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2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强调，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为切实增强对全国青少年的党史教育、对一代伟人毛泽东传奇人生的了解，《中国青年》特邀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韩毓海同志撰写了《“说空话”与“办实事”》《“父老”与“子弟兵”》与《“赶考”》三篇文章。

《“说空话”与“办实事”》聚焦中共建党之初的1921-1925年，着重阐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与使命、道路与路线的曲折探索，阐明了“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以务实干事的态度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基础与主体力量所提出的远见卓识。

《“父老”与“子弟兵”》聚焦大革命失败后的1927-1931年，阐述了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失败后，创造性地开辟“武装割据”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井冈山道路”的艰险历程，尤其是在对传统“农战”的继承创新基础上，建立“人民子弟兵”，并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牢固确立人民军队根本性质的辉煌创举和开创性实践。

《“赶考”》则聚焦1945-1949年，毛泽东领导“人民军队”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的艰辛历程，并着重阐述了国共两军、两党性质的根本不同，我们也能由此体会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的深刻含义。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祝彦认为，三篇文章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三个时期为经，以其中的重要人物事件为纬，经纬结合，开合大气，既有史学的严谨，又有思想的火花，宏观与微观、历史与现实，结合得天衣无缝，兼具有穿透力的语言风格，不仅提供了大量中共党史知识，更给读者以画龙点睛的思考提示，是党史学习教育的好教材、好读本。

经此三篇文章，我们看到了一个历经百年沧桑的大党，是如何从新生时的不成熟、不自主，经由革命风雨的洗礼，一步步成长、成熟与壮大的。从中，读者既能明晓中国共产党赢得民心、获得拥戴的根本之理，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更能从老一辈共产党人身上汲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之德，领略忌谈空话、专办实事、躬身力行的魅力，真正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的统一。

中国青年杂志新媒体特辟专栏刊发三篇文章，《中国青年》杂志将从2021年第七期起对三篇文章予以连载，以飨读者，以此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

学党史：重读毛泽东〡“说空话”与“办实事”

文/韩毓海

1.“问题在于改造世界”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因忙于工人运动而四处奔走的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二大的会址是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当时，那里是李达的家。1936年，忆起中共二大，毛泽东对斯诺这样解释说：“我本想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任何同志，结果没能出席。”

中共二大出席代表12人，代表着当时全国的195名党员。会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

中共二大宣言深刻分析了华盛顿会议之后的世界局势，提出：当前，帝国主义把资本积累的中心转移到亚洲，西方列强在中国分割势力范围，从而造成了各帝国主义列强分别扶植不同军阀势力的局面——日本通过张作霖控制中国北方，英国通过吴佩孚控制长江中游，而美国支持陈炯明控制广东等。宣言还分析了通过控制银行和投资掠夺中国的新的帝国主义方式，揭示了美国对中国进行资本、金融控制与日本对中国进行领土控制这两种帝国主义掠夺方式，并指出了这两种方式之间的矛盾。

中共二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中国社会性质进行了比较准确的分析，指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是封建势力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结合，从而形成各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的“军阀混战”，另一方面则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远未到来——“帝国主义列强既然在中国政治经济上具有支配的实力，因此中国的一切重要的政治经济，没有不是受他们操纵的；又因现尚停留在半原始的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基础上，工业资本主义化的时期还是很远，所以在政治方面还是处于军阀官僚的封建制度把持下。”

二大宣言指出，中国革命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其目标就是打倒封建军阀，反抗帝国主义，实现国内和平和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

但是，宣言对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其认识却是比较笼统、粗浅的。

宣言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使命包括：争取言论结社自由，提高工人待遇，废除苛捐杂税，推动女性解放，改良教育，统一中国本部，使蒙古、西藏、回疆三部成为民主自治邦，为将来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做准备。

而至于究竟怎样实现这些目标，党究竟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依靠什么样的力量完成这样的任务，宣言中都没有明确表述。

二大选举出由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五名委员和三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五名委员中，四位有北京大学背景。

