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

一个；一个。工作；工作。1

长达5000年(又名6000年)的书的发展史上有几个重要节点：纸的发明、活版印刷的出现、古腾堡印刷的出现。但是人们一般只关注物理硬件，很容易超越那些软件，软件往往更重要，比如印刷品的尺宽问题。

浏览卷书的人(古埃及雕塑，3世纪)

读书人和书商很久以前就对印刷品的尺幅(即书籍开本问题)进行了思考。中国古籍从卷制向书页制的发展，东方和本本从美农版向半纸质版系的转变，都是这种文化探索的中间形式。在欧洲，近代下来，印刷厂和鞋匠受到了“魔法数字”的诱惑。魔法数字是限制印刷品大小的数学常数。其中最尊贵的人是11.618的所谓“黄金比例”。与著名的《古滕堡圣经》的开本一样，其长度是宽度的1.618倍。德国Albatross Verlag出版社(ALBATROSS VERLAG)的平装白皮书和英国企鹅版古典橙色乐队平装书也按照这个比例剪了页。

德语《圣经》 (1535)

现代造纸厂和印刷厂使用了另一个实用的魔法数值，即毕达哥拉斯常数：2的平方根(2)，约等于1.414。1786年，德国物理学家乔治列支敦士登给朋友的信.在信中，列支敦贝格告诉朋友，如果一张长边是短边的1.414倍，那么以平行于短边的方式剪切或对折后形成的纸张将保持与原纸相同的比例。只要重复这一步，就可以毫无浪费地制作越来越小的纸。这个发现改写了现代出版业。长宽比为1: 1.414的长方形成为出版物发行本的模板，日本出版业称之为“黄金矩形”或“2矩形”。今天我们非常熟悉的A3、A4等A系列纸张和主流出版物的发行本都来自于此。

书的文化史告诉我们，现代书籍的概念大部分是文艺复兴时期“唯利是图”的威尼斯商人发挥聪明和智慧的结果。他们有追求利益的本能和一定的艺术文化诉求，在平衡书籍实用性和审美功能的同时，将计算输入和输出，逐步形成关于印刷场大小的规范，为现代制本题本业奠定基础。古腾堡的铅合金活字在德国缅因茨问世40年后，一家名为Aldus Manutius(Aldus Manutius)的威尼斯出版社印制了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集。那本书长约6英寸(15.2厘米)，宽4.5英寸(11.4厘米)，很小。在序言中，books称诗集为《手册》，在一本新书的硬书中，这种书被称为《可携书》，这是历史上第一本8 . LIBRI PORTATILES/PORTABLE BOOKS。Aldus版8本维吉尔诗集开创了便携式书籍的时代，其基本规格至今仍沿用。无论是从装订的经济学出发，还是着眼于图书作为知识载体的美学标准，对出版社来说都只是一个意思。也就是说，打开书就是王道。(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知识》)用充满墨水味道的纸训练的印刷传统机长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失去对象征“未来”的脱脂化阅读的纪律力量。据说，两个世界通用的主要电子阅读器——Kindle和IPAD Mini的大小设计都参考Aldus版古籍。

两个；两个。这个；这个。2

几年前，我在一篇关于东营书业和出版文化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本人作为读书人和藏书者，近20年来，中国本土图书的开本越来越大，异形本越来越大，甚至在面临巨大困难的京城，不得不为藏书空间忧心忡忡。后来，我进入某出版社工作了一会儿，才发现从编辑到读者似乎都有默许的“协议”。也就是说，如果是畅销书，就必须打开书。这样出版文化真的有害，扼杀空间，浪费资源，环保，直接影响书价，造成恶性循环。”(见《漫话东瀛书业和书店文化》文章，收入笨拙的《东京文艺散策》，台湾元庆出版社2018年1月版，第212页)近两三年来，情况似乎正在变化，也许我们可以大胆推测，中国出版业即将迎来一个小的开拓时代。(比尔盖茨、出版业、出版业、出版业、出版业、出版业、出版业)

对本土出版行业来说，小开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民国时期，从大正时期开始，受到昭和早期日本出版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小开本热。像王云五在商务印书馆主持的《万有文库》一样，三老万有旨在打开民智，以“极低的代价”获得所有人都应该读的书。从1929年开始，凭借8年来积累的功劳，共推出了2辑1700多种袖珍本，数了4000本，成为中外出版社的壮举。不言而喻，王云五的尝试既是文化事业，也是那个时代资本游戏的一面。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像1937年这样的小本经营者，在上海杨宇图书公司出版过口袋本《现代散文新集》，陈毅担任主编，曾编辑过巴金、鲁燃烧、严文正、张克等作品共12种。

