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楠茜

编辑｜段文

岁末年初，又到了罗英最纠结的时刻。

“爸爸妈妈可能今年不能来接你们回家了。”作为一家留守儿童托管中心的负责人，她在2021年的春节前夕，无奈地对着一屋子的孩子说出这句话，很多孩子当场就哭了。

类似的话她在2020年春节前曾经也说过。

如今，2022年春节即将到来，她害怕可能还要去说出同样的话。

孩子们的爸妈是大城市的外卖员、骑手、早点摊主、小商贩……在外地打工，因为延宕至今的新冠疫情和就地过年的政策而无法回家。有的孩子已经两年没能和爸爸一起过春节了——甚至，2022年将连续第三次过年没有父母相伴。

罗英和爱心留守之家的孩子，他们大多来自本地村镇，父母都在外地打工

每个思念父母的留守孩子背后，都是一个个奋力挣扎的农民工家庭。据公益组织“协作者”观察，由于经济基础弱，缺少社会保障和支持，一些农民工家庭受到疫情的冲击，不仅非正规就业的收入减少，家庭亲子关系也受到影响。

带了十来年留守孩子的罗英感觉到现状的复杂难解，而且正在形成一个个恶性循环。老家的孩子许久没见父母，愈加隔阂和生疏；而在外地的父母们，因为不能在孩子身边，心有愧疚，更拼命地去干活挣钱，陪伴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

“当孩子们长大，又将重复我们的命运，成为新一代留守儿童的父母吗？”她发问道。

“已经记不得爸爸的名字了”

休息时间，小朋友们在院子里你追我赶地玩耍。

“小强！过来一下，有事找你。”罗英冲着院子喊了一声，穿着黑色棉袄的小男孩蹦蹦哒哒地跑了过来。他留着小平头，脸颊上两抹苹果红，眼睛大大圆圆的，直愣愣地望着罗英。看到罗英拿出一个汉堡，又递来一个鸡腿，弯腰鞠躬说了声“谢谢”，汉堡塞进嘴里，高兴得不知道该怎么咧嘴笑了。

“（小强）两年没回家过节。其他小朋友都会有亲戚来看望，但是他没有。所以平时我会偷偷塞给他一点零食。”罗英说。

作为贵州黔南平塘县留守儿童之家的负责人，罗英照顾着一百来个孩子的生活起居。孩子们大多是本地村镇的留守儿童，9岁的小强来自湖北，因此她偶尔会给予小强一点“偏爱”。

爱心之家全家出动炸茄盒，罗英（中间）喂给孩子们吃

2020年春节因为新冠疫情，小强没能回老家过年，和爸爸分离两地。2021年又因为疫情尚未结束、全国倡导就地过年的政策，小强还是没等来爸爸。前两年，小强都是在罗英家跨年和过春节。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小强还不知道能不能和爸爸一起过年。

2019年的夏天，爸爸从湖北把7岁的小强带到罗英的留守儿童之家，然后去了浙江沿海一带打工。和大多数幼儿园时期就来到这里的小朋友不同，小强已经在外面读完大班，才转学过来。又因为手续问题，重读了一个大班，所以8岁才刚上小学。

刚来的时候，小强一句话不说。即便进了幼儿园，也不和老师同学说话。一生气就在地上打滚，老师只能打电话叫罗英去接。小强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只说妈妈在自己很小的时候就离家，家里爷爷奶奶也都不在了，他的童年比别的孩子更加孤独。

“他内心想什么，你不认真观察，根本看不出来。”罗英说，这个年龄的小孩子一般都爱闹爱说，但小强总是很安静，从来不会主动去说自己想要或不想要什么。除非有人主动去问，他才会回答，大多数时候也只是点头和摇头。

两年时间里，小强慢慢熟悉环境，在大家庭里也交上了好朋友，学会了说贵州话。他的性格开朗些了，也会缠着罗英要零食——他不爱吃贵州盛产的土豆，但爱吃包括薯片在内的各种小零食。

罗英也感受到小强细腻而温柔的关心。她前段时间生完孩子在家坐月子，由老公替她照顾孩子们。老公说，小强最近没事老跟在他屁股后面，满脸心事的样子，但问他也不说。罗英明白小强这是挂念她，但又不好意思直接问。她让老公带小强回家，和他一起吃了顿饭，又给他洗了个澡。第二天早上，小强高高兴兴地回了学校。

晚餐有蒸螃蟹，罗英的丈夫在教孩子们怎么拆螃蟹吃

在贵州的两年时间里，小强爸爸因为忙，主动打过来的电话不超过五次。牛年大年初一早上，罗英主动给小强爸爸打去电话，让孩子跟他说新年好。爸爸说湖北话，小强说贵州话，两人都不好意思开口说什么，没有更多的交流。父子俩只是在视频里对视了几分钟，就挂掉了电话。

