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在意大利。图/受访者提供


孤旅者张洁

本刊记者/黄卫 宋春丹

发于2022.3.14总第1035期《中国新闻周刊》


如果用现代心理学的语言，张洁或许可以说是一个终其一生在亲密关系上都存在难以克服障碍的人。对此，没有谁比她的自我解剖更严厉和无情。


“不论从哪方面讲，吴为都是坠入滚滚红尘的大俗一个，能指望大俗们拒绝哪怕芝麻大的诱惑吗？更不要说其他的诱惑，比如说爱情。”在她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灵魂自传”《无字》中，她这样写道。


纵观张洁的小说，从《爱，是不能忘记的》，经过《沉重的翅膀》，到《无字》，就像一个完整的爱情故事的不同章节，从刻骨铭心，到默然无语。


张洁曾写道，自己一生的几个大愿望，可以说没有一个落空，只剩下最后一个愿望：期待一个完美的死亡。她理想的是，死在一个没有人知道她是谁的地方，比如异国他乡，比如在风的呼啸中，比如在背包徒步行走的旅途。


2022年1月21日，85岁的张洁在美国静静离世。


爱，是不能忘记的


回头去看，张洁发表于1979年的成名作《爱，是不能忘记的》就像一封含蓄而热烈的情书。


单身母亲钟雨默默爱着机关里一位年长的领导干部。这位老干部曾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出于道义和责任娶了为掩护他而牺牲的老工人之女。钟雨为了透过他坐的小轿车的后窗看一眼他的后脑勺，常常煞费苦心地计算他上下班经过的时间；他为了看她一眼，天天从车窗里盯着路旁流水一样的骑车人，但两人连手也没有碰过。“文革”中老干部被整死，钟雨独自守着这份感情直至生命最后一刻。老干部送她的27本一套的契诃夫小说选集生前与她须臾不离，死后随她一道火化。


钟雨的女儿在看了母亲留下的日记后感叹：那简直不是爱，而是一种疾痛，或是比死亡更强大的一种力量。


小说不等于现实，但张洁却在里面留下了很多“密码”：老干部是因反对一位权倾一时的“理论权威”而受到迫害的；他骨头很硬，说就是到了马克思那里这个官司也非打不可；他常年害气管炎，走路快了就微微喘息。


张洁后来坦承，自己那时没有取笔名是包含了一番痴情的。因为当时她正热恋着一个人，希望这个名字在报刊上的不断出现会给他“一些刺激”，要是换了名字还有什么意思呢。


女作家张辛欣发表处女作与张洁只隔半年，很早就与她相识。张辛欣记得，她们俩曾一起在长安街上朝西漫步，张洁边走边给她背诵刚刚写好的《爱，是不能忘记的》。黄昏将临，落日温柔地在树影和楼群中时隐时现，她觉得一切仿佛刚刚好。


她觉得张洁的文字里，每一个普通的场景都是一个漫长而完整的等待。她见过张洁那套老版本的契诃夫选集，一本本薄薄的小册子，“给她长久的、单薄的梦作着一个巨大的后盾”。


但有一次，她感到自己被张洁伤害了，因为张洁跟别人说，她之所以对张洁好，是想用她的真实故事来写小说。她想来想去，决定去找张洁当面说清楚。张洁不在，她对着张洁的母亲把心窝子掏了一遍。后来还是她自己想通了，明白张洁由于从小到大的经历和现在所投入的巨大漩涡，可能有“不信任一切的瞬间”。


故事的男主人公，待到尘埃落定后张洁自己对着世界大声宣布了：“我的先生是我的骄傲，我的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前一机部常务副部长孙友余。”


张洁是1966年底在一机部全体职工参加的批斗大会上第一次见到孙友余的。她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统计系毕业后分到一机部，这才第一次根据台上之人脖子上挂的牌子将部领导对上号。因反对康生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副部长孙友余穿了一件破棉袄，嘴上挂着一个与那天的天气一样冷的笑，造反派要他老实点儿，他依然很冷地笑着。从此，这个“硬汉子”形象刻在了张洁的心中。


