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Wolfgang 载于中读App

1942年1月22日，萧红死于香港圣提士氏临时医院，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的遗言。”

梅志在回忆她的文章中提到，“尽遭白眼冷遇是夸大的感伤”，因为二十出头的她凭一本《生死场》便在上海立足，得到鲁迅先生和其它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实在是幸运而非有冷遇之说了。

她本该是幸运的，在属于自己的文学天空中飞翔。偏偏她生着那样一个怯懦的灵魂，她恐惧天空的低矮与自身的累赘，她惶恐着随时会到的坠落和那随着累赘一起的粉身碎骨。她好比一只肥胖的灵雀，本该努力扯着脖子往上扑腾，将周身的赘肉消了，往那低矮的天空使劲窥探更高的云层。她却惧了，她惧着飞翔途中难免而至的饥寒，她惧着肉体下坠时无可避免的撞击。因而她隐忍着，迈着沉重的步伐徘徊在不用煽动羽毛的大地，寻找着能保她无物质之忧的主人，她由着他们对她施以随性的暴戾，即便精神的痛苦早已扯着咆哮的尖嗓。她隐忍着，压着她的灵气贪食着来人的物质。因着她的胆小，怯懦与过度的依赖心里，让她难以成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的女性。女作家。她是一位有着天赋的孩童，她在家长与老师的呵护下可以写出妙笔生花的文，离了他们便是会读书却没钱上学的学生。她满文的妙笔与奇思得益于她那份天真的，浪漫的，永远那么小孩子气的性情。却也是那份小孩子天性带来的诸如柔弱与dependent的弊端让她毕生受尽饥寒与苦处。

鲁迅先生曾说，萧红是中国当代最有前途的女作家，会是丁玲的接班人。在我看来，萧红与丁玲是完全没有比的必要的，丁玲下延安，一身军装，威武气重，文艺气弱，她的笔触是结着一股家国之气的，多了理性的思考与妥帖的表达，遣词造句背后是有大志向在的，关于警醒关于呼吁。而萧红，完全是率性而为的，因着她孩子般的天性带来的天真笔触，少了成人世界的考虑与周到，想着什么便记什么，最是率真不作的。那么便有了两种吸引人的极端—可爱和残忍。她的回忆与思念，洋溢着童心的柔情，因而那情感是琥珀折射的光，薄薄剔透，却是柔和的美，让人跟着心疼的。

“而后我站到房后摆着花盆的木架旁边去。我从衣袋取出母亲给我的小洋刀。小洋刀丢了就从此没有了吧？我想，于是眼泪又来了。”这是她回忆生母去世前的一段场景，不提过多的缅怀与想念，只将当时小小的片段记了下来，却比强烈的抒情更能打动他人。比起额外地抒发个人情感，萧红更喜欢将场景还原，她将过去的，现在的所见一个场景一个片段地记下来，不附加其他的感慨与抒情。就像作画，稚嫩的简笔画，水彩画—“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功夫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功夫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一个小女孩，向你发着问，无矫无作，更没有腻人的沙嗲。长大成人的萧红回忆起她的家乡，写了这样的一部小说，孩童的笔触自然流露，绝非刻意卖萌装嫩。是天性的童真始终，即便成长一路坎坷，也没将她的笔磨得世故了，沧桑了，而是依旧那么天真地发问着，不懂修饰。

那么再来说那残忍的工笔画，孩童的心性来看现实最是赤裸裸，随性的笔触因为少了美的杂的修饰因而充满着力量，那是一种他人无法企及的力量，将生死记得淡淡泊泊，将残酷解剖得不留渣滓，她用孩童的视角描写周遭的世界，将残忍与苦痛纪录下来，却并未投入到那份残忍与苦痛中去，因而她不曾在里面的世界跟着他们一起哮喘，不说理解不说同情，只是睁着她那双孩子的大眼看着，不加过滤地将他们记录下来，写生般的。

“脱掉乳头的老狗，血流着，痛得满院转走。木箱里它的三个小狗却拥挤着不是自己的妈妈，在安然地吃奶。”没有美化，只有冷酷，没有感慨，只有现实，却充满着力度。“到后来有二伯枕着自己的血，不再起来了，脚趾上扎着的那块麻绳脱落在旁边，烟荷包上的小圆葫芦，只留了一些片沫在他左近。鸡叫着，但是跑得那么远……只有鸭子跑来啄食地上的血液。”言语是绝不复杂的，没有重彩的描绘，那描写也不那么深刻，读起来却莫名有了力度，只因为她那实诚的笔法将画面还原了，你就那样冷冷地跟她到了现场。她也没告诉你她看着有二伯那样流着血的心情是怎样，她也没将有二伯写得高大一些，将吃血的鸭写得无辜一些，她是纪实的，写生的，不是懂得修饰与想象的印象派。

我是极爱她天真的笔法的，爱她能将文字当成线条，画出一幅幅现实的力作。她的才华与她的天真紧紧栓着线，天真的性情给了她脱俗的才华，才华将她天真的性情发挥着，写出一篇篇美妙的文。她文章的力度来自孩子世界的能量，用稚嫩天真的笔法直写这个世界的生死疲劳。孩童冷静的笔触与生硬残酷的现实形成有力的冲击，因而那惊醒人的力量才会来得那么叱咜。因而她文学上的才华是别样的，不需要被他人所比较的。

