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学历史系博士后郑彬彬

【编辑】《回答》是围绕历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旨在邀请青年学者对中英学界新出的历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由原作者回应，促进历史研究成果的交流和传播。

本期邀请美国斯基德莫尔大学(Skidmore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黄有智，与三位年轻学者一起创作新作《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3360 DIPLOMACY and the)

近年来，随着知识史研究的兴起，许多学者开始从“收集信息——信息解释——知识生产”的角度讨论19世纪帝国的扩张和殖民统治。这种新的学术范式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近代外交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现有成果在近代以来，对华西人的信息工作、汉学知识生产、中国形象建设非常关注，对中西交流的对方——中国对西方的认识以及这种认知意志的信息来源、知识谱系和外交影响的系统研究很少。

2018年，美国学者黄保贤(Jenny Huangfu Day)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Qing travelers to the far west : diplomacy and the information order in late impers黄保璐，现为美国斯基吉2012年，她获得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学博士学位，并指导教授成为美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Joseph Esherick。《走入泰西的旅者：晚清外交与信息秩序》一本书需要重新写成博士学位论文，这本书获得了美国图书馆协会2019年度杰出学术刊物奖。

本文将围绕“问题、理论和方法”、“各章内容”和“讨论”三个维度简要评价这本书。

问题、理论和方法

近代以来，中英交流史不仅显示了我们熟悉的贸易互动、战争冲突、外交谈判等引人注目的方面，也显示了双方收集彼此信息、解读对方信息、生产中西知识的无形方面。只是与英国外交部驻华大使英官员不同，与近代统计学方法、地理学知识、实证调查报告、汉学研究成果系统化、标准化地收集、研究、解释不同，清政府对英国方面的信息工作面临信息来源有限、信息标准化处理手段不足等缺陷。

这种缺陷造成两个问题。第一，在清地方政府层面，以林则徐为代表的地方监督官和有识之士努力收集列强信息并将其写成书，但在信息来源、语言障碍、译者操作方面存在限制。林则徐等人说：“我睁开了眼睛，但我蒙上了薄雾，看到了扭曲的世界。”第二，在中央政府层面，受到外部辱骂的清政府迅速回应了精子文。从1850年到宣统委，清政府在62年的时间里编纂与《李武》有关的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按照道光、咸丰、东治三朝的《旅者》和广西朝的《旅者》编纂成册的《筹办夷务始末》。例如，“内容和篇幅都有很大的扩展”的董其祖《筹办夷务始末》计收集了《往年工峰会规》、丁松、北京、外信工的纪念馆、各国的往来备忘录、书信等。换句话说，在《足字考经》的目标定位中，这份资料只是清政府处理“李武”的内部文件，而不是从外部渠道获得的“李政”信息。信息的缺陷限制了清政府对列强的了解，对清政府外交产生了不利影响。为此，向欧洲列强派遣使节，获得列强的第一手信息，成为总理官员的现实要求。

《清季外交史料》一本书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对“清朝使节如何调查欧洲，为国内政府和教育的中国公众创造理解‘西方’的框架”进行的研究。这本书讲述了1866年至1894年6名清政府派往英国的使节如何在不同的施工背景、职位身份和知识结构下描述西方，以及西方知识和这些知识对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变化的影响。

这本书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在外交史研究中融合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作者在一次讲座中坦言，Harrold Innis、James Carey和Stuart Hall三位媒体学者的理论在《筹办夷务始末》本书中具有理论和方法方面的启发。在笔者看来，Harrold Innis和James Carey偏向于信息传播，不同媒体对不同信息的传播效率有不同的论断，影响了本书的研究采访。

图1传播西方信息载体/制裁与信息秩序之间的关系。(资料来源：黄埔县，《筹办夷务始末》、《旅者》、2020年11月28日)

图1显示，晚清西方使节生产了记录了诗文集、笔记、日记、报告、教书、书信、纪念、电报等8种西方信息的文章。这八种文本在传播速度和散布(传播宽度)上有反比关系。

即传播广度越广的类别传播速度越慢。作者在研究取材上一别过去研究关注的机密性电报、奏折和信函，而以“散布性”更好的使者诗文集、笔记、日记为本书主要研究对象显示，传播效率似乎是作者选取本书研究基本资料的一大参考。换言之，传播效率越高社会影响力越大应是作者筛选基础资料的内在逻辑。

如果说Harrold Innis和James Carey理论影响了本书研究材料选取的话，Stuart Hall关于“编码与解码”的理论则影响了《使者》的分析路径。

图2 Stuart 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资料来源：《驻英使馆与晚清外交转型》，《澎湃·私家历史》，2020年11月28日。）

