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作者罗兴才是原襄阳市教育局局长，现已年满七十岁，居住于北京帮儿子照看孩子。他老人家喜爱写作，曾出版过两部大作。因他曾患过食道癌，做过手术，他爱人和儿子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反对他写长篇大作，故而现在写一些短文章与大家分享。恭请您们阅读!请记得为他这种精神点赞!欢迎您们点赞和留言!

(作者罗兴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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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襄州三中的情结

――罗兴才

襄州三中位于襄北黄集镇南端，与原襄北农场的酒厂相邻。因为当年黄集周边有着许许多多的部队＂五七＂干校，干校的干部职工的子女要在地方学校就读，襄阳县薛集高中搬迁到黄集后，就一度更名为黄集子弟学校了，所以可以说，黃集子弟学校的前身应该是薛集中学。黄集子女学校是一所集小学、初中和高中＂一条龙＂的学校，也是一所平地地骨堆重新建立的一所学校，更是一所军民子女融合的新型学校，学生可谓来自五湖四海。

学校虽然更名了，我仍然一直称她黄集子弟学校。我虽然只在这所学校工作过三年多，但与她的情结至今盘旋在脑海中无法忘却。

突然调入

1978年冬，不知道什么原因，我和东津高中的同事郜玉山老师夫妇一起被突然宣布从东津高中调入黄集子弟学校。当时的公开说法是抽调骨干老师，支援新学校建设。这话有些半真半假，因为郜老师确实是骨干教师，而我只是一个刚从事高中教学两年的工农兵学员。而且是曾为兼顾方便看病和照顾家庭申请照顾分配到东津高中的。

我们这一代人信奉国家职工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没有丝毫理由和组织讲价钱。所以对调动原因虽然疑惑不解，但还是毫不犹豫地服从组织安排，按时办理了调动手续。

春节刚过的一天清晨，一辆卡车开进东津高中校园，先搬上了郜老师家的家具物品，再塞上我四五个纸箱子装的家当。那个年代的老师和国家职工，都没有什么家具和物品，所以我们两家的物品放在一起，仍然让一辆卡车显得空空荡荡。郜老师的妻子李传芳带着两个孩子坐在驾驶室，我和郜老师就蹲在装物品的货车车厢里，一颠一簸，摇摇晃晃地跨过六两河，越过樊城半边城，顺着一条北行的公路，开到了黄集子弟学校。

从此，开始了我人生教书生涯的第三站。特殊的调动，特殊的境遇，让我镌刻下了特别的记忆。

特殊住房

当我们的车行进在黄集子弟学校校园时，只见红彤肜的一大片，座北朝南竖立着排列整齐的清一色的红墙红瓦平房，大慨有十几栋，很有几分气魄。但除了教学用房和师生的厨房，几乎没有教师的住房。

我们乘坐的卡车在学校有关人员的引领下，开到了学校中部的一栋平房的前面停下，一群人七手八脚地将郜老师家的物品搬下车，放到了两间教学用房的屋子里，他们一家四口人就住进了那个两间贯通的平房里了。然后车子又掉转车头朝学校前面开，不一会来了个左转弯，将车停在另一栋平房前，人们三下五去二，搬下了我的家当。我则连同几个纸箱子装的书籍等物品被塞进了一间平房里，这里已经住着陈文佑老师。我住进去时间不长，又搬进了陶小金老师。

窄窄的一间房子，成＂品＂字形摆放着三张床和三个办公桌。拥挤不堪则不说，患有严重神经衰弱的我，住＂在集体宿舍＂就更难以入睡，常常彻夜不眠。

我又成了卫生院的常客，要安眠药又成了我和医生的老生常谈。

刚到一所新学校，人生地不熟，有苦也难以启齿，就尽量削足适履。但住了几天，实在忍无可忍了，只好硬着头皮向学校领导汇报。当我把自己的客观情况向学校校长黄昌举述说后，他二话没说，当即就与总务主任李成功商议决定，让我搬到学校图书室暂住。

图书室就紧挨着我开始的住处，是两间连通的平房。说是学校图书室倒不如说是图书保管室更恰如其分，因为两间平房，被书柜隔成了半＂正＂字形，在＂正＂字的右侧已居住了宋老师和陶老师两位从薛集中学搬过来的老教师，隔房的物件是十几个书柜。而每个书柜里存放的书全部被锁着，根本无法外借，都封存在那里睡大觉。我被安排在分割成半个＂正＂字形的房的左侧，也就是去掉＂正＂字左侧的那一竖，一人住了一个通间。

迎门用一块布帘子遮着，靠前檐的地方摆了一张单人木床，在后檐窗口下摆放着一张办公桌，便成了我的办公室兼寝室。这虽然比起原工作单位的住房条件要逊色一些，但比起人家薛集高中过来的老师们，算是优待到了天边了。这毕竟是个＂单间＂啊。从薛集中学过来的许多老教师都还是几人合住在一间的集体宿舍里，我这外来的年轻老师却住上了单间。

