“名”与“我”的黏连。

假想一下，当我们呼唤某人的名，他通常会作出相应的回应。久而久之，这种呼叫——应答的关系固定下来，人们便认为名与人之间有了某种实在联系，甚至将二者等同起来，并由此相信“知其名则可制其身”。

英国学者弗雷泽在《金枝》一书中，把这种原始思维做了一番解释：“未开化的民族对于语言和事物不能明确区分，常以为名字和它们所代表的人或事物之间，不仅是人的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是实在的物质联系。从而巫术容易通过名字，犹如通过头发、指甲及人身其他任何部分一样，来危害于人。”

既然名字会被巫术利用，给他人造成伤害，那么在名字上下功夫，就能避厄。于是，与名相关的禁忌与避讳出现了。

唤人落马有法术

《封神演义》中商将张桂芳会“唤人落马”的法术。在讨伐西岐与周纪交战时，他只要大喊对手的名字，对手就瞬间失神，落马被俘。靠着这一招，张桂芳重伤黄飞虎，生擒西岐猛将周纪，风光无限。

字是名的盾牌？

中国人素来注重取名。一个好的名字，不仅读起来朗朗上口，看上去赏心悦目，还影响着人一生的运势。

先秦儒家经典《礼记·内则》记载了新生儿命名的场景：“三月之末，择日……父执子之右手，咳而名之。妻对曰：‘记有成。’”婴儿出生三个月后，在“命名礼”上，父亲握着孩子的小手，为之取名。名字通常含有对孩子的期许，因此母亲替孩子回答：“会好好记住的，希望将来能有所成就。”此后，如不改名，这名将与新生的孩子命运相连、休戚与共，伴随他直至永远。

如此慎重取的名，是要被所有人响亮地呼唤吗？其实不然。“三月之名”主要通行于家族内部，男子待到二十岁，行了冠礼（即成年礼），则另取一字。因此，名，除自称外，几乎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能直呼其名而不显唐突的，只有君亲师，其他人出于尊重和客气，必须讳名而称其字。这就是先秦儒家经典《仪礼·士冠礼》中所说“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为何要“敬其名”？古代礼学家们没有做进一步的解释。学者叶国良在《中国传统生命礼俗》一书中分析指出，在名外另取一字显然与远古时期人们对姓名巫术的防御有关。古人行冠礼前，受到父母家人的保护，行冠礼后则需独立面对复杂的社会。因此，需要另取一名，来防范未知世界中的伤害，这就是冠字的本意。

与之相似的现象，在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中也有体现。

弗雷泽在《金枝》中记载道：“（古代）每一个埃及人都有两个名字，一为真名，一为好名，或一为大名，一为小名；好名或小名是为大家知道的，真名或大名则小心隐瞒，不让别人知道。”还有：“在澳大利亚的一些部落中，男女老幼除了公开用的名字外，每人都有一个秘密的或神圣的名字，是出生后不久由自己（家族）的老人给取的，只有个别极亲近的人才知道。这个秘密名字只在极庄严的时刻才用一下，平时绝不提它。如果说出这个名字，被妇人或外人听到，就是最严重地违犯了本族族规。”可见，取新名以保护“真名”的风俗并非罕见。

天作之合

“问名”是传统婚礼礼仪“六礼”中的第二礼，即由男方遣媒人到女家询问女子姓名与生辰八字，后卜吉凶。上图是写着男女双方姓名与生辰八字的庚帖，又称八字帖。古代女子名字不轻易示人，特别是不能向异性透露，暴露闺名就相当于裸露身体，是一件伤风败俗的大事。摄影／朱子浩 林语尘

敢问小姐芳名

《仪礼·士昏礼》中，记载了古人婚姻礼节的六个步骤，其中有“问名”一节，就是结婚前男方需问清女方的名字。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就是知道一个人的名字吗？多么简单！为何要郑重其事地将其列入礼仪的程序？这是因为在古代，男方要通过女方的名与生辰八字来占卜凶吉。倘若占卜结果为凶，即使情投意合，有情人也大多难成眷属。

但在古代要知道一位女子的名，可非易事。

“孟母三迁”的故事妇孺皆知，但是“孟母”的名字是什么，无从知晓，仅仅通过这个称呼知道她的儿子姓孟，她的丈夫也姓孟。还有鲁迅笔下的祥林嫂，祥林是这位命运悲苦女性的名字吗？显然不是，这是用已故丈夫的名字来称呼她。

那古代女性究竟有没有名字？有。她们在未出嫁前拥有过属于自己的名，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三月之名”，人们又称之为“闺名”或“阃（kǔn）名”。比如，《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金钏，这都是她们的名。

遗憾的是，女性的名被提及的机会很少。在中国古代社会，男女不仅“授受不亲”，甚至互不通问。女子一般养在深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活动范围局限于闺房，最多也就是去庭院走动走动。她们的名字只可留在父母家称呼，不能被外人知道，特别是不能随便向异性透露。因为“名”代表“我”，若轻易示人，等于轻易让他人拥有，相当于一件伤风败俗的大事。此后，女子出嫁来到夫家，一般只称姓氏，名就更加秘而不宣了。现在我们看到的古装影视剧中还常有“在下××，敢问小姐芳名”的场景，就是闺名禁忌的反映。

可以说，女性的闺名、阃名，一如其“名”，走不出庭院闺阁的小小空间，越不过原生家庭的危楼高墙。

不要忘记你的名字

日本动画电影《千与千寻》近期正在中国热映，这是一个与名字相关的故事。女主人公名叫千寻，千则是女巫给她取的代号。女巫汤婆婆是鬼界澡堂“汤屋”的大主管，靠剥夺他人名字，来掌控、奴役别人。但千寻始终不忘真名，最终战胜巫术，找回了来时路。上图是《千与千寻》电影海报。供图／IC photo

