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景天选择了世人难以忘记的日子去天堂，这很符合他幽默的天性。他的幽默是非常坚固和内在的那种类型。选择快乐的节日季节符合他一生不怕孤独的性格。媒体朋友们约定纪念谢景天，他的话题笔者陆续写了不少文章。还有什么新内容可以发掘吗？应该还在。例如，讲究义气的史景天可能比较少说话。那么，我们来看看史景天的这一面。
著述介绍
《王氏之死》
以山东天城的地方志、黄育红的《福惠全书》、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为史料，探索清初平民的生活环境和想象空间。
《前朝梦忆》
在书写张岱人生、内心转折点和过去回忆的同时，进一步探讨张岱作为知识分子如何通过记忆和历史确立自己的存在价值。
《胡若望的疑问》
一位中国天主教信徒霍若望在傅成泽神父的携带下远赴法国，但举止乖戾，流落他乡，甚至被关进精神病院。三年后才能回到广东老家。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大航海时代刚刚开启的时候，李马东试图用记忆术打开中国的大门，改变这种陌生的文化。谢景天如此巧妙地树立了两个伟大文明相遇的完整画面。
史景天(1936.8.11-2021.12.25)照片Muto
《遭遇史景迁》
史景天和金安平夫妇。照片Muto
史景天给读者签名。照片Muto
性格有节奏地倒退的汉学家。
史景天可以说是比较典型的英国绅士。温文尔雅，但沉稳，不傲慢，但并不怎么对别人说话。那也很温暖，但他宁愿一个人呆着。这些儒雅、有洞察力、深刻、矜持的词语经常和他在一起。特别是在中国各地获得掌声后，他更加警惕，洁身自好，避开了人。他通常开会或参加活动的时候很少，大部分时间中途离开座位，在公共场合不怎么说话，但微笑着迎接人。他通常不具有大名鼎鼎、高傲、酸溜溜的名声，但在普通人眼里，他的个性很难“讲义气”。
但是史景天确实有义气，只是他坚守义气的方式没有用普通人理解的形式表现出来。史景天骨是观察者，也是一个入世很深的人。以他的智慧，他已经看透了世情，但他仍然逃脱不了世事的束缚。作为名人或公众人物，他无法拒绝各种接待、销售、欢迎会，但他心里对它感到厌烦。西方学者大多是江湖，他们知道大众和读者不能犯罪，相应地，他们通常能很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但是他们内心拒绝交往，从不在招待活动中交朋友。但是，如果他确认你是学术上的同道，或者说谈论他是一门学问，他深厚的热情往往会出人意料地迸发出来。这是名人回忆录中约定与某著名学者见面的20分钟，后来聊了3个小时，也无法停止云云。这种事实确实常有。古人云说：“那哭声也响了，请救那位朋友的声音”，大致讲的是这种亲密的状态。史景天的“义气”与别人不同。我们后面有个例子。
谢景天珍惜石诗如金。除了必要之外，他并不想在世俗活动中拖延时间。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梳理西方汉学史时，读了他的大部分著作，感受到了他
的写法独树一帜。有趣的是，《纽约时报》也常刊登他关于中国的文章。作为一个常常书写高头讲章的院派汉学家，他是最为美国一般民众熟悉的学者，且渐成了大众文化的一个坐标，几乎跟费正清齐名。若仅论文章，史氏写得更加华瞻丰丽。史景迁文笔甚美，他深谙文章的起承转合，一件庸常事到了他的笔下都会新奇逗乐妙趣横生。让很多普通美国读者对遥远中国古代事务感兴趣，您不得不说是史景迁的功劳；而且他虽然写得充满传奇色彩，大多传播的是正能量。当然，他的上述种种也成了他的某些异常之处。美国学界有人批评他、有人嫉妒他。大多批评曰他的史学方法有点怪咖或野狐禅，恶谥他路子野。但史景迁却在美国最正宗院派大本营的耶鲁大学任历史系主任，而且也曾担任过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这些铁的事实本身往往就能使攻击者哑口。而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跟他相识了。
