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孝成
12、龙头村、棕色皮革营
向昆明以南进贡,龙津目前属于盘龙区,在昆明北郊。我们从南向北移动,到龙津棕榈皮营地,已经下午4点多了。
80年前,龙津哈哈的首都村、钟丽菲营、沙家营、瓦窑村等20多个村庄在镇公所在首都村,所以当地人用首都村代替了龙津。这给很多研究者带来了麻烦,但实际上是因为龙头村又宽又窄。如果说“水龙头村的棕色皮革营地”,广义上的意思是“龙津的棕色皮革营地”。住在棕皮革营地的人说自己住在水龙头村也是广义的。
1940年11月12日,查普什一家搬到龙津,是因为10月下旬欧亚航空公司撤离昆明北桥,总部在钟丽菲永村头的应对公司工作。查夫西一开始住在村里,对面是村公所。镇公所住着一对犹太老夫妻,老师里奇森,是中德合资欧亚航空公司原来的德邦代表。去年,德国承认南京伪国民政府,所以中国政府冻结了公司的德邦股份,遣返了大部分德邦职员。但是德国正在杀害犹太人,里奇森夫妇有回不去的家,所以不得不留在中国艰难地生活。第二年1月,蔡家搬到了棕尾皮营地,冯友兰一家入住,但蔡普西有时会来看里奇森。
在欧亚航空公司之前,响应公司是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办公室和前言图书室(研究部门分布在水龙头村、棕尾皮英村、瓦窑村、保台山等地),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也搬到了这里。如果响应寺院后面,交叉医院是新建的四语所餐厅和招待所。棕皮革营一带窑业发达,特别以生产锅碗瓢盆而闻名。以前钟丽菲英村村长赵忠毅挑选陶瓷产品去昆明市卖,认识了司语所的石场,两人一搭讪就互相认识了。后来,石长去龙津调查手工业情况,与赵崇义再次见面。各机构开始撤离昆明时,石长建议布斯去龙津。为此,两人特意先考察了一次,然后才搬进来。当时是1938年9月。
石场拍摄响应寺
当时,石长像给应答公司拍照一样,后来进口了他的《龙头一年:抗战期间昆明北郊的农村》本书。照片中的反应寺,大树下,河边,寂静,世外桃源一般。让我想起郑家富的回忆。“棕色皮革营真漂亮。那自然景色可以说是世界上罕见的。爸爸经常漫步在金汁河岸上,朝南望去,四季常绿农田,抬头看山坡上的青松。他怎么能抛弃那自然美景,过城市生活呢?”。" "
十三、回答者寺院目前的样子
停车跟着陈立言老师。他已经好几年没来这里了,边走边感慨又变了很多,回想起二十多年前来到这里找到西南联合国大会教师故居的情景。得了吧,她小时候住在这里设置的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一个小分队里,这一部都是她玩游戏的地方,不知道哪里想到这里有这么辉煌的过去,偶尔会吓一跳。 (温斯顿,生活)我们走过一座宽约4米、长约89米的小桥,三三两两的村民坐在边上闲聊。指着桥下:“这是黄金果汁河!我小时候经常在这里玩!”Chuck Cheng老师说,金汁河河床比范龙江高,农田需要灌溉时打开闸门放水,这是水龙头村一带的母亲河。这时河里没有水,河床上杂草丛生,绿色生机勃勃。
《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中华书局2021年5月版
桥的斜前面是热闹的菜市场,再往前是(南)龙头村。我用过《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 52页龙津入口的一张历史照片,对面方向往这边走。我们向左拐(东南部),才走了二十多步,就在大树下。有人用桌子卡,战斗派对喝醉了,三五旁观者,真不闲!陈老说:“联合国西南联大的老师们经常在这棵树下喝茶、聊天、听钢琴。”
“西南联合国大会的老师们经常在这棵树下喝茶、聊天、听琴声!”
这句话一下子把我们带入了历史状况,不由自主地放慢了脚步,仔细打量了一番。树是云南常见的云南葫芦,只有树干粗,身体覆盖着树种,高10米以上,枝叶茂盛,左江右路覆盖阴凉。不知不觉地走了过去,又回头看了看后面,后面的陈露说。“这里是应答者。萨语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在这里。”在历史情况下,真的一点也不能放松,快转身。但是,在3米之外的马路对面,显然是再也不平凡的郊外常见建筑。果然,陈露补充道:“现在是棕尾营地的村委会。”。" "
.过去接受萨语素、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应答史遗址的现在,钟丽菲英村委员会。
>嗯,的确是个村委会的形象。大门约四米宽,铁门敞开着,两边的柱子上贴着“诚信”“友善”“自由”“平等”等字,其他的字被各种海报、告示盖住,上面斜插国旗各一面,更拉起红色横幅,两行黄字是:“已接种第一针新冠疫苗满21天的居民,本周六、周日不去接种第二针疫苗的,下周一不得进村,进小区。”门左是黑板报,贴着花花绿绿的防疫提示。里面院子约百平,停着一辆汽车。楼呈U字型,两层,下层墙面贴淡黄色瓷砖,上层墙体好像用的是简易材料。进去看看吗?陈老犹豫了一下,算了。我们都默然不语,缓缓走过这曾经的中国学术圣地。
十四、古梅书屋
沿着响应寺故址的外墙,向南走二三十米,小路分成三叉。向右(西方),是村委会的背墙;向左(东方),是居民区;向前,当然也是居民区,左边这栋楼当着路口,是赵崇义之子赵林的家,右边两栋楼,左右之间的路上,有一口小小的水井。水井早就不用了,没有井盖,用一块木板掩着,再用砖压住。
这一口小小的水井,是确定傅斯年、查阜西故居的标志
陈老叫起来:“就是这口井!”手指右侧,“这里就是傅斯年和查阜西的家的位置!”
