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书的结尾罗列了一长串需要感谢的人，县委书记、扶贫队长、机关干部、小学老师、公司经理、田间地头的农民……扶贫是一个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事件。卢一萍从花垣县十八洞村起步，游走在老乡的屋檐下、院坝、农田、工厂车间，把收集来的眼泪、汗水、喜悦、幸福，不加修饰地呈现给读者。他自称是一个“颇为合格的农民”，但已经离开他的四川老家30年。

显然，以人物为“志”这个结构是经过充分艺术思考的，书中所涉及人物大致分以下几个类型：一是扶贫工作队及当地扶贫责任人。这个类型的人物是扶贫人中坚力量，如花垣县委书记罗明、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提供了以花垣和十八洞村的脱贫经验。还有从北京、长沙等地来的扶贫工作队，如杨凯、时鹏、曾李、刘斌等，留下了基础设施建设、产业扶贫和知识扶贫的成绩和经验。致富返乡的乡村能人转变为村级扶贫责任人，他们“吃得苦、霸得蛮”，为了带领乡亲们致富，他们放弃了正处于上升期的私人企业或个人晋升机会。如发家致富回古丈牛角山村（原毛坪村）扶贫的龙献文，保靖县大岩村有经济头脑的农民龙献英（龙献文的妹妹），发家致富后锲而不舍地带动村民种黄金茶。辞去公职返回丈夫老家芷江侗族自治县五郎溪村当村支书的田昌英，回到花垣县麻拉村当支书成功人士麻兴刚，回到卢溪县马王溪村办厂的成功人士石泽林，麻阳县楠木桥村村支书谭绍鲜，怀化十大杰出青年之一楠木桥村村主任谭泽勇等。二是野蛮生长的乡村能人。这一类扶贫人有着传奇般的人生经历，如：为了留守儿童学拍电视剧的苗家大嫂田金珍，自我逆袭的脱贫者永顺洛塔的吴添春，商界天才谭艳林等。三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扶贫志愿者。他们凭着一份责任和善念，不计名利，无私奉献。如石门县薛家村扶贫志愿者河北人王新法，凤凰竹山创办旅游产业的退休乡贤张顺心，永顺县的富二代大学生扶贫者王少甫等。

古代章回小说通常会给主要人物的命运安排一些隐晦的总结语（《红楼梦》里叫“判词”）。在标题就有提示或者判词，通过这种提示大致可以判断人物的身份、性格和命运，《扶贫志》把这种提示安排在每章大标题中，如探索者、先遣队、大地基石、仰望星空的人等。落实到每个人物又有不同，如永不死的老兵（王新法），一张嘴干部（龙秀林），百万资产“贫困户”（田金珍），“莓茶王子”（王少甫），老光棍（施金六），人人嫌的老酒鬼（龙先兰），折翅的天使（吴添春）。前半截出现在小标题里，后半截（括号里的人物）在正文仔细交待。提示语包含了人物的身份、状态、精神面貌、最初的偏见（绰号或调侃）、肯定和赞扬。判词和画像是史传体常用手法。有的是第一印象，有的是最后的结论。这种画像式的判词有一种画面感，容易让人想起陈洪绶的《水浒叶子》^[4]，精神形貌一笔勾画出来。由于都在大湘西，其中很多人物有关联性，扶贫人传授经验、互相帮助、先进带后进。扶贫事业在大湘西全面展开，书中人物是千百万扶贫人的缩影。

作为“脱贫手册”的历史价值

在西方学术传统影响中国之前，列传体是中国史学的主流方法。钱穆先生认为以人为主体的结构要优于以事为主体的结构。《扶贫志》虽以“志”之名实则突出人物之“传”，以人的叙事推动事物演变。因此，《扶贫志》虽是文学，但其史料文献价值同样值得重视。首先它像一部脱贫教科书，从精神层面激励着扶贫人。书中的扶贫方法、典型事例又可以让相似情况的村寨对号入座。其次可以作为扶贫人手册。书中涉及到数十位典型人物，他们的处事态度，工作方法，与人沟通方式都有样本意义。人物较为开阔的眼界、见识和胸襟有榜样作用。他们的世界观、人生态度、生活追求有可模仿性。最后是产业致富模板的功能，可以拿来作为致富范本，书中总结了许多可行的经验，如“六个一”“三大建设”“九不评”“四跟四走”等。每一项目扩展开来都有可操作性。