而在二大当选的那几个中央执行委员们看来，实现党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目标，包括提高工人待遇，似乎是天经地义的，领导工人运动，也不是一件什么非常难办的事情——但是，他们很快就会接受残酷的教训。

二大宣言对于世界局势和中国社会局势的分析是基本正确的，但作为党的行动纲领而言，却是比较空洞的。而按照这个宣言，中国共产党依靠的力量就是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期待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而这种胜利似乎不必经过共产党人的奋斗，只有坐等就可以了。

总起来说，这个宣言的力量，主要在于“解释世界”，而不在“改造世界”，它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使命任务并不明确，对党的奋斗目标的描述并不鲜明。

实际上，使毛泽东放弃与会的主要原因，固然是因为李达的家太难找了，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毛泽东对二大为党制定的党在革命中的任务和奋斗目标感到困惑不解，因此他后来方才说，自己当时“找不到任何同志”。

在一贯埋头做事的毛泽东看来，一个把局势分析得如此清楚理性却得出“坐等就好”的结论的会，不参加也罢。

“哲学家们的任务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则在于改造世界”——毛泽东知道，要“提高工人待遇”，这靠开会发宣言是不行的。于是，在安源罢工之后，他又继续独自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而这次罢工，同样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在当时，除了易礼容、李立三、刘少奇等几个一起领导工人运动的湖南战友之外，毛泽东在党内确实找不到任何同志。

二大宣言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工人和农民运动，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导致当时中共中央政策这一迅疾转向的，是苏联和共产国际态度的转变。

今天看来，二大提出的这些纲领，其实都是苏联为中国共产党定下的，因此，宣言中最为关键的，其实是这样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党的一个支部。”

2. 马林的使命

共产国际、中共建党与国共合作

1919年3月，共产国际一大在莫斯科召开，而当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立，刘邵周和张永奎作为旅俄华人代表参加了会议。刘邵周和张永奎分别于1920年和1924年回到哈尔滨，但是，此后他们并没有参与中共创立的工作，也没有与中共取得任何联系。

共产国际一大是在西伯利亚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召开的，苏维埃的劲敌高尔察克政权垮台，俄共中央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地区成立了“缓冲国”——远东共和国，而最早来中国尝试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维经斯基，就是被俄共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来的，而不是被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派来的。

苏联政府、共产国际、俄共中央远东局、赤色职工国际——它们并不是相同的组织，这是我们研究这个时期历史时，首先必须注意的关键点。

共产国际一大确立了“列宁路线”，即凡参加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只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共产国际执委会“完全有权罢免由各政党选举产生的领袖，而代之以自己选定的领袖”。

当时规模仅次于俄共的德国共产党领袖罗莎·卢森堡并不赞成这一路线，她希望建立一个以世界革命群众为基础的国际组织，而不是一个以俄国共产党为基础的国际组织——即她不赞成全世界的共产党都成为苏联共产党的“支部”。不过，卢森堡的意见被否决了，列宁路线支配了共产国际，而这就是为什么：在1949年之前，中共领袖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认可，共产国际有权罢免中共选举出来的领导人。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爆发的力图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工人起义纷纷失败了。在整个西方，苏联陷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势力的重重包围之中。为了打破这种封锁，苏联布尔什维克转而希望在亚洲找到盟友。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列宁发表了《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一文。他指出: 欧洲的资产阶级已经陷入全面的反动，而亚洲的资产阶级还在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所以，目前共产党人不应该继续追求“世界革命”，而应该与亚洲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共产国际二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时间是1920年7月19日至8月7日，地点是彼得格勒。这次会议的主题便是讨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重点则是亚洲问题。

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印尼东印度公司雇员马林脱颖而出，他取代俄共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成为共产国际中国事务的主管者。

马林原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他成功创办了印尼民主同盟，并创造了使这个同盟与印尼伊斯兰同盟成员互相加入的“印尼模式”，而这个由马林提出的处理亚洲问题的“印尼模式”，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得到列宁的肯定。