和《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略有不同，孙友余不是上海地下党员，而是周恩来领导下的重庆地下党。他的妻子不是牺牲的老工人之女，而是他的地下党同事。那时他的工作需要一个“烫头发涂口红”的女士打掩护，就这样促成了这桩婚姻。


张洁说，自己后悔去参加了那个批斗会，因为这是她的后半生落入“无尽的劫难”之始。但她在拿到自己出版的第一本书时也感慨：“我的痛苦，其实就是我的财富。”


沉重而飞扬的翅膀


张洁曾说，自己是一个感情重于理智的人，写《沉重的翅膀》并非因为对体制改革等有多少研究，而是“爱屋及乌奋力而为”之举。


这部小说动笔于1980年，四个月写就，共26万字，1981年7月起分两期在《十月》上连载，是新时期第一部正面反映工业改革的力作。


小说一推出就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事件。这是因为，小说离现实非常近，写的是1978年末至1980年初发生在“重工业部”的故事，而且涉及相当高的层级，用很大的篇幅和尖锐的笔触呈现了部长和三位副部长的形象以及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


其中，副部长郑子云是小说着力塑造的改革家形象。部长田守诚则被描写成一位“风派人物”，凡事都要“等一等看一看”。“就像北京冬天刮的风，一上来就是七八级，飞沙走石的。它不能老这么刮吧，刮上一两天，就会转成五六级，三四级，最后变成一二级。”


不难理解，小说刊登后立即引来“对号入座”，引发轩然大波。


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很欣赏这部小说。她认为，里面写的每个人物都是人，尤其是把高级干部写活了，而过去一写到高级干部就会脸谱化。小说在《十月》连载后，她立即紧锣密鼓安排单行本的发行。排版完成后，一位上级领导却打来电话，认为小说有严重错误，要求停止印刷。


韦君宜告诉张洁，她准备挽救局面。张洁说，某部已向上级告了她的状，但自己一个字都不会检讨。韦君宜劝她修改书稿，以便中央在必要时好出来说话，“不要使他们一点回旋的余地也没有”。


经过上百处修改，《沉重的翅膀》1981年1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2年6月，《文学评论》杂志编辑部召开了关于张洁创作的座谈会。在会上，盛英发言称，张洁受西方写“失望者的希望”思潮的影响，《沉重的翅膀》想飞却飞不起来。蔡葵说，张洁的作品细腻，在知识分子圈中比较受欢迎，但她的作品有时不够含蓄，匆匆忙忙回答问题。《沉重的翅膀》议论很多，有些议论是把结论直杠杠地塞给读者。她的作品离生活距离似乎太近，这跟“体验生活”是不同的问题，应该注意典型化。类似的讨论会和批评意见很多。


张洁又按要求对小说进行了修改，几乎改写了全书的三分之一，删掉了“早已过去了，那歇斯底里大发作的时期，然而，那种病毒却在一定程度上已渗透骨髓”等比较激烈的用语。1984年7月，《沉重的翅膀》修订本出版，次年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


北京作协原副主席李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1980年在北京市作协的生活会上与张洁相识，那时43岁的张洁面色憔悴，穿一身棉袄，戴着在家搬蜂窝煤用的套袖。《沉重的翅膀》出版后，她的整个面貌和气质发生了明显变化，开始穿旗袍、化淡妆，变得更自信，有一种内在的自尊自傲。


不仅如此，《沉重的翅膀》还使张洁走上了国际文坛。


1985年，这部小说的德文版由联邦德国汉瑟出版社翻译出版，并且一夜间跃居畅销书榜首，满街都是张洁小说的海报。


当年8月，张洁在汉堡接受了德国《明镜周刊》的采访。她回忆，房间里有三位60开外的男士等着她，全是一副大记者的派头。主编麦耶尔和记者莱因哈特不歇气地交叉提问，似乎生怕留给她半点喘息时间，摄影记者丹赫盖尔的镜头不停地咔嚓着，录音机上的大磁盘带缓缓转悠着。她觉得，他们就像几条老狼，随时准备把她吃掉。“不过我也是一条老狗了，无数次被他人咬过，为了自卫也咬过别人。”