1949年以后“个别”之前，出版种类不多，形式比较单一，开本都受到行政权力的制约，变化很小，作为出版文化，话语空间实际上是有限的。

但在清一色的“普罗”范儿出版物中，仍有一些气质比较文艺的小开本，显得卓尔不群。不过，严格说来，绝大多数小开本，其实是小三十二开，还不是后来的口袋本。典型者，如“文革”时期海量印刷的鲁迅著作单行本（小白本）。检点书房，硬是翻出几种那个时代出的小书，也许有一定的代表性：

《西洋哲学史简编》，[苏]薛格洛夫主编，王子野译，新中国书局发行，1948年8月大连初版，1949年4月长春再版；屠格涅夫著、巴金译《蒲宁与巴布林》，是“新译文丛刊”之一种，上海平明出版社1949年12月初版，印了三千册；1953年3月再版，增印至六千册，笔者所藏是二刷；同样为平明出版社1954年版的乔治·桑《魔沼》（罗玉君译），卷首有作者画像，内文中有E. Rudaux所作的铜版画插绘，颇珍贵；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版《曹雪芹的故事》（吴恩裕著），是被家慈读破的一本小书，书里还夹着她用绘图笔精心绘制的“荣国府院宇示意图”；《想起了国歌》，是姚文元的杂感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63年7月版；《海猎》是朱良仪描写海军生活的小说集，“萌芽丛书”之一种，系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1965年9月版，且是插图版。透过这五种，或许能一窥那个坚硬时代小开文化之一斑，不用说，肯定是“非主流”。

从1949年到“改开”之前，出版的几种小开本

三

“改开”时代，特别是前期，即所谓“思想解放运动”时期，听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百花齐放”，直听到双耳生茧。究竟算不算真正的“百花齐放”，见仁见智，历史自有公论，但倘若单就作为思想文化内容载体的图书的开本来说，那绝对称得上是“百花齐放”了，甚至“百花”都不一定打得住。

回过头来看，改开初中期，特别是从九十年代中后期到二十一世纪之初，随着国产印刷技术和纸张品质的提升，本土出版物开本进入战国时代，感觉每家社的每一套丛书，都会创造一种新开本，自由到任性。一些名声赫赫的装帧大家，对异型本的痴迷，简直到了变态的程度。那个时期的书，插在书架上，真真是“远近高低各不同”，最难收纳。不过，在那种“野蛮生长”式的丛林乱象中，还是能隐约发现“一溪清流淙淙过”般的景致，那就是小开本。虽然一点都不“高大上”，摆在书店的新书台上，完全不打眼，可它却始终不断，且途中不时有支流汇入，遂由“淙淙”而“汩汩”。

尽管这种小开本在改开之前，就已经存在，但作为一种出版文化，应该说其本身就是改开的产物。我最早对小开文化的关注，始于诗集。改开的头两年，社会虽已转舵，但文化还没跟上，内容生产明显滞后。最初的产品，多停留在对上一个时代的清算，或是以再版的形式，重印有革命背景的普罗诗人的作品，开本也以小三十二开为主，但装帧设计已开始呈现不同的面孔。如《天安门诗抄》（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版），田间的《给战斗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6月初版，1978年9月第二版），冯雪峰《雪峰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10月版），艾青《彩色的诗》（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11月版）等。

“改开”初期的小开本诗集

进入八十年代，内容生产开始提速，范围逐步扩大。就诗歌来说，出版对象从革命诗人，过渡到小资诗人，外国诗人也进入视野，但当代本土诗人还很少，朦胧诗等现代主义诗歌，则要再等上几年。诗集的开本则从大小三十二开，到口袋本，该有的都有了，生态变得丰富起来。这一时期，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先后推出的《徐志摩诗集》《戴望舒诗集》（均为1981年1月初版）和《闻一多诗集》（1984年7月版），江苏人民出版社初版的《九叶集》（1981年7月初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版《白色花：二十人集》（1981年8月初版），及何其芳的《预言》（1982年12月版），给人的印象尤为深刻。特别是《九叶集》的扉二页上，由八位诗人联署、纪念九叶中最早凋谢的一叶穆旦的一段话，暴露了伤痕期犹未弥合的创伤：

在编纂本籍时，我们深深怀念当年的战友、诗人和诗歌翻译家穆旦（查良铮）同志，在“四人帮”横行时期，他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不幸于1977年2月逝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谨以此书表示对他的衷心悼念。

《九叶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7月版）与《八叶集》（香港三联书店1984年11月版）