棕皮营村很小,查阜西来时,也才三十六家农户,租住的是响应寺后村长赵崇义的新宅、棕皮营36号——所谓新宅,是因为房子刚刚归赵崇义所有,而原主人,就是史语所所长傅斯年。
响应寺后面的地,属赵城顺、赵崇义兄弟家。史语所食堂、招待所,占用了赵城顺的地;食堂、招待所后面的傅斯年家,占用了赵崇义的地。食堂与响应寺、傅斯年家和食堂,都隔着过道。前一个过道,大约就是路口向右的小路;食堂差不多在右侧靠外那栋楼的位置,傅斯年家的主屋差不多在右侧靠内那栋楼的位置,只不过现在这两栋楼间距仅一米,往日的过道万不至如此窄小。
傅斯年家的设计者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两排平房,有围墙,有门出入。前一排(靠近吴姓人家的)高大些,四间平房,主人住,后一排矮小些,三间,是厨房、保姆房和杂物房,另附一间厕所。前后排之间有个院子,院内有古梅两株,一前一后,相距约三米,都是下半部分虬干盘旋,上半部分矫矫其姿,高过屋檐。这里刚开始建时,到了竖柱上梁的阶段,石璋如让赵崇义站在柱前,拍了张照片。看角度,是从里往外拍的。
到了竖柱上梁的阶段,石璋如让赵崇义站在柱前,拍了张照片(赵林保存)
史语所疏散到这里,是权宜之计。地得借用老乡的,房子得自己出资建,但一旦迁走,房子又没法搬迁。在当时,他们用的方法是“借地盖屋”,也就是老乡把自己的地借给他们盖房子,不收租金,一旦迁走,土地上所建的房子就归土地所有人所有。1941年底,史语所迁往四川李庄。按照协议,傅斯年将房子转交赵崇义。
后来,赵林给我看了一份家藏八十年的傅斯年亲笔文书,写在一张甲骨图案的笺纸之上:
本人于去年夏借昆明县棕皮营村赵崇义君祖业基地建房,大小七间,外厕所一间,前后门各一。当时言明,迁走时将所建房赠送地主。兹决他迁,特将上列各房赠与地主赵崇义永远为业。
傅斯年(“傅斯年印”白文方印)
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一日
查阜西租住的,就是这所一个月前傅斯年刚刚交付的房子。傅斯年还留了一些物品,可供新主人日常使用。
查阜西最爱梅花。那只住了半年、都来不及告别的苏州新居,叫“后梅隐庐”,如今流徙西南,竟然又与两株妙不可言的古梅朝夕相对。此间三公里开外的黑龙潭,以“唐梅宋柏明茶”而著称,他去看过,觉得所谓唐梅也不过如此,自家的这两株古梅不见得比它差。有一回郑天挺在他家吃完午饭,去游黑龙潭,看过三绝,谓之“妄言耳”,大约是“英雄所见略同”。
他把自己的新家,唤作“古梅书屋”。
十五、古梅书屋来客
1941年1月搬到棕皮营,5月查阜西就从欧亚航空公司辞了职。在年底出任滇缅铁路督办公署专员(次年十月又任滇缅公路工程局材料副处长)之前,他过了大半年游览与经商——也可说是失业——的日子。这大半年里,大姐查庆云在8月回了修水老家,两个女儿都被送去路南县的联中读书,只有查克承在龙头村的镇中心小学念书(五年级时又转学去在岗头村的南菁学校)。夫妻俩带一个孩子,住四间主屋,实在有点浪费。查阜西就招来了认识不久的西南联大副教授陈梦家夫妇住另一间。陈夫人赵萝蕤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父亲赵紫宸不仅是学者,也是音乐家,钢琴是她从小熟习的。但这里没有钢琴,却有古琴和大琴家。赵萝蕤很自然地跟查阜西学起了古琴。
大琴家还有另一位,那就是与查阜西“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彭祉卿。最先,一位弹琴老友当了县长,彭祉卿跟去做幕僚,可没多久就来找查阜西,愤愤地说:“他是个贪官!”他狷介率性,看得上的人少,和查阜西相处十多年,倒还是那么密切。
这年秋天,古梅书屋还迎来了另一位客人,查阜西“昆曲同门”罗常培的好友老舍。9月初到10月上旬,老舍在棕皮营后面的宝台山上,一边陪着罗常培养病,一边写剧本。中秋节(10月5日)前的一天,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徐炳昶建议,中秋夜能不能带上乐器,泛舟滇池。这最终没办成,一个原因就是“找不到会玩乐器的朋友”,大概中秋节前老舍还不认识查阜西(徐炳昶认识),或者那天查阜西没空。罗常培《老舍在云南》又说:“三月不知肉味的素菜,臣心如水的清汤,真怪难为他下咽的。幸而住在乡下的几家朋友轮流‘布施’他,像芝生,阜西,了一,萝蕤,梦家,都曾经给这位‘游脚僧’设过斋……”五人名单里,古梅书屋就占了三席。他们相识,应也不出这些日子。
老舍的《滇行短记》写到了古梅书屋:
在龙泉村,听到了古琴。相当大的一个院子,平房五六间。顺着墙,丛丛绿竹。竹前,老梅两株,瘦硬的枝子伸到窗前。巨杏一株,阴遮半院。绿阴下,一案数椅,彭先生弹琴,查先生吹箫;然后,查先生独奏大琴。(引注:这里的“大”字,显是“古”字的误识。“古”字略草,下不封口,极似“大”。另,并没有“龙泉村”,只有龙泉镇、龙头村。)
在这里,大家几乎忘了一切人世上的烦恼!
