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燕春在酒店指导无障碍设施改造。受访者供图

3月14日，冬残奥会闭幕后，徐燕春看到媒体报道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充分肯定北辰洲际酒店的无障碍设施，还专门赠送了两支冬残奥会火炬。她心里涌起一股暖流，这家酒店的无障碍设施改造是她全程参与的。

作为“挑刺”的人，徐燕春坐着轮椅穿梭在冬残奥会相关场馆、酒店和街巷间，已经三年。

二十几年前，她因脊髓损伤成为轮椅一族。2019年，三年无障碍环境建设专项行动在北京启动，徐燕春受残联委托开始上街摸排数据。2020年，她被北京奥组委选中，与其他九人组成冬奥会无障碍监督员队伍，指导场馆的无障碍改造。十人之中有八人需要坐轮椅出行，还有一人是视障，一人是听障，每个人的受伤史超过十年。跨越命运的沟壑后，他们开始为众人修路。

徐燕春说，无障碍事业对她意义重大，“正是因为城市的无障碍改造，我才得以顺利出行。而我自己也参与到这项工作之中了，助人又助己，它让我证明了自身的存在价值。”

坐着轮椅一天跑40公里

根据《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无障碍指南》，以鸟巢、冰立方为代表的奥运场馆需要进行深度无障碍改造。与2008年相比，坡道、卫生间、电梯等多项细节需要重新打磨。场馆之外，多家奥运签约酒店要改造几十间无障碍房间。而在城市街头，北京市的朝阳、东城、西城、海淀和延庆，五个区的街巷、医院、地铁站和文旅设施点，都需要扫除出行障碍。

监督员徐燕春和杜鹏说，他们轮椅一族是最累的，“不是简单的累了，而是超负荷运转。”过去三年，他们白天分头摸排，晚上开例会，寒暑无休。针对摸排结果，他们要给出施工方案，出报告书。排查、记录、设计、沟通……这样的流程重复过上千次。杜鹏估算，他为此交过上千份报告。

3月8日，徐燕春(图右)和杜鹏(图左)在奥林匹克公园巡查。新京报实习生 雷欣谣 摄

这期间，徐燕春一天最远能跑40公里。她坐着一辆运动轮椅，车头挂着电池，手把控制速度。有一次，她从北三环出发，绕到北五环的林萃桥，又跑到北六环的天通苑北。她走过二十几个地铁站，每个站点的出口都需要考察。

徐燕春今年48岁，梳着一头干练的短发，刚刚染了褐色，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岁。1998年，她因病导致脊髓损伤，开始坐轮椅出行。怕寻找无障碍卫生间耽误时间，她极少喝水。

考察的第一个重点是大大小小的坡道。有些建筑里的坡道年头久远，在修建初期，设计者没有无障碍方面的考量，留下直上直下的陡坡。根据国内最新标准，在出入口，轮椅坡道的通行净宽度不应小于1.2米。为了安全起见，纵向坡度(垂直高度与水平长度的比例)不应大于1:12。为了吃透这些术语，徐燕春和同事从2018年开始参加无障碍研修营和系列论坛，花了一年时间积累专业知识。

2020年，与冬奥组委签约的数家酒店进入改造阶段。这些酒店现有的房间并不完全适用无障碍标准，急需反馈和指导。合作最密切的北辰洲际酒店位于北四环外，整改了一年多，徐燕春和杜鹏到现场去了将近20次。为了方便沟通，现场的施工师傅还加了徐燕春和杜鹏的微信，对方一有问题，就拍视频过来，或者一个电话拨过来。

根据标准，无障碍卫生间里应设坐便器，两侧应设安全抓杆，轮椅接近坐便器一侧应设水平抓杆，另一侧应当安装L形抓杆。L形抓杆的垂直部分要放在坐便器前端。

在验收安装成果的时候，徐燕春和杜鹏时常发现，L形抓杆被装反了，垂直的部分总是被放在坐便器后端。这样一来，当坐便器的使用者想要借助抓杆的力量站起来时，常常找不着发力点。有些扶手在安装完毕后还会松动摇晃。徐燕春叮嘱现场的施工人员一定要亲自坐到扶手上，用身体的重量往下压，看看扶手是否晃动。如果在未来的使用过程中，螺丝掉了，则很可能导致残障朋友的二次受伤。

此外，对于无障碍卫生间来说，距离和高度也十分重要。洗手池前端距离地面的高度不应大于800毫米、镜子的高度距离洗手池台面不应小于100毫米、取纸器应设在坐便器的侧前方，高度为500-600毫米……徐燕春和杜鹏各自有一套纸质的无障碍指南，对于如何修建一间无障碍卫生间，上面规定得详细，需要他们亲自开着轮椅去体验每一个使用环节。

杜鹏回忆，最忙碌的时候，他和同事需要在两天内体验完40家酒店的无障碍改造成果。他们慢慢地摇着轮椅，把关每一处改造的点位，有任何不适的感受，都需要告知设计方，并撰写文字报告，为酒店下一步工作提供依据。

