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贩毒数量而言，人类历史上贩毒规模最大的集团究竟是哪一个？是暗杀了近百名市长、数千名警察的墨西哥毒枭？还是曾经“佣兵数万”、公然与政府对抗的哥伦比亚毒枭？纵观历史，有一个贩毒集团或许不如墨西哥、哥伦比亚毒枭那样闻名世界，但这个集团的贩毒规模却是迄今为止任何一个贩毒集团都无法比拟的——它就是有“东方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之称的沙逊家族。

沙逊家族

沙逊家族的领导人大卫·沙逊是一个犹太人。1832年，大卫·沙逊来到英国统治下的印度孟买，在当地成立了沙逊洋行经营国际贸易。大卫·沙逊继承了犹太人一贯的经商天赋，把贸易事业做得蒸蒸日上。同时，他也凭借赚来的财富顺利加入了英国国籍。

大卫·沙逊之所以选择来到孟买经商，其实还别有打算。当时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正疯狂向东方倾销鸦片。这家公司在当时的鸦片贸易中占据着垄断地位，而鸦片的利润是普通商品无法比拟的，因此他们早已赚得盆满钵满。此时，英国的许多资本家也瞧见了这块肥肉，想从中分走一块。于是他们开始对英国议会施压，极力反对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垄断地位，在这一时期开始变得岌岌可危。

孟买作为英国的殖民地，也是一座位于枢纽地带的港口城市。大卫·沙逊认为，这个城市在日后，一定会在对东方的鸦片贸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于是大卫·沙逊决定，就以这座城市为根据地开始发展毒品贸易。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大卫·沙逊所料，1833年8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废止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专利权的法案，大卫·沙逊便开始全力将英国人在印度生产的这些鸦片输入到中国市场。1830到1831年两年间，英国人销售鸦片近两万箱。中国东南沿海的青壮年也因此堕入了沙逊公司生产的鸦片的毒瘾之中。

1838年，清政府派林则徐前往鸦片重灾区广东禁烟，次年林则徐扣留了英国鸦片2万箱，并将其销毁。面对惨重的损失，气急败坏的大卫·沙逊联合众商人，要求英国政府为他们复仇并挽回损失，于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爆发，战争以中、英1842年签订《南京条约》结束。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的16年后，也就是1858年，马克思写了一篇名为《鸦片贸易》的文章，详细的梳理了英国金一百年来罪恶的鸦片贸易，批判了英国政府这种又当又立了做法——“英国政府以帝国政府的资格，装作与鸦片贸易毫无关系，甚至订立禁止鸦片贸易的法令，但另一方面却又强迫孟加拉种植鸦片，之后再由政府亲手标价拍卖，把它从官吏手中移交给投机商人，然后转入走私商人的手中再运入中国......”马克思文章中的投机商人，正是大卫·沙逊为首的沙逊家族。结合许多资料来看，林则徐虎门销烟中的鸦片，近一半都来自这个家族。因此可以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真正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沙逊家族的利益。

《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1860年又被迫割让九龙半岛给英国。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英国再次强迫清政府于1898年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新界地区，租期为99年。从此，香港告别了祖国母亲，成为一个漂泊在外的游子。而不同于英国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所作所为，英国占领香港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殖民，而是为了商业贸易和经济利益。因为英国政府清楚，清政府虽然腐败，但中华文化却源远流长。香港虽是个岛屿，但它与内地在文化上早已融为一体，外来文化是难以对其殖民的。在鸦片战争后的割地条约中，当时的英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更具有军事战略地位的舟山群岛，另一个则是更具商业价值的香港。因此，二者之间英国政府选择了后者。

于是英国政府便抱着“借来的地方”的心态，对香港采取“统而不治”的政策，让英国人在香港“竭泽而渔”地捞取利益。1843年，《英王制诰》颁布，宣布设置香港殖民地。这一时期的香港，进入了高度集权的时期——英王是香港的最高统治者，港督则是英王的全权代表，兼任驻香港三军总司令。港督权力极大，独立主持香港的行政机关行政局和立法机关立法局，并有权利委任两局的议员。局上所讨论的一切议案或法案最终都需要得到港督的同意并签署后才可以通过。英国法律《殖民地规则》第105条就规定道：“港督是向英女皇负责并代表英女皇的独一无二的最高权威。”因此港督实质上实行的是独裁统治。

历任港督

但权利极大的港督依然受制于英国的殖民地大臣。而普通的香港市民则不用说，他们完全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这其中受害最深的便是华人。