扶贫政策执行过程中可能会有贫困户不服气，其实农民并不是胡搅蛮缠。书中人物都有很强的问题意识，每一位扶贫人一开始也都不顺利，他们是如何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讲政策，摆道理。勇敢地自我反思，正视问题，创新工作办法，从精准识贫一开始就走正规程序。扶贫人与贫困户最后成为好朋友。

作品通过真人真事现身说法。聚集起来的集体智慧和不同类型的成功例子，总有一款适合有需要的人。人物通过自述现身说法，像邻里之间聊天、谈心，很高的可信度和可操作性。如“金美丽”（黄心猕猴桃）的成功经验，田昌英的致富法宝，科皮村四硕士的数字农业。《扶贫志》里有很多有意思的小故事，都是真实故事，地址很详细，只差留电话号码和微信号，有心者可以顺着线索找他们取经。

扶贫是一个严肃主题，有很多艺术上的禁区，由于主题严肃，不能娱乐化，它只能是一个现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文本。通过细小事物反映时代大事件，必须遵循真实性原则。为了更深地挖掘人物的内心世界，《扶贫志》有一些叙事手法的创新。从“精准扶贫”首倡地十八洞村出发，花垣县委书记罗明的叙述开始，叙事中有意隐去了作者/采访者，叙述者对着所有人说话，而不是对采访者一个人说，受话人是虚拟的，所有人，或者没有人。作者跟讲述人拉家常，讲述人面对着一个可信的倾听者，这样安排结构有一个好处就是语境是开放性的，讲述者有一种莫名的诉说冲动，掏心窝子地要说出自己的秘密。“你把秘密告诉了风儿，就不要怪风儿告诉树林”（纪伯伦），这样，读者看到的大段大段的自述便觉得亲切可信。每个人的述说都是一张藏宝图，走进说话人的思维，如同走进一片风光旖旎的山水丘陵，那里有脱贫致富秘笈，有人生智慧。

在处理历史文献方面也超越了报告文学的窠臼。没有拘泥于对几百年、旧社会的回顾。为了前后对比的巨大反差，许多扶贫题材文艺作品对历史文献的把握少则从前四十年前说起，多则从清末民国说起。《扶贫志》避免了这个套路，将与扶贫有关联的政策性问题进行打捞。如“早在200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湘西视察，在一个座谈会上，他就对湘西州的干部们说过：湘西其他方面不要搞，当前尽快搞好退耕还林，以后你们就吃旅游这碗饭！”^[5]以此佐证花垣县从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矿产资源型发展模式向环境友好的旅游资源为发展模式转型，说明这种转型是有历史渊源的。

个性张扬的平民英雄

按照新历史主义观点，历史充满了断层。在历史必然中肯定存在着非连续性和偶然性。单从人物的叙述可以看出，有时候一个善念变成一项事业，这样的事例多不胜数。偶然性背后有着很强的必然性。知行合一，这是中国乡村经验，也是大多数知分子的信条，有意义的事最后都落实在行动中。在西方人文科学主导下的资本主义，个人主义的落脚点是个人财富自由。因此麦克斯·施蒂纳在《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中认为“利己主义”是“唯一者”的所有动机、行为和目的，他把“人道自由主义”设定为人类发展最高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评施蒂纳的观点，认为仅从经验现实出发去界定人的本质是不够的，施蒂纳的理论，目的就是为利己主义者立法。施蒂纳的“唯一者”哲学有着他们自己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华文化传统讲求命运共同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礼记·礼运》）《扶贫志》中的平民英雄一方面骨子里刻着这种文化基因，同时，这种英雄意识又是新时代公民个性张扬与集体主义相结合的英雄主义。