1921年，华盛顿太平洋会议召开，西方列强和日本在这次会议上，就瓜分中国、“利益均沾”达成了协定——苏联认为，这一协定的形成，是帝国主义进一步围堵苏联的一个关键步骤。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从莫斯科派出自己的驻华代表，而这个人就是马林。由于深得列宁的赏识，马林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当选国家执委会委员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会后，经列宁提议，由马林担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马林于1921年7月到达上海后，便建议立即召开中共一大，而与他在上海会合的尼克尔斯基，其使命则是在中国成立劳动组合书记部。

而此前，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触的俄国人，则是来自俄共远东局的维经斯基，李大钊、陈独秀所接触的俄国代表，当然也是维经斯基，而尤为重要的是：维经斯基的主要使命是加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俄国的联系，增加中国革命者对苏俄的了解。维经斯基当年并没有指示说：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俄共中央、服从俄共中央远东局乃至他本人的领导，维经斯基始终认为，即将建立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独立的政党，在这一点上，他与马林完全不同。

而与作风细致、善于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维经斯基相比，下车伊始便指手画脚的马林，是个类似“钦差大臣”的角色，因为从一开始，马林要建立的党，其实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中国支部。

陈独秀之所以没有参加中共一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并不熟悉马林这个人，而马林下车伊始就决定立即召开中国一大，他这样做，事先也并没有与陈独秀充分沟通。

实际上，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与共产国际第一次直接沟通，则是在1921年6月22日召开的共产国际三次大会上。当时，维经斯基的翻译和助手张太雷、杨明斋，从远东共和国的伊尔库茨克到莫斯科参加了这次会议，瞿秋白作为记者则采访了这次会议。张、杨二人虽然采用了中共代表团的名义，包括瞿秋白在内的三人当时都身在俄国，但那个时候，中共一大还没有召开，中国共产党也还没有成立——而他们三人都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因此，严格说来，他们三人并不能真正代表中国共产党。

与此同时，除了俄共远东局、共产国际执委会之外，苏联政府也在通过自己的渠道与中国建立发展关系。而对于苏联政府来说，他们面对的局面尤其复杂——这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存在南北两个政府，其中北洋政府是被世界公开承认的政府，孙中山则立志要推翻北洋政府，但孙中山的广东政府并不被世界承认。当然，那个时候的苏联政府自己，也不被英美所承认。

局势如此复杂，以至于苏联政府对于中国的政策便是“脚踩两只船”，既公开与北洋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同时又与南方孙中山政权之间发展关系。

1922年1月，俄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了对抗华盛顿会议，又在莫斯科召开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简称“远东大会”。

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正式成立了，而刚刚成立的中共，则派出了以中共中央局委员张国焘为团长的44人代表团出席会议。当时，张国焘是以中国劳动书记部主任的身份去莫斯科参会的，这是根据尼克尔斯基的安排，而不是马林的安排。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列宁专门接见了张国焘，而张国焘就这样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列宁单独接见过的人，他在中共党内的特殊地位，也因此确立——张国焘长期以为他自己与共产国际有特殊关系，几乎可以代表国际正确路线，其理由庶几在于此。

中共一大结束后，马林便于1922年4月赶回莫斯科，他此行之目的，就是为了说服共产国际支持他把“印尼方案”运用到中国，即是共产党加入孙中山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

马林成功地说服了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为了使马林能够在中国推行他的方案，苏联在“共产国际驻华代表” 头衔之外，又委任了马林两个新职：其一是《共产国际》和《国际新闻通讯》驻远东记者，其二是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越飞的助手。这样，马林便既是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又成为苏联政府驻华代表的助手，党政大权集于一身。

马林于1922年8月回到中国。当时，中共二大刚刚闭幕不到一个月，马林遂要求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特别会议，以专门讨论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这就是著名的西湖会议。

可以说，马林从一开始就是带着两个任务或者使命来到中国：一，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二，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

即使撇开他的这两个任务对错与否，问题的关键在于，马林的这两个任务对于新生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意味着什么，中国共产党能否接受他的这两个建议。