贰 结缘史景迁
为了梳理美国汉学史，我读了他的学术履历、师承和他的论著，甚至他不太起眼和不被重视的书评、报纸文章及札记随笔等都基本上浏览了。可巧大约1998年秋，美国亚洲学会组织一场关于中国的研讨会，由史景迁主讲。我闻之欣喜准时奔赴会场。那时候史景迁已经是名人，这样专业的学术会议居然听众提前满座，后来者甚至有票都一时难以进场，让我感到惊讶。讲演当然很棒，难忘的是讲演后我跟他的交往。
会议结束还有鸡尾酒会，但史景迁想溜。可惜酒会就设在大厅，他一出现就被热情听众揽住。他疲于应付有点尴尬，但仍然耐心跟大家应酬。轮到我他笑笑以为是一般问好，没想到我却有备而来。我知他不愿虚耗时间，问好后单刀直入就问他的一本小书《改变欧洲》能否授我版权翻译成中文？
“《改变欧洲》？您问的是《改变中国》吧？这本书台湾已经有人在翻译了。”史景迁笑道。
“不。是《改变欧洲》，您1988年10月在密德博理学院的一次讲演实录。”我回道。
“哦，是那本书。我晓得的。您是怎么知道它的？”
“我先前读过您为写那本书，前后准备的工作札记和其他资料，觉得内容很珍贵。”我再回复。
很显然，我的回答让史景迁感兴趣了。他告诉我，“要不，咱们过会儿谈。您先在前边等我。如果您不介意的话，咱们一起在我回宾馆的路上聊。”
“好嘞！”我当然心花怒放——这事有门儿。
蛇行了许久，我挤出了大门。就在门不远处驻停。果不其然，史景迁被人们围堵了很久也逃出来了。
路上，他知道了我在做西方汉学史方面的研究，比较看重他的早期研究，从对他这本不太为众人知的小书的认知上他就知道我是了解他的。这本书其实是他早年到巴黎、罗马等处挖掘1680—1735年间中国人或跟中国有关的人在法国的几个“中国个案”和怪诞的历史。其中有早期借中国之名行骗的欧洲女人；有作为随从伴随耶稣会神父赴罗马觐见教皇述职的麦考·沈；当然，还有一名中国的市井细民胡若望，他只受过极简单的教育，识得有限汉字，却被半哄半骗去了法国。胡若望到了法国看不惯欧洲市井文化并想教化法国人，最后被送进了疯人院。
最后算得上是学者的路易斯·高和斯蒂芬·杨，是法国耶稣会想搞“民间外交”，把他们请到法国去感受法国先进文化和科技，并希望他们回中国介绍以影响朝野的。没想到世事难料，他们最后被羁留在了法国难以回到北京。
此事惊动了路易十五和法国王后，法国的部长资助他们回中国，条件是：他们走前参观法国工业和科技，到中国向皇帝和百姓宣传。这两位民间使者侥幸因此被厚赠回国后却遇到乾隆锁国政策，他们没敢履行诺言而隐姓埋名苟活了下来……
这是史景迁早期用功甚勤挖掘出来的关于中—法交流史料的“干货大本营”。熟悉史景迁的人应该知道，这里面的内容有的他后来写成了专著（如《胡若望的疑问》），有的虽未来得及整理成专著却在他不同的著作里反复呈现，或者变为潜在的学术暗流循环奏鸣。后来随着史景迁越来越出名，他就越被不同的事情和选题逼着走；但他对早年的研究显然是情有独钟的。所以，我一提到这个话题，他的眼睛会突然一亮，像一丛火苗在暗蓝的天空中闪光。
很显然，他未能忘情他的旧作。
叁 授权的一波三折
“我很高兴您记着我的这篇早期作品。”史景迁开始来情绪了。
“不只记着它，我对它很感兴趣，我认为中国学界和普通读者也会对它感兴趣的。如果您同意我把它译成中文，相信会引起中国学界的关注并激发纵深研究的。”
“您确定？”史景迁眉毛一挑。
“我不敢确定，但我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学界友人及一般读者的阅读热点可以肯定，这本小书不会让中国读者和您失望的。”
看到我语中的诚恳和信心，史景迁被点燃了——“我会同意的，不过我要协调一下原出版部门。您大约什么时候要？”
我有点喜出望外，“当然越快越好！”
“那好，您等着吧。我怎么联系您？”