这小村多么污浊呀,路多年没有修过,马粪也数月没有扫除过,可是在这有琴音梅影的院子里,大家的心里却发出了香味。
查阜西先生精于古乐。虽然他与我是新识,却一见如故,他的音乐好,为人也好。他有时候也作点诗——即使不作诗,我也要称他为诗人呵!
与他同院住的是陈梦家先生夫妇,梦家现在正研究甲骨文。他的夫人,会几种外国语言,也长于音乐,正和查先生学习古琴。
他们一见如故。查阜西陪他去大观楼看滇池,10月下旬到11月初陪他去大理游玩与讲学的经过,俱详见于《滇行短记》。11月10日,老舍飞回重庆。
也就是这次大理之行,查阜西在喜洲镇认识了一位江西老乡、华中大学国文系教授游国恩。1942年秋,游国恩来西南联大执教。居所难觅,一再搬迁,第二次搬到了棕皮营,恰与查阜西为邻。正好之前陈梦家、赵萝蕤夫妇搬去了村内的李荫村家,查阜西看到游国恩饱受房子漏雨之苦,遂招之入住,给他一大一小两间房。游国恩写有《移居龙头村》《听修水查阜西鼓琴赠之以诗》,从“有竹不受暑”,可知入住时是1943年夏天——不过昆明的夏天,不大像夏天。
龙泉镇里,查阜西成了大家的朋友。来过古梅书屋的,至少有罗常培、郑天挺、朱自清、浦江清、汤用彤这么几位。不过,查阜西引以为傲的那两株古梅,在1960年左右被伐去。赵林带我来到两排房子之间的狭长空地,就是老舍笔下“相当大的一个院子”的位置,指着过道的两边说:“就在这里。”
石璋如在傅斯年家拍的一张照片,镜头中人有傅斯年夫妇、郑天挺、吴晗等人,检郑氏日记,当是1939年10月21日
古梅留下的唯一影像,见于石璋如在傅斯年家拍的一张照片,镜头中人有傅斯年夫妇、郑天挺、吴晗等人。检郑氏日记,当是1939年10月21日:“下山先至响应寺收拾行李毕,更至孟真家午饭,食包子、烫面饺,绝美。子水、元胎、辰伯亦自城内来,济济一堂。饭后摄影数帧。”清秋佳日,古梅是枝繁叶茂的样子。
十六、杂记赵家
赵崇义1969年去世时,五十九岁。赵林1946年出生,往前,没赶上傅斯年查阜西们,往后,解放了,运动多起来了,父亲也不会说太多往事给这个少年听。但随着前来寻访的人渐渐多起来,他也在不断回顾和印证家庭的记忆。
陈老打赵林电话,正好在家,下楼开门。
之前,我听查克承说起过他和他的父亲。赵崇义在农村,属于有知识的人,家里有许多旧小说。查克承小时候,在他家不仅借阅了《杨家将》《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还有《福尔摩斯探案》《义盗亚森罗平》这些外国小说。有次将近吃饭的时间,查阜西从外面回来,正好遇到赵崇义。云南的农民很淳朴,热情好客,他们有个习惯,见了面喜欢问“你请过饭没有”,就是吃了饭没有。那天赵崇义就这么问了他一句,查阜西说我这就回家吃。赵崇义说:“到我家请饭吧。”查阜西心血来潮,说:“好!”几步跑回家,拿了一种用玉米酿制的云南烧酒“升酒”(好一点的叫“重升酒”,度数高一点,还可以泡一些中药材),真的去赵家吃饭了。赵村长接待他,也很普通,并不是什么好酒好菜。就是这样一种自然而朴实的交往。
棕皮营村村长赵崇义,石璋如摄
查克承第一次回昆明访旧,并没找到赵家的后人。2002年赵林去福州出差,顺便联系拜访。查克承送了他一本几年前出版的《查阜西琴学文萃》,说:“你比任何人都应该得到这本书。”这句话让他回味至今。查克承当然不是说,没有赵家,父亲就写不出这些文章,而是感念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赵崇义给了他们一个美好的容身之所。这持续了两代人,跨度七十年的情谊,即使在房东与房客之间,依然动人。
所以,在与赵林握手时,我大大方方地代表查家向他问好,并不顾虑自己不是查家人。重走查阜西之路,也是从前与查克承说过的心愿。
2002年,赵林在查克承家。查克承说:“你比任何人都应该得到这本书。”这句话让他回味至今。
陈老问,陈惠英还在吗?赵林说在。我们都松了口气,一起去找。从路口向东走五十米许就是她家,门大开着,村民谢文林(后来得知他是入缅作战的中国远征军之后)上楼接了她下来。一看,好精神的老太太!