德文版是根据初版翻译的，对方问卷首语“蛟龙失水被蛇欺”（人民文学出版社修订本改为“谨将此书献给为着中华民族的振兴而忘我工作的人”）是何寓意，她说是针对郑子云副部长而言，他是改革者，但脚底下根基不稳，不过那是四年前的事了。对方问，现在改革者们的处境好多了吧？她说，死抱住陈规陋习不放的人还会有，但中国人民要与穷日子决裂、要前进不息的决心是阻挡不了的。


《沉重的翅膀》还出版了英国版、美国版、法文版等十多个版本，张洁周游欧美，接受过不下200次外媒采访。作为西方眼里“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和最重要的改革文学之一，《沉重的翅膀》在西方受到很高的评价。


德国的书评写道：“正统派”和改革派这两大阵营互相牵制，它们的搏斗不像拳击手那样明显、看得见，而类似摔跤运动员扭作一团。奥地利电台的介绍说道：张洁把中国人气质中那种一脉相承的成分描写得很深刻，这就是一种等级观念。瑞士《每日导报》的萨卡尔写道：这部小说毫不忌讳、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尚未解决的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抨击了中国一些生了锈的社会结构。就思想性和形式而言，它跟十八九世纪的欧洲文学有些相似，因此读时我的脑中闪过“诗意的现实主义”这个词。张洁写作的独特之处在于她能把中国特有情形的细节描写与她对人类生存状况的根本观察融为一体。


1986年，巴金和张洁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外媒迅速做了报道，但张洁没有向国内透露此事。她说，有什么好说的，炫耀新娘不是你吗？


1989年10月，她在意大利接受了马拉帕蒂国际文学奖，这个奖一年授予一位作家，博尔赫斯、索尔·贝娄、勒卡雷等都是其得主。1992年，她当选美国文学艺术院荣誉院士，获此荣誉的中国作家只有她和巴金。


无字


《沉重的翅膀》的结尾最初是带着悲观色彩的，后来被改掉了，现实生活中孙友余则离开了副部长岗位。在张洁看来，主要原因是“力主改革中箭下马”。与此同时，经过五年的漫长诉讼和满城风雨，孙友余与发妻离婚，与比自己小22岁的张洁结婚。张洁感慨，自己当初为了嫁给先生真是“上刀山、下火海、波澜壮阔、九死一生”。


但这段婚姻很快就面临了各种考验。


先生风流倜傥，虽然是老气管炎了，却寒冬腊月衣领大敞，每年总是闹到进医院，张洁被磨得歇斯底里发作。先生每年认真替她填写世界人名录，将各国评论文章装订成书本一样齐整的册子，却经常嘲笑她读过的名著少，净写些鸡零狗碎。先生的亲朋圈，对她也多有排斥。


离婚案期间，L先生和太太串联了11位老战友联名致信法院表示反对，被孙友余戏称为“十三太保”。在其他“太保”们先后与孙家重归于好后，1994年4月的一天，L夫妇终于大驾光临前来晚餐。


一大早张洁就带着保姆去当时北京最好的超市——国贸大厦的惠康超市采购。偏偏先生圈定的“奶油蘑菇汤”所需调料酸奶油连着跑了四个商场都买不到，张洁急得满头大汗，“浑身轻颤”，但没奈何只能用甜奶油将就。


晚餐客人除了L夫妇，还有Z夫妇，两对从未见过面的夫妇一见如故。除了张洁，五人都生长于显赫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西式教育，个个英语流利，在饭桌上谈笑风生，她几乎听不懂他们的谈话。L太太眼睛从不看她，道别时也回避与她握手。她觉得，自己始终是一个局外人。


