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日报

偏见永远不会消失，只会被另一种偏见取代。个人尚且难以公正客观地对自己做出评价，更遑论一个国家。

“英国人刻板，法国人浪漫，德国人严谨……”这些早年风靡互联网的说法在现实面前被无情粉碎。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我们对世界的了解愈发深入，但是相反的，世界对我们的认识却越发模糊。

在科技落后的古代，一次遥远的旅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文明之间经常仅保持着最低限度的交流。

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西方对中国的认识却并没有因此进步，这一奇怪的现象是怎么出现的？这首先需要还原西方认知中国的历程。1

不同于后世的闭关锁国，秦汉时期的中国给人以一种开拓进取的印象，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汉武帝，都在不断探索着已知世界的边缘。

承袭秦朝制度的汉朝，同样继承了军功制度，战争几乎成为了普通人唯一的上升通道，在屡次的对外战争中，汉朝建立了一个空前强盛的帝国。同时期的许多古老文明也同样处于扩张阶段，其中最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就是围绕地中海沿岸建立的罗马帝国。

由于陆路相通，加上中间有贵霜帝国和安息帝国作为媒介，因此汉朝与罗马之间在经济文化上多有交流，虽然甘英的罗马之行最终没能成功，但是在彼此眼中，对方都是值得敬佩的强大文明。

甘英（生卒年不详），字崇兰，西域都护班超属吏。曾于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奉班超之命出使大秦（罗马帝国），但仅到达波斯湾一带。

在罗马人的眼中，汉帝国同样武德充沛，但却含蓄内敛，以文化为统治帝国的根基；而在汉帝国的眼中，罗马亦是富强不亚于秦帝国的伟大国家。

古老文明之间的接触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密切，不仅在经济上互通有无，在文化上更是相互学习。

究其根本是因为先进的文明往往是开放而包容的，落后的文明往往是闭塞而保守的，西汉和罗马的强大不仅仅是原生文明的强大，更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兼收并蓄的结果。

中国与罗马的交流一直持续到西晋武帝年间，两国虽然相距甚远，但依旧阻止不了彼此之间强大的吸引力。

不过至此之后，罗马和中国又一次陷入了混乱之中，依靠强大武力维持的商路不再和平，东西方的交流陷入了停滞。

当西方再一次见到陌生的东方面孔时，他们感到的只有无穷无尽的恐惧。2

在匈人首领阿提拉的猛烈进攻下，西罗马帝国走向了灭亡，欧洲自此进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已有的文明成为了废墟，强大的帝国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

伴随着日后的蒙古西征，西方将来自东方的力量称作“上帝之鞭”，那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此时的中国虽然强大，却也令人心生畏惧。

武力征服是短暂的，因为人的精神不会因为肉体的毁灭而改变。在漫长的中世纪里，欧洲经历了数次游牧民族的入侵，这些被称为“蛮族”的外来民族一次次地摧毁了欧洲人苦心经营的强大帝国。

与其说是“上帝的惩罚”，倒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但苦难也为他们带来了成长，中世纪的黑暗却让欧洲人民更加渴望一个光明的未来。

蒙古统治下的强大政权在内部的派系斗争中迅速土崩瓦解，新建立的明朝为了避免重蹈覆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和中央权力，削弱了地方权力。

不过地方力量的削弱也引发了危机，比如来自海上的浪人就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难题，为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自明朝开始，中国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

反观西方，航海技术的进步使得欧洲各国开始了大航海时代，掠夺的金银堆满了国库，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然而这一切都与中国无关，那时西方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马可波罗游记》描写的“黄金为顶，香料遍地”的大都。

可是一切想象的美好，终究因为现实的到来而破灭，不论是利玛窦还是汤若望，不论是路易十四还是马戛尔尼，他们都意识到了这个狂妄自大的帝国实际上不堪一击，从此之后，西方开始不遗余力的抹黑中国，借此掩盖自己的罪行。3

1840年，一声炮响过后，中国沦为了列强的狩猎场，我们成为了待宰的羔羊。更为可怕的是这场猎杀如今还在继续，意识形态的天然对立，导致我们背负了许多子虚乌有的骂名，今天的我们虽然不必直面列强的明枪，但是不得不时刻提防来自西方的暗箭。

这种因为意识形态对立而存在的斗争是永无止境的，直到一方消失。曾经的我们因为弱小而饱受欺凌，如今的我们因为“格格不入”而饱受非议。

一个国家的形象与它的国际影响力密不可分，中国作为一个有担当的大国，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做出了毋庸置疑的贡献，但是我们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重。以BBC为代表的的西方媒体机构肆意诋毁中国，背后是残存的帝国主义思想作祟。

西方对中国的误读与其说是无心之失的误解，不如说是别有用心的曲解。在部分媒体、政客的渲染下，西方民众看到的是一个丑陋、邪恶的中国。而我们国内一些人却在不遗余力的美化他们。这背后是文化自信的缺失，还是肮脏的利益往来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去改变这一现状。

岁月轮转，今天的中国有了发声的底气，再已不是俎上鱼肉，任人宰割。我们要拿出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切畏惧我们崛起的力量终将在恐惧中迎来属于自己的审判。

* 本文作者：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