前不久，小强拿回学校发的一个表，要填写家长的信息，但他突然想不起来爸爸的名字。他拿罗英的手机给爸爸打视频电话，因为害羞，拿着手机去到屋外。罗英不知道父子俩聊了什么，但只看到他回来，神色变得黯然，“爸爸说今年又来不了了。”

罗英发信息问小强爸，迟迟未能收到答复。几天后，小强爸才发来信息，向罗英道歉未能按时交生活费的事情，但仍然不确定过节能否来接孩子。

“也不是故意不管孩子，是他们要打工挣钱啊。”罗英理解小强爸爸的难处。在她的印象中，这位父亲木讷老实，和孩子一样不善言辞。甚至把孩子送来之前，只简单问罗英要了学校地址，就直接带着孩子来到了镇里。2020年的暑假，他来过一次，接孩子在镇上的宾馆住了一周，没来得及和罗英说什么，就匆匆忙忙离开了。只是送孩子回学校的时候，买来一些零食和牛奶。

“为了养家糊口，不干也不行”

每一个未能和父母团聚的留守儿童的背后，都是近两年来受到疫情打击、愈发脆弱的农民工家庭。孩子们看不到的是，离家的父母们为了改变他们的生活，在陌生的大城市里奋力打拼。

来自河南濮阳的牛春鹏是北京的一名外卖骑手，也是三个女孩的父亲，他已经两年没回过家。2020年春节没存下钱，他决定不回老家，在北京跑单，顺便省下车票钱。2021年春节的疫情严峻，他担心回老家之后再回北京会受困于隔离政策，仍然没回家。

牛春鹏刚来北京时，吃过不少亏。他被第三方外包公司坑骗，稀里糊涂地背上高利息的电动车分期贷款，天天接到追债的恐吓电话；他也曾在瓢泼大雨的晚上，因为回家换个雨衣就被站长大骂……现在，他每天熟练穿梭在车流当中，一边躲着严查电瓶车的交警，一边赶紧跑单——系统对骑手要求严苛，迟到扣钱按分秒计算。

牛春鹏（化名）在买一些生活用品_受访者供图

“往死了干，最多一个月能挣1万多一点，但为了养家糊口，不干也不行。”他每天跑十七八个小时，在众多骑手中算是单量最多的。临近年末的深夜，北京的温度接近零下六七度，他穿了两件羽绒服也抵御不住寒风的侵袭，脸颊冻成了红色。

牛春鹏几乎是带着对孩子的愧疚，在拼命挣钱。三个女儿，老大读初三，老二读初二，老三今年十岁。老大从小跳舞有天赋，幼儿园老师曾经强烈推荐孩子去学跳舞，但是牛春鹏交不起学费，只能作罢，他至今觉得愧对老大。为了省钱，牛春鹏住在多人宿舍，睡上铺，每月800块钱。每月一拿到工资，扣掉自己的生活费，全都打给家里。

700多天没见孩子，牛春鹏最担心孩子和自己越来越不亲近。深夜他回到出租屋往家里边打电话，孩子已经睡觉。偶尔周末能通个视频电话，能说的话也不多——老大老二进入青春期，不爱表露心事；只有年龄小的老三嘴甜，撒娇让爸爸给她买芭比娃娃回来。他还记得刚离开家的时候，老三掉着泪说不想让爸爸走，他也跟着掉泪。两年没见，他现在都不知道老三长多高了。

今年北京下雪了，牛春鹏拍的北京雪景_受访者供图

除了担心留守孩子，也有人担心留守在家的空巢老人。今年47岁的郭泽刚在北京打工，近5年都没有回老家了。他和老婆孩子挤在五六平米的出租屋，生活一切都能将就，最担心老家的父亲。母亲去世多年，父亲独自在家，孝顺的郭泽刚每隔一两天就打电话回去。

父亲用着老年手机，没法视频通话。郭泽刚前不久让老乡帮忙在家安了个摄像头，对着客厅沙发和厨房门。他工作休息间隙就打开看看，看到父亲出门遛弯了，在客厅扫地，午觉起来看电视了……心里稍微能踏实点。去年春节，郭泽刚给老爷子买了双棉鞋，今年准备买一件大红袄子，希望喜庆的颜色能让留守的父亲感觉不那么孤独。

关心农民工群体的“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在2020年的一次调研中发现，尽管往年的春节假期是农民工集中返乡的日子，受到回家成本高、老家无生产材料、新冠肺炎疫情等影响，60%受访农民工家庭春节没有返乡。

牛春鹏（化名）在跑单的夜里，拍下的北京圣诞街景

在“协作者”援助农民工和留守儿童的社会工作者王肖补充说，前些年随着总体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多数农民工都会回老家过年，和孩子老人团聚。但是疫情之后，一是很多农民工收入受限，二是受制于各地防疫政策和学校安排，和孩子的团聚变得更加困难。