田金珍在这部作品中是一个标识性很强人物，她的行为和逻辑极其独特，她像一位起于陋巷的春秋战国时期的“狠人”，认准一个伟大的目标，对困难很少评估。过程充满了未知和不确定性，她凭着不妥协、不敷衍、不将就的狠劲，最后居然成功了。只读过小学三年级的农村妇女，要拍电视剧、当导演。她拍电视剧不是赶时髦也不是想出名，就是看不得孩子受苦，只想记录留守儿童的辛酸，把这些孩子的故事告诉更多内心柔软的人，让大家一起同情他们，替他们想办法。只要让这些“有父母的孤儿”回到父母身边她的目的就达到了。母性本能和心中不断升腾起来的大悲悯，两种东西搅和在一起，使她变成了一个疯狂生物，没有人能把这个生物摁住。整个过程荒诞而又传奇，她搭起了一个叫做“农民剧组”草台班子，身兼制片人、编剧、导演、剧务、发行。卖猪筹款，丈夫忍受不了这个败家婆娘，一度闹翻脸。录制、剪辑、合成，这么一个有科技含量的艺术产品，奇迹般的完成了。在村里播出后反响很大，“影碟放到一半，坐在前排的麻中华将头埋在膝盖上，双肩抖动，哭了。”^[6]首映式后，看片的人一传十十传百，《千里寻母记》出现了盗版。田金珍的事迹火出圈了。她的朴素的话语却包含了很高的生活智慧，她认为留守儿童长大成人后，基本生活都没问题，但由于从小缺少父母的爱，以至于成家之后不知道如何去爱自己的孩子，这才是大问题。田金珍的“疯狂”行为并未就此止步，她为了夜郞坪村不再有留守儿童，她种桑养蚕，做苗绣，同样在毫无风险评估的情况都成功地做成大产业。

总有一些自发为乡村谋幸福的能人，孔子曰：“十户之邑，必有忠信。”（《论语·公治长》）这可能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密码。古丈毛坪村的龙献文、保靖大岩村的龙献英，他们是两兄妹。龙献文本来是一位拥有三个公司的企业老板，却做出一件让人觉得“脑子进水了”的决定，回乡当村支书。他的牛角山茶叶专业合作社虽然历尽艰辛，“2010年春节前夕，31户村民全部搬进新房。”产业还在扩大，龙献文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信心在增长。嫁到保靖的妹妹龙献英也带领大岩村的乡亲种茶致富。刚开始种茶也不顺利，大家认为茶当不得饭吃，栽好的茶树被公婆薅死了，改种红薯和辣椒。

麻阳县楠木桥村与竹子坳、黄茶村合并后成了深度贫困村，涉及到异地搬迁和危房改造，老百姓一开始思想不通，认为扶贫队要他们扒房子重建想拿回扣、得好处。村支书谭绍鲜知道老百姓并不说要存心污蔑扶贫干部，他们有的人是对建房面积的政策不满，政策规定死了，每人多少面积。竹子坳村和黄茶村的人还不信任他们，过去被心术不正的村干部坑害过。谭绍鲜找到原因，耐心做通他们的工作。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创新性的发展出“九村联创扶贫产业园”，产业园规模化，集约化，开创了抱团攻坚的新模式。

《扶贫志》是一本为平民英雄树碑立传的书，那些平凡普通的人是如何化茧成蝶，成为英雄的。这本“英雄人物谱”中，芷江五郎溪村的田昌英的死磕精神特别显眼。

这里原来没有路，离麻阳和芷江的县城都远，很多疾病没有得到及时诊治，本是小病，酿成重疾，导致脑膜炎、脚瘸、眼瞎、聋哑、半身不遂……当时五郎村办残疾证的就有80多人，很多者是一级、二级残疾。她就问老公，你们这里怎么这么多残疾人？是不是近亲结婚的原因？他说不是，就是因为穷。^[7]

田昌英一开始的目标很简单，希望五郎溪照上电灯，通公路，喝上干净水。基础设施建好后建市场。村民夸他们的田书记能干，像愚公移山一样搬走了穷根，像穆桂英挂帅一样带领他们打了一场又一场的脱贫战。把一个“鬼地方”变成了好地方。很穷的时候田昌英就严禁乱砍滥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她最有心得，很顺利地把这个穷村过渡到乡村旅游。她很自豪地说，“我当初之所以想把生态环境保护好，就是想搞这个。”

