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李香兰在日本兵库县西宫市演唱歌曲。 （资料图/图）

2020年，恰逢传奇女星李香兰诞辰一百周年。2014年9月7日，李香兰走完了她94年不平凡的人生。

李香兰的前半生和中国紧密相连。在自传《此生名为李香兰》的后记里，李香兰有过这样的表述：尽管我的半生被看作是动荡不安的半生，但实际上，我只不过是在“限定”的条件下，竭力完成了“被限定”的角色而已。

纵观李香兰的一生，是一长串名字的分身。可以简单概括如下：本名山口淑子的她在东北与北平以中国人的身份长大成人。早年作为致力于在伪满洲国电影机构“满映”的专属演员，拍摄了一系列推行日本殖民主义宣传的电影。1945年日本战败后，以汉奸罪被审判，但因为日本人的身份被无罪释放，遣送回国。回日本后的山口淑子继续其演艺事业，先后赴好莱坞、香港拍摄电影。1958年，嫁给外交官大鹰弘后，冠夫姓成为大鹰淑子，并息影。之后在大富电视台做过五年电视节目主持人。1974年，应时任首相田中角荣邀请参选众议院议员，连任18年。日后积极推动中日友好、解决慰安妇等战时问题。

在中文媒体上，李香兰的一生被概括为从“文化汉奸”到“亲华派”，一个纠缠在中日之间的灵魂。李香兰已经成为一个大众神话，她的中国经历被改编成电视剧、歌曲、音乐剧、小说，然而，在传奇化叙述背后，李香兰的更多面向有待打开。

1940年，当时身份是“满洲电影协会”演员的李香兰在北京留影。 （视觉中国/图）

李香兰：再也不愿当外国人

1946年2月29日，李香兰登上被遣送回日本的轮船。发动机响起，她突然听到船上的收音机正在播放她演唱的《夜来香》的旋律。李香兰潸然泪下。

关于李香兰的中国岁月，一个最大的谜团或许是：为什么李香兰一直没有明确向外界公布自己的国籍身份。

1938年，李香兰第一次踏上祖国日本的土地，身着旗袍的她和中国友人说着中国话，在出示护照时遭到警官的质问：“你这是什么打扮？日本人是第一等国民，你穿着三等国民的衣服，说着中国话，你难道不感到难为情吗？是日本帝国臣民就该使用日语”。奉行“脱亚入欧”、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让日本人产生了清晰的一等国民和三等国民的分野，这给了李香兰当头一棒。第一次日本之行，她频频遭遇这类被歧视的时刻。在电车里，乘客对她上下打量，然后冲她吐了一口唾沫：“呸，中国人！”然而，在回顾这些经历时，李香兰并没有解释当时的自己为何不辩解。是无法解释还是不能解释？

或许，对于作为“日满亲善”代言人的李香兰来说，跨民族、跨国籍、跨语言所赋予的模糊性本就是日本帝国刻意赋予她的明星形象，也就是说，由于政治需要，李香兰既不能明确被定义为日本人，也不能明确被定义为“满洲人”，一旦她的国籍身份被固定，其明星魅力也将大打折扣。

1943年，张爱玲与李香兰（右）在上海留影。 （视觉中国/图）

在自传中，她则表示：也许由于我住惯了哈尔滨或上海等国际城市，头脑中被灌输了世界主义的气质和流浪汉的精神。李香兰长得并不像传统的日本女人，有人说她像南洋人。而且，李香兰非凡的语言天赋也营造出了一种语言乌托邦。在当时的报章宣传中，李香兰被塑造成了一个游走在日语汉语英语乃至上海话、广东话间的形象。不过，她也坦陈：对于当时日本军部宣扬的“五族协和”，她在一定程度上是赞同的。

关于李香兰的自我纠结与认同，媒体最常引用的一个例子是1937年前在北京上学时，她无意中参加了一次抗日集会。她的同学都不知道她是日本人，在他们纷纷表态“假如日本军侵入北京，诸位怎么办”时，李香兰说出了那句著名的回答：我会站在北京的城墙上，双方的子弹都能打中我，我可能第一个死去。我本能地想，这是我最好的出路。

以山口淑子的身份回归日本后，李香兰一再强调自己对于国籍问题的隐瞒，向中国人民谢罪。但正如有研究者提出的，对于战时的李香兰而言，国籍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绝对的问题，相反，对于被建构成所谓“大东亚共荣”代言人的她而言，国籍从来都是需要被超越的，无边界的流动才是一种理想状态，只不过当时的她尚不具备足够的智识和经验来认清这点。当时的李香兰对于她向往的世界主义或日本军方宣传的“五族协和”的理解无疑是相当天真的：我想，在广阔的大陆上，不管中国人、朝鲜人还是俄国人，大家都是生活的伙伴。

