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笔|宫字

随着微信功能的丰富，从简单的社交应用程序变成了日常生活的重要营地。微信曾经对“互联网公开讨论”寄予厚望，但现在微信公开讨论性远不如微博，从一个用户搜索另一个用户的微博的开放性，似乎比微信更私人。

社会、支付、运动、各种小程序等构成当前日常生活的重要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没有开放。就像“巨人的花园”。在形成生活的同时，也排除外部事物。

朋友圈——微信最原始的功能——相当栅栏，屏蔽和筛选能够进入内部生活的游客，究竟是公共生活的萎缩，还是维持个人独立空间所必需的？

被动小组：我不想让这些人看到真正的我。

我相信大多数微信都有这样的群体：父亲、母亲、近亲、公司领导、导师等。这组朋友基本上来自被动性，在“不给任何人看”的情况下更经常出现。

这是一个理想化的过滤网，我们希望通过这个过滤网能够很好地将个人的生活与管辖生活分离开来，保护个人被吐槽的自由。(约翰f肯尼迪，自由名言)。(自由名言)结果，父母是自己最亲近的人，但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会对生活施加管辖，干预你的生活。你发送朋友圈动态。如果被他们看到，可能会问“最近心情不好，不知道想什么，告诉家里”，“是不是失恋了”，“不明白这幅画是什么意思”，“不要发这种东西，我们的社会还是光明的”等问题。

很多人选择“可见范围”，以掩盖朋友圈时不想看到自己状态的“朋友”。

类似内容的反馈基本上可以从父母那里得到。让我们苦恼的原因不仅是追问的迫切性和频率高，而且让我们觉得自己的生活很纠结。我们希望能有自由的空间。不是像孩子一样总是被父母监视或监视——，而是过分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大卫亚设，Northern Exposure，自由名言)事实上，如果除了父母之外，其他人也觉得受到监视，他们都有可能进入这个“不给任何人看”的团体。

另外，公司或部门负责人等也成为需要屏蔽的人员——人。除非你们的关系特别亲密。他们不是监视者，但属于主管当局。我不想表现出对公司的呕吐、对工作状态的抱怨等不满。吐工作单位的时候，一般同事也会一起屏蔽。事实上，这里有很多互不信任的因素，工作和私生活的界限模糊，机制管理和自由表达的冲突等。总之，我们会把所有能“干预”私生活的人都视为一个强权机制，将他们归类为价值观完全不同的“隐形集团”。

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认为这个小组还是有必要的。这道栅栏不仅意味着排斥，同时也意味着抵抗。用户在网络社交中通过分组、权限设置来维持最后的个人空间。

但那真的只是理想化的保护。一旦脱离网络空间，这种保护就不复存在了。父母可以用不同的方式管辖你。公司领导可以安排你在多个时间那样做。现实生活和网络空间的区别是，我们将没有抵抗的勇气，我们不能像朋友集团一样切断他们。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自由空间仍在受到侵蚀。

这种被动的乔是软弱和理想的自我保护。然而，当集团从主动性出来时，事情就完全不同了。

朱东星集团：我想让这些人看到。什么样的我？

主动分组的极端例子是“只对一个人显示”。它在大学里比较容易出现，基本上有特定的目的。例如，添加一门课的教授微信，以及教授们高兴的内容，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或者被迫传达某种内容时。这种工具化的微信使用方法无可厚非。他们属于临时集团，有时要出生，但有些朋友集团不是临时的，而是长期存在的。

这种朋友小组基本上是根据价值观来判断的。根据爱好、生活经验的交集、价值观取向，在朋友圈再次构建更加微观的朋友圈。因此，您可以选择为每个内容设置不同的组权限。这时，朋友圈性质完全是展示性的。但是它显示的很奇怪。这种行为类似于在生活的间隙安排小话剧演出，直接选择内容和剧本，同时给被选中的人门票。这种乔就像演员提前找到给自己喝彩的人一样。

《自我分析》，[美]霍尼，许泽民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在这种情况下暴露出来的那个“自我”看起来很混乱。朋友圈存在的这个“自我”不仅取决于个人，还取决于台下的观众。用户在展现自己的差异化的同时，要在特定人群中保持“自我”的形象。如果你突然发表一张与自己平时风格完全相反的朋友圈，

