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初的一天，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重症护理室的病床上躺着一位100岁老人。

老人重病缠身，样子有些虚弱，但从老人的眼神中依然能够看到一丝坚毅。

老人的儿女们围在病床边，明白老人时间不多了，显得很伤心。过了一会，这位老人变得有些紧张，双手狠狠抓住床单，眼睛瞪着天花板，突然问道：“我们的人都安全了吗？”

儿女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愣了一下，但随后就反应了过来，赶紧说道：“爸，放心吧，都安全了！”

听到这句话后，老人的神情才慢慢放松下来，手也没抓着床单了。老人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有点自豪地说道：“知道不，昨天我们又消灭了十多个鬼子！”

病床边老人的女儿轻声说道：“爸这是又出现幻觉了，以前的事对他印象太深刻了……”

这位老人是谁？在重病的时候想起的居然是杀鬼子的事情，难道他之前是一位抗战老兵吗？

老人就是曾美少将，这位16岁从江西兴国走出来的红军战士，在2015年1月31日逝世了，老将军离去了，留给我们的是他戎马一生的传奇。

图 | 曾美将军

在曾美将军最后的日子里，他经常会产生幻觉，想起自己以前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在老将军的脑海里闪过了什么，记起了什么。

或许，他想起了血战湘江的惨烈？

或许，他想起了为遵义会议挑选的那栋两层小楼？

又或者，他想起了在战场上杀鬼子的酣畅淋漓……

我们无从知晓，但我们可以从老将军以往的经历中，去窥探他那传奇的一生！

一、“将军县”走出来的小战士

曾美1914年出生在兴国县武圹（kuàng）村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家里面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四。他家里很穷，基本上饭都吃不饱，没办法，家里几个孩子只好出去做事。

他的三个哥哥去给镇上一家爆竹店做学徒，曾美自己则在8岁那年，因为家里实在吃不饱饭，就被过继给了其他村一户家境比较好的人家。

如果没出什么意外，曾美的一生也许就这样了，在乡下种田收粮。

可是在1927年，毛主席带着秋收起义的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后来朱德也带着部队上来了，两方人马合编为红四军。

1929年，红军独立团的一支连队来到了兴国。红军在兴国宣传自己的主张，百姓对他们也大致有了了解。不久后，红军在兴国打土豪、分田地，只要是红军到的地方，都受到了百姓的热烈欢迎。

1930年4月，红军在兴国县城召开大会，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会场锣鼓喧天，显得非常热闹。早就得知消息的曾美，一大早就从乡下赶到县城，巴不得早点看到钦佩已久的毛委员。

来到会场后，曾美被那里的气氛所感染，看到红军战士穿的服装，头戴的八角帽，还有八角帽上的五角星……曾美被深深地打动了。听着大家齐唱“当兵就要当红军”，他心潮澎湃，在大会后不久，就报名参加了红军。

16岁的曾美，成为了红四军特务营二连二排六班的一名战士。报名参军后不到一个月，曾美就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战斗。在这次战斗中，部队全歼了敌人，缴获了一些武器，得以让他手里的梭镖换成了一把步枪。

加入红军后，曾美的表现一直很好，战斗中很英勇。1931年加入共青团，次年转为共产党员。部队感觉他是个人才，脑子也好使，在1933年就让他去上干队测图班学习。

曾美从进入红军以来，参加了五次反“围剿”，打得很勇猛。正是因为如此，部队才选他去学习，将他当作人才培养。1934年4月，曾美被任命为中央红军总司令部作战科参谋。

入伍仅仅四年时间，就从一个小战士变成了红军总司令部的作战参谋，这要付出多少的汗水？绝不仅是打仗勇猛就能做到的，还必须得有一定的指挥基础和知识储备。

虽然他也想为革命出力，部队能打胜仗，但红军毕竟人少、装备也差，更何况局限在赣南这一块，被敌人重重包围。

1934年10月，面对国民党百万大军的“围剿”，红军不得不进行撤退。曾美跟随中央机关从瑞金赶到了于都，打算从那里往西先去到湖南。

虽然曾美在红军总司令部工作，但他也不知道红军要去到哪里。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叫长征，只是说要转移，谁也不知道后来要走一次跨越十几个省的万里长征。