李香兰在自传中透露，战时的她其实无法分清自己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譬如，在“满映”接受演员培训时，中国女演员无法领会日本工作人员打招呼的方式。李香兰写到：“这一珍奇的问候方式，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却笑不出来。”

真正让李香兰确证自己作为日本人的身份，并不是日本军国主义最气焰嚣张之时，而是日本战败后她以汉奸罪站上审判台的时刻。

此后的一生中，李香兰从未对自己日本人的身份产生过怀疑。譬如，她在自传中写到过，与日裔美国人勇·野口结婚，向美国领事馆提出结婚登记时，总领事问她是否愿意效忠美国，她坚决拒绝，因为“虽然和美国人结了婚，但我并不想成为美国人。自从在中国体验了汉奸审判以来，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作为一个日本人的自我，再也不愿当外国人。”。

1946年，李香兰（右二）乘船归国时的留影。1945年日本战败，李香兰以汉奸罪名被逮捕，后因其日本公民身份被无罪释放。 （资料图/图）

山口雪莉：取悦美国人的日本女人

2008年，荷兰作家、学者伊恩·布鲁玛根据李香兰人生经历写成的长篇小说《中国情人》（The China Lover）出版。正如标题所暗示的，中国情人固然指的是李香兰，但也可以理解为日本，换句话说，作为日本研究专家的布鲁玛以李香兰为隐喻，影射的是日本是从军国主义到战后完全以美国为尊再到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历程。

在全方位迷恋美国的时代氛围中，李香兰也不例外。她对于好莱坞的渴望以及她嫁给日裔美籍雕塑家勇·野口，都可以被视为日本对于美国的迷恋。

1950年代，李香兰与卓别林（左）合影。当时卓别林授权李香兰，将电影《城市之光》著名插曲《泰利的旋律》改编成日语版。 （资料图/图）

李香兰在中国时的演艺生涯里，最让她不堪回首也是她最具国际知名度的电影无疑是“大陆三部曲”中的《支那之夜》（另两部为《白兰之歌》《热砂的誓言》）。在《中国情人》里，战后每每被人要求演唱电影同名主题曲时，李香兰都不禁掩面哭泣。电影中，一个被反复提及的臭名昭著的场景是，李香兰扮演的中国女孩被她的日本恋人殴打后，她没有表现出愤怒和反抗，反而哭道：“原谅我，被你打一点都不痛。我很开心。我会变得更好的，请你不要抛弃我。原谅我，原谅我！”

在《日本电影100年》一书里，电影史家四方田犬彦曾对李香兰在“满映”时拍摄的电影有过这样的表述：侵略国一方一定是男性，被侵略国、显示温顺一方的则是女性，这是李香兰电影的原则。如果倒过来，故事表现中国男性和日本女性的热恋，那么电影恐怕在策划阶段就会遭到枪毙。而到了好莱坞后，她被分到的角色依然是被占领国的女性。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以“山口雪莉”为艺名拍摄《竹屋》的李香兰在某中程度上几乎复制了她拍《支那之夜》时的命运。在这部电影里，李香兰给美国卧底准备洗澡水和早餐、做按摩，说“我们日本女人从出生起就被教育怎么取悦男人”。影片在日本公映时，遭到当地媒体炮轰，认为不尊重日本习俗、地理和情感，不过是奇观展示和一厢情愿的幻想，日本电影巨匠小津安二郎更称此片为“国耻”。

《中国情人》里，对这一段有更细致的描写。书中，在《竹屋》发布会上，东京新闻记者质问李香兰：你依然视自己为日本人吗？“尽管没人真的用那个词，但含义相当明显：山口淑子是一个‘卖国贼’。”

布鲁玛接受采访时，有过这样的说法：日本人把山口淑子视为异域风情的“东方人”，而不是日本人。美国人也这样，但对于美国人来说，日本人就是异域风情的“东方人”。

1973年，李香兰以节目主持人身份在黎巴嫩采访日本赤军首领重信房子（左）。 （资料图/图）

好莱坞时期的李香兰显然对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美国文化采取了一种不假反思的俯首帖耳的态度。在提到其他名人时，她经常问的问题是：他（她）有名吗？李香兰的“势利”其实是日本人面对美国的自卑心态的自然投射。然而，正如她出演好莱坞电影时体验到的苦涩一样，在感情上，她也遭遇了同样的困境。

在小说里，李香兰的丈夫野口尽管日语说得磕磕绊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日本传统主义者。他被塑造成一个从纽约来的艺术家，教导日本人如何变成现代人，或重塑日本。自视迷恋并深谙日本传统文化的他，认为日本传统才更接近现代精神，从而对日本人盲目模仿西方的心态嗤之以鼻。也就是说，不论是日本的现代还是传统，都需要靠一个美国人来定义来评判，而日本人只能处于被定义被评判的位置。而这样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在小说里是通过李香兰和野口间的婚姻不平等来象征的。