老太太1930年生,比查克承还大两岁,是查克承小时候的玩伴。她母亲先后为傅斯年、查阜西两家挑水,有时候她闹着玩,也挑水。水井就是刚才引发陈老惊呼的那个。陈老采访从前老太太,得知了这一情况,告诉了赵林,赵林赶紧把早已废弃不用、差点儿就填平的水井保护了起来,算是为历史留下了一点痕迹。
在老太太家门口,赵林和老太太感慨:“棕皮营知道傅斯年查阜西他们的,就只有我们俩啰!”
陈惠英老太太与陈立言先生(刘济源摄)
两天后,马君毅载我来接赵林去参加新书分享会,他给我看了从前在查克承家的照片。十年前,我在查克承家住过几天,熟悉的场景勾起了许多回忆。他又拿出一张老照片,赵崇义站在妻子李惠英和大女儿赵巧珍之间,他说:“这是查阜西给他们拍的。”
查阜西为赵崇义一家拍的照片(赵林保存)
十七、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高德地图上,棕皮营的名人故居只标出了一处,那便是梁思成、林徽因故居。梁思成、林徽因在棕皮营住的时间并不长,但如今的村民们可以不知道傅斯年、查阜西,不会不知道他们。查阜西在文章中,写过与梁、林的交往,但不多。梁、林离去时,房子给金岳霖住;金岳霖离去后,入住的是从查阜西家搬出来的陈梦家、赵萝蕤夫妇,其时约在1943年初。房子的主人李荫村,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划为棕皮营唯一的地主,1960年去世。
顺着陈惠英老太太门前的路,向前走个二三十米,右拐,是一片空地,停着许多汽车,小朋友们在这里打羽毛球。空地右边,是一排不高的红砖围墙,了了、刘济源、丁杰他们三位,已经趴在墙头往里看,满脸兴奋。这便是梁、林故居了。院子的门锁着,悬一牌,写着“私人产业,谢绝参观”,只好同登围墙,伸头探望——据说原来只是土墙,院门也不开在这里。院内是平房两排,坐东向西(墙上《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简介》写“坐西向东”不确,当以正房所对方向为准)。其中正房三间,主人所居,南侧并排有一间略矮的偏屋,就是金岳霖“逐林而居”之所了;后面是两间附属用房。土木结构,白色墙面,重新粉刷过,两面坡屋顶,瓦都很新,说是青瓦,但灰褐相间,深浅不一,倒也清新可喜。围墙之外的三面,环绕着三四层的居民新楼,小院子好像是“遗世独立”的所在。那对少年的我产生巨大影响的梁、林、金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好像是“遗世独立”的所在(来自网络)
镶嵌在墙上的介绍说,这是梁、林夫妇一生为自己建的唯一一处居所,但我想意义还不限于此。看过一张维修前的照片,房子虽然破旧,但能发现原貌未遭破坏。在这个不大的棕皮营村里,中国的顶尖文化人物散居各处,虽说村内格局基本未变——路还是路,住宅还是住宅,但几乎全部经过了不止一次的拆除重建(查阜西故居在六十年代改建为红砖房,十三年前加高重建为楼房),唯一基本保持初貌的,只有这梁、林故居了。六十年代前期,房子一度返还李家,“文革”开始后,这里曾作为宝云大队的办公室和合作医疗室使用了很长时间,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才将产权返还李荫村的女儿。只是当时李荫村的女儿一家都在外面工作和生活,没人留在棕皮营,这就解释了门口“私人产业”的提示。2003年,这所房子被列为昆明市市级文保单位,从此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目前,盘龙区文化局委托了一家文化公司保管这里的钥匙,平时不对外开放。