1843年英国委派第一任港督组成了行政局和立法局这两个重要的政治机构，在37年间，立法局中没有一个华人议员。直到1880年，第一个华人伍廷芳才被委任为非官守议员，而这实际上也只是一个政治摆设。1949年，港督葛量洪提出：作为基本原则，英国属地的重要政事应由英国人处理。香港大多数市民没有英国国籍，他们无权过问。因此立法局提案可以由殖民地大臣直接审查，不必征求港人意见。以英国国籍作此订为立法局选举人的必要条件，再次把华人排斥在政治管理和决策之外。

不仅如此，很多市民甚至连最基本的公民权利也得不到保障。1971年，香港只受到过小学教育的人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而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例更是不足2%。民众受教育程度如此之低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当地教育费用高昂。1971年这份数据公布之后，香港才逐渐开始实施免费小学教育的政策。到了1978年才开始推广9年义务教育。到1981年，香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口比例终于上升到了2.7%，但相比同时期英国15%的大学生比例可谓相差甚远。英国政府对香港“竭泽而渔”的态度，由此也可见一斑。

在劳动方面，港英政府更是对人民进行尽可能的压榨。以1971年的调查为例，17万多工人的工作时间每周在65小时以上。其中，1万多人每周工作达105小时；有3000多名年龄在10-14岁的儿童也在做工，约占工人总数的6.9%，而非法被雇用的童工更是不计其数。另外，香港本地雇员与外国雇员同工不同酬。香港《镜报》创刊董事长兼社长徐四民曾回忆：当一个小信差，如果你是中国人就只有三、四十块，但如果你是洋人就有一千块。英国学者霍普金斯在其主编的《工业发达的香港：政治、社会与经济概论》一书中也谈到当时的香港，称“香港是个残酷的社会，穷人在这个社会中几乎得不到帮助。”台湾学者王曾才等在80年代亦曾指出，英国政府并不重视香港福利，香港没有最低工资和有薪产假。

而在医疗方面，直至19世纪60年代，港英政府才认可自己所应承担的医疗保障责任，但是由于医疗服务供给水平低，远不能满足港人的医疗需求。到19世纪末，政府医院的病床仅有134张。根据医院的入院记录，当时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华人群体的入院比率相当之低。

这样的统治在香港能维持100多年之久，离不开当时的社会文化。香港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本地土著居民很少。二战以后，大量内地人口开始移居香港，使香港人口从抗战期间的65万猛增到160万。这些初来乍到的移民生活开始十分艰难，只能靠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维持生计。面对沉重的生活压力，他们甘当顺民，只知义务而不知权利，对港英政府既不抱奢望，也没有太多要求。

进入20世纪80年代，香港回归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1982年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双方针对香港回归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谈判。一开始，撒切尔夫人不同意把香港归还给中国，她希望“以主权换治权”的模式继续在香港维持殖民统治。中国政府则坚决地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多次表示，香港主权问题不容谈判。最后，在中国政府的强硬态度面前，英国不得不既让出主权，也让出治权。但是，在中英联合声明公布后，港英政府却大搞政治改革，开始用民选的方式选举立法局议员。本来《联合声明》中只规定行政长官和立法会由选举产生，并没有规定由普选产生。可在这种政治氛围中，选举就很容易被理解为“普选”，以至于“普选”概念几乎在没有争议的情况下写入了《基本法》中，这便间接改变了后来香港的政制发展。英国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在13年的过渡期内改变香港的政制，以便保留自己的影响力，维护英国的利益。他们妄图通过培养地方精英的政治忠诚，实现幕后遥控。

在此前统治香港的100多年中，英国从来没有考虑过给予香港以民主，而且对任何触动港英政制的改革措施都加以拒绝。如今大限将至，英国还想通过阴险手段榨干香港的最后一点价值。这其中最著名的事件便是“移民潮”和“玫瑰园计划”。

80年代末,英国推行“居英权计划”，向符合资格的香港精英人士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名额，承诺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英国使领馆取得英国本土公民护照。这使得香港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随后，英方又在不知会中方的情况下，突然抛出一个耗资达1247亿之多的“玫瑰园计划”，宣布将在香港建设新机场。这个计划颇有一种“我请客你买单”的意味。因为新机场的建设将跨越1997年，而这个庞大的计划将会花费掉香港大部分的财政储备。据计算，回归后只能给港府留下50亿港币。这相当于给中方留下了一个“空壳子”，英方却赚足了名声。