当时的共产党人完全有理由怀疑来去匆匆的马林。这个人究竟是来协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呢，还是来说服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呢？在中共看来，这确实是个问题。

1922年8月28日至30日，特别会议在杭州召开，参加者有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翻译是张太雷。马林主持了会议。但是，马林随即发现，在中国推行他的“印尼方案”难度很大。首先就是因为张国焘、蔡和森坚决反对，他们二人认为，国民党藏污纳垢，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只能毁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

最终，在李大钊的全力劝说下，西湖会议口头上赞成了马林的方案，但是，就是在那次会议上，马林与中共的两位主要“少壮派”领袖——张国焘、蔡和森之间的关系，从此变得不可调和。

而苏联政府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却建立得出乎意料的顺利。

1922年8月，曾经参与领导了十月革命的越飞，以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的身份，出任驻华全权大使。1922年9月18日，越飞还在长春写信给马林说: 他的目标是要促成孙逸仙—吴佩孚联合政府，并使张作霖承认这个政府。而由于吴佩孚坚决不肯放弃外蒙古主权和东北权益（中共二大宣言也称“吴佩孚是军阀中比较进步的”），在与吴佩孚就外蒙古和中东路问题谈判失败后，越飞方才转而依靠南方的孙中山和国民党。

当时的孙中山偏居广州，他唯一的依靠力量陈炯明在英国的支持下也叛变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虽然号称有20万党员，但其实不过是乌合之众，陈炯明叛变后，广东政府风雨飘摇，他几乎没有什么依靠力量了。而苏联政府恰恰就是在这个时候，向山穷水尽的孙中山抛出了橄榄枝。

1923年1月，《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在这个宣言中，苏联政府和孙中山一致认为：中国不存在社会主义生存发展的土壤，苏维埃制度不能引进中国。中国革命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而是打倒军阀，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关键是：孙中山靠什么、靠谁去打倒军阀，实现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

当时，孙中山唯一能依靠的其实就是苏联。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后，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就中国问题做出4项决定。其中，第3项是“认为可以给孙逸仙约200万墨西哥银圆的资助”，并派遣教官来广州，以帮助国民党建立黄埔军校，让国民党用苏联提供的枪炮，先去打拒绝与苏联合作的吴佩孚。

苏联的援助乃是国民党建军的基础，而如果没有黄埔军校，当然就不会有后来的蒋介石。

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出了一个特别代表团访问苏联，团长即是36岁的蒋介石，团员中则有共产党人张太雷，而当时的蒋介石竟然告诉苏联人说，自己正在刻苦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而这为他博取了共产国际的极大好感。

1925年，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进入刚刚成立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蒋经国当时只有15岁，是中国留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他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而蒋经国所在班级的党小组长，就是大他六岁的邓小平，当年的“小蒋”身高1.55米，班级排队，他和邓小平总是站在一起。

唯一被列宁接见的中国共产党代表是张国焘，而最早与斯大林直接接触的“中国革命者”竟然就是蒋介石。

1923年，列宁已经病重，负责俄共中央事务的人是斯大林，而斯大林极为欣赏军人出身的蒋介石，斯大林对于蒋介石的欣赏，大大超过了孙中山对蒋的赏识——而斯大林当然不会想到，蒋介石会用苏联给他的枪去杀共产党。

“有学问”与“能办事”

1921-1923年恰恰又是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除了毛泽东成功领导的安源和粤汉路矿罢工之外，张国焘和项英等人领导了北方京汉铁路罢工，但是，这场罢工却全面地失败了。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罢工被镇压之后，张国焘以中共中央执委会委员身份到莫斯科汇报有关情况。

张国焘到莫斯科后，在与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萨法洛夫、远东局负责人维经斯基和红色工会国际负责人罗佐夫斯基接触中，他终于发现苏联对于马林提出的“印尼方案”并不完全赞同，对于国共合作意见也不一致。