张洁婚后，母亲不愿意跟他们同住，张洁每天像上班一样两边跑。这是一种左右牵扯的日子，这边先生怪她没有好好照顾家，那边她又为没有用心陪伴母亲而抱愧。


在张洁的生活中，父爱一直是缺位的。她记忆中的父亲是一个遗弃妻女的不负责任的男人，甚至是一个家暴男。“或因他的心情不好，或因为没钱买米，或因为前方战事吃紧，或因为他在哪里受了窝囊气⋯⋯好像一揍我，他的心情就可以变好，就有钱买米，前方就可以打胜仗，他便不再受人欺凌”。而母亲则是“有一口粥她就给了我，有两口粥还是我的，除非有三口粥，才有一口是她的”。多年来，母亲、张洁以及张洁和前夫所生的女儿，三代女人相依为命，现在女儿长大出国，张洁再婚，母亲形只影单。


更大的不幸降临这个家。母亲长了脑垂体瘤，同时还有严重的脑萎缩。那时老年痴呆症还不为人所熟悉，张洁只是觉得，母亲的脑子里好像什么都装不进去了，经常陷入昏睡，腰也塌了肩也歪斜了，衣着不整，再也不是以前利索精神的样子。她走路磕磕绊绊，两只脚掌蹭着地面，张洁一见她这个样子就心里发紧，觉得她是在懈怠自己，就带着责备的口气要她“好好走”。


母亲做了脑垂体瘤切除手术后，张洁误以为她已治愈了。母亲站不起来，反而从椅子出溜到地上，张洁心中害怕，想要激励她自己站起来，狠下心就是不去搀她。母亲使不上劲，累得浑身发抖，她觉得母亲那样子就像一匹跌倒在地、驾不动辕的老马。


出院七天后，1991年10月28日，母亲在夜里突发心梗去世。不久，张洁见到一匹老马滑倒在结冰的路上，无论怎么挣扎也爬不起来，她站在大街上不能自已地放声痛哭。


这些血泪般的文字写成的长篇散文《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于1993年10月出版。张洁后来说，这是一气呵成的，她一直没有勇气回头再看一眼，不论心理或精神能力都承受不了再读一次的情感打击。


她的婚姻也再次走向了尽头。


张洁1989年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访学时开始写长篇小说《无字》，写得并不顺利，母亲去世和家庭变故后，她精神抑郁，1994年才重头再来，1998年后真正进入状态。2002年，《无字》由北京十月出版社出版。


女主人公吴为是一位离异作家，带着女儿禅月和母亲一起生活，遇到大她20多岁、出身地下党的老干部胡秉宸后被其革命经历与才华吸引，与他有了婚外感情，在经历令人身心交瘁的风风雨雨和离婚诉讼后，两人结婚，婚后矛盾重重。当初胡秉宸怎么用手段迫前妻离婚的，现在就怎么迫吴为离婚，与前妻复婚。


小说的扉页写道：“献给我的母亲张珊枝。”这部作品使得张洁成为国内唯一一位两度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


在责编隋丽君的眼里，张洁绝不输于萧红或张爱玲诸君。她回忆，几次谈稿时，谈到人物命运，张洁竟痛哭失声。


张洁对作家王绯谈到，自己不能把人生的许多欠债一一偿还，也无法为自己犯下的许多错误甚至罪过一一去求恕或道歉，唯一可以做的便是蘸着心血写一部卢梭式的忏悔录。


作家李青认为，《无字》可以看作张洁最深刻的灵魂自传。这是一部重要的反思性作品，但可能由于个人好恶等原因，目前研究者比较少，需要慢慢被发现。


与张洁相交多年、对她深为了解的王蒙为该书写了一篇书评《极限写作与无边的现实主义》。他写道，这是一部豁出去了的书，是一部坦白得不能再坦白、真诚得不能再真诚、大胆得不能再大胆的书，是如同极限运动般的极限写作。


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写作者其实是话语特权一族，对待话语权是否也应像对待一切权利一样谨慎运用？一部小说和一部揭发材料之间的区别应该怎么样界定？爱情的乌托邦破灭了，是否也该有记忆的诗篇存留下来？能不能对某些价值再手下留情些？