八十年前,棕皮营和它的周边地区,一下子来了许许多多穿西装戴礼帽的怪人,做着奇奇怪怪的事情,没几年又全部消失了。这对当时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如今随着岁月流逝,除了梁、林故居,几乎没有留下痕迹。如果傅斯年、查阜西、李济、董作宾、李方桂乃至附近的冯友兰、顾颉刚、王力等人的旧居保存到现在,当然很好,善加利用,相信也能有益于居民们的生活,但这一定需要多方因素综合起来,方可水到渠成。否则影响居民的生活质量,有碍于地方的发展,不但不现实,也不会是这些文化精英所愿意见到的。所以,我在感慨“逝者不可追”的同时,已经满足于保留下来的梁、林故居。从个人而言,他们在这里安身;从文化而言,他们在这里延续。梁思成、林徽因何尝不能代表所有在这里生活过的学者们,留下一点痕迹,埋下有无限可能的火种。
十八、司家营
住在龙泉镇的西南联大教授们,都是步行去昆明市区,查阜西亦然。《龙头一年》记载了这样一条路线:“从龙头村出发,经麦地村、司家营、羊肠大村、羊肠小村、三竹营、金刀营和白庙村,最后到昆明的北门,行程约一小时。”查克承回忆,城里到龙头村其实是有马车可坐,一是从城里经过岗头村、黑龙潭再到龙头村,一是从东边的金殿上一个小山坡,拐弯到龙头村,都绕道很远,还是步行方便。
梁思成手绘的龙泉镇一带地图,标出了去昆明、金殿的路(来自《龙头街的守望者》一书)
1943年3月,查阜西重归航空业,出任新组建的中央航空公司副总经理。其间,因陈纳德“飞虎队”的战绩,制空权已掌握在盟军方面,昆明城内的日军轰炸基本不再有了,航空公司也搬回城里尚义街。但查阜西留恋农村的安静生活,仍住在棕皮营,平时在城里上六天班,星期六傍晚步行回来,星期一一大早去上班。他的路线是从尚义街出发,走小路,路过金刀营、司家营,大约十多华里,用一小时许。有时候下雨,小路泥泞不堪,查阜西就买一双草鞋穿上,将皮鞋换下来再走。
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在棕皮营西南约三华里的司家营,查阜西的朋友闻一多、朱自清、浦江清住在这里。查阜西路过司家营时,有时会稍作停留,看望友人,还带着查克承去过闻一多家。朱自清日记里,提到查阜西的地方不少,浦江清则是查阜西的曲友。那么司家营也是必须要去看看的。
闻一多故居改造前(来自《龙头街的守望者》一书)
闻一多故居在闻一多公园内。从西侧门进去,这是一个现代气息很浓的公园,树木草坪、路灯座椅等等一应俱全。横穿公园,靠近东侧,才看到两个小院子,其中一个两层土木结构,坐西向东,小门紧锁,门口挂着“清华文科研究所旧址”的牌子,旁有一面墙,介绍“闻一多朱自清故居”。说实在的,当时已是黄昏,在满目平山远水的公园里,忽然出现这两个略高的院子,显得突兀而孤单,说不出的诡异。陈老介绍说,从前这里房子挨着房子,现在是除了这两个院子,全部拆光,建成了公园。原来如此!这就彻底改变了原有的基本格局、日常氛围、生存状态,等于是把有生命气息的建筑,做成了硬邦邦的标本了。在棕皮营,我能感觉到生活在那里的人,与傅斯年、查阜西、梁思成他们周边的人们是血脉相连的,即使旧居拆除重建了也不要紧,但在这里却感受不到。真是令人失望!
闻一多故居今貌
失望也罢,激动也罢,一天的紧凑寻访结束了。云贵高原的夏夜七点,天光未暗,我们在附近一家饭店坐下吃晚饭。出乎意料的是,大家岂止是精神一振而已,简直可以用亢奋来形容。这一天的见闻,几乎让每个同行者都感受强烈,疲惫劳累,一扫而空。
十九、尚义街、正义路
与寻找查阜西住过的地方相比,寻找他的办公地点,是完全失败的。
7月16日上午,与马君毅从大观公园回到崇仁街之后,去了尚义街。尚义街3号,是欧亚航空公司刚到昆明的办公地点。也许会有遗迹保存下来?哪怕找到一个纪念牌也好。
尚义街不长,在北京路到白塔路之间,大约一华里,步行七八分钟也就走完了。八十多年前这里是怎么编号的,仓促间无法知晓,但既然是三号,终归靠近路口。如今街南一侧都是新房子,街北一侧靠近北京路的,是昆明著名的石房子,靠近白塔路的,是云南中医药大学门诊部。石房子是民国时代的建筑,有着辉煌的过去,中医药大学门市部的房子虽然比较老,但也不敢断定年代。
到这里已近午间,因为下午还要赶去西山拜谒彭祉卿墓,我和小马只得匆匆离去。但我仍然不甘心,18日上午又拉着了了来这里重新走了一遍,没有收获,一如既然。不过,发现尚义街其实是穿过白塔路的,马路对面还有二百米左右,又过去跑了一圈儿,当然还是废然而返。