然而是文学一方面，少了文学庇护的天真搁在生活里，那便是荒芜的悲剧了。萧红的一生幸在天真，不幸也在天真。

她是那样一个孩子，向往着踏实的爱与温暖。祖父与生母教她温暖，让她明白被爱的感觉，也让她懂得了失去爱的痛苦和荒凉。

“可是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之外，还有温暖和爱。所以我就向这‘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她是受过灌溉的，因而她懂得被灌溉的美妙，便倾其一生寻找着可以滋润的水源。她那颗幼童的心将人分成了两类，一是给了她爱的像祖父那样“同情我的人”剩下的“便是那凶残的人了”。

父亲便是那凶残的人。他对所有的人苛刻与暴戾，她在他那儿收不到父爱这东西，有的仅是强迫，驱逐与压制。父亲是那暴戾的魔鬼，在她的童年投下那么大的一块阴影与缺失，而那缺失是魔鬼嚎啕着的唇齿，让她只想拼命地索取与填补，去寻与父亲不一类的人。因而，在她日后的生命中，她固执地寻着她的“祖父”，她用她单纯的两类人的标准去选择人生的伴侣与挚友。

汪恩甲答应要带她去北平读书，她信了，与他同居并将身体交付。萧军将她从被困的旅馆中救出，她便全身心地爱着他，共度六年患难。后来，她跟了在与萧军的争吵中“常以义士自居出来护她”的端木蕻良。她认为他们一开始便对她好，是和父亲不一样的，同情她的人。因而她后来想不明白，“为什么男人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往日的爱人，为我遮避暴风雨，而今他变成暴风雨了！”她不曾想过会变，她觉得那些都是同情她，爱她的人，因而她固执地相信着会一直留下的情商，他们给过她灌溉，给过她寒风中的食物，因而她不舍得离去，不舍得飞，一轮又一轮地寻找着可以栖息的地。

作为一个天性始终的孩童，她是敢相信的，对人怀着美好的憧憬，同时她又是脆弱的，无助的，缺乏独立品质的。被萧军解救后，两人同住欧罗巴旅馆的那段日子里，她是那样的一种状态，在饥寒中入眠，醒来，等待萧军回来给她带吃的。是被养着的，饥寒岁月里的穷养，她常常像个乞讨者般候在旅馆过道等他回来。终于回来了，萧军问她是不是饿了，她几乎是哭了，却仍只能低头说不饿。[12]他从一开始便是以一个英雄的形象出现的，救她于水火，她是附庸他的，他也的确将她当成一个附庸，他是不顾她的，在最落魄的饥寒日子里，面包吃大半，水也只顾自己喝，他扮演着强者的角色，给她的只是有余力的关怀。她演了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面前所能有的落魄与狼狈，哭食，眼泪，柔弱，胆小，普通妇女尚且懂得隐忍这些本性里的缺陷，身为进步作家的她却无所顾忌地展练着。她的身为作家的涌泉般的才能被这些琐碎的弱点打压着，在与男人相处的日复一日中，她因着天性所带的对生活的愚钝将这些弱点暴露着，在他人的眼光中掩埋着才情与该有的傲气。因而在她的男人眼中，她的身为一个女人的弱点是远远盖过她身为作家的光芒的，因而他们有权利操控她，指使她，殴打她，甚至以鄙夷的眼光嘲笑她写的东西。

她饱受精神上的痛苦，同样的她没想着让自己坚强起来，发奋起来，摆脱自己也鄙弃的处境。她仍是畏惧孤独，想着寻人倾诉与依靠。她在个人生活上真的是一个弱者和失败者，心里不痛快时，她常常会跑到鲁迅家去，鲁迅当时病了，无法开导她，便只能由许广平陪她。许广平是为难的，她要忙家事，忙着照顾鲁迅先生，实在是没有办法常常帮她排解。“她天天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许广平向着梅志诉苦，萧红是不知道的，不然于她而言又是感到更深一层的冷遇了。她是自然而然地想着向平日对她好的人寻依靠的，只是不懂得去审时度势，在对方忙得脱不开身的情况下仍拖着人絮絮叨叨地感伤着。无论是多好的情谊，为难与不耐烦总有的，她便也在这样的暴露中，让人渐渐感到她的脆弱，麻烦与不堪一击。

她是孩童性情的，带着孩童的浪漫与天真，因而她容易受人怜爱，她却又是始终孩童性情的，带着身为妇孺的无助与脆弱。她像孩子依靠大人那样依靠着男人，一起步她便是弱势的，所以在后来无论她精神受着怎样的苦，那随之而来的反抗也是弱势的。

她拥有一个作家该有的天赋，却少了一个作家该有的独立。那些生活中的弱点，让她丧失了独立，独立丧失，灵魂便折损一半，连同她那可以飞的羽翼也是散了。

她的凋零，是生活上的凋零，生活上，性格上的致命弱点以多种形式折损着她独有的天赋与光芒，她的灵气冲不破羽翼下的累赘，因而她精神上的抗争便让步于肉体之需了。天性与她剔透的才华，天性附带的弱点重创着她的生活，才华未尽身先死，这才是最大的不甘。

聂绀弩要去延安时，曾在人群中向萧红做着飞的姿势，又用手指着天空。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她会心地笑着点头，也只是会心地笑着点头，她终于是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不曾高飞便栽到了“奴隶的死所”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