据图2，信息的编码与解码应对信息的生产与接受两端。信息的编码是指，信息的生产者依托自己的知识构架、技术手段等对信息进行意义性的表达与建构。这在本研究中对应于清朝使节利用文集、诗歌对其所观察到一切有意义的西方事物进行表达。信息的解码是指，信息的接收方对信息生产者所编之“码”进行的解读。因此，信息接收者不同的个性、教育背景、社会地位、知识结构、政治意识形态等均会对其“解码”产生重要影响。这在本研究中对应着晚清使节的文集、诗集在不同时代国内流播中所产生的不同版本。在“编码与解码”理论的影响下，作者对晚清使节的西方书写进行了“信息生产——信息传送回国——信息接收——国内传播的贯通性解读”，勾勒了晚清使节西方书写模式及其影响。

虽然传媒学的理论对作者的研究产生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影响，但《使者》一书绝无近年来诸多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重理论建构、轻史实脉络的缺陷。在《使者》一书中，历史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并未被其他学科的理论所取代。历史学的研究强调在特定的历史情境和脉络中理解史料、解读史料、激活史料。在《使者》的终章，作者曾有如下表述：

一个关于中国如何转译西方的主流叙述，其隐藏的部分远胜其揭示的部分。这不仅是因为经验的高度不稳定性、个性化、易于前后冲突和矛盾……也因为如史华慈提醒的那般，人们对于不断变化的个人、政治和知识环境的反应各不相同。他们对于自己的作品定位也各不相同：作为与文人学士社交的文学表现、作为娱乐大众的有价商品、作为个人日记的延续和作为向总理衙门的报告，或者是一种传播外事信息的手段……中国的使节与外交官在各类文学传统中开辟空间，并出于自己的目的利用之、改造之（p. 229）。

正是基于对使者日记、文集、诗集等不同本文类型背后生产时空背景的不同、目的用途的相异所造就之个性的把握，作者在《使者》的研究中坚持将“个人故事放置于更大的政治、文化和知识脉络中”来揭示“西方”的复杂性，并在“我们对现实的感知是由沟通实践所形塑的认知下”，“让文本以新的方式说话”。

在这样的理论与方法下，《使者》一书以八个章节，对晚清不同时代、不同成长背景和不同职业定位的六位使节及其西方书写展开论述。

二 各章内容

除绪论、终章外，本书主体由六个章节构成，分别讨论了斌椿、志刚、张德彝、郭嵩涛、曾纪泽和薛福成六位使节的西方书写、传播及影响。

第一章“旅者”以斌椿的出使日记和诗歌为研究对象。在本章中，作者一方面勾勒了斌椿出使时身份的模糊性——“私人旅者”和“清朝使者”之间的游移对其西方书写的影响；另一方面从斌椿诗歌体裁、词汇概念背后的中国使臣书写传统入手（如竹枝词背后的使臣书写传统），勾勒了斌椿西方描写背后的知识来源和概念框架。在这样的分析路径下，作者认为斌椿将西方描绘成了一个奇妙、美丽、秩序和美德的王国。这里的统治者则自愿地附属于中国帝国中心之下。斌椿对西方一切先进事物的描述，成为了证明中国文化优越性的证据。

第二章“使者”以志刚的西方书为研究对象。志刚是满族，在担任“蒲安臣使团”的中方负责人之前为总理衙门总办章京。与过去研究在“传统与近代”的框架下将“蒲安臣使团”视作中国“进步”迹象不同。作者将志刚置于中国王朝外派使节的脉络下揭示了志刚背后的历史连续性。对于志刚的西方书写，作者深入发掘了其背后的知识来源——陆王之学。在作者看来，志刚通过在观察到事实与儒家、道家经典话语之间建立概念上的对等关系，证明了中国现有的对自然世界的知识的基本合理性，这使志刚的描述逐步显现出“西学中源”的味道。此外，作者通过对不同时代志刚著作版本的差异，呈现了满族精英对西方信息的处理方式和矛盾心态。可以说，作者对于志刚案例的剖析不仅呈现了“蒲安臣使团”背后的中国历史传统，也呈现了其“满洲性”。

第三章“学员”以张德彝及其西方书写作为研究对象。与斌椿和志刚等出身清政府官僚系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入了解不同，张德彝出身同文馆学员，接受了中国近代的专业性教育。独特的教育经历和张德彝在不同年龄阶段承担的不同职责，使其西方书写呈现别样的风格。作为一个随团出使的年轻人，张德彝是一个猎奇者。他从年轻人爱好的共性开始，观察欧美社会的诸多细节，而非中西政治制度、文明等宏大命题。不仅如此，张德彝还展现出了某种国际性，强调中西之间的共性，体现出对西方的理解与善意。有趣的是，在“对外而自觉为我”的近代，张德彝在面对他者的质疑与挑战中有意无意的开启了“儒家”与“中国”的对等性建构。在这个话语中，原本作为天下价值的儒家被披上了中国性的外衣。随着张德彝在中国驻外使馆职位的上升，原本记录了诸多惊奇异事的日记也逐步转变成为中国使馆的信息库，信息效率取代了文学性。自此，作者在张德彝个案中看到了个人知识积累与清朝使馆的机构记忆和文人共性知识的整合。

