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先烈足迹##国防军工#
作者:东旭
1975年的一天,一辆红旗轿车来到秦城监狱,来接一名犯人。
监狱长说:“你要带走的是个要犯,是个叛徒。我们没有接到通知,不能放人,请出示手续。”
来者说:“我们没有手续,但有领导的批示。”
监狱长一看,是主席的亲笔批示,随即下令放人。
不一会,一位70多岁的老者,被搀扶着走进了轿车。
被主席特批释放的“叛徒”是谁,有着什么样的过往?为什么70多岁还在监狱?
秦城监狱
(一)被德国驱逐的中国留学生,成为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的教师
刘鼎,原名阚尊民,1903年出生于四川南溪县,父亲是当地富豪。父亲望子成龙,希望他当大官,光宗耀祖。
可是因为遇到两个人,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两个人,一个是大名鼎鼎的朱德。刘鼎幼年在家乡读高小时,学校里曾驻扎过云南护国军,朱德就在这支队伍,博学多识的朱德深深地影响了他。
另一位也是风云人物,他是朱德的参谋,名叫孙炳文,担任过黄埔军校的教师,1926年就是革命军政治部的秘书长。遗憾的是,孙炳文于1927年被敌人杀害。
1924年,刘鼎跟着孙炳文到了德国,在柏林大学、哥廷根大学就读。
途经苏联的时候,他们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多月。刘鼎遇到了来这里参加会议的李大钊,干革命的信念更加坚定。
在德国大学城格廷根,刘鼎见到了他崇拜的朱德。
这年冬天,刘鼎在朱德、孙炳文的介绍下,加入了组织。
在德国,刘鼎不仅学到了很多知识,还闹出了动静,一举成名,也上了当局的“黑名单”。
李大钊
1925年,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爆发了,消息传到柏林,刘鼎和留学生对敌人屠杀工人的行径感到愤怒,他们立即开展声援活动。
热血沸腾中国留学生一路打着横幅,喊着标语,来到中国驻德使馆。
刘鼎走在队伍前头,冲进大使馆,要求公使魏宸祖在抗议英国的通电上签字。
公使吓得躲了起来,激起大家的怒火。
刘鼎怒不可遏,他一挥手对同学们说:“走,把他揪出来!”
说着他带头冲进公使馆进行搜寻,终于在三楼的一个大衣柜里把魏宸祖拖了出来.
刘鼎把通电递给他,厉声说:“签,还是不签?不签字的话我们今天就不走了!”
魏宸祖吓得浑身发抖,哭丧着脸说“我签,我签!”
可是事后,魏宸祖报复,勾结德国,污蔑刘鼎等中国留学生,将他们驱逐出境,刘鼎他们的学业因此中断。
可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刘鼎之后到了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在那里学习深造。
后来,刘鼎还到列宁格勒机械学校就读,系统学习《飞机机械学》《航空史》《气流学》等航空专业知识。
不仅如此,刘鼎又学会了俄语,在东方大学担任教员兼军事翻译。
这所大学是专门为红色阵营培养干部的,少奇、任弼时、萧劲光、柯庆施等曾在这里就读,而刘鼎却有幸成为教员,由此可见他当时的地位。
正在他在大学辛勤耕耘的时候,国内来了一封电报,让他的人生开启了新的篇章。
(二)周公电报召回莫斯科的一名教师:速来上海报到
1929年底,刘鼎接到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是特科负责人周公发来的。
内容只有六个字:速来上海报到。
原来周公听别人介绍,莫斯科东方大学有个叫刘鼎的,胆大心细,还会俄语、德语,是个干特科工作的料,就点名把他要了过来。
刘鼎风尘仆仆来到上海,顾不得洗去一路风尘,就到周公那里报到。
周公安排他在特科工作,担任二科(情报科)副科长。
情报科除了搜集情报,还参与锄奸的任务。
1930年春,刘鼎接到任务,去除掉一个叛徒。
这个叛徒姓史,本是我方的一个通讯站长,掌握大量我地下组织的机密。
这一天,他打算在一品香饭店和中统特务联系,出卖组织机密。
周公当即命令刘鼎到饭店去,在中统特务没有到来之前除掉叛徒。
刘鼎和自己的助手坐着黄包车到饭店去,助手在下车的时候,携带的两把手枪竟然被一个惯偷顺走。
眼看叛徒就要来到,怎么办?
刘鼎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办法:向警察“借枪”。
刘鼎到街边的店里买了两把笤帚,向两个巡逻警察走去。
他们发起突击,扭住警察胳膊,用笤帚顶住其后腰,没等对方反应过来,就缴下他们的枪。
然后刘鼎在警察的耳边低声说:“兄弟,借你的枪用一下,明天早上老地方还枪,不耽误你点名!”