与此同时，一大波外国诗人——从莎士比亚到泰戈尔，从惠特曼到聂鲁达，从歌德、席勒、海涅，到拜伦、雪莱、济慈，从普希金、莱蒙托夫，到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跨越时空，成群结队而来。这个时期的口袋本诗集，有《中国现代抒情短诗100首》（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9月版），《法国近代名家诗选》（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年12月版）、《叶赛宁诗选》（漓江出版社，1983年6月版）等。最是由巫宁坤作序的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深绿色封皮，普希金标志性的翘鼻子速写侧像，白色的俄语手写体签名，美到不行。然而，如此美本，居然被我给弄丢了。耿耿于怀好多年，直到前两年，才从一位书人朋友处再度入手了一套，吾心甚慰。

巫宁坤作序、查良铮译《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4月版）

说到改开初期的小开本诗集，不能不提《新诗潮诗集》，上下两册的素白口袋本，外加一册小黄皮书——诗话《青年诗人谈诗》。诗集和诗话的扉页上，都印着“北大五四文学社”的字样，诗集的后勒口上还打出了“未名湖丛书”编委会的班底。实际的主编是老木（刘卫国），后来好像去了法国。谁承想，一部从内容到开本、装设，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且对后来的出版物发生过不小辐射的朦胧诗集，竟然是地下出版物（所谓“内部交流”版）。不过，说是“地下”，当时却是公开发售的，且销量相当可观。1986年4月，我从北大三角地的板车书摊上，买过两套。其中一套，送了朋友。在我看来，这部诗集起到了为朦胧诗彻底正名的作用，谢冕先生在为诗集所写的序文《新诗潮的检阅》结尾处的话，带有结论的性质：“新诗现阶段的探索不仅是开拓性的，而且用它的日趋成熟而证明是充满希望的。”

北大五四文学社编《新诗潮诗集》（上·下）和《青年诗人谈诗》

果然，从那以后，朦胧诗人迅速浮出水面，结束了“民刊”和“地下本”状态，坦坦走向了“正刊”和“地上本”，一时间，坊间冒出了无数种朦胧诗集。而《新诗潮诗集》，则成了当然的摹本。后来入手的诗集，自然也不乏大小三十二开本，但只要是口袋本，基本都是“新诗潮”版的拷贝，如裘小龙译《意象派诗选》（漓江出版社，1986年8月版），非马编《台湾现代诗四十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海子的《土地》和骆一禾《世界的血》（二者均为春风文艺出版社，1990年11月版），及柏桦诗集《往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等等，不一而足。

八九十年代，是丛书的时代。与那个时代丛书的规模相比，今天所有的丛书都是小打小闹。从几度“文化热”，到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如果真究其幕后黑手的话，可以看到，基本是几套丛书（或译丛）惹的祸。而那几套丛书大流行的一个副产品，是小开文化的做大。1983年，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单看编委会的阵容，就知道动静有多大。在每种书序言前面的《编者献词》中，引用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序言中的话，希望读者诸君“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那种炙热的理想主义，只属于八十年代，在那之前没有过，之后亦不复见。那套书确实对我个人产生过影响，金观涛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有些段落至今能背诵。总共出过多少种，我不大清楚，现藏九种，买过的应该更多。素白小本，黑体字书名，格调与“新诗潮”近似，但更富于设计感。每本书的封面上，都有一帧长条画，也是黑白的，抽象风格，应该是戴士和的作品。因了这套书的设计，我也开始关注艺术家戴士和。

四川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走向未来”丛书（1983）

当时，国中小开文化，方兴未艾，有实力、且自恃“有文化”的出版社，纷纷试水。但大多浅尝辄止，不成规模，无疾而终。碍于篇幅，单本书暂不列入论述对象，我们只对具有丛书性质的小开系列出版物，略作评点，以期梳理出一条文化发展的脉络。1984年，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美国史话”丛书，计六种，包括《美国建国史话》《美国扩张与发展史话》《美国社会史话》《美国科学技术史话》《美国文化教育史话》和《美国文学艺术史话》。系从美国读者文摘出版社引进的版权，装帧素朴淡雅，每本以不同颜色的封面区分，并无一般人民系的呆板气。翻译精良，且书后均附有中英文的“人名译名对照表”，通俗而不失学术品质。

人民出版社推出的“美国史话”丛书，计六种（1984）

差不多同一时期，江西人民出版社出过一套“百花洲文库”。好像出过两辑，每一辑有十种书目，题材庞杂，既有楼适夷、俞平伯、郁达夫等民国作家散文，也有外国文学和诗歌。我曾买过一本冯亦代译的《第五纵队及其他》，是由海明威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剧本《第五纵队》和五个短篇组成。扉页上用钢笔写着“1984年4月27日，于甘家口新华书店”。目录页下方的空白处，还题了一首我读后写的短诗，幼稚得可笑，重读一遍，尴尬癌都要犯了。