第四章“学者”讨论郭嵩涛生产的西方知识。郭嵩涛是晚清第一任驻英公使，郭嵩涛因对欧洲的诸多书写而被历史学家视为晚清时代的先知。然而，当把郭嵩涛的西方书写放置于当下的情境中分析时，郭嵩涛的西方书写呈现出浓厚的传统性。作者指出郭嵩涛终其一身都在思考如何拯救清王朝于倒悬。这样的问题意识将郭嵩涛引向了对晚明王夫之等人思想的研究，也影响了郭嵩涛对欧洲的理解与书写。他将当下的欧洲与中国理想的“三代”放置于同一个概念框架——“王道”下进行比较。在该概念框架下下，中国“天命”被扩展到了全球的范围，欧洲19世纪的帝国主义、《国际法》（郭嵩涛对国际法的了解来源于经过儒家化翻译的中文版本）、科学发现、议会政治、教育体系均被郭嵩涛视为西方掌握新“王道”的证据，西方被内化于中国。这种内化源自太平天国战争后清王朝的危机，源自他对中国礼仪改革及对中国经典学习的提炼。在这套现实关怀与知识结构下，郭嵩涛视西方为新的王道获得者，而将中国的失败归咎于失去了自己的道统。这样的西方知识传回中国后，引发了轩然大波。郭嵩涛著作被禁显示，晚清外交使节的信息搜集与国内信息秩序的整合存在问题。

第五章“外交官”关注曾纪泽及其信息工作。作为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知识结构中既有儒家文化的积淀，也有务实性西学（如外语）的训练。在作者的论述中，曾纪泽担任驻外公使对晚清海外信息秩序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依托电报技术，曾纪泽在外交信息书写、传递、复制与归档等方面均作出了关键性的变革。依托这些变革，中国驻英国使馆逐渐成长为一个信息中心。与既有研究展现的电报使得外交决策更加中央集权化不同，电报技术提升了伦敦公使馆在外交决策中的权重，使其反过来将总理衙门整合进自己的情报网络中。

值得注意的是，与前辈外交官注意向国内输入西方知识不同，曾纪泽在向国内传回各种西方重要情报的同时，还积极利用西方媒体向西方社会输出中国形象。然而，曾纪泽的这类做法并非出自总理衙门的授意，这折射出纵使成为了中国涉外信息的中心，公使依然难以与国内的信息秩序进行有效的互动。

第六章“战略家”讨论薛福成对晚清涉外信息秩序构建的贡献。如果说曾纪泽将驻英公使馆打造为清政府的驻外信息中心，那么薛福成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动了晚清外交官信息工作的专业化与战略化。这体现在五个方面：首先，薛福成重新定义了外交官的信息书写。作为深受桐城派文风影响的人，薛福成十分强调外交通信中的效率与实用。其次，薛福成第一次根据信息载体受众的不同，对外交通信进行了类别的划分，重组了驻英使馆的信息结构。第三，他在中国传统的非儒家与非主流思想流派中，寻找与西方科学、文化、政治等共通的地方。不仅如此，他甚至试图通过提出中国千百年来对儒家经典概念（如利）的误读，为振兴工商业提供理论基础。这一努力最后构建了“西学中源”的概念框架，对日后中国的改革和西方认知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第四，为了应对1890年代的帝国主义扩张，薛福成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己的政治思想相杂糅，构建的自己的种族理论。依托这套种族理论，薛福成为清王朝谋划了一个向殖民帝国蜕变以求自立于世界的宏大战略。