了了引我去她的道家师父廖道长那坐坐,就在尚义街、白塔路交界的白塔之旁,叫盐隆祠。廖道长刚吃完午饭,看了了来了,一边过来说话,一边顺手拿起花坛里的小铲子松松土。他长我几岁,面貌松弛自然,完全看不出曾经当过兵,而且,他是莳花妙手。大缸里好几棵怒放的荷花,饱满而傲娇,就是他的杰作。他招呼我们进去喝了几杯茶,弟子们过来让他试试箫,他连试了几支,吹得颇不俗。了了说,他没跟谁学过,自己摸着吹的,那就更难得了。才坐下几分钟,便似乎远离了尘嚣,但出得门去,又是满目的都市繁华。
1943年中央航空公司组建,是在接收欧亚航空公司全部资产基础之上的。1943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郑天挺“偕莘田携诸儿至才盛巷谒孟邻师、云南实业银行晤绍穀、滇惠医院晤静娴、中央航空公司晤阜西,即约阜西、静娴至冠生园便饭。遇今甫亦在,并案而食。食后至正义路中央航空公司办事处小坐。有磅秤,称之,凡一百三十一磅,较十日前增三磅”。可见这时查阜西是在正义路办公。正义路在崇仁街北约两华里,在尚义街西北约五华里,是老昆明的市中心。但来不及去寻访了。
查阜西的大部分时间,在公司里办公,而不是在家。这次偏偏对他办公地点的资料几乎全无准备,可说是此行最大的遗憾。
二十、谒墓记(上)
在西山北入口,吃罢查克承喜爱的豌豆粉、朋友极力推荐的烧饵块,与了了、小马登上大巴,一站到华亭寺下。这也是我期盼多年的行程,拜谒彭祉卿墓。六十七年前,查阜西等人将彭祉卿葬于这里。
查阜西虽然少年习琴,但几位老师水平都不高,他的琴艺,主要是在琴友间互相交流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积淀、消化、提炼而形成的。在他的青年时代,华阳顾氏与庐陵彭氏两个琴学世家对他的影响最大,彭氏即彭祉卿。他的青年时代终日为国恨家仇而奔走,虽然与琴苑联系紧密,终未参与太多。直到1930年左右事业稳定下来,才开始频繁参与到琴苑事务中去。
1934年秋,张子谦登门拜访查阜西,又因之而结识彭祉卿。三人一见如故,后来彭、查干脆都在张子谦的居所借住,终日钻研琴学。三人之中,论年龄,彭最长,查小他四岁,张又小查四岁;论琴艺,查、张都推重彭;论资历,彭出身官宦之家,有家学,江南华北均曾游历,出道甚早,而张则系出广陵派正传;论性情,彭率性,查干练,张豁达。此后一两年间,沪宁一带琴友们渐以这三人各自擅长的曲目,称他们为“彭渔歌”“查潇湘”“张龙翔”,并称“浦东三杰”。今虞琴社成立时,即是以彭、查主其事,张为辅助。航空公司内迁后,彭随查辗转西南,张则与沈草农、吴景略等琴友留在上海。
彭、查是彼此的良师益友,也是知己。彭祉卿脾气大,常常一言不合,就给人脸色看,唯有查阜西知道他内心苦闷,一再包容。他又是至情至性之人,人已中年,仍为情所苦。查阜西住在棕皮营期间,后面的宝台山上也一度住着一位为情所苦的中年人卞之琳,苦恋对象正是查阜西的好友张充和。夏济安曾记卞之琳酒后牢骚云:“少年掉牙自己会长,中年脱牙没法长全,少年失恋,容易补缺,中年失恋才真正悲伤。”大约也可以转而形容彭祉卿。不同的是,卞之琳隐忍,寄情于小说《山山水水》,彭祉卿“自为戕贼”,喝酒喝死了。从此,世间再无“浦东三杰”。
张充和书昆曲谱《长生殿弹词》
了了数年前与诸多师友拜谒过彭墓,跟着人走毫无负担。这次成为引路人,又知道我膝关节不好,不宜走山路,多少有些压力。果然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她从一开始就把我们带上了一条歧路——从虚云纪念堂下去,经正觉寺进入深山,过玉兰园,等发现确实走错了,就得千方百计回到正轨上去,真是难为了她!我呢,不慌不忙,虽说已拿着枯枝当拐杖用了,还劝慰她:地方就这么大,不要急,总会找到的。毫不费力地找到,就不好玩了。迷了路更好,说不定会意外遇到好玩的东西呢……
这句话说完十分钟左右,在深山里的一块平地上,果有奇遇!