曾美还记得，在离开瑞金的时候，很多百姓都赶来送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些许悲伤，有些人还哭了出来。一些百姓拉着他们的手说道：“你们可一定要回来啊！”

那一刻，曾美似乎才意识到，是真的要离开中央苏区了。对他这个江西本地人来说，心里多么舍不得啊！

让曾美没有想到的是，从那次离开瑞金后，直到全国解放，他都没有回去过，对家乡的那股思念，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二、为遵义会议挑房子

红军开始长征后，一路突破敌人几道封锁线，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出发时的八万多人，到贵州遵义的时候，已经锐减到了三万人左右。

1935年1月，红军攻克了遵义，曾美随着中央纵队驻扎在老城。年仅21岁的曾美，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场重要会议的亲历者和参与者。

到了遵义后不久，有一天周恩来找到了他：“小曾，城里有一处大宅院，去侦察一下。”

接到这个任务后，曾美不敢耽误，立即跨上枪就出发了，没多久就找到了那处大宅院。

在进去前，曾美找人打听了一下，这才知道是贵州军阀柏辉章的公馆。这个时候，柏辉章正遵从蒋介石的命令，带着军队在外面拦截红军呢！

他的公馆只剩下了一个看门人，说明身份后，看门人带曾美进入了公馆。进门后，曾美大致转了一圈，发现进门左侧和南面是住房，右侧有好几个腌菜缸，再进去是大厨房，中间是客厅，沿左侧楼梯上去有一个大房间……

一看到这里的布局后，曾美就心生感慨：“这是一个理想的军部驻地啊！”

侦察完毕后，曾美将这些情况以及自己的看法都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随即下令，将作战科搬进这栋小楼，楼下设立作战室，曾美他们就在那里办公。

就这样，那里变成了红军的总司令部，没多久，中央的一些领导陆续住了进来，遵义会议也很快在那栋小楼的二层召开。

当时，作战参谋包括曾美总共有8个人，他们两个人一组轮流在楼下值班。在这个过程中，除非有紧急情况，否则绝对不能打扰楼上的会议。

曾美记得，会议每天下午三四点左右开始，直到深夜，连续开了三天。之后，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向军委直属部队全体干部战士传达了会议精神。

当曾美知道毛主席重新出来指挥军事后，兴奋得不停鼓掌，脸上洋溢着高兴，信心都增加了不少。

现在，遵义会议纪念馆还保留了参加会议的人员名单，在复原的“红军总部作战室”，墙上还挂着曾美等八位参谋的名字。

三、周恩来为他改名字

对曾美这样的老红军来说，不管是在苏区的时候，还是经过长征到了陕北后，很久以来，他们对周恩来的称呼只有一个，那就是周副主席。

这个职务是周恩来在长征前后担任的职务，从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开始，曾美对周恩来的尊敬就不曾停止过。就连他的这个名字，也是周恩来帮他改的。

1934年4月15日，曾美被任命为作战参谋，第一天到总司令部报到。负责接待他的红军战士将他带到了总司令部第一局局长兼作战科长彭雪枫的办公室。

彭雪枫对他说道：“今后，你就在一局作战科工作吧。”

也正是在那一天，曾美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曾美记得，刚见到周恩来的时候，他留了很长的胡子，看起来显得很严肃、很认真，但是接触了后，曾美才发现那都是假象，周恩来一笑起来很亲切。

曾美到了作战科后，他的任务就是整理军事情报给周恩来，供他参考。所以，不管是在苏区的时候，还是在长征的路上，曾美基本上都和周恩来生活、工作在一起。

在曾美看来，周恩来非常了不起，不仅亲切诚恳，不怕吃苦，工作还非常认真。在长征的时候，周恩来白天要一起随军行动，晚上还要处理各种工作，经常工作到深夜，然后才能勉强休息一会，有的时候熬一整晚，因此曾美经常能发现周恩来的眼睛里布满血丝。