第五，尝试外交信息与国内信息秩序的良性整合。自斌椿起、经志刚、曾纪泽，外交官员搜集的西方信息与晚清政府信息渠道整合一直存在问题。薛福成依托江南士人，通过自家的出版机构将自己的外交书写向外出版。薛福成著作的出版对晚清外交官著作的出版产生了广泛地影响。他对与中国传统经典概念的再解释，经过这类出版物的推波助澜催生了中国学界质疑先贤大儒误读儒家经典的现象。在这个意义上，作者以薛福成出使日记的出版为例，展现了一个出版外交书写的半官方的信息秩序。经过这套秩序，“西学中源”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可见，随着上述六章的次第演进，作者逐步勾勒了由特定时空背景、使节的不同知识构成、不同时代使节不同的职责挑战等变量共同作用的，晚清出使西洋（英国）使节的西方书写及晚清信息秩序。在这样的知识生产和信息秩序中，外交官对西方的肯定性书写，挑战了国内已有认知的概念框架，造成外交事务、外交书写与国内关系的紧张，这使创造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势在必行，“西学中源”由此应运而生。“西学中源”暂时缓和了外交官外交书写与外交事务的紧张。在该概念框架下，西方的一切积极面向均可呈现。该理论也将儒家经典整合入了改革的话语中，并为未来十年信息搜集的标准化与体系化开辟了路径（p.232）。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使节的西方书写潜藏着一个比应付外交事务更为重要的目的：认知西方是反思中国问题的渠道，生产西方知识是为复兴中华之荣光而服务。

三 讨论

综上，皇甫峥峥通过对晚清驻外使节的西方信息采集、概念化加工、信息出版与传播的研究，勾勒了晚清驻外使节在中国西方知识生产上的作用，证明日本并非晚清对西方进行概念化认知的唯一渠道。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六位外交使节西方书写的个性化、脉络化和细致化地分析，揭示了晚清中国在面临西方挑战时如果通过分析框架和解释概念的升级与迭代，在力求真实认知西方的同时认知自己。在这个意义上，《旅者》一书的探索并未仅局限于晚清的外交与中西文化交流，也触及引发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巨大变革背后的思想根源。

当然，《旅者》一书亦有未尽之处。首先，作者虽细致分析了六位使节的外交书写及其知识来源，但忽略了使馆其他人员，特别英方雇员、英国线人的相关工作。已故剑桥大学教授巴利（Christopher Bayly）在讨论英国对印度的情报工作与殖民统治的经典著作中指出，社会与国家存在多层次的信息秩序，不同的信息秩序中传播的信息各不相同。政府统治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对各信息秩序的整合。

在这个意义上，清朝驻英公使的信息搜集，也有进入英国自有信息秩序的必要。曾纪泽在英文报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便可视为进入该信息秩序的一种方式。可是在清朝公使外语能力和知识结构有限的情况下，外籍雇员的作用至关重要。作者也曾指出这类外籍雇员确对中国使馆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既如此，在西方信息的搜集与解读的层面，公使与这类外籍雇员又有着何种的碰撞与互动？

在此问题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在中英两套外交信息秩序互动的背景下讨论中国驻英公使的情报工作。所谓中英两套外交信息秩序指，中方以中国驻外使馆及使节为主，英方可以英外交部驻华使领馆的情报网络为主。如此提议并非出于对比较史学的盲从，而是作者的分析中已经呈现了英国情报网络对中国使团乃至公使外交书写的影响。例如，充任“蒲安臣使团”左协理柏卓安（John M. Brown），在进入使团之前担任英驻华公使馆助理汉文秘书（亦称汉文副使）。笔者关于英国驻华使领情报工作的研究显示，汉文处是英国驻华公使馆搜集、研究和分析清政府内政情报的负责机关，助理汉文秘书则是相关事务的具体负责人。再者，郭嵩涛对于英国殖民主义啼笑皆非的描述，其信息源就来自该使团内的前英国驻华领事官员。这些英方人员虽在加入中国使团时辞去了英国外交部的职务，可他们临行前英国驻华公使均会下达工作指示。因此，如果我们将中国使团/使馆中的英籍人员视作英国外交情报网络对中国外交信息秩序的刺入，则或可在中英外交信息秩序互动的背景下审视清朝使馆的情报工作和西方认知。

其次，对驻外使节信息秩序与清政府外事部门内部信息秩序的互动论述较少。作者对六个外交使节的西方书写及传播分析显示，清政府一直难以将外交官信息有效整合于清政府信息秩序当中。作者更多关注外交官文集的自我审查、出版和社会各阶层反响及其影响，而少涉及驻外使节信息与清政府其他外事官员信息之间的互动。

事实上，除了驻外使馆外，总理衙门、北洋大臣、地方督抚均有各自的外事信息渠道。在对外信息获取中，他们或有共同渠道——通商口岸的海关税务司与列强领事，或各自搭建的对外情报渠道——如张之洞总督两广时在香港、越南设置的情报线条，洋务派督抚雇佣的外籍顾问等。这些情报线条所提交的信息显然对总理衙门与相关大臣决策外事有着智识上的影响。既如此，驻外使领的信息秩序与清政府外事部门内部之信息秩序又有何互动，这种互动又对二者的整合有何影响？如果从这个角度深入讨论，我们或可对晚清的西方认知及其外交影响形成更深入的理解。

以上为笔者两点浅见，以供批评。

责任编辑：彭珊珊

校对：栾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