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杨、朱迪光（分别系衡阳师范学院讲师、衡阳师范学院教授）

由衡阳市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的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湖南省衡阳市举行。此次会议以“王船山思想与中华文化复兴”为主题，来自美国、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大陆的一百余位学者齐聚一堂，共同探寻船山思想的精髓和时代价值。

《王船山先生遗像》 资料图片

一

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王夫之晚年隐居于衡阳石船山，著书立说，后人遂尊称其为王船山。此前，衡阳曾于1982年、1992年、2002年和2012年分别举办过王船山思想学术研讨会。近几十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船山思想的研究成果丰硕。船山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方式纪念王船山诞辰400周年（2019），对船山思想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有助于彰显船山思想的当代价值，推动船山思想于当代实现创造性转化。

二

继承和弘扬船山精神对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现实意义。知名作家王蒙以“新时代的精神开拓与精神资源”为题做主题发言，指出学习船山精神的关键在于融会贯通，拓展我们的精神资源；见贤思齐，整合时代的与世界的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学习船山精神的意义关键在于从精神和文化上充实自己，鞭策自己，做到思想上的脱贫，为社会贡献更多更好的精神产品。

船山思想总结了中国历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在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等方面给后世留下了极具历史价值的思想遗产，并对近代中国思想启蒙产生了重要作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滕文生在题为“新时代弘扬船山精神的意义”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我们要以古鉴今，对船山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更好地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

船山先生是湖湘文化精神的集大成者，船山哲学促使了以“忧乐天下”为本的湖湘文化精神的形成。中国伦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以“船山哲学与湖湘文化精神”为主题，从船山哲学是湖湘文化精神的精华与高峰、船山哲学与湖湘文化的精神养成、船山哲学的精神文化遗产与湖湘文化精神的时代意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阐释，并指出船山哲学是中国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湖南师范大学王泽应教授认为，王船山是明末清初中国启蒙思想大师的杰出代表。船山的伦理思想代表着中国古代人本主义思想发展的最高水平，并蕴含着近现代人本主义思想的因素。王船山的伦理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产生之前最接近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精神实质的伦理思想类型或范式，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世界意义，而且对后世的影响也正在不断被发现。

三

船山政治思想作为船山思想体系的一部分，肇因于明亡的历史教训，彰显于《读通鉴论》和《宋论》等史论著作。王船山的政治思想对于传统的政治思想有因有革，其理论贡献表现在除旧和布新两方面。就前者而言，王船山对周文王以来近3000年的专制君主制度进行了深刻彻底的整体性批判；就后者而言，也有许多建设性创见，如对于“君、相、谏官”三者“环相为治”的权力制衡之设计等，都与近代理念相接近。湖南大学陈力祥教授认为，船山先生在治国理政方面贡献有三：一是提出了“政即礼也”的命题，说明了治国理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二是倡导人本主义的治国理念，提出“以人为依”“依人建极”等概念。三是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理想，认为理想的和谐社会是“礼宜乐和”。因此，对船山思想要综合性继承、创造性转化，为当下治国理政提供丰富的智慧源泉。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孙钦香从德治主义的角度，通过探讨船山对“德与位”之“融合”和“分离”的相关论述，揭示了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关切与特质。船山在经典注疏阐释的过程中，将传统儒家“德位一致”理念中“德”的内涵具体化，从公私、义利角度来限定“德”的内容，是基于对“德化天下”的反思和批判。船山关于“德与位”的思考有助于反思近代政治哲学“去道德化”后造成的政治相对主义、虚无主义之困境，有助于认识和评判传统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及其困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陈明指出，船山借由疏解《论语》本章之义，探论为政之道，对政治得以维系的功能要素、政治施为的本末与次第、社会道德对政治的支撑作用等问题，都做出了深入分析与阐发。船山认为，百姓诚信之德的养成是政治建构与维系的核心基础；政治建构应以道德教化为起点与导向，再次第达至足食、足兵的目标。船山的相关论说，不仅关涉儒家的政治理念，更基于他对明朝灭亡和时代问题的反省，对时代变局做出的极具现实针对性的思考。