在行军的时候，周恩来也很少骑马，更多的时候跟着战士们一起步行。因为过度劳累，周恩来的身体日渐消瘦，曾美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有些时候都不忍心去打扰他。

有一次，作战科收到了一封电报，按道理来说应该立即交给周恩来查阅。可他刚刚睡下，曾美等人不忍心去吵醒他，想让他多睡一会，就等他睡醒后才送过去。

周恩来明白后，严厉批评了他们几个人，还特别说道：“今后有电文，就是拉也要把我拉起来。”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曾美想把之前的名字“曾昭泰”改为“曾美德”，意思就是品德美好。不过曾美有些犹豫，不知道该怎么办。

周恩来听说了这件事后，就跟他说道：“干脆把德字去掉，就叫曾美，这个名字很好。”

图 | 周恩来

于是，从那个时候起，这个名字一直用到曾美去世的时候。

四、功勋卓著

曾美在建国和离休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在石家庄度过。晚年的时候，曾美每次出去看到石家庄发生了新变化，心里都很高兴。

曾美对石家庄的喜欢身边人都看得出来，这不仅是因为他之前担任河北省军区政委，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几十年，有了感情。更是因为，曾美亲自参与了解放石家庄的战斗。

解放石家庄的战斗打响前，曾美担任晋察冀军区独立一旅旅长，带着部队参与了包围石家庄，准备最后的总攻。曾美本来以为自己只是配合，可没想到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在等着他。

1947年11月的一天，他突然接到了上级的命令：在总攻发起前拿下西北角的大郭村机场，并以此为突破口进入石家庄！

接到这个命令后，曾美突然感觉到自己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大郭村机场是当时敌人唯一的空中通道和增援命脉，这就意味着如果丢失了这里，敌人就没有逃跑的机会了。

正是因为如此，敌人在这里派驻了重兵，还有各种碉堡、飞机，防守严密。拿下大郭村机场，是解放石家庄的先决条件，也是一个重要的突破口，对曾美来说，有进无退。

为了保住这个逃跑和增援通道，敌人可以说想尽了办法。一连串的堡垒群，都配置了重火力，那些堡垒像蜘蛛一样密布在机场附近，给曾美带来了不小的困扰。

战斗打响前，曾美做出部署，一团主攻机场，二团助攻，并且负责清扫机场外围，三团作为预备队。

1947年11月6日凌晨，战斗正式打响，当一团前进到机场外围的大安舍时，就感觉到要想拿下机场不容易，是个硬茬。

大安舍的东面、北面都有一个大碉堡，南边还有一连串堡垒群，火力密集。战斗从凌晨一直打到下午，北面的大碉堡总算是拿下来了。东面碉堡的敌人一看，立即就跑掉了。

眼看战斗取得了重大进展，还没来得及高兴，曾美他们就又遇到了麻烦。敌人依靠飞机对他们展开了反扑，飞机从2架慢慢变成6架，战斗打得非常焦灼。

曾美明白这一仗必须要打，而且没有捷径，必须硬碰硬，他给部队下达了死命令：“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坚持到最后！”

图 | 曾美

部队不断进攻，想尽办法炸掉敌人的飞机，让他们跑不了。有曾美的命令摆在那，战士们打得非常勇猛，各级指挥员也知道这一战对解放石家庄的重要性，每个人都不敢掉以轻心。

到最后，敌人被解放军顽强的斗志打退了，次日拂晓，解放军突破了最后一道防线，很多敌人都扔下武器，往石家庄方向逃去。

大郭村机场一战，曾美顺利完成了任务，切断了敌人逃跑、增援的通道，为解放石家庄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也因为在这一战的突出表现，被晋察冀军区授予了首功嘉奖。

大郭村机场一战毫无疑问是一场硬仗、狠仗，但还不是曾美打过最激烈、最残酷的一仗。抗战期间，曾美在山西、河北一带组织了近百场战斗，消灭了大量敌人。

1937年，他被组织安排到山西五台山创建革命根据地，他充分调动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他自身的例子，调动贫苦农民起来抗日，鼓舞人民，在短时间内组织了一支上百人的游击队。