我马上把写好的地址、电话和电子信箱一并交给了他。看到我准备周全，史景迁很高兴：“我喜欢您这样悉心的人。从这些周全考虑细节上，我知道，您真的愿意把这件事做好。”
说着话，蒙蒙细雨中已经到了他在纽约下榻的宾馆；虽有点意犹未尽，但我知道应该分手了。
本以为他亲口答应，这下应该板上钉钉没问题了。可是没想到好事多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他的消息。我去信问候，也杳无音信。
过了几个月，又在一次学术活动上相遇了。他还认得我，但见我时表情只若初见。我寻机会跟他搭上话问那本书的事情，“哦，应该没问题的。”他淡淡地说。
“我曾经给您写过信。”我轻声提示。“啊，您寄到哪里的？”“我寄您系里的”。“喔，抱歉，系里的信地址不熟的邮件我不太拆阅。”
——原来如此。史景迁对此显然有一抹歉疚，“这样吧，下次我会留心您的信。您知道我太忙，差不多没时间专门写这类授权信。您给我写封信，把事情原委包括您要翻译我的哪本书，什么情形以及具体内容等写出来；然后留下空白处容我思考和批复。如果我同意，咱们就不必专门再来回写信了。我就在您的信上签名批复并授权，这样如何？”
“好的！”我当然同意。不过那时候国内刚刚加入世界版权组织不久，出版部门发表译文往往要译者问明版权和版税问题。有的书如果没有事先谈好版税，出版社根本不接。虽然难以启齿，我还是嗫嚅着说出来了国内出版社窘况，并问他版税如何以及怎样支付。没想到他呵呵一笑说他知道我了解的所有情形。他不介意版税也知道不会有多少，但是却告诫我，他的条件是要我找国内比较优秀的出版社出版。
这个我一定做得到。大题目定下来，下面的事情就顺利多了。我没有辜负史景迁的嘱咐，其后在上海文化出版社的《跨文化对话》中出版了《改变欧洲》的全译文。因为此著体量略小，是跟别的内容联合出版的，我感到不甚满足。其后我又在上海书店出版社《遭遇史景迁》中再次完整刊登了此著，算是专门为它出了一个单行本，终于还愿。由于史景迁授权给我包括了繁体字本，我也在美国《世界周刊》及台湾的《联合报》刊登了史著的译文，在海内外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书报等我当然也都寄给了史景迁先生。
此后经年，得知在国内史景迁越来越火，总是有人想翻译他的全集。看到所有他的作品虽然浩浩荡荡，却几乎独缺这本《改变欧洲》——史景迁的确是个讲究信义的人！他既然答应这本书的翻译权给我，就没有再轻许他人，而且这是本在他的学术生命中承担着起承转合、昭示着他的学术转型和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书！言必诺行必果、为传播学术和真知分文不取，这不是中国古人崇仰的古仁人之心、不是义气又是什么呢？
肆 义气的另一面
跟史景迁熟稔之后，我发现原来他第一次答应了却久不回音“抻”着我，并非健忘或高傲，而是对我的一种考验和修炼；他在勘验我是否真的对这个课题感兴趣、是否真的能百折不缩经得住等待、冷落、搁置和企盼。如果我只是一时逸兴想翻译，遇钉子而退，于他，自是无足考虑，弃之如敝屣可也。如果我真经得住考验或者真的识货，是不会因为一时受挫而轻言放弃的。所幸，我经得住了他的审察，一而再，再而三，他识得了我的信心和诚心。翻译此著虽不是我的主业，但在研究西方汉学史上还是有贡献的。不只是在以上专门翻译著作里，而且在我发表在《世界汉学》《文化中国》以及有影响的高校学报引证的史景迁史料中，这些内容都引起了不少的关注和反响，成了我研究西方汉学史历程的一个亮点和里程碑。
当然，史景迁的讲义气并不仅在跟我相处的这一件小事上，而是体现在他的生命和学术生活的很多方面，不只是呈现在他的学术著作上，也体现在他的为人和日常生活中。我前面说过，史景迁是个名人和闻人，他也特别注意隐私，更不愿分神跟世俗社会打交道。凡出席公众场合，他往往非常警觉、洁身自好躲避人。我常见他在社会活动中中途退席、躲避跟不相干的人合影并婉拒签名等。但有的社交场合他却从不躲避甚至专门去趋奉，而且几乎场场不落。