张国焘本来就与维经斯基、尼克尔斯基关系很好，而在西湖会议上又与马林交恶。回国后，张国焘便举着赤色职工国际的旗号，指斥马林是右派，他自己所带回的才是正确的国际路线。而共产国际内部的分歧，就这样被爱好“党争”的张国焘带回了中共内部。

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曾经说，中国人的老毛病就是迷信强权、迷信祖宗、迷信洋人，“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

实际上，当时共产党内的两派所迷信的，都是共产国际和苏联。

但是，主张国共合作的是共产国际，反对全面依靠国民党的也是共产国际，在马林与维经斯基等人的分歧面前，中国共产党何去何从呢？

正是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俄共远东局、苏联政府（马林、尼克尔斯基、维经斯基、越飞分别是其代表）所发出的不同信号，使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无所适从。

在如此多的“代表”指挥下，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做到独立自主呢？

中共之所以能坚持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当然在于其从成立伊始就有着自己的干部基础。而这一基础是由两部分人构成，其一是长沙新民学会的会员，其二是留法勤工俭学的成员，而他们都是五四运动造就的新青年。

这两部分成员，先后会合于北京大学和法国里昂大学，随后又由于领导中国早期的工人运动而走到了一起。

但是，仅靠这些新青年，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就能站得住吗？这是个极为现实的问题。

今天看来，这些新青年里面，擅长分析国际、国内大局势、有知识的留学生不少，但能落实这些宏大纲领的人，却少之又少；会开会、写文章、制定宏阔纲领的人自然是有，但能办具体事、能办成事的人却不多。靠这些人制定纲领、写文章，靠他们鼓动领导学潮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到搞革命、搞阶级斗争——这些人自己恐怕也不甚清楚，那些写在纸上的纲领，究竟要靠谁去实行。

张国焘和邓中夏这两位北大的高才生，原本以为提高工人待遇是天经地义，罢工在西方国家属于合法斗争，而且这种连毛泽东都能办成的事，他们办起来自然更是轻而易举——但事实是，他们却“轻而易举”地把京汉铁路的罢工彻底搞砸了。

成为党的总书记之后，“五四运动的总司令”陈独秀方才开始明白：办事搞革命，这不等于开会写文章。有学问与能办事，这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知识分子——特别是“北大人”的毛病，是彼此互相看不起，文人相轻的结果，就是会把好事也搅和黄了——这是新生的中共，作为一个“政党”所面临的头一个首要问题。

毛泽东就是这样，重新出现在陈独秀的视野里。

“信仰”危机：加入国民党，还是独立领导革命？

1923年4月，毛泽东被从长沙工人运动的前线，调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6月上旬，毛泽东离开上海到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

中共三大是在中国工人运动陷入空前低潮时召开的。就在这一年，暴发于河南，并席卷中国北方的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军阀吴佩孚残酷地镇压下去了，成千上万的工人惨遭屠杀，长期经营的中共北方组织，在一夜之间就被破坏殆尽。

京汉罢工失败的血淋淋的惨剧，使书生陈独秀感到：在军阀的武力面前，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是如此弱小，而貌似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就这样，主持中共三大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坚定地站在了马林一边。他认为孙中山和国民党确实比工农群众更靠得住，既然苏联选择的中国盟友就是孙中山和国民党，这就意味着，中共也应该认清大势，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 中国革命的领导者不是共产党，它的使命只是配合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而在国民革命中，共产党要一切服从国民党。

一般认为，陈独秀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受到托洛茨基的影响，才变成了中共的“取消派”。但实际上，早在党的三大召开期间，陈独秀这位总书记，他的信念便动摇了，当时，他也就是这样跟随马林，成为中共的“取消派”。

1923年3月25日的《向导》周刊，发表了陈独秀的《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一文，这篇文章可以概括为一句话：资产阶级革命要靠革命的资产阶级。

陈独秀明确地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中国革命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支持与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与社会的基础——因此，我们以为中国国民党应该明白觉悟负了中国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使命。”