“听说要有接收证，不戴口罩不让回，又听在城里的邻居说，回城里要开证明。我们相当于没有正式职业的，居委会如果不接收的话，就担心没有地方容身。昨天孩子老师发信息问我们是哪个班次的列车，如果有疑似病例，一个列车的人都要追踪。”一位农民工在接受“协作者”访谈时说，回家的政策多变复杂，干脆不回去了。

此外，有93%的农民工家庭，表示生活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部分家庭存款消耗殆尽，开始通过借钱、透支的方式维持生活。基本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家庭儿童营养也受到影响。

罗英也能直接感受到疫情对于农民工群体收入的冲击。孩子们的父母，有在外地开小饭馆的、卖早点的、送快递和外卖的……疫情再加上限电政策，使得他们经常停工，今年有三分之一的家长都没能准时交上孩子每月700元的生活费。

年底了，罗英也愁发不出员工的工资，只能催家长补交生活费，先补上学校阿姨的工资，好让阿姨回去过个年。

牛春鹏在北京的住处

“不希望我的孩子重复我的命运”

“留守儿童、农民工家庭，他们实际上都很脆弱，但也有想要改变自身处境的愿望，有自己的力量。”王肖说，他也曾是一名留守儿童。

王肖的父母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加入外出打工的大潮，从云南的深山去到浙江沿海打工，他则在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了近十年。那个年代通信不发达，村里只有小卖部一台座机，每次爸妈要先打个电话托人转告，他先去小卖部等着电话铃响。

一年到头和父母通电话寥寥几次，聊的永远都是学习、吃饭、天气。过节时会尤其思念父母，只要有人提到团圆的话题，平日里好脾气的王肖会变得敏感易怒。后来他考上大学，走入社会工作专业，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才逐渐治愈童年留守带来的自卑创伤。

王肖能深刻理解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的复杂感情。孩子们即便平时再想念父母，也很少表露感情。分隔后见面，父母和孩子之间会隔着一层陌生感。当父母从爷爷奶奶手里接回孩子，因为两代人育儿观念的差异，又会产生很多矛盾——祖辈带孩子通常只管孩子吃饱穿暖，不重视学习和行为的规范。

因此外出打工多年的父母回来，发现半大的孩子性格顽劣，品行不端。等留守儿童们长大，很多人又走上了和父辈相同的打工之路，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继续循环。

这也是促使罗英回到老家、开办留守儿童之家的最重要原因。

罗英是布依族，来自一个贫穷的村寨，村里的孩子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土路去上学，很多孩子在6岁之前几乎都不上学。她也和所有年轻人一样，初中毕业、结婚生子，把孩子留给家里老人，外出打工。到了大城市，她才看到人生的另一种活法，“孩子要上早教，三岁上幼儿园，六岁上小学，还要读初中、高中和大学。”

12年前，罗英在一个饭店做服务员。最震撼的一次，是她和老板娘去超市采购，她第一次看到有人买东西不用看价格标签，只需要往购物车里扔。买满一车的东西，利落地刷卡结账走人。她回到宿舍，彻夜未眠，想着“我已经是在重复我妈妈的生活，一定不能让我女儿再重复我的生活”。

过年回来，她主动找到寨子里几个年龄相仿、都有孩子的小姐妹商量，不能所有人都再出去打工了，得负起责来，让孩子去镇上读书，否则过几年也要轮到他们打工了。但不打工也没有收入来源，她于是留下来照顾孩子，其他人继续去打工，每个月寄250元的生活费回来。

2009年的3月，过完春节，罗英没再去外地打工。她在镇上离学校不远的地方租了一个房子，带着寨子上的两三个孩子一起生活。到了第二个学期，一些亲戚朋友找到她，让她帮忙带带自己家的孩子，留守儿童之家就这样办起来了。

罗英在留守儿童爱心之家，背后是孩子们的教室

十几年过去，罗英带的孩子越来越多，从5个到如今的140个。在这个留守孩子的大家里，她是妈妈，她老公是爸爸，她的爸妈是孩子们的外公外婆。

更让罗英欣慰的是，照顾留守儿童的同时，她自己的亲生大女儿，靠自己考上贵州省重点高中，已经比她走得远。“一定不能让我女儿再重复我的生活”，她做到了。

2021年春节，罗英给没能见到爸爸的小强买了新棉袄，带着他和女儿一起去吃团圆饭、找长辈拜年要红包。她也杀了猪，请孩子们吃了杀猪饭。她想着，即将到来的2022年春节，小强如果还是没法和父亲过年团圆，她会带着他一起去贵阳旅游一趟，逛逛图书馆和动物园，让孩子提早看看外面的世界是多么丰富多彩。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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