那是一棵高高的树下,竖着一个四尺半高、一尺半宽的青石碑,碑上镌刻两个楷书大字“诗冢”,下有小字十一行。我们兴奋地围过去,打开手机电筒,将光线侧打在字迹上,这样才能看得清楚一些,一边将小字全部拍下来。归来细细辨认,内容是:
《嗣音集》稿本,皆琮所书,既登梨枣,犹以前哲遗墨,不忍烬之。爰葬诸太华之山,而为铭曰:郁郁佳城,群峦作辅。穷达一邱,翰墨千古。士为国光,桑梓所望。兼三不朽,何假词章。遇蹇才丰,实多往哲。短咏长谣,一腔心血。寿诸剞劂,遗草班班。卜云具吉,藏之名山。光辉莫遏,腾跃郊野。碧形似鸡,金形似马。其气上升,结为彩云。傍植文梓,下生香芸。于以封之,如山岌㠖。我为斯铭,配文泉子。
咸丰六年丙辰三月穀旦 昆明黄琮撰并书丹,僧人岩栖勒石
山中偶遇“诗冢”碑
后来小马检得《嗣音集》即黄琮(文洁)所辑《滇诗嗣音集》,这是一百六十五年前黄琮将书稿埋葬于此而立的碑。所谓“碧形似鸡,金形似马”,是指西山形如碧鸡,故又名碧鸡山,与昆明之东的金马山遥遥相对,市内东西走向的金碧路也是因此而得名。
归来后,又发现此碑已载入由云龙《滇故琐录》。两年前,我曾在上海图书馆一气读完由氏著作八种,《滇故琐录》也在其中,但对此已毫无印象。然而他的诗集中,有听查阜西、彭祉卿弹琴之作,有挽彭祉卿之作,分明是记得的。最奇妙者,挽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西山一坯〔坏〕土,千古□(引按:原脱一字)黄彭(葬西山,与黄文洁诗冢为邻)”,将诗冢与彭墓并举。当初读到这里,哪里会想到有朝一日会在访彭墓的迷途中偶遇此冢?“士为国光”“遇蹇才丰”,又何尝不是彭祉卿的写照?念及此节,不免作古今同慨了。
二十一、谒墓记(下)
我们大感振作,很快便走出迷途,到了公路边,对面正是昆明有名的法国人柏西文先生之墓。但我们在对面的山上还是走了一段冤枉路,再原路折回,我在南洋华侨机工抗日纪念碑前小坐休息,了了和小马去找人打听。彭祉卿当然不会有人知道,他们打听的是张天虚墓,好几位热心的司机都指着我们来的这条公路的北方说,就往前走,很近!
沿着我们坐大巴来时的公路,往返程方向(山下)走了一华里多点,便是一个九十度的左拐路口。路边有一处通向山上的石阶,以铁门隔断,挂一铜牌,有字曰“禁止通行,严禁烟火”。旁为不可移动文物安全直接责任人公示牌,注明这里是张天虚、杨杰、彭寂宽、廖新学、毛友桂、赵炳润、陆鼎恒、郑一斋八个人的墓。张天虚墓在这里,那就没问题了。然而怎么进去?毕竟是了了细心,她看了看,铁门竟然没锁,伸手进去打开门栓,轻轻易易就打开了。我们齐声欢呼,一拥而上。
上去后正面便是张天虚墓,占地较大,了了说:“就是这里!”一边,飞快地带我们向右侧走去。右侧有七八个墓,两三个墓上还有大而鲜艳的假花,了了说那应该是住在附近的老百姓的墓,墓上放花是当地的习俗。彭祉卿的墓在群墓之中,几棵大树之下,直径两米多,环以青石三叠,高约一米半,其上杂草丛生。墓碑面向东北方向(这是彭祉卿的故乡江西的方向),阴刻: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五月
琴人彭祉卿先生之墓
杨立德 李廷松
龚自知 徐嘉瑞 公立
马崇六 查阜西
与查阜西公立彭墓的五个人中,杨立德是陆军中将、昆明行营及绥靖总署任副官长,两年后,他因被蒋系人马诬为李公朴、闻一多遇刺案的策划人而刑讯逼供;李廷松是琵琶名家;龚自知是云南省教育厅长;徐嘉瑞是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马崇六是陆军中将、全国工兵总指挥,差不多在安葬彭祉卿的同时,滇西大反攻开始,他参与指挥强渡怒江。他们想必都是彭祉卿的故旧。
彭祉卿墓
墓碑之前的地上,铺以片石,上陈花一枝,已枯萎。我们将带来的一束菊花放在这里,退后一米,三人一排,鞠躬致意。这位在战争时期早早辞世的传奇琴人,不但没有湮没的历史的长河里,反而以他的杰出成就和浓烈个性,不断吸引着一代代的琴人。弹《忆故人》这首名曲的人,不会忘了这是他公布的家传秘谱;研究历代古琴指法,他的《桐心阁指法析微》是引用率最高的著作之一。他是现代琴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也是查阜西一生最重要的友人。心系多年,终于来拜谒他了。
我们又环墓数周,动手清除上面的杂草,发现周边插满了褐色的线香,若以三支为一炷,至少有六十四炷。是一批人还是多人次所为,看不出,但求前辈保佑的恳切之心,却是可想而知的。再看墓侧树下,有泡沫箱在焉,内有空酒瓶子四五个,想必是来拜谒的琴友们孝敬前辈后所遗。这六十四炷香、四五个空酒瓶,真是墓园奇景。
彭墓之旁,是抗日牺牲的空军烈士毛友桂之墓,再外便是张天虚墓,以张墓面积最大,也最气派。和他们相比,彭祉卿显然没有被视为名人,门口的牌子上列举的八个名字里没有他,足以说明问题。因为未曾享受太多名人墓的待遇,他的墓基本保持了原貌,与周边普通人的墓没有太大区别。我倒觉得这样很好,完全符合他落拓不羁、斯人独憔悴的风度。若是给他圈块地,堂堂皇皇起来,岂非不伦不类。
最近这些年来,琴人们热心呼吁,彭墓终于在三年前被列入西山区文保单位,两年前区政府在墓旁立了大理石的文保碑,这样也就够了。如果说还能做点什么,当然也有。据张充和所言,彭墓前曾有一副石联“泠泠七弦上,栖栖一代中”,是查阜西集句,她书写的。这若能恢复,不失为好事。推测高度不会超过墓碑,位置当在墓碑两侧,也不占地方。只是如今既然成了文保单位,已不是个人说恢复便能恢复的了。
下山后去琴友刘彦忠家做客。多年来刘君为保护彭墓奔走呼吁,听说终于列入区文保了,十分高兴。他烧菜绝妙,在这个菌子上市的时节发挥得淋漓尽致,让我大饱口福。饭后鉴赏、按弹了他的明琴,又取出李瑞先生传给他的《双琴书屋琴谱》《养心堂琴谱》来给我欣赏。他说,书名不像李老师所题,不知道是谁写的。我一看,查阜西的手迹!