当避讳成为制度

在古代，人名禁忌不仅是文化传统，需自觉遵从，当它与权力结合，又形成一套严格的避讳制度，被统治者强制推行。最初的避讳制度只涉及天子（即“君讳”），后来，家长、上级乃至圣贤之名都成了避讳，由此才有了“家讳”“宪讳”“圣贤讳”等诸多名目。《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里就有著名的一句话：“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简单地说，避讳就是人们不能直接称呼君主或尊亲的名字，凡遇到与其名字相同的字眼，需用改字、缺笔或阙字等方法回避。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论语·微子》中有“何必去父母之邦”一句，在汉石经残碑上却记作“何必去父母之国”。“邦”字之所以改作意义相通的“国”，是为避汉高祖刘邦的名讳。刻石经是在东汉熹平年间，那时儒家经典的尊崇地位早已稳固，但仍需让位于避讳，可见帝王避讳之权威。不仅如此，汉时所有典籍中的“邦”字，在当时统统都要改作“国”。这就是避君讳。

避君讳是避讳制度中最严肃的一项，有时甚至连皇后、太子的名也不能触碰。据成书于清代的《清稗类钞》记载，在慈禧垂帘听政的某年，新科进士参加朝考，试题为“麦天展气润”。有一位进土在诗中用了“翠浪”二字，阅卷者看见，吓了一跳，惊慌失措。原来慈禧的小名叫翠妞儿，馆阁中应试，均避“翠”字。这是久居京师的人都知道的事，但外省举子大多不知。再加上俗语中，“浪”为妇女风骚的代词，“翠”字已是不可用，哪还禁得住再加一“浪”呢？这样的考卷若进呈太后，必定掀起血雨腥风。主考官纵使欣赏他诗文俱佳，也只能摈斥。一个“翠浪”，就这样掀翻了一位新科进士的锦绣前程。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唐兵部尚书王绍原名王纯，与宪宗李纯同名，李纯当时为广陵王。顺宗即位后，册封宪宗为皇太子。于是，王绍上书请求改名。皇帝特令群臣讨论此事，有人认为，皇太子也是人臣，不必讳太子名。如果王纯是东宫中的侍从，太子是他的上级，出于避宪讳，倒是必须改名。由此看来，讳太子名当时并非定制，但王绍似乎仍然改了名，可见当时人们对于避讳的谨小慎微。

为避君讳，人们不仅改名，需要的时候，还得“换姓”。如姓籍的人，为避西楚霸王项羽（名籍）讳，改为席氏；姓庄的人为避汉明帝刘庄讳，改为严氏；姓师的人，为避晋景帝司马师讳，改为帅氏……甚至连天上的神仙也不能幸免。那个在广寒官中“寂寞舒广袖”的仙女嫦娥，原本叫恒娥（恒是姓），因汉文帝名恒，于是仙女恒娥也只好屈从，改为嫦娥了。

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曾谈到魏晋六朝时的一个习俗：“比方想去访一个人，那么，在未访之前，必先打听他父母及其祖父母的名字，以便避讳。否则，嘴上一说出这个字音，假如他的父母是死了的，主人便会大哭起来——他记得父母了——给你一个大大的没趣。”

那些快递收件名

人们对名的忌讳，在生活细微处也有体现。右图中的快递箱上写的都不是真名，大部分人在填写收寄件信息时，会另取一名作为代号。这些收件名或是风趣，或是别有意味。总之，人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名暴露于大庭广众之下，被陌生人知晓。随着快递实名制的推行，这些奇奇怪怪的收件名也将慢慢消失。

魏晋这一习俗，说明古人很重视避家讳。唐代坊间曾流行一种叫《讳行录》的小册子，堪称当时的社交指南手册，专门将达官贵人和知名人士的家讳及行第，依次列出来，以免人们在社交活动中触了霉头。可见，避家讳在当时是多么普遍和重要。

历史上，还有一例家讳大案，今天看来十分荒唐：唐代著名诗人李贺的父亲名晋肃，因为“晋”和“进”同音，李贺欲参加进土科考试，竟遭人非议。韩愈为此专门写了篇题为《讳辩》的评论文章，为李贺辩解，质疑当时的避讳陋习：“今贺父名晋肃，贺举进士，为犯‘二名律’乎？为犯‘嫌名律’乎？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可谓一针见血，痛快淋漓！只是在避讳制度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已被钳制，难以改变。即便像韩愈那样名人出来仗义执言，奔走呼吁，也无济于事。

除了国讳、家讳，还有所谓的“宪讳”，这指的是在官场和社交圈中，下属不能直呼长官的名字。五代时的“五朝元老”冯道，喜读《道德经》，其幕僚在讲解《道德经》时，为了避讳，便想了个变通的方法，将开篇“道可道，非常道”六字，读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真是太有才了。不过，《道德经》一书专讲“道”，书中处处可见“道”，如此读法，岂能圆满。

历史上，避讳制度的实行曾带来很多的问题。避来避去，最后到了“下笔即妨，是书皆触”的程度。人们因害怕犯讳变得小心翼翼、“讳莫如深”起来，这严重妨碍了人们的表达和正常交往，避讳行为由隆敬尊崇渐渐走向虚假伪善。最终，违背了它的初衷。

责任编辑／张舒羽 图片编辑／朱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