但他承认，小说确实是写出了一种大时代的小女人的内心，对于文学画廊是一个新贡献新丰富。他说，即使你再挑上一车两车毛病，你无法否认这部书的不凡与独特。它像火一样的灼烫，像冰一样的冷麻，像刀一样的尖刻，像蛇一样的纠缠。它孤注一掷，落地有声。它是一部用生命书写的，通体透明、惊世骇俗、傻气四溢的书。哪怕捉襟见肘乃至破绽百出，却比许多游刃有余无懈可击的书更能掀动读者灵魂里的风浪。


另一种无字


张洁说，完成《无字》后，她觉得已经完成了“责任”方面的任务，可以进入自己的精神世界了。


她自嘲，在年轻人心里自己大概跟巴金、冰心一样古老了，就像一条又笨又大的鱼给扔到了岸上，只能瞎扑腾，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回到水里去。


2006年，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开始画油画，无师自通。


她的家里满是画布和颜料，房间墙上全是她的画作。她画风景、静物、动物、人物肖像，无一例外都没有标题，只有“Zhang Jie”签名和时间。她的画常常有种荒败甚至压抑之感，比如孤独一朵开败了的花。铁凝说，自己在画布中重新认识了张洁，她如孤侠行走天下。


李敬泽认为，这是《无字》之后的又一种“无字”。他觉得很难想象一个提着毛笔画几根竹子涂几笔山水的张洁，画油画的张洁才是张洁。国画难免要写字，要题跋，张洁却惟求无字，“油画至少让她不用跟这个世界再费口舌解释或者争辩”。


2012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1卷《张洁文集》。张洁没有将《爱，是不能忘记的》收入其中，认为那是“误人之作”。那些描写婚恋生活的散文，一篇也没有收入。


晚年她在被问到喜欢北京的家还是美国的家时说：“我喜欢流浪。”2013年，她出版了最后一部作品《流浪的老狗》。


她曾为作家祝勇的小说写过序，序中说：有人生来就是为了行走，我把这些人称为行者。行者与这个世界似乎格格不入，平白的好日子也会觉得心无宁日。只有在行走中，他的心才会安静下来。不过他是有收获的，这收获就是一脚踏进了许多人看不见的色彩。


经在美国结婚定居的女儿一家催促，她决定移民美国。她开始断舍离，卖掉北京的房子，送掉所有的东西，甚至分批销毁了信件、日记、照片及一些手稿。


张洁坚持要送自己的作家朋友徐小斌一双意大利大牌高跟鞋，因为鞋码不合适，徐小斌婉拒了，但她一定要送。徐小斌觉得她很有气质和风采，只是她认为自己老了，不太喜欢和年轻人接触。不过她会在邮件里给徐小斌打气：“理直气壮地做人，只要闷头写好自己的书。”


2014年10月，张洁个人油画展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在展览上，她公开了遗嘱：不发讣告，不举行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她还拜托朋友们不要写纪念她的文章，只要心里记得曾经有她这么一个朋友就够了。最后她说：“张洁就此道别了。”


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原副馆长周明最后一次见到她。周明说，张洁过去爱憎分明，对喜欢的人就来往密切，对不喜欢的人一概远离。而在画展上看到她，明显感觉到她变得更爽朗，像是放下了一切，心无挂碍。


她的小公寓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区，很安静。王安忆对记者回忆，2016年她在美国纽约大学驻校，住的地方靠近哥大，总幻想会不会碰到张洁，可惜一直没有碰到。李陀的住处与张洁就隔了一条马路，也没有碰到。


张洁晚年，《北京文学》杂志原副主编兴安经常帮她打理一些事务。他曾问张洁希望自己的作品对别人有怎样的影响，张洁说，现在已是“小时代”了，他们这些人的书不能影响谁了，但她相信还有不多的几个读者能懂她，这就够了。


她曾在一篇散文中写到契诃夫死时那个著名的场景，庆幸他在大时代的风暴到来之前、在品位和优雅永远消失之前就离开了这个世界。直到最后一刻，他还能握着一杯香槟，对死亡说：“我很久没喝过香槟了。”然后从容喝完，躺下，对着“未来”，永远地、安静地转过身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