中方当然不会让英国的阴谋就此得逞。中方明确表示，如此大的计划既然没有与我方商量，那么之后的工程债务香港特别行政区概不负责。

在一番僵持后，1991年9月，中英双方最终签署了《关于香港新机场建设及有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港英政府修订了新机场的建设计划。英方承诺：将最终预留给特区政府的50亿财政储备，提高到250亿。虽然英方做出了退让，但港英政府乱上大项目的货币政策负面影响已经开始显露。由于港币与美元的联系汇率制度，在美元比值下跌的情况下，港币受到了直接的冲击。而内地人民币在港流通和内地港币大量回流，使得香港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多年维持在8%-10%。由此产生的产业成本上扬，使得大量产业转移到内地，失业率高起。1995年更是达到了十年来最高失业率。这成了过渡期香港社会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在这一时期，香港政府连续颁布了五份财政预算案，这使得香港的财政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在此之前，香港一直拥有经济稳定增长、金融中心地位稳固等特征，但随着五份财政预算案的颁布，香港政府的财政政策转向增加政府收入、扩大开支、发行债券并动用储备基金等方面，香港政府的财政政策不再是以往谨慎的风格。这些改变也使得香港社会愈发不稳定。

混乱的警署系统，与毒贩勾结的警察，帮派社团与港英政为首的白道保护伞利益捆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这一时期，香港成为了华人世界黑社会组织最多、活动最频繁的地方。而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发展如此迅速，也是有历史原因的。这要追溯到前面提到的英国占领香港初期。

在英国占领香港初期，许多的内地商人出于爱国情怀，他们对于英国侵略非常不满，因而拒绝与香港进行贸易。香港贸易的匮乏，导致其经济愈发萧条。渐渐地，香港地区经济无力支撑军费开支。而港英政府为了解决巨额的军费开支，便打起了歪主意：他们策动沿海盗贼抢劫商船，然后分赃牟利。于是，在港英政府的纵容和怂恿下，这些强盗集团迅速发展了起来，并催生出了大大小小的黑社会堂号。后来，经过历史的逐步演变，这些黑社会组织有了一个耳熟能详的总称，那就是电影台词中经常听到的“三合会”。其中，“新义安”“14K”“和胜和”是三个规模最大的帮派。这一时期，香港的秩序基本是靠暴力维持的，香港成了罪恶的天堂。在众多的非法业务中，以三合会经营的毒品、赌档、色情等暴利行业最为猖獗，市民苦不堪言。香港没有一个领域是干净的，连教育系统中的学校也不能幸免。

香港帮派社团

而所有这一切，没有一把巨大的保护伞，是无法正常运行的。撑伞的人，便是港英政府各级掌权者。在政府部门尤其是执法部门不作为的环境下，警察队伍几乎完全被腐败吞噬。那么一个警察能有多贪婪呢？据记载，一位名叫韩德的警察在从警19年里受贿多达500万港元。这名警察在狱中面对记者的采访，还谈笑风生地说道“我只是运气不好，碰到点子上了。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非常自然的一件事。”

《边缘行者》片段

当资本的猖獗成为黑恶势力滋生的土壤，当黑白勾结令百姓苦不堪言。在如此的政局动荡之下也不乏心怀民族大义的中国人，他们在黑白两道游走试图打破政商勾结的格局。今年4月上映的电影《边缘行者》中，任贤齐所饰演的卧底阿骆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人，心怀民族大义的他以卧底警察、黑帮小弟、龙头老大、政坛新星、污点证人、普通市民六重身份游走于黑白两道的边缘地带，在“义”字当头的香港乱世，面对惺惺相惜的兄弟情义和扫黑除暴使命感，阿骆如何利用多重身份反杀黑白？他的人生将怎样书写传奇又如何影响香港政局？一场回归前的政治大戏，已悄悄拉开帷幕。

“我到底是贼还是兵？”，电影中卧底阿骆近乎咆哮地问道。他做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究竟哪一面，才是真实的阿骆？

《边缘行者》片段

游走于各界边缘的阿骆身份是复杂的，他的内心更是复杂的，正如当时复杂的香港社会一样。

《边缘行者》片段

将于4月15日上映的《边缘行者》，就是一部以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回归前夕为背景拍摄的具有独特政治色彩的港片。在影片中你会见到到当时暗流涌动波诡云谲的香港社会，你会读到传奇卧底阿骆身负六重身份书写的传奇故事。这部即将上映的卧底除暴动作爽片，值得一看。

《边缘行者》片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