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有几套小开本值得一提：一是作家出版社的“四季文丛”，一套作家随笔集。这套作为丛书，比较松散，扉页、勒口或封底并没有注明相关信息，用今天的标准来看，其实是难达标的。据我所知，应该出了四种，分别为汪曾祺的《蒲桥集》、贾平凹的《报散集》、姜德明的《王府井小集》和张承志的《绿风土》，我收了前三种。素无记书帐习惯的我，惟那个时期，买书时会在扉页上签名，所以知道三本分别购于和平里书亭和海淀图书城。这套书除了选文比较精当（体现了作家社的专业标准）之外，最大特点是质朴大方，没什么花里胡哨花的元素：封面近乎素白，书脊设计很鲜明，即使竖插在书架中，也不至于看漏。用纸虽不高级，但在那个时代也并不寒碜。

作家出版社“四季文丛”（1988-1992）

1992年初，广西教育出版社推出一套“名人之侣回忆丛书”，全四种，分别为《我与萧乾》（文洁若）、《我与郁达夫》（王映霞）、《我与萧军》（王德芬）和《我与蒋光慈》（吴似鸿），我同样收了前三本。我买这套，纯属资料需求，其实并不喜欢。首先，丛书名的所谓“名人之侣”，就显得很轻佻，且不说文洁若、王映霞等，本身也是名人。特别是文（洁若），其作为翻译家的声名，并不下于夫君。其次，装帧设计过于花哨，格调不高，甚至把文本的价值给坠低了，而有品的装设原本是可以提升文本价值的，正如所谓椟与珠的关系一样。

1994年，海南出版社高调推出了一套“人人袖珍文库”。大胆采用四十八开本规格（16.6×9.1公分），比日本文库本还要窄不少，是口袋本中的口袋本。在文库的“缘起”中，策划者开宗明义：“文库的选目贯彻‘双百’方针，不限类，不限时，不限地，不限人，只限一条：一定要有全人类文化积累价值，不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父亲读过儿子还会要读的书……总之，为了人人，是‘人人袖珍文库’的唯一宗旨。”看得出来，这套由资深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参与主持的大型文库策划，启蒙色彩相当浓厚，第一辑中，就囊括了从唐诗宋词元曲、三国、红楼到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马基雅维里《君王论》、戴季陶《日本论》和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等十八种书目，无视边界，踏破藩篱，透着中外古今，一网尽扫的野心。可遗憾的是，作为小开本，印装品质确实不高，结果雷声大雨点小，印象中好像连第一辑都未出完就挂掉了。说明改开初期的读者，虽则选项有限，可也并不是给喂什么，就照嚼不误的。

海南出版社“人人袖珍文库”（1994）

那个时代小开文化的集大成者，当首推“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简称“F. 20丛书”）。这套由柳鸣九先生主导的大型文学译丛，1985开始筹划，翌年秋天正式启动，共分十辑，每辑七种（“取人类生息劳作一周为七日之意，亦有‘七星’之喻”），在封底上打出当辑的书目。我手头第一辑的第一种，是莫洛亚《栗树下的晚餐》，孙传才、罗新璋译；第二种是加缪的《正义者》，李玉民译，二者均为1986年9月，一版一刷；前者起印一万三千五百册，后者印一万七千两百册，那真是一个文学的时代。出版有分工，前五辑为漓江出版社，后五辑为安徽文艺出版社。七十种书，计七十一册（马塞尔·普鲁斯特的《寻找失去的时间》分上下两册），历时十四年，到1999年才划上休止符——用总策划柳鸣九的话说，是“一个漫长的旅程”。基本上每一种前面都有柳鸣九的译本序，或那一辑的总序，既有研究性，亦具有导读的性质。整套丛书仅柳序部分，便有约五十万字，后结集为《法国二十世纪文学散论》（花城版）和《凯旋门前的桐叶》（三联版）两本书，“基本上表达了我对法国二十世纪文学的看法与见解”（柳鸣九语）。可以说，从选目的专业性到超精英的译者团队，从编辑水准到装帧设计，都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如此大规模的对法国当代文学的系统译介，几为1949年以来所仅见，至今也未见诸其他国别研究。