被袭警察以为遇到道上的人,立即心领神会,也没有反抗。
缴枪后,刘鼎和助手迅速赶到一品香饭店,在特务到来前除掉了叛徒。
刘鼎在特科工作出色,他和一科科长陈赓、通讯科科长李强成为周公的得力助手,被称为“特科三杰”。
但是,让刘鼎干特科工作,显然专业不太对口,如果让他从事政工,或许可以做更大的贡献。
1933年,上级将他调往苏区,做组织工作。
可是没想到,刘鼎在半路上被方志敏“扣留”,吃了很多苦。
(三)方志敏扣住过路的刘鼎:你不给我弄出山炮来,就不会放你走
1933年春,刘鼎化装成商人,准备从上海前往江西苏区,途经闽浙赣军区的时候意外滞留在那里。
原来,闽浙赣的领导人方志敏听说刘鼎来了,就打起了“小九九”,想把这个人才留下来。
众所周知,红军缺少重武器,面对敌人的碉堡束手无策,而刘鼎没有出国的时候,在浙江上大学学的就是工业制造。
在德国和苏联,刘鼎学习最多的就是军工制造,堪称我军首屈一指的军工专家。
当时我军没有大炮,在攻坚的时候只能让战士抱着炸药包去炸,用一命换一个碉堡,代价太高了。
方志敏
方志敏对刘鼎说:“你有任务我知道,但是你不给我弄出山炮来,就不会放你走。”
尽管刘鼎是专家,巧妇难做无米之炊;红军的兵工厂只不过是山沟里的一处处茅棚,设备极其简陋,除了一台手摇的5尺车床,再没有其它设备了。
要想搞出名堂,除了吃苦,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但是有益于革命的事,刘鼎是不顾个人安危的。
有一天,刘鼎正在聚精会神拆卸哑弹上的雷管,意外发生了。
只听“轰”的一声,刘鼎身后不远处的炮弹爆炸了,他的腿被炸得血肉模糊,弹片嵌进了肉里。
弹片肯定要取出,但是部队又没有麻药,做手术肯定要疼得直叫。
刘鼎对身边的人喊道:“给我一根棍子。”
做手术的时候,刘鼎就咬着那根棍子,坚持到最后。
手术结束的时候,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医生感叹说:“你真赛过关云长。”
伤还没有好,刘鼎坐着轮椅就开始了工作。
他曾学过苏联《迫击炮学》,对于迫击炮的原理、构造和性能比较熟悉。
刘鼎废寝忘食,带领几名老工人亲自画图设计,硬是利用仅有的一台手摇车床和简易工具,经过无数次的失败,造出了我军第一门35毫米口径的迫击炮。
之后,刘鼎去见方志敏:“这下可以让我走了吧?”
方志敏说:“不行,帮人帮到底!”
刘鼎无奈,只好为他们培训出一个会使用这种炮的炮兵分队,帮助他们得心应手打掉敌人的碉堡,这才被方志敏放走。
刘鼎没有想到,这一走,他却和张学良有了交集,见证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四)主席多次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1936年3月初,对蒋氏“攘外必先安内”不满的张学良,决定跟我方合作抗日。
他在洛川与李克农会谈中提出,希望我方派一个人常驻西安,担任双方的联络员。
在此情况下,阚尊民化名刘鼎,到了张学良身边。
刘鼎认为,张学良和我方的合作已经是水到渠成,自己只管穿针引线就行。
谁知道,张学良对我方仍有误解,两人第一次会谈就充满了火药味。
张学良的话像连珠炮一样怼过来,问了很多尖锐的问题。
刘鼎凭着自己丰富的知识,从容应对,说得头头是道,有理有据,让张学良很佩服,打消了疑虑。
比如张学良问:“我跟日本人有杀父之仇,你们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这是为何?”
换了别人,肯定会恭维张学良,或者拼命解释,但只会越描越黑,因为我方确实指责过张学良不抵抗。
刘鼎说:“骂先生不抵抗的人多了,岂止是我们?先生国恨家仇系于一身,当然不甘心丢掉家乡东北,但是外人怎么能知道先生内心的想法?要想消除误解,不能嘴说,只能用行动。”
刘鼎一番话,让张学良心悦诚服,他开始把刘鼎看作自己的知己,无话不谈。
大到国家前途、抗日战略,小到自己的情史,张学良畅所欲言,毫不隐瞒。
两人一谈就是十几天,交谈中,张学良对我方的了解日渐加深,明白我军才是真正为国家、民族奋斗的,从而下定了合作的决心。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带着刘鼎和自己的亲信王以哲飞抵延安,与周公、李克农举行秘密会谈。
张学良与周公见面,握手时幽默地说:“我这里有位你们的代表刘鼎先生,介绍你们认识一下?”