四

船山作为一代哲人，其哲学贡献标示着传统学术的高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郑任钊从经学文本分析探讨王船山文化思想的贡献。他指出，王夫之解经较之史上诸家多有卓异之处，“以经释经”是王夫之提倡实证考据的产物。王夫之诠释《春秋》主张据经义以求本义，不受三传所束缚，通过比较经文用辞异同来探求春秋大义。他通过比较《春秋》记载许止弑君的用辞异同，力主经既书弑则必为弑，打破了三传许止非实弑之说，认定许止为毒杀君父之贼。“以经释经”重视经文字义、罗列归纳经文异同等取向与方法，对乾嘉汉学的经学考据也产生了影响。日本北海道大学名誉教授佐藤錬太郎以船山《读四书大全说》所收的对《论语集注大全》的批判为中心进行考察，指出船山以孔子之言作为尺度，其对《论语集注大全》加以批判，直接原因是其中所引用的先儒解释中将孔子之教视为相对化，认为有关轻视道德修养的礼的实践之倾向的解释有损孔子的本意。深层原因是他痛感于当时社会伦理秩序的失范，认识到要依靠重视道德修养的朱子学来恢复阶级秩序和君臣道德。浙江大学李明友教授认为，王船山不仅是关注社会现实的哲学家，也关注着时代的科学成果。他在《思问录·外篇》中多次评论西方传教士传播的科学技术，并吸取“质测之学”的方法论，用“质测”来解释格物，以“惟质测得之”来改造格物致知，从而使他的格致说既初步摆脱了心性论的束缚，又具有了鲜明的近代认识论的特征。船山的格物致知论具有实证科学的意义，体现出了兼容并包、去芜存菁的文化态度。湘潭大学方红姣教授认为船山思想的形成受到了湖湘学派的影响。船山与胡安国、胡宏、张栻等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存在着密切的思想关联：船山的辟佛思想是湖湘学派辟佛思想的延续；船山的理欲观是对湖湘学派天理人欲思想的继承；船山的知行观发挥了湖湘学派“缘事物而知”和知行互发的观点；船山和湖湘学派在体用一致以及义与利的内涵阐释上是一致的。船山是湖湘学派的继承者，是湘学从古代向近代转型的重要转折点。

船山在人文社科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其中尤以哲学成就最为显著。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写道：“船山和亭林，都是王学反动所产生的人物。但他们不但能破坏，而且能建设……亭林建设方向近于‘科学的’，船山建设方向近于‘哲学的’。”韩国朝鲜大学李哲承教授对王夫之著作中出现的“和”观念的逻辑结构和意义进行考察，认为王夫之哲学中出现的“和”论与朱熹等人的观点存在差异：他认为《论语·学而》中的“和”与《中庸·第一章》的“和”之间有意义上的差异，王夫之批评朱熹把“和”当作用的观点，但他不同意体与用中把这两个“和”当作用的朱熹的观点。这种批评实质上是对朱熹通过安静的理与运动的气的二分法分类方式，来构建理尊气卑逻辑的观点的批判，反映了船山把理作为运动的气的条理，重视解决动态变化的具体现实问题的观点。有学者用西方哲学语境来阐述船山哲学。如华东师范大学陈赟教授立足西方哲学语境分析船山哲学中的自然与天道，通过对船山哲学中的自然秩序及其运作机制的思考和这一思考面对自然秩序的不同形式：天之天、物之天与人之天，以及自然秩序中结构与反结构共构问题的分析，认为船山对自然界的看法既不同于西方古典迷魅的自然观，也不同于现代去魅的自然观，角度新颖。也有学者对船山的哲学观进行阐释。武汉大学吴根友教授阐述了王船山文明史观的基本思想内容及其结构，并对其文明史观中的自相矛盾及不合乎文明史发展进程的观点进行剖析与辨正。这种从文明史的宏阔视野来考察船山思想的方法与相关论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船山思想创新的特殊历史情境，拓宽了船山哲学思想的研究视域。还有学者从船山哲学对后世的影响角度进行研究。如上海健康医学院陈焱博士从船山对郭嵩焘洋务外交理念的影响为中心考察洋务运动背后的中国传统哲学影响，认为以郭嵩焘为代表的近代湖湘士大夫对船山之学的借鉴不仅包括具体史论方法层面，同时还涉及抽象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层面。船山实际上是以郭嵩焘为代表的近代洋务派的精神与理论导师之一。在推动洋务运动时，郭嵩焘以船山实学思想作为方法论依托和理论参照来接续西学，船山的哲学方法论在郭嵩焘务实求变的洋务思想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五