为盲人过马路安装过街音响

今年41岁的监督员王家骥是一位视障患者。去年，王家骥建议相关部门在北京的一些十字路口安装了过街音响。此前，他在北京的十字路口分辨不出红绿灯的指向。为了方便盲人过马路，一些红绿灯已经安装了语音提示，红灯为快速急促的“嘟”声，绿灯节奏放缓，但盲人依然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王家骥有微弱的光感，只能靠辨认人影和听声音，跟着人流过马路。

王家骥说，他和红绿灯生产商沟通后，安装在十字路口的红绿灯多了项功能：东西向的指示灯，在音色上模拟敲击金属的声音，发出“当当当”的提示;南北向的指示灯，则模拟敲击木头的“梆梆”的响声，两者截然不同。

王家骥的另一项工作是向北京公交系统提供建议，在软件上增加语音报站功能。这源于作为盲人常年赶公交车的体验。在公交车站，有时人声嘈杂，公交车到站的声音总被淹没;有时，公交车只是默默地到站，不进行语音报站。在家附近等公交时，他看不清车头的数字，就顺着人群，追赶着上车。但也有好多次，他坐错了车次或坐反了方向。

在他的建议下，公交系统在移动客户端上添加了语音播报功能，在实时公交页面，会出现自动的语音播报，提示相关线路还有几站。

作为听障者，监督员李超和王家骥的需求刚好相反。王家骥需要听觉提示，李超需要视觉引导。李超今年41岁，2003年从北京工业大学计算系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或许是多年和健全人一起上学的经历，让他更深刻地体验到听障者的独特困境。他形容，自己总像和别人隔着一堵玻璃墙，错失了很多信息。因此，他喜欢强调“信息无障碍”这一概念，希望能通过科技手段让听障者“听见”更多。在制定《北京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标准化图示图集》过程中，他建议将信息无障碍设备、手语翻译服务和即时字幕等一并纳入规范。在奥运场馆的体验过程中，李超和其他听障者借助手机APP将志愿者的话实时转写成了文字，快速地获取了对方的含义。

李超还注意到，聋人朋友只能打手语。一些时下流行的手语歌表演中，复杂的语法规则会被忽略。李超建议，在手语的使用上多尊重聋人的习惯，不把手语简化成手势。

王家骥家中常用的智能音箱。受访者供图

学习沟通先从商场购物开始

成为监督员之前，杜鹏和徐燕春都曾在家中待业数年。

2002年，22岁的杜鹏在脊髓瘤手术后无法直立行走，坐上了轮椅。从那以后，家住三楼的杜鹏开始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杜鹏的母亲每天中午赶回家给他做饭，晚上照顾他起居，维系着生活的运转。

到坐轮椅的第六年，杜鹏的好友送给他两张2008年残奥会的看台票，一张是游泳，一张是轮椅篮球。杜鹏记得，那年夏天，两个朋友抬着他的轮椅到一楼，开车送他到首都体育馆。他摇着轮椅进入无障碍看台，那里不再设座位，空间宽敞。场上，轮椅篮球队员们以轮椅为马，激情地“奔跑”，不比健全人逊色。比赛氛围感染了杜鹏，他不禁和朋友们一起在看台上给中国队加油，大声地呼喊。

从那以后，杜鹏开始努力打开自己的视野，在轮椅圈结识伤友。2014年，他跟着三位同坐轮椅的朋友去中国台湾学习，回京后，开设了针对伤友的“生活重建班”。

徐燕春是第三期“生活重建班”的学员。当时，她已经在一辆家用护理轮椅上坐了八年，一年里只在看病的时候出几次门。她说，自己家住二楼，但轮椅重量不小，家人也不懂相关的抬放技巧，下楼就是给别人添麻烦。在“生活重建班”里，她发现，跟自己情况相似的伤友占大多数。一方面，他们从不出门，担心给别人添麻烦;另一方面，他们在生活细节上极度依赖家人，从轮椅转移到床上或者马桶上，或者最基本的穿衣穿鞋，都需要家人帮忙。

为此，杜鹏为伤友们设计的第一课就是生活技能。他认为，伤友们都不缺乏生活自理的基本能力，只是在坐上轮椅之后，他们陷入了惶然无措。一般来讲，生活技能的分享只需要两周，只要伤友积极地学习，一切其实不难。

真正的挑战是走出家门，适应社会。数年的自我隔绝，让伤友们压抑了与陌生人沟通的欲望，变成社交恐惧症患者。于是，在伤友们掌握生活技能之后，杜鹏给所有人布置了一项任务，去商场购物，每位伤友必须购得指定商品。为了激励伤友开口跟陌生人打交道，杜鹏特意指定对方购买货架顶层的商品。他印象最深的是，在课后分享环节，一位中年大叔告诉大家，自己借着这个机会给媳妇买了一件衣服。这是他在受伤多年后第一次逛商场，也是第一次为家人做点什么。大叔心情激动，他感受到自己的蜕变。