就会令人疑惑——你居然还会有这种爱好；你的风格怎么变了。问题是，很多时候这种风格并非个人真实的风格，而是“你的朋友圈风格”，一个从来不在朋友圈晒美食图片的人，自然会被认定“无口腹之欲”，假如某一天他突然心血来潮发送了几张甜点或烤肉的照片，不仅其他人会奇怪这个人怎么开始发送这么无聊的图片，就连发送者本人都会陷入犹豫：我应该把这些图片发出去吗。一种维护“虚拟形象”的欲望掩盖了自我表达的真实欲望，因此，朋友圈的权限不仅施加在好友的身上，同时也施加在使用者的身上。

主动性的好友分组让朋友圈成为一个扭曲光线的棱镜，假如说完整的人格是一面镜子，那么朋友圈分组就等于一面碎裂的镜子，导致无数个碎片映照无数个孤立的自我，互不交集。别人观察你的角度、对你的价值判断因为潜在的“风格筛选”而变得零碎、片面，同时，你对好友的分组也并不一定可靠。根据风格趣味而进行的分组，不知不觉地就否认了其他人的多重性，而把他们窄化成了价值观和兴趣的符号，这种分组会让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域变得更加狭隘，更没有空间。它会让某种价值观本身变得僵硬；比如说，不同分组的好友还有重新分组的可能吗？你会发现某个好友的价值观发生变化进而把他换到另一个分组里吗。

在被“朋友圈风格”束缚的社交中，这很困难，也很少有人在意，人们更关注展台中心的“自己”。

朋友圈：一个建立在他人反馈上的自我

好友分组和“朋友圈人格”形成的原因，要归溯到社交网络的性质上。与真实生活不同，网络社交的存在带有更加直观的反馈性，这也是其娱乐性所在。我们的生活，想法，语言行动，都能在发表后的第一时间获得观众的反馈（时间拖得越久，朋友圈反馈就越少），反馈形式可能是点赞，可能是评论；这更将我们推向了剧场表演的中心，或者说——自我世界的中心。

正如欧文·戈尔曼所言，“当一个人在扮演一种角色时，他必定期待着他的观众们认真对待自己在他们面前所建立起来的表演印象”。现实生活中依照言行举止反映出来的个人风格，在社交网络里发生倒置，更多的人几乎是先确定风格，然后按照设想的风格来表演自己。风格变成了一场有意的展示，也因此而多少具备了些虚假性。尽管在虚拟世界里，这种虚假显得很真实。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美] 欧文·戈夫曼 著，冯钢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

众多的反馈与喝彩会让演员更迷恋自我的角色。设置朋友圈分组更是将这场演出推向了极致，人们希望最大化地把自己推送到受欢迎的人群中，获得反馈；而冷落的反馈则会让“朋友圈人格”的整个价值体系崩溃，站在世界中心的演员会重新评估自己的演技和风格。比如，如果一条朋友圈发出去，没有一个人点赞，没有一个人评论，那么这条动态就会被认定是“失败的”——不取决于你发了什么，而取决于别人的反馈——发送者本身也会怀疑，这条动态是不是不合时宜，是不是“我一时短路发神经的话语”，最后这些无人问津的动态往往会被很尴尬地删除。

同理，一个设置在反馈机制上的“虚拟自我”也是如此容易崩塌；朋友圈分组与其说是筛选和过滤，不如说是为了维持这个“虚拟自我”而进行的努力，为了防止这个脆弱的幻象被破坏，使用者竭力避免不同的价值碰撞。所有可能喝倒彩的、有反对观点的或者明显不处于同一体系的人都被排除在外，以防止他们对自己精心包装过的内容进行打击；而且，分组也有利于让可能的人集中关注自己。

所以，我们也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复制“检测是否删除好友”的消息批量发送，会不停地删除列表中的“僵尸粉”，他人的反馈正是这个“虚拟自我”存在的基质。假如没有他人目光的反馈，没有数字标号的朋友圈回复，依靠网络媒介形成的“虚拟自我”就会回到它作为信息的原型，和一个发射到荒芜火星、得不到任何回应的孤独电波没有区别。

封面题图为电影《唐伯虎点秋香》（1993）剧照。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25日新京报书评周刊公号。

作者｜宫子

编辑｜走走 罗东

校对｜张彦君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