船山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船山思想在国外的传播和影响情况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关注。北京外国语大学韩振华教授指出，西方王船山研究较晚，通过梳理西方学界近百年船山研究的历程，得出西方船山研究进路大致经历了政治—历史研究、哲学研究、比较研究的文脉历程。在比较研究阶段，西方汉学界展开的关于中西思想异同的争论进一步将西方船山研究推向比较研究的样态。西方学者的船山研究进路和结论往往不同于汉语学者，但它们也是船山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开大学刘岳兵教授通过分析船山学在近代日本的传播、内藤湖南的船山论和船山史论对松井等的影响，指出近代日本学者对船山的著作关注点不同：或侧重政治论，或侧重史论，或侧重哲学观等。因为船山本人及其著作的多义性，使得船山思想可以渗透到近代日本不同的思想领域。在建构近代日本知识体系时，船山思想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有学者对英语世界的船山学译介现状进行了梳理。衡阳师范学院吕建兰老师从博士论文、专著、章节、期刊论文、译著和书评等方面对船山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现状进行了详实而又具体的介绍，指出船山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现状不容乐观，亟须既有船山学研究背景又有较高英语翻译能力的学者对船山著作进行英译，这才是实现船山学“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对船山形象和船山精神的研究也一直受到学者的关注。中南大学吕锡琛教授指出，王船山不仅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理论勇气对传统文化进行总结和创新，彰显出高尚的士人形象，而且还深刻反省了明末空谈心性的空疏学风，呼唤和期待广大士人修德正身，匡维世教，读书穷理，经世致用，坚守正义和良知，担负起振兴中华、重建民族文化的重任。船山对士人之责的思考对我们整肃学风，修身律己，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示范和启迪意义。岳麓书社编审夏剑钦对开创和传承船山学的先驱人物进行梳理，指出清代康熙晚期的刘献廷、潘宗洛、张仕可、储大文、董思凝、李周望、缪沅、王敔和乾隆年间的余廷灿、阮元才是开创和传承船山学的首批先驱人物。其中，船山之子王敔是开创和传承船山学第一代学人中最大的功臣，邓显鹤是研究和传承船山学第二代学人中的魁首。对船山学先驱人物进行梳理不仅见出船山学的传承、研究渊源有次，而且得出的这一观点也改变了学界的习惯性认识，具有重要价值。

此次王船山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有如下特点：一是微观深入，彰显出了细致、深入、扎实的学风。二是研究面广。从参会论文内容看，学者们的船山学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王船山的哲学、史学、伦理学、政治学、诗学、美学等各个方面。三是推陈出新。参会学者开拓创新，利用新思路提出了新观点。此次研讨会议题丰富，内容广泛，是一次成功的国际学术大会。本次学术研讨会会聚了国内外船山研究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显示了学界在船山研究上的较高学术水平，更会集了一批青年学者，表明了船山研究后继有人而且具有接续开创的青春活力。本次研讨会的召开不仅加深了学界对船山思想的了解，也推进了同道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更深化和拓展了船山研究，必将进一步促进船山研究的蓬勃发展。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08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