周公听了不由得一愣,看到刘鼎之后,他随即哈哈大笑说:“我以为是谁,原来是尊民(刘鼎的原名阚尊民),想不到我们在这里见面啊!”
刘鼎紧紧握住周公的手,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寒暄之后,双方会谈正式开始,有了刘鼎的努力工作,会谈非常顺利。
会谈结束后,周公高兴地对刘鼎说:“会谈出人意料的好,这是你对张学良工作做得好!”
之后,刘鼎按照周公的部署,作为我方代表继续留在张学良身边,做他的工作。
在我方的影响和推动下,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参加了以周公为首的代表团。
在周公的领导下,刘鼎又要当代表,又要负责双方联络、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还要为张学良起草电文,任务相当艰巨繁重。
为处理好相关事宜,刘鼎那些天废寝忘食工作,体重减了十几斤。
1945年刘鼎与夫人易辉在延安
后来,主席在公开场合多次说,“西安事变,刘鼎同志是有功的!”
1940年,刘鼎调任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部长,负责八路军的武器弹药制造,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问题,为抗战做出突出贡献。
那么,这样一个有功之臣,怎么会被当成叛徒,关进监狱?
(五)深陷战俘营,历史“说不清”
前面说过,在去苏区的途中,刘鼎被方志敏“扣留”,在那里停留了几个月,后来前往苏区途中遭蒋军的伏击而被捕。
在九江俘虏营,敌人对他进行审问。
敌人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刘鼎便说自己是技术工人。
敌人就让他修自行车,刘鼎果然修好了。
敌人又让刘鼎修汽车,刘鼎同样没有费多大力气,就排除了故障。
他们这才相信了刘鼎的话,把他当维修工留了下来,生活待遇非常好,还给他跟连长一样的薪水。
即便如此,刘鼎也不会安心待下去,他要去找组织。
1934年秋,敌人慢慢对他放松了警惕,开始让他去大街上买东西。
这天,刘鼎上街购货,看看左右无人,就趁机逃走,乘船回到上海。
在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帮助下,刘鼎隐居在新西兰工程师路易·艾黎家里,等待机会归队。
不久,在宋庆龄的安排下,刘鼎和李克农取得联系,在1936年3月奔赴西安,到了张学良身边。
由于刘鼎在战俘营那段经历没有人能够证明,所以有人怀疑,说是叛变自首才被释放的。
在20世纪60年代,刘鼎被定为“叛徒”,关进监狱,一关就是七年。
(六)主席亲自干预,刘鼎重获自由
刘鼎身陷囹圄,子女非常苦恼,但是也爱莫能助,有心无力。
有一天,刘鼎的长子刘文石无意中看到一份关于西安事变的资料。
资料上讲,主席在延安不同场合讲过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的话。
刘文石看到后如获至宝,决定给主席写信。
1974年的一天,一封写着“主席亲阅”的信件由工作人员放到了主席的书桌上。
信中这样写道:主席曾说过,对刘鼎是信任的,西安事变刘鼎是有功的,希望主席亲自过问刘鼎的问题,希望我爸爸能早日释放出狱。
主席在百忙之中看了这封信,他立即批示说:确有此事,放他出来。
1975年2月,73岁的刘鼎终于走出了秦城监狱。
刘鼎去的时候两手空空,从狱中出来的时候,却带着一大堆宝贝:20多万字的技术总结与建议(其中大部分是有关兵工的新技术、新工艺),让人大吃一惊。
刘鼎在德国学的是兵器制造,在苏联学的是《飞机机械学》、《航空史》、《气流学》。
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重工业部副部长,分管兵工、机器制造等行业,对军工发展方向和存在的技术难题了如指掌,因此他凭着大脑的记忆,写出了那么多资料。
看到这些资料,有关部门的干部落泪了,连身说:“难得,难得,这些资料价值连城啊。”
难以想象,在监狱里写这么多材料需要多大毅力,克服多少困难。
监狱里没有铅笔刀,也不让带笔和纸。
放风的时候,刘鼎捡到铅笔后欣喜若狂,他用牙齿咬出铅笔芯,在各种碎纸片上一笔一画地写。
狱友说,你都七十多岁了,自身难保了,还写这些有什么用?
刘鼎说:“主席不会忘记我的。”
果然,主席批示,刘鼎出狱了。
出狱后,刘鼎老当益壮,他不顾年老体弱,为加速航空工业的发展勤奋忘我地工作;与此同时,他同时负责西安事变历史的编纂工作。
1986年7月25日,被雀为“兵工泰斗,统战功臣”的刘鼎病逝。
临终的时候,他拉着儿子的时候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我们的战机把美军的战机给揍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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