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虽已逾古稀之年，门下弟子学生甚众，自己也已名动四海，但始终不恋尊师重教，自成都一别恩师后，便无时无刻不感念恩师对他的照顾和教导。因为袁太老师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去世，当时社会动荡，于是他的骨灰便没有被好好地安葬，直至当时，他埋骨何处也查无音信，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
后来，父亲回大陆定居，并建立了太湖大学堂。在太湖大学堂讲习期间，父亲依然没有放弃寻找衰太老师的所葬之处，他一直在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其灵骨的下落。
二O0六年，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的朱清时先生慕名前来拜访父亲，他们就佛学与科学的关系，相谈甚欢。朱先生十分尊崇父亲的学问，待到临走之时，朱先生仍意犹未尽，他表示，若有机会，一定要引荐几位四川的年轻名僧来太湖大学堂拜会，希望他们能在父亲的教导下，开创出新时代的禅佛传承，促进禅佛的发展。
二O0八年国庆节，朱清时先生果然信守诺言，借同成都文殊院住持宗性法师到太湖大学堂，拜访了父亲。席间，父亲得知宗性法师是文殊院住持，便谈起抗日战争时，他在成都任教于中央军校，其宿舍恰在北校场后门，隔邻即是文殊院前门。同时，他也忆起了自己与文殊院方外之友之间的交往，还有辅助袁太老师在成都三义庙创办维摩精舍之过程，以及与传西法师、印华法师之因缘等旧事。往事仍历历在目，但如今却已是沧海桑田，不禁今人稀嘘感慨！尤其是谈及寻觅袁太老师灵骨隐迹一事，父亲深为之憾！
因为宗性法师也是四川人，父亲便想，可能他会知道一些袁太老师灵骨的消息，于是父亲就问宗性法师：“俗家原是哪里人?”宗性法师答：“我是潼南玉溪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