柳鸣九主编“法国廿世纪文学丛书”（简称“F. 20丛书”，1985-1999）

这套丛书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即使单就装设来说，也堪称是一次小开文化的全面养成，对这种风格清新的出版形态的落地生根，及进一步的标准化、精致化，功莫大焉。以至于丛书尚在出版过程之中，便成为业界争相克隆的对象。如花城出版社的“20世纪外国文学精粹丛书”，至少出过两辑，每辑二十种。如中国电影出版社的“七星文丛”，有郭宏安的《贝壳留住了大海的涛声》、叶渭渠的《樱园拾叶》和柳鸣九的《米拉波桥下的流水》（三种均为2001年1月版）等，包括丛书名的“七星”在内，应该也是源于“F. 20丛书”的灵感。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法国当代文学广角”丛书，有四种，我收了其中的三种，分别为：老高放的《超现实主义导论》、柳鸣九的《巴黎名士印象记》和吴岳添的《世纪末的巴黎文化》（三种均为1997年12月版）。

如此，“F. 20丛书”跨越了八十年代中叶到整个九十年代，中间经历了出版业的“大挫折”（指1992年7月30日，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但最终，却成了草创期小开文化的一次成功彩排。不过，在小开文化做大的动力中，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力量。

四

观察本土小开文化之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可有不同的标准和维度。其中，出版社和出版家，绝对是两个绕不开的视角。而在某些特定时期，这两个视角可能会高度重合，像是宣纸上两团彼此交融的墨块，随着墨迹的洇开，会变得边界模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正如我们谈到岩波书店便离不开岩波茂雄，谈巴黎的午夜出版社便不能不说到热罗姆·兰东一样。

中国最具人文气质的出版社是哪一家？这个问题在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答案。今天的话，我们随便会联想到人民文学、理想国、世纪文景、读库等出版机构，一只手的手指未必数得过来。可在改开初期的八十年代，答案几乎是唯一的：三联书店。是的，三联才是与文青、小资的想象最接轨的、知识文化的生产据点，且前店后厂，门槛低，不端着。“生活·读书·新知”的出版理念，包括它的Logo，不要说在当年，搁四十年后的今天，不，哪怕再过四十年，都不会有半点落伍感。只要生活之水还在流淌，读书的日课便会持续，新知会分分钟哺育我们。

八十年代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其实是靠几套丛书撬动的。其中最著名者，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确切说来，那并不是单一的丛书，而是一套学术“组合拳”：包括思想文化集刊《文化：中国与世界》，现代经典汉译“西方现代学术文库”，及用短小洗练的篇幅介绍西方人文社科前沿成果的“新知文库”。前二者为通常的三十二开本，而“新知文库”则是小开出版物（2006年开始，新知文库推出新版，注重科学人文，称新版新知文库，以区别于旧版新知文库，则是另外的系列）。文库从1986年起陆续付梓，截至1998年，共推出八十三种，是改开初中期思想资源的重要矿脉。与“F. 20丛书”一样，重视选本和翻译，是这套文库的品质保障：如［日］鹿野政直著《福泽谕吉》（卞崇道译，1987年1月版），［法］加缪著《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1987年3月版），［英］詹姆斯·里德著《基督的人生观》（蒋庆译，1989年5月版）和［德］梅尼克著《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1991年7月版）等，均是我早年迷恋不已、一读再读者，无论原著和翻译，都堪称精品中的精品。另一种我当时错过，多年后才从旧书店入手的名著、山本七平的《日本资本主义精神》（莽景石译，1995年6月版），责任编辑竟然是大名鼎鼎的许医农先生。

三联书店“新知文库”（1986-1998）

内容如此，装帧更是有品，珠椟相宜，自不待言。文库按不同的辑次，封面分成几种颜色。书脊的设计别具匠心，除了通常的书名、作者之外，还直观地体现出文库名、序号等要素，颇得日本新书（此新书非指新近出版物，而是日版书的一种独特的开本，相当于四十二开）文化之精髓。

提到三联书店，人们首先想到的，恐怕是《读书》杂志。我识《读书》可谓早矣，最初是家母的兴趣，后传染给了我。我一期不落地购买《读书》，是从1987年开始。人在海外的岁月，让家人代买，近四五年则是受赠。因此，我比较熟悉《读书》志上的内容。坐拥如此得天独厚的作者“富矿”，三联怎么会不经营？何况范（用）公以降，沈（昌文）公和董秀玉两任老总，都是非常善于经营的出版家。于是，我们才得见国版中的“白娘子”——三联小白本。