哪些场合呢？对一些前辈、宿耄以及学术上有名望的故交，无论多忙，只要他人在美东，总是会准时前往致敬捧场的。就是因为相信他这一面，我能够有缘在纽约跟他有不少往还。其中令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向汉学界前辈傅汉思致敬的学术活动以及多次张充和的讲座，他都坚持拨冗前来出席致意。有的甚至史景迁本人并没有发言或讲话，只是做一个普通观众和听众。他执守着传统学人对前辈的恭敬和谦逊——有的甚至不是学术方面的活动，比如说张充和的昆曲讲座甚或书法展示和讲座等，史景迁皆百里之外赶来捧场。
我对他做人的讲义气、识大体和礼数周全、人情周到，认识正是在这些不经意的小型活动中不断丰满起来的。印象中，有时大概他真的很忙，甚至不得不中途提前退场，但他却几乎从没迟到或缺席过。
除了对前辈礼数周到，他的义气还表现在对其恩师的景仰和深情里。他在其讲演和著作中多次回忆起自己治学缘起和当年老师对他培训的严格。业师芮玛丽和芮沃寿夫妇对自己的培养，不只是在书本上，他从二位老师抗战时在中国的经历中，感受到了中国人的苦难，从而将自己的学术视野拓宽到了现当代中国，包括了五四、救亡甚至徐志摩。他特别感激导师芮玛丽将自己介绍给了恩师房兆楹。
房兆楹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重要的严师。史景迁告诉我们，是从房先生那里，他深味了中文称谓“老先生”的深义。跟房先生求学时，房兆楹几乎从不轻易赞许学生。史景迁治学用功，在耶鲁时就十分优异，到澳洲投房兆楹门下，为写其博士论文呕心沥血，十分用功。房教授虽对其关怀备至并倾其所能地帮助他，但他对史景迁要求非常严格、从不轻表欣赏。史景迁记得有一次房教授读他的文章后深觉满意，退回时用打字机批道：“看上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批完后房兆楹斟酌再三，觉得这次批得太过慷慨，于是又仔细用墨笔将“很大的”几字划去，换上了“不小的”几个字。这件事让史景迁感触至深，使他深知做学问的不易。回顾求学历程，史景迁深感这轻易不赞许人的中国老师使他获益最大。因之，他关于曹寅的毕业论文写成后，立刻就被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旋被评为优秀学术著作，奠定了他学术之路的根本。这次的一鸣惊人，使他深味做中国学问十年磨一剑方能所向披靡、披荆斩棘的道理。
成名后的史景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纪念自己的中国恩师——在国内文史界，今之后学几乎没人知道房兆楹夫妇，史景迁却用这种幽默、感恩的方式替自己的业师传名。我们记得房兆楹夫妇，多不是他们的学术著作，而是这些令人莞尔和心旌摇曳的往事……
西方的追悼会不喜欢肃穆和哀伤，而多以怀念和能以逝者的往事、糗事逗乐听众为高潮。相信幽默如史景迁，一定能理解大家对他的忆念和哀伤。我想，此刻的他或在一众他当年的师友旁继续傥论中国历史，或对不理解他用心而胶柱鼓瑟解说他学问者窃笑；或潇洒卖乖听听别人如何谈他和他的学术。
古人曰盖棺定论，但此话对史景迁却并不合适。对他，我相信虽然棺已盖却论难定——在看得见的将来，对他和他的史学，学界还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争执。只不过，史景迁已经不再对这些话题感兴趣，他已经超然进入另一世界，在幽默地向您挤眼呢。不管您喜欢不喜欢他，只要做这方面的学问，我相信，您绕不开他。
（本文图片由广西师大出版社提供，摄影：Muto）
来源 北京晚报
作者 海龙
流程编辑 吴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