让成功人士麻兴刚没想到的是，镇党委书记让他去麻拉村当村支书，麻兴刚当即拒绝了。他已经是州人大代表，某矿业集团的党委书记兼常务董事长。最后他不仅当了支书，还把儿子拉进来扶贫。龙山的谭艳林，从小就有过人的商业头脑，15岁出远门，做过流水线工人，鞋垫生意，工地杂役，超市理货员，外贸企业主管。为了让姑姑这样的残疾人有事做，回乡办起了民族工艺品厂，生意做到了海外。七彩乡的石泽林的成功经验可供农民分享：“人要出去走走，才能开阔视野。就像我当年要是没有9年的打工经历，我怎么能办陶瓷厂呢？”^[8]

作家没有刻意往人物身上打高光，他们有着普通人都会有的缺点，有错误和遗憾，都是在学习、探索中成长为坚定的扶贫者，《扶贫志》就是由这20多位情感复杂、故事曲折的扶贫人，构成了一个丰满坚实的文本。

多重力量的集合

从实用主义角度来说，这种叙事手法既是脱贫攻坚战的回顾和总结，同时也对乡村振兴有参考意义。无论是文盲还学者、老百姓还是官员、穷人还是大老板，众多人物汇集一起，足以形成一股强大的精神能量，这种精神能量从多方面激励人、鼓舞人。扶贫是一项旷世伟业，实现起来极其艰难，这样的鼓励是有必要的。

正能量，给人以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作品散发出来的能量产生多重效益。传递国家的信心，告诉人们以举国之力，在2020年全面脱贫的事实。同时为扶贫干部增加工作信心，它的艺术性又很像励志，书中个人奋斗故事具有很强感染力。别人如何在一贫如洗、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发家致富的，不是神话传说，也不是虚构文本，有真人真事，可参照、可模仿，书中有大量如何因地制宜的制定发展策略案例。除此之外，作品还委婉地告诉人们如何用发展眼光，做一个有方法的干部和有见识的农民。

从众多脱贫攻坚故事中看到发展的力量。从《扶贫志》里可以看到乡村振兴的前奏，多方面的基础都已经打好。首先是思想基础，不同身份、不同工种的人群对脱贫攻坚、全面奔小康的意义和目标有了清晰的认识。其次是物质基础，作品中反反复复出现的、也是人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如公路、铁路、桥梁、电网、信号基站、学校、医疗卫生设施、房屋等都得到极大改善。第三是产业基础，工商业、农业现代化、第三产业（服务业、文旅融合、文化创意产业）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第四是干部基础，人的基础是根本，经过多年扶贫，各级下派的扶贫干部得到了锻炼，在此基础上总结扶贫中的经验教训，继续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各村寨自身成长起来的村干部，乡村能人，都在这一过程中的得到锻炼。村民也对国家政策和不断更新的帮扶方式有所熟悉，与扶贫干部达成理解和合作。

人物的感染力。把新感觉、新文风，通过人物自述、对话、叙述人叙事、资料补充等多种方式表达出来。人物群像有层次感，单个人物性格鲜明，风格独特。通过细节塑造人物，例如写到龙秀林，他是十八洞村第一书记，经常接受大媒体采访，算是见过大世面的人。有一次接受中共中央办公厅回访，龙秀林本来做了充分准备，写了汇报材料，中办的人却说“随便说说，咱们不看稿子”，龙秀林脑子一片空白，一紧张连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也忘记了。“蒙了十数秒钟后，龙秀林清醒过来了。”他生动形象的总结了十八洞要实现了“五来”目标：“鸟儿回来了，鱼儿回来了，虫儿回来了，打工的人儿回来了，外面的人儿回来了。”平时听多了四平八稳的公文报告的领导，突然听到如山泉、似春风的诗化排名句，高度评价龙秀林的汇报。

对比的力量。扶贫工作队大都是年轻人、高学历，村民以为他们是来镀金的，甚至不配合工作，认为他们四季不明、五谷不分，扶贫可能就搞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一开始都怀有戒心。湘投集团派往永顺科皮村的四个人都很年轻，刚来的时候，有人说，上头派的人学历是比较高，但做事能不能落地，我们还得看一段时间。科皮村朵枯人的这种想法具有代表性。新闻经常出现贫困户用不签字“要挟”工作队的怪现象。四硕士中陈鹏在英国留过学，他把在英国看到的现代化农业的思路引用过来，在科皮村推行高科技农业，加入人工智能、互联网、大数据，用人工智能取代人工劳动。提前把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活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落实到位。赢得贫困户的好感。朵枯的路修通后，老党员田兴发和另外5位村民给工作队写了一首山歌，用永顺当地的山歌调声情并茂地唱了出来。工作队制定“五树五建”^[9]，扶贫还要扶志。扶贫以人为本，工作队一共成立了14个协会。^[10]