小白本其实是由两种版本构成，但两种均为同样开本，封面、封底是白色布纹纸，往往被归成一类。其一是叙事文本，如陈白尘的《寂寞的童年》（1985年11月版），金克木的《天竺旧事》（1986年7月版），杨绛的《干校六记》（1981年7月版）和《将饮茶》（1987年5月版）等；其二是书评随笔，书脊上均印有“读书文丛”字样。前者封面是一帧黑白植物小绘，后者则是单色印的手稿，或中文或英文，钢笔字，带着稿纸格式。我个人更钟情第二种小白本。但同样是对第二种，也并非“从一而终”，而是从起初的思想文化随笔，如朱虹的《英美文化散论》（1984年5月版），赵鑫珊《科学·艺术·哲学断想》（1985年11月版），赵一凡的《美国文化批评集》（1994年6月版）和朱学勤的《风声·雨声·读书声》（1994年9月版），渐次“移情”到了后期的书评书话，如董鼎山的《天下真小》（1984年5月版），黄裳的《珠还记幸》（1985年5月版），姜德明的《书味集》（1986年7月版）及陈原的《人和书》（1988年12月版），等等。小白本共出了多少册，也不大清楚，但我藏有不下二十五种。

三联小白本——“读书文丛”（1981-1994）

可不知为什么，三联随后竟“遗弃”了白娘子——尽管“读书文丛”仍在出，后面辑次的开本也照旧，可装帧风格却为之一变。这样一来，我收的就比较少了，大概后几辑加起来，也就收了十种上下。不过，三联作为国版小开文化的开风气之先者，当然不会就此放弃小开本，其实是在变换打法。我个人倾向于把后来的“三联精选”文库，看作是“读书文丛”的余脉。关于这套书的出笼背景，后来任《读书》总编的郑勇在纪念范公的文章中写道：

时间长了，终于明白为什么读者那么尊敬他，读者那么喜欢他，只是因为他的心中时刻装着读者，眼前始终立着作者。说起书越来越厚，越来越重，越来越贵，自绝于读者，他拿出“人人丛书”和“岩波文库”，说就该做这种口袋本。按照这种思路，我推动、策划、组织出版“三联精选”文库，1999年开始陆续推出四五十种，小三十二开，不到十元。都是大家小书，唐弢、朱自清、叶圣陶、朱光潜的，不少是范先生做过的书。（见《书痴范用》，吴禾编，三联出版社2011年1月第一版，168-169页）

说是小三十二开，其实比一般的小三十二开要小一圈，大致与辽教版的“新时期万有文库”相当，且都是无勒口普通平装本，便携而易读。因多系公版，定价良心至极。而荦荦大者，是选本选文之精粹，对得起“精选”的文库名。文库从1999年陆续出到2002年，随出随绝版。我因彼时基本不在国内而错过了大半，只收了十一种，坐下了心中的一大遗恨。这套书是我至今仍会时而翻阅的读品，如《北京城杂忆》（萧乾著，1999年11月初版）、《书带集》（陈从周著，2002年7月初版）、《晚翠文谈新编》（汪曾祺著，2002年7月初版）、《龙坡杂文》（台静农著，2002年12月初版）等，都是可当“文章读本”读、且无“赏味期限”的隽永之作。

那个时代的三联，旗下三家公司——三联总社（北京）、上海三联和香港三联，出版物的风格很接近。所谓“三联系”，在书业的丛林中，有很强的辨识度。如“新知文库”问世后，上海三联也曾推出过一套小开文库“世界经典随笔系列”，从选题内容，到装帧设计，都很洗练。大约出过两辑，每辑十种，封面分别为蓝和红，但我只收了七种。

值得一提的，是港三联版小开本。内地读者多以为，既然是香港的出版机构，尺度一定与京沪迥异。后来我自己在港三联出过书之后才知道，其实与内地也并没有太大“温差”。不过，虽说如此，诸如繁体竖排、图版的清晰，包括一些设计上较比洋范儿的细节，到底对大陆读者还是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九十年代中期到二十一世纪之初，一些港三联版书长年摆放在三联书店地下一层三联版书的区位，因比陆版略贵，少有人问津。那些年，有一搭无一搭的，我收了不少港版现代作家回忆录（“回忆与随想文丛”或“读者良友文库”）和诗集（“中国历代诗人选集”），多为横排版小开本。如徐铸成的《炸弹与水果》（1981年5月初版），柯灵的《长相思》（1981年12月初版），萧乾的《负笈剑桥》（1986年12月初版）；如《黄遵宪诗选》（1987年7月初版）和《吴梅村诗选》（1987年4月初版）等。如上文中提到的江苏人民版《九叶集》之后，港三联曾出过一本《八叶集》（1984年11月初版），收录了九位诗人中的八位，1949年之后的创作，其中有的人一直写到了八十年代。九叶中的杭约赫（曹辛之），因“新中国成立后，专心于美术装帧设计，很少写诗”的缘故，故只撷“八叶”——“这也许是时代的安排吧”（《八叶集》作序者木令耆语）。