这虽然是间不合格的单间，但她比标准的单间更温暖，因为她孕含了学校领导的关心和照顾。

后来，学校在教工食堂前面不远处，建起了一栋内走廊的平房，人称＂贫民窟＂，因为它里面居住的都是普通老师。就是这栋火柴盒式的平房，几乎把＂半边户＂（夫妻中一方仍为农业户口）和＂夫妻分居＂（夫妻双方不在一地工作）的老师们都＂装＂进去了，住着清一色的＂单身汉＂。我被分配住在东南角的一间，应该是最朝阳和最通风的地方。在这里一直住到调离黄集子弟学校的时光。

住在这个偏僻的地方，虽说是单门独间，但因是内走廊的缘故，吃起饭来大家就会聚在一起天南海北的侃大山。同学科的老师还可以彼此间随时交流教学心得。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聊天的有王志明、陶月光、余志文、刘锦云、焦泽泓等老师。我后来的请调报告中的＂鉴于＂二字用的不太贴切的意见，就是语文老师刘锦云在走廊里指出的。在走廊上，我和焦泽泓老师经常一起探讨教材的教法。

这间平房虽然显得有些窄小和简陋，但它胜过现在的高楼大厦中的四室两厅。因为高楼大厦阻隔了人们间的交往交流，把人们包裹成了孤家寡人。而那栋平房却让我们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的老师们亲如一家，无话不说，相处融洽。

深情厚意

在学校，我身体不好是出了名的。不仅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而且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和甲肝，吃不了加上睡不好，折腾得我总是骨瘦如柴，整天精神不振。

但同事、同学对我的深情厚谊总是温暖着我的心，激励我同疾病作斗争，尽量做一个合格的老师。

我担任高一（1）班班主任时，班长是王保全同学。他虽然是农家子弟，却有一颗善良的心。一次学校组织劳动竞赛，内容是到大街小巷拾砖头瓦块用于硬化校园的地面。我跟班和同学们一起劳动，四处寻找碎砖瓦，然后送回学校过秤。当时我确实有些力不从心，但我一直信奉为人师表是老师的基本品格，应该尽量和学生在一起活动，至始至终参加班上的集体活动，和学生们同做早操，同劳动⋯⋯当保全发现我挥汗如雨后，就三番五次地劝阻我说，罗老师，你去休息，我们能行。如果我们班评不上先进，你把我班长撤了。保全的话让我十分感动，但还是坚持和同学们一起劳动到结束。

平时，同学们把我的病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千方百计的为我解除疾病的痛苦。刘志军等同学，总是悄悄地买下补脑汁之类的＂补品＂，不声不响地放在我的寝室里。刘朝志同学经常从家里带来一些可口的食物，让我吃的舒服一些。贾锐同学釆取特殊措施为我买到计划供应的肉，使我得到营养补充。

这些话、这些事，总能让我忘却疾病，把心扑在工作上。

特殊时刻更显师生情谊深。1979年夏季的一天傍晚，天哗啦啦地下着小槌子暴雨，地面雨水四处横流，我胃痛疼难忍，躺在寝室里无计可施。被一位送作业本的同学发现后，一呼百应，霎时来了十几位同学，一些人撑伞挡风遮雨，一些人拉开被子四面绷牵，硬是用绷着的被子把我抬到黄集卫生院。

那一个夜晚，病房里又闷又热，我打上吊针后劝同学们返回学校去，可磨破嘴皮子，同学们一个人也不肯离去，有的目不转睛地盯着吊瓶，生怕过了换药的时间；有的轮留扇着扇子，为我送凉解闷；有的不断端茶倒水，总怕我渇着了。这种浓厚的师生情意之境至今历历在目。

因为妻子家中发生了一起变故，我经过三番五次的申请，1981年批准我调离黄集子弟学校。调令下达的消息不径而走，当时我不在学校，在我返校开寝室的房门时，房门怎么也推不开，后来从门上面的天窗朝下望去，是地面上堆积如山的物品挡住了房门，那都是同学们从房门上的天窗投进去的纪念品。当我捧起这些纪念品时，眼睛湿润了，喉咙哽咽了。

我在黄集子弟学校教书时，妻子一度在朱集学校教书，两地相距六十余华里之远，且没有一条像模像样的道路可走，更没有长途汽车通行。我因经济拮据又买不起自行车，每次探亲都是＂11＂号汽车一一步量。但只要是天晴路干，钟启礼老师总是用自行车带着我，一直送到唐白河边。

那时虽然不片面追求升学率，但老师们都是尽职尽责的。这样以来，有些节假日我就不探亲，呆在学校里看看书、备备课。双职工的老师为了解除我的孤单和寂寞，总是喊我到他们家吃饭。在副校长朱焱、赵学达家吃过，在郜玉山、吴光辉、郑国儒等老师家更是家常便饭。

在他们那里虽然吃的是粗茶淡饭，没有山珍海味，但那是友情饭而不是人情饭，人家也不知道我后来能担任市教育局局长，即便我担任市教育局局长后，也没有一位老师托我办事情。可见那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纯真无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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