二十二、今昔应和,不绝如缕
7月17日上午,小马接我去游黑龙潭,见识了唐梅松柏明茶。午间再回棕皮营,接了赵林去参加下午在春晓书店举办的分享会。了了安排得精心,陈立言、赵林、范丹、刘彦忠这四位嘉宾又各有角度,发言精彩,活动办得出乎意料的成功。连同18日下午在麦田书店举办的第二场分享会,昆明之行,近乎完美。
19日归来后,有两件事颇可一记。
在昆明春晓书店举办的《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查阜西与张充和》分享会现场
据宋辞、王晋凡二位见告,2009年挖出的见龙泉青石井栏,今置于三台山上的冰心旧居默庐之侧,有“丁丑仲夏月”的双钩“见龙泉”三字残石、“邑人张铭题”的“□〔有〕龙则灵”三字残石,还有一块保存完好,大字题为“漱玉”,后有跋云:
泉距城里许,味甘而清冽,年久失修,民国丁丑春,屏山李公右侯来宰吾邑,慨捐鹤俸,倡修是泉。落成之日,遍征题咏,谋垂久远。余不文,谨书成句,聊志鸿爪之意云尔。
邑人李又贤题
古□张一行书
见龙泉井栏“漱玉”拓本(宋辞先生提供)
近日他们正在为这些井栏制拓,发现这些与《往事分明在,琴笛高楼》中的记载能够对应,大为惊喜。由于昆明一带泉水颇多,据说有人认为日常所谓“龙泉”,并非十二年前挖出的那一个,而如今参以查阜西《抱瓮泉记》“呈贡西郊旧有地泉,县令李君右侯醵金筑亭其上,就泉井砌石如泮,邑人皆称为龙泉”,可以得到确证。李右侯修龙泉,是在丁丑(1937),查阜西说的“泉井砌石”,就是这些挖出的井栏呀!郑颖孙、查阜西、张充和昔日之所见者,消失数十年后,又为今日之我得见,怎能不令人兴奋!
还有,查阜西看到这个题为“漱玉”的井栏,一定会想起那张留在苏州家中没来得及带走的明琴“漱玉”吧。弹琴大半生,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张“漱玉”,可才弹了三年就失去了。在苏州的弟子庄剑丞来信说,日本兵用刺刀将“漱玉”琴劈成了几十片,金徽也被挖去,他只好回信让庄剑丞将这些残片好好保存起来。但在这里,他看到了另一个“漱玉”。虽说用这两个字形容泉水不算新鲜,也足以让他惊叹巧合了。
此外就是梅松得知了我在呈贡文庙的见闻,不由分说将那册汪孟舒旧藏的《南来堂诗集》上册寄来相赠,并嘱我要设法让这部书“破镜重圆”。我很感动于他的好意,又担心办不成,未免辜负,唯有尽力与随缘而已。三年前,他听说我从查阜西文中找到了汪孟舒引用《南来堂诗集》的例证,嘱作一跋以记之。因不能书,我拟了几句不像样子的文字给他,没想到他用娟秀的小楷录在纸上,夹在书中,一并赐下了。重读旧作,有两句还是引起了感触:
吾人不能忘情于历史者,端赖此今昔应和,不绝如缕。淇园兄(梅松号淇园)深情于故纸,当知余言之不谬也。
井栏出土,印证往事是“今昔应和”;因汪孟舒旧藏的一本书,找到他使用此书的证据,也是“今昔应和”。在昆明追寻查阜西的遗迹不也是如此?我们一遍遍地追寻历史遗迹,其实是在不断强化记忆,提醒自己历史并非虚妄,人生自有意义。这样,过去的岁月和人物,才能给我们更多的温暖、信心和勇气。后之视今,大约也是如此吧。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张亮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