当然，不惟港三联版，也不仅是三联陆版的小开丛书，改开初期，三联打造的一些非丛书类单册小开本，选题之佳、装设之美、趣味之正，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常常令人产生某种“时代错误”般的错愕感。错愕在于：为什么彼时，竟然能做出如此美本？又为什么到后来，条件日渐优越，令人怦然心动的小开佳本却反而难觅芳踪了呢？

如《爱俪园梦影录》（李恩绩著，1984年5月版），是曾在柯灵主持的老《万象》杂志上连载过的长篇掌故，原题为《爱俪园——海上的迷宫》。爱俪园的称谓，今已鲜为人知，即旧上海的哈同花园。沧海桑田，花园早已不再，后变成上海工业展览馆，又改称上海展览中心，现在是一年一度上海书展的展场。作者李恩绩的父亲，曾是爱俪园的一名画师。李自小聪慧过人，受家庭和环境的影响，长于丹青，精于词章和文字学，甚至通甲骨文。但一生困顿潦倒，继承父业后，主要工作是在园内写字、作画。但他的作品虽然广为流传，姓氏却几乎不为人知，只是爱俪园总管姬觉弥的捉刀人。姬氏不仅权倾一时，踌躇满志，还以书画家的身份厕身艺坛，附庸风雅……柯灵的序文《爱俪园的噩梦》曾在《读书》上发表，激起过好大的涟漪。《梦影录》写爱俪园，却并不囿于爱俪园，而是一部关于殖民地老上海的“里面史”（柯灵语）。

笔者爱读的两种三联版平装小书：《爱俪园梦影录》（李恩绩著，1984年5月版）和《香港，香港……》（柳苏著，1986年12月初版）

另一本三联早年推出的小开本话题之作，是《香港，香港……》（1986年12月初版，1992年3月二刷）。作者柳苏是化名，本尊是香港名报人罗孚，即那位当年以在《读书》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你一定要看董桥》），点燃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董桥热”的始作俑者。1984年夏天，因某种原因滞留北京的罗报人和夫人去三联书店访编辑“四姑娘”（周健强），邂逅范用公，被留午饭。席间，范公“悍然”约稿，“让作文谈香港”。于是，文章一篇篇炮制，写出一篇来，便先由四姑娘拿到《读书》上发表，“既可以多得一笔稿费，也可以为这本小书做宣传”。范用还建议约香港画家欧阳乃沾绘插画，那画风，酷似贺友直。成书阶段，范公再次技痒，亲自设计封面，笔名“叶雨”（大约是“业余”之谦）。后罗在回忆录中回忆：

……十六七万字拖拖拉拉写了一年多，八五年秋天才写完，书出来时已是八七年春天了。这时已经有了“九七”问题，香港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内地到香港来的人也更多了。这本小书也就因缘际会，多了些读者。

别人告诉我，有些单位派人到香港，不管短期还是长期，先发这本小书，让他们初步对香港有一个认识，不致到香港来时一无所知。果然也有人认为有用，我的一位新知就告诉过我一个关于他自己的秘密。

朋友还是第一次出差到香港，他和别人接触时，谈到一些事情，居然像是已经知情的人士，并不陌生，有人问他是何道理，他笑着说，因为看过《香港，香港……》，心里有数。（见罗孚著《北京十年》，天地图书有限公司，2011年3月初版，79-80页）

说到罗孚，不能不提到另一件事。兹事体大，事关国中——特别是三联版小开文化之隆盛。范（用）老板之后，三联书店由沈公掌舵，自然少不了与这位客居京城的香江文化名人发生关系。他在《书商的旧梦》中写道：

柳苏先生还乐于助人。知道我对金庸小说有兴趣，专门写一介绍信，让我于一九九八年一月去见作者，洽谈出书。我同金庸先生谈得很愉快。可惜的是，我不久退出出版舞台，没时间在任内办成此事，但金作后来在我们三联书店终于出了，并且着实热闹了一阵，以致人们戏说，这家出版社的经济来源全来自“吃菜”（蔡志忠）和“拾金”（金庸）。（见沈昌文著《书商的旧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8月初版，18-19页）