在小说里，布鲁玛特别演绎了两人的一场争吵。一次，拍完戏回家的李香兰穿了一双塑料拖鞋婚姻，野口勃然大怒：你怎么能穿这种粗俗的垃圾进房间！你有没有品味？李香兰拿出一双草鞋回击，上面沾着她的脚磨破皮的血迹：塑料就是美国化？我穿这个来取悦你，日本传统先生，但你看看我的脚。我不像你，我就是日本人，为什么我要折磨自己的脚来证明？你就是一个美国人，你永远都不会理解我们的情感。

山口淑子这一代日本人遭遇的精神苦痛，或许可以借用日本思想家竹内好在《近代的超克》里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回心”与“转向”的比喻来理解。在竹内好看来，面对西方时，日本放弃抵抗，全面拥抱西方，因而丧失了自己的主体性，是为“转向”，而与之相区别的是，中国在一次次的革命运动中不断抵抗，拒绝转向，他称之为“回心”。

在《中国情人》里，布鲁玛借叙述者、一位美国影评人之口，反思了战后日本人的美国情结，其实与竹内好的说法异曲同工：我们教他们在任何方面都模仿我们，而他们心甘情愿做我们的乖学生。我们向他们灌输了我们的优越感，他们相信了我们。我们释放了头号战犯岸信介，仅仅因为他反共。有人起来反抗吗？没有。日本人宁愿遗忘过去，被富足所麻醉。

李香兰拒绝遗忘。四方田犬彦在接受采访时说：李香兰从不掩藏她在中国作为宣传机器附庸的历史。相反，她公开谈论，在日本这样的行为是极其罕见的，日本人努力想要遗忘黑暗的过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

日本的转向终于迎来抵抗。1960年6月15日，十万日本民众走上街头反对岸信介政府签订的新日美安保条约。在人群中，《中国情人》里的叙述者看到了李香兰。

加米拉：站在被压迫者那一边

1972年，贝鲁特的难民营。一位老妇人抱着一个男婴走向李香兰，当时李香兰的身份是富士电视台节目《三点钟的你》主持人、前线记者。那位老妇人用阿拉伯语告诉她：“这个孩子送给你。带到日本，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吧。我已经不能回到巴勒斯坦了，但是盼你把他培养成冈本公三一样的战士，让这孩子战胜以色列，踏上祖国的土地……”

冈本公三是“日本赤军”（也称“阿拉伯赤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国内出过多本李香兰传记，内容大同小异，唯独在《此生名为李香兰》这本传记里，李香兰开篇就写到她在贝鲁特的经历。1972年5月30日，日本左翼青年组成的“阿拉伯赤军”为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暴行，血洗特拉维夫机场，在这场无差别杀人事件中，24名平民丧生，外加两名日本赤军成员。事发后，李香兰来到现场采访。第二年，她又前往贝鲁特，采访匿身当地的日本赤军头领重房信子。

1972年，李香兰以节目主持人身份访问巴勒斯坦难民营时的照片。 （资料图/图）

日后李香兰写出了《谁也没写过的阿拉伯》一书。在西方主流媒体中，“日本赤军”被视为恐怖分子，而在阿拉伯世界，他们则被视为英雄，其中冈本公三被称作“阿拉伯之星”。在书中，李香兰为巴勒斯坦人的苦难，甚至为“阿拉伯赤军”表示同情。而作为记者的李香兰，采访过金日成、曼德拉、阿拉法特等第三世界领袖。

在接受采访时，布鲁玛对李香兰的政治立场有过这样的表述：“她觉得在二战中站在了错误的一方，因此战后她得站在受压迫者一边，这也意味着她对第三世界的领导人抱有同情。”

在《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一书中，张承志感叹：谁敢相信，正是李香兰，曾经首先推动了日本的良知，在1970年代率先把目光投向巴勒斯坦。在他看来，李香兰以娓娓道来的女性语气，毫不迟疑地呼应了站在被杀戮者一侧、推动世界公正的观点。

在四方田犬彦看来，李香兰对于巴勒斯坦问题的关注，与反犹主义无关，而是因为她年轻时在满洲亲眼见到日本人如何对待满洲人、朝鲜人和中国人，如何视他们为二等公民，以色列之旅让她再度见证了这样的不公，她发现以色列也有自己的二等公民，即生活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