在课程进行的第二周，徐燕春做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决定：自己乘坐地铁回家。此前，她出门都需要母亲接送。徐燕春在第一次上课的路上，就看到几位伤友都在轮椅前端装了一个电动车头，把速度调到彼此相似，结伴而行。到了地铁入口，几个人直直地开了进去。

她觉得心痒痒。熟悉路线以后，她在出门前告诉母亲，今天下课后，不要来接她。那天下午，课程结束后，杜鹏和几个伤友走在徐燕春的前面，缓慢地驾驶运动轮椅。徐燕春伸手拉住一个人轮椅后方的扶手，让对方带动自己的护理轮椅前进。

她记得，自己在脑海中把乘坐地铁的步骤和路线重复了多次，相信不会有意外发生。在地铁站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徐燕春和伤友们坐上了老式的升降台，逐次降到地面。当时，地铁五号线的车厢高度比站台地面高出一截，徐燕春请工作人员给自己摆了一道金属渡板。出站时，另一位工作人员站在车厢门口，帮她摆好了另一道渡板。

顺着坡道走出地铁口时，徐燕春看见母亲站在这里等候。见她安然无恙，甚至有些得意，母亲从此对她放了心，再也没有主动提出送她出行。

无障碍监督员在冰立方验收改造成果。受访者供图

家门口的理发馆也修了轮椅坡道

到今年，王家骥已经到北京打拼了20年。2002年，北京的路况算不上复杂，找不到路的时候，他问周围的人怎么走，有时对方指给他说：“那边”。他问在哪边，对方不耐烦地说，就是那边!

他个性腼腆，憋在嗓子眼里一句话，想说我视力不好，没说出来。渐渐地，他开始恐惧向陌生人开口求助，有了语音导航后更不愿意麻烦别人。加上这几年科技的发展，他喜欢点外卖、网上购物、鼓捣智能音箱，宅在家中的时间也越来越多了。对他来说，生活愈发安全便利，但也不够丰富。

但随着他自己做无障碍监督方面的工作，他感觉自己和外界的联系变得紧密。

有了“无障碍”的理念做支撑，他也更敢于表达自己的需求。残联鼓励大家对于阻碍自己需求的现象随手拍，他拍过几次小区门口的快递。搬到这里之后，“像是他们商量好了一样，把所有快递都摆在外面，有的摆在盲道上，取的时候自己去找”。这把王家骥难倒了。他没有当面跟小区里的保安抱怨过，但过了将近一个月，他回家的时候没有再见到小区门口摆摊。

除了理念的普及，杜鹏也在自己家附近见到了环境的改善。2018年，杜鹏结婚，在朝阳区东坝附近购入一套经济适用房。他和妻子找了几家婚纱摄影店，都因为对方的影棚在地下一楼、又缺乏相应的无障碍设施而取消了订单。最后，他在家附近的一家大型商场里找到一家小型婚纱摄影店。由于店面所在的商场刚开张四年，建筑里的无障碍设施做得上心，他和妻子进场拍照，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

杜鹏参与改造的社区坡道。受访者供图

开始做监督员，为冬奥会工作之后，杜鹏发现自己家小区里的理发馆也变了。此前，他喜欢在晚上下班后到店里剪头发，图个节省时间。理发店的老板跟杜鹏熟络起来，每次一见杜鹏开着运动轮椅到门口，就叫上几个员工一起把杜鹏连人带车搬到屋里。随着无障碍专项行动的开展，去年，杜鹏发现理发店门口也修了轮椅坡道，他可以一路开进店里。

这座城市在一点一点改变着。据北京日报报道，2019年以来，北京累计整治整改点位33.6万个，精心打造100个无障碍精品示范街区、100个“一刻钟无障碍便民服务圈”，首都城市功能核心区、冬奥会冬残奥会赛事和服务保障相关区域基本实现无障碍化。地铁1、2号线等老线车站更新59部爬楼车和142部轮椅升降平台;1.2万余辆公交车配备无障碍导板等设施，更多残疾人、老年人可以独立出行。市、区、街乡三级政务大厅，二、三级医院，一、二类公共厕所全面实现无障碍化……

而随着国务院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人们逐渐关注到“信息无障碍”。李超和同事们见证了这一改造思路上的拓宽。

如今，在市政大厅里可以见到手语翻译机，银行也开设了远程在线手语翻译平台，去医院也有手语导医引导看病。

李超加入了一支聋人棒球队。对他来说，这项运动新鲜感强，很热血，给了他最独特的无障碍体验。他和健全人组成的棒球爱好者队伍一起打过比赛，“三个垒包前都站着裁判，不用说话，打手势就行。队员也向我们摆动作，做口型”，整场比赛，聋人队员和健全人队员转换攻防，在安静中专注地发力，一决高下。

新京报记者 石润乔 实习生 雷欣谣 编辑 胡杰 校对 吴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