金著之最终落地三联，应该是沈公的后任董秀玉老板的统战成果，但最初的作筏者正是罗孚。1994年，三联推出《金庸作品集》，共十二种三十六册，平装本全套定价六百八十八元，从此打开了金著在内地的市场，基本终结了盗版金庸。我至今犹记得在三联书店，金庸热销的盛况，不过，那与本文的主旨无关。我要说的是，1999年4月，三联在老平装三十二开本的基础上，推出了《金庸作品集》小开本（即所谓口袋本金庸），同样是全套十二种三十六册。装帧既古色古香，又透着三联范儿。开本比《香港，香港……》还略小一圈，与我最爱的岩波新书是同等规格。我其实不是金庸粉，也不读金著，但也收了一套镇宅。以金庸的市场效力，对普及口袋本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至此，三联从改开初期起，积二十年之功，孜孜矻矻，一路从无到有，从小做大的小开文化，终于在新旧世纪之交，以金庸这个醒目的通俗文化标签，完美收官了。

三联口袋版《金庸作品集》，共十二种三十六册（1994）

后来，关于金庸与三联的合作，我还听到不少八卦。三联之所以在1999年推出口袋本金庸，应该也是与金庸的独家版权协议即将到期，所谓“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不发白不发了。据京城藏书家谢其章爆料，“版税最高以前是金庸，15%，他嫌少要18%，三联给不起金庸就找别家出版社了。”（见谢其章著《搜书记》，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7月版，226页）果然，进入二十一世纪，新版金庸成了花城版。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了。

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一世纪之初，还有一套文库，应该记上一笔。尽管从开本来说，它并不是本文所论的典型小开，但与战前王云五主导的“万有文库”有承接关系，且其策划和实操者，都是过去四十年来，在出版界呼风唤雨，折腾出老大动静的资深出版家，不提就没天理了：书，是“新世纪万有文库”；人，是沈昌文和俞晓群。

沈公在他的回忆录中交待，1996年他从三联退休，成为“自由身”，与辽教社的老总俞晓群的“谈情说爱”遂公开化。沈、俞，加上沪上陆公子灏，一起干了不少事，极大改写了晚近中国的出版文化。其中，一项有目共睹的跨世纪工程，便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关于这套文库，已不乏相关的研究，无需笔者再来饶舌。在文库第六辑“弁言”中，编者提出的诉求，是“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窃以为，此话已然道尽了该说的和能说的全部。前两年，读库出版了一本精致绝伦的小册子《教养之托付——日本文库本渊源》。在跋文中，作者徐辰在谈到王云五先生的事功后，笔锋一转写道：

一甲子后，俞晓群先生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主持“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共刊行六辑数百册——这套从书哺育无数求书若渴的老中青读者，弁言中“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漾溢”的字句，深得我心。乃至今日，虽已两鬓斑白，仍不时约上二三好友，前往书肆搜罗“新世纪万有文库”，乐此不疲。

读库版《教养之托付——日本文库本渊源》（徐辰著，2017年1月版）

其实，这也是本人的写真。老万圣一进门，一楼楼梯的旁边，曾是我搜求辽教版万有文库的主要据点。大致清点了一下，五个色系，我共藏有三十五种。有些买重的复本，都送了朋友。如果让我举出一本最爱的话，我可以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乔治·奥威尔著、董乐山译《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奥威尔的这部传世经典，从最早家父所持的党内参考资料黄皮书（上下册），到企鹅版英文文库，到早川书房版日文文库，到上海译文中英文对照精装版，我藏有不下十种，却独钟这本平装辽教版。至于个中原由嘛，一两句话还真难以说清。但翻阅过那本浅褐色暗纹版小书，实际领略过其简素的装帧和触觉手感的人，会懂得我的话，这就够了。

“新世纪万有文库”中，笔者最爱的两种：董译《一九八四》（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与《书林清话（附一种）》（叶德辉著，刘发、王申、王之江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

若是再举一本的话，我会推同一色系中的《书林清话（附一种）》（叶德辉著，刘发、王申、王之江校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对书客来说，此书的重要性似无需赘言。但我之格外推崇这本，其实还有其它原因——我比较看重两种附文：一是叶著《书林余话》，二是长泽规矩也撰《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摘要）。《书林清话》是书林传世之作，坊间有不少版本，但收“余话”者夥，附长泽文者寡。长泽规矩也时任法政大学教授，作为日本汉学耆宿，中文几乎可乱真京片子，素有“日本文献学第一人”之誉。1923年，在籍东京帝大中文科时，首次去中国修学旅行。后七度赴华访书，广交中土文士书贾，遍蒐典籍珍本。著有《中华民国书林一瞥》，堪称全景版中国书肆地图，既有广角视界，亦不乏对重要书肆的聚焦，其对琉璃厂、东安市场等京城书肆和吴城（苏州）、杭州书肆的描绘，带有日人特有的视角和品位，饶有趣味。试想，若是没点品位和文化自信的话，一个日本人，敢为《书林清话》纠缪且补遗者乎？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