1939年，他率一个营的战士，和敌人展开了游击战，凭借灵活的用兵方式，不断给日军造成了伤害，让日军对他恨得牙痒痒。

抗日战争期间，曾美参加了百团大战和反“扫荡”战役，大小战斗不计其数。

解放战斗期间，除了解放石家庄，他还参加了太原战役、古北口战役，后来还参加了平津战役。从1930年参加红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曾美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了近二十年，身上到处是伤痕。

晚年的时候，曾美因为身体检查需要做核磁共振，这才发现在颅骨里还有几块弹片。而这连曾美本人都不知道，他更说不清是什么时候负的伤。

曾美只是记得自己曾经被日军的机枪击中过头部，但问他是哪次战役，他自己也记不清了。

对自己的事，曾美虽然记不太清，但对其他事情，他却记得很清楚。特别是红军过湘江的时候，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一讲到这个，曾美的心情就很沉重。

还有曾美的哥哥和弟弟都参加了红军，哥哥从参军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连消息都没有，弟弟参军后，在长征途中因为生病掉队了，意外和曾美见了面。

曾美抱着生病的弟弟在稻草上睡了一夜，弟弟发着高烧，连话都说不清楚，那个时候又没有药品，只能硬扛着，曾美只能给弟弟喝点水。

第二天，部队要出发了，可弟弟却走不动路。没有办法，部队有纪律，曾美只好跟随部队前进，后来解放后，曾美才打听到弟弟在他离开几天后就牺牲了。对于弟弟的牺牲，曾美一直很难受、很愧疚。

正是因为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曾美看淡了许多，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曾美经常和子女说：“那么多和我一起战斗过的战友都牺牲了，我能活下来，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五、一生属于人民

新中国成立后，曾美担任了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京津卫戍区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务，后来在1955年的时候，还担任了国庆阅兵副总指挥。

图 | 曾美

曾美自己保存了不少照片，照片按时间顺利摆放，在每张照片下面还附带几百字的说明，曾美将这些整理成了一个相册。

在这些照片中，曾美对他站在天安门的照片很喜欢。照片上，曾美穿着军装，胸标那里标着“副总指挥”四个大字，在照片下面，曾美写着“摄于北京天安门阅兵指挥部，1955.10.1”。

1955年的国庆阅兵，解放军穿着新式军服，佩戴军衔，还第一次出现了将军领队。这次阅兵仪式有海陆空三军部队，还有国家重要领导人和许多外宾，但是事实证明，这次阅兵仪式举办得非常成功。

这一切都离不开曾美的精心安排和准备，更离不开战士们的辛勤训练。

就是在1955年，曾美被授予了少将军衔，以此表彰他参加革命二十多年来的付出和牺牲。

1965年7月，曾美调任为河北省军区政委，直到1981年离休。曾美在石家庄工作了16年，他的孩子们也都在这里长大成人、参加工作。

虽然曾美身居高位，但是他五个孩子的工作都是自己解决，他没有插手。当孩子在工作中遇到什么问题，像调动出现困难想请求曾美帮忙说一句话，曾美总是直接拒绝：“一切靠自己！”

不仅是对孩子们的工作，就连孩子们的婚事，曾美办得也比较简单。像他儿子结婚的时候，媳妇都是骑着自行车进的家门。女儿出嫁的时候，也是骑着自行车出门的。

对自己的亲家，曾美没有一点架子。得知亲家是个七级木工的时候，曾美立刻说道：“咱们是平级啊，我也是七级。”

还没等亲家说什么，曾美又说道：“不管几级，都是为人民服务。”一句话打消了亲家的不适和紧张。

曾美的级别是行政七级，他这样说，只是想让亲家不要有什么负担，可以平等相处。

曾美对家里人就是如此，没有特权，没有例外，保持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先进本色！

2013年的时候，为了庆祝百岁生日，曾美写下“我的一生属于人民”这几个字，对他来说，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

他的一生，为革命付出了太多，牺牲了太多，为党的事业辛苦了一辈子。以至于在重病住院的时候，虽出现幻觉，但心里还是记挂以前的那些事。

“我们的人都安全了吗？”

这是他对革命至死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