2001年“9·11”事件后的第三天，布鲁玛与李香兰通电话，那是他俩最后一次通话。李香兰对他说：是的，那是一个滑稽的旧世界。作为和平主义者的李香兰，试图在暴力之外寻找一条道路。采访途中，她遇到巴解组织人民阵线的发言人、诗人卡纳法尼，正是他给李香兰起了一个阿拉伯语名字：加米拉，意思是美丽。李香兰认同卡纳法尼的观点，以此划定底线：

我们的敌人，是犹太复国主义而不是犹太人和犹太教徒。我们解放巴勒斯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阿拉伯人、犹太人、基督徒等过去曾经一直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和睦相处的人们，再次一起生活……我们要一个一个地教给孩子们，犹太人不是敌人而是邻居。

李香兰珍视卡纳法尼赐予的名字，以此作为自传第一章的标题，纪念不久后被暗杀的卡纳法尼。在这一章的结尾，李香兰不无伤感地写到：山口淑子、李香兰、潘淑华、山口雪莉、野口淑子、大鹰淑子、加米拉……对我而言，名字的屡次更改不仅反映了人生的转变，更意味着一个无法摆脱的烙印，那就是我倾尽一生也无法战胜的“时代”。

李香兰没有战胜她的时代。对李香兰有过研究的日本学者谷川建司在采访她之前，一直有一个疑惑：从政界引退时，已经87岁高龄的李香兰依然不失热情，积极致力于解决慰安妇等问题，她的活力来自何处？谷川建司得出的结论是：正因为年轻时像一个木偶一般受日本军国主义操纵成为政治宣传工具，这样的忏悔心驱使战后的她不断证明自己是一个拥有独立思想的人。

1975年，山口淑子（李香兰）以自民党访朝团成员身份访朝时，金日成向她敬酒的场景。1974年，她被自民党提名，当选日本参议院议员。 （资料图/图）

在传记里，李香兰也表达过类似的说法：我最珍视的是具有独自的信念，就是说，凡是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就决不接受。

通过布鲁玛的叙述，我们发现，那个独立的李香兰或许不过是一个幻象。在接受采访谈到李香兰的政治生涯时，布鲁玛有过这样的说法：李香兰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当时阿拉伯为了惩罚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的盟友，中断了石油供应。日本政府为了修补与阿拉伯世界以及第三世界的关系，打出了李香兰这张最完美的名人牌。

在《中国情人》的最后一章里，布鲁玛让李香兰给这一章的叙述者——参与1972年特拉维夫机场血案的“日本赤军”幸存者（其原型就是冈本公三）写了一封长信，里面“李香兰”阐述了自己作为一名政治人物的立场：一百多年来，为了取悦西方，我们一直模仿他们那一套追逐权力的体系，现在我们必须采取更柔软更精神性更亚洲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朋友团结在一起。强权政治曾将我们引向灾难，这样的错误再也不能重演。

在信中，“李香兰”还回忆了自己与已故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交往，她毫不掩饰自己对卡扎菲的欣赏。在记者会上，记者问卡扎菲何时取消石油禁运，卡扎菲回答说：当以色列放弃对阿拉伯领土占领的时候。

然而，读罢这封长信的叙述者却苦笑不得地大呼：可怜的山口淑子！她的一生都在被那些自私自利的男人为了其罪恶目的而操弄。“田中角荣……就像他的前任们一样，利用了山口淑子身上最特别的品质：她行善的真诚愿望、她的国际主义情怀、她的纯洁……为了什么？石油。这是他唯一关心阿拉伯的理由。”由此看来，叙述者的发言与布鲁玛自己对李香兰的理解如出一辙。换句话说，在布鲁玛看来，李香兰摆脱了“李香兰”这个名字，却终其一生都没有摆脱被操控的命运。

不知道李香兰本人是否读过《中国情人》，如果她读过，会不会也像2007年看过电视剧《李香兰》那样，发出类似的感慨：这本该是我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我总觉得像在看别人的故事一样。当然，上述观点只能代表布鲁玛自己对于李香兰的理解。或许，对从未有过被压迫的历史经验的欧洲白人男性知识分子的布鲁玛，他与他笔下的李香兰始终是隔膜的，。

战后的李香兰频频提及“国际主义”“世界主义”等超越种族和国界的词汇，从表面上看似乎延续着战时的影响，但实际上，经历二战的她有着更深刻更切身的理解。我们不妨揣测，在晚年的李香兰眼中，这并不意味着拥有一张跨越种族的面孔以及熟练操弄各国语言，而是选择站在被压迫者一边。

1992年，李香兰重访北京旧居。 （资料图/图）

或许，成为加米拉的李香兰，才真正与李香兰达成了和解。如果今天李香兰依然健在，她会期待全球互助和协同抗疫，也会在看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这样的美好愿景时心存感念。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沈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