榜样的力量。扶贫人所做的贡献除了经济上的改善，他们的行动是一种示范，告诉人们重新认识自我与对象的关系，打破精神、知识和情感的裹挟，人生进入广阔的世界。王新法是凭空飞来的扶贫人，既不是石门薛家村人，也不是政府下派的扶贫工作队成员，他是扶贫人中一个另类，一朵奇葩。他的另类还体现在生活细节上，60岁的人，背着有毛主席像章和“为人民服务”的帆布包。河北人王新法自费到湖南石门薛家村扶贫的事迹已经广为人知了。他没把自己当外人，修桥补路、建烈士陵园、农家乐、茶园等。扶贫干部谢淼说起“王大哥”时总是难以抑制住自己的泪水：“王大哥的话不多，席间很严肃，眉头拧着，总在想问题。从他偶尔讲出来的话语中，就感觉到这个人太干净了，一辈子经历沧桑，都没有受过什么污染。”^[11]作者也给王新法一个评价：“他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王新法的去世作者用的“殒落”这个词。

结语

扶贫题材天生就是一种“硬材料”，几乎每个接触这类题材的作家都想把硬材料进行艺术化处理，要么用功过猛，花式结构、骈俪文采，写成一个空洞无物、多肉少骨的东西。《扶贫志》软硬兼顾，比较恰当。但它并不是完全没有缺陷，以人为主线的叙事模式，结构上需要一种精神贯通，而实际上它的章节分布表现得并无内在逻辑，五大块的主题相互交叉，边界不够清晰。某些篇章单薄，材料不足，而有些章节过于冗长。对人物精神性把握还有提升空间，作品的艺术价值还有探索的可能。但瑕不掩瑜，作品传递了正能量，对扶贫人的付出给予了肯定，对从事扶贫事业的人们极大的鼓舞。同时也让读者体验到了扶贫事业的艰辛和伟大。以文学的方式对此重大历史事件进行真实记述，既有历史文献用途，又有现实参考价值。

注释：

[1]卢一萍：《扶贫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6-7页。

[2]卢一萍：《扶贫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425页。

[3]卢一萍：《扶贫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426页。

[4]《水浒叶子》，陈洪绶（1598—1652）绘，共绘制40幅梁山人物形象。陈洪绶运用一种独特的锐笔和直拐线，线条的转换和衔接十分强悍，衣纹的走向和人物姿态有强烈的运动感，重重落笔又轻轻收笔，韵味无穷。《水浒叶子》广为流传，成为后世难以超越的水浒人物画。

[5]卢一萍：《扶贫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33页。

[6]卢一萍：《扶贫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80页。

[7]卢一萍：《扶贫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131页。

[8]卢一萍：《扶贫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338页。

[9]五树即树崇德向善新风，树遵纪守法新风，树移风移俗新风，树诚实感恩新风，树勤劳致富新风。五建即建乡村夜校，建新型农业培训中心和创业协会，建乡村车间和“一村一品”基地，建扶贫互助合作社，建爱心公益超市。

[10]如乡贤协会，文艺协会，水电协会，各种种植协会、养殖协会，禁毒协会，红白理事会等。

[11]卢一萍：《扶贫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388页。

（本文原载于《中国文艺评论》2021年第6期）

卓今，湖南慈利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现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湖南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艺理论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南省文学评论学会会长。《南方文学评论》编委会主任。

在《文学评论》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CSSCI来源期刊40余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10余篇，均为独著）。出版著作16部（其中学术专著4部、译著3部、编著9部），国际会议论文（英文）、智库类调查报告若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省社科基金、省发改委课题等各类课题10余项。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各类转载10余篇。多次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委、国家级文学奖评委、省级社科基金及文学奖评委。获湖南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获第五届毛泽东文学奖（文学理论类），获第二届（2020年度）、第三届（2021年度）湖南文艺评论优秀文章奖。获2011年度省直机关工委“巾帼建功标兵”、2013年度湖南省“三八红旗手”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