用陈独秀的这篇文章来比较中共二大宣言，我们会有一种“错位”的感觉：二大宣言为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使命与任务并不清晰，但是，当陈独秀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时候，他却一厢情愿地为中国国民党制定了一个清晰的奋斗目标。

对于年轻的中共领导层而言，1923年是令他们心碎的一年。这些人参加共产党，原本就是为马克思主义学说所鼓舞，是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今，他们却被告知说：工农阶级不可靠，因此共产主义将被永远推迟，而那或许是一个永远也不可能实现的理想。中国要进行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而在那场革命中，资产阶级才是依靠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不过是国民党的附庸。

在中共三大上，马林和陈独秀要求中共全部加入国民党，以国民党的名义开展一切活动，而张国焘和蔡和森则坚决反对。他们认为英美资本不仅是军阀的后台，也是中国资产阶级的后台，中国的资产阶级总起来是西方资产阶级的附庸，是买办势力，他们不能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共产党只有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独立进行革命才是唯一出路。

张国焘更指责马林歪曲共产国际指示：共产国际和赤色职工国际的指示是让已经加入国民党的同志“留”在里面，还没有加入的——尤其是从事工人运动的同志，不必再加入。而蔡和森表示，他自己完全赞成张国焘的意见，坚定地与张国焘站在一起。

这是一次“信仰”的危机吗?如果说是，那么，这种“信仰”的危机，在后来的中共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

何况，这还不仅仅是一场信仰危机，因为这更是一次组织危机。

就是在会议上，张国焘公开主张共产党的北方组织必须独立行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必须听从赤色职工国际的指示，即共产党在北方不应该发展国民党势力，中共北方组织必须打出共产主义和劳动组合书记处的旗帜，独立领导中国革命。

于是，刚刚诞生不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面临着党内分裂的危险。

张国焘第一次热衷于搞分裂，就是在党的三大上。

而此时的马林则运用共产国际的权威，火上加油，毫不妥协地打压中共党内的工人运动派。根据马林的建议，为了支持国民党的资产阶级革命，苏联更把中国工人运动的领袖们调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并参加赤色职工国际的工作，实际上等于把这些人“雪藏”起来，为的就是防止他们的“过激行动”破坏苏联与国民党的合作，或者说，防止中国的工人运动影响资产阶级革命的顺利进行。

项英、李立三、张国焘、蔡和森、向忠发等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袖，就是这样先后被派往了苏联。

如果不是蒋介石后来背叛革命，这些中国早期的工人领袖们也许会就这样终老异乡，一生默默无闻。而1928年之后，这些人当然也将不会再有机会被陆续派回中国，代表赤色职工国际，去打击“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了。

作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毛泽东竟然没有被派往苏联，这的确算是一个极大的例外。

固然，毛泽东本人一向对吃“洋面包”不感兴趣，但更重要的则是：在共产国际看来，毛泽东似乎并不能算是一个纯正的布尔什维克，他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性质与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完全不同。总体来说，毛泽东领导的不过是一系列和平的劳资谈判，毛泽东主张的“工人持股”和劳资合作，是资产阶级能够接受的。毛泽东不算是“激进派”，他这样的人留在中国，对国共合作有好处。

毛泽东自己后来也多次说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他只能算是个“中间派”，他的立场，最多算是“中间偏‘左’”而已。

毛泽东不是留学生，他没有搅和进共产国际内部的纷争，正是这个例外，成全了毛泽东，也成全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3. “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探寻出路：农民革命

既然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弱小，而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又不甘心做中国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附庸，那么，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出路究竟何在呢？中国共产党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任务与使命何在呢？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面临的问题。

毛泽东也正是在士气极其低落的中共三大上，首次提出了他别具一格的设想。在现实的逼迫下，毛泽东力图去创造一种学说，这种学说奇迹般地重新叙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一学说，后来被称为“毛泽东同志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思想”。

中共三大会址广州东山恤孤院三十一号（现恤孤院路三号）的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那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主张呢?

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说:“毛泽东所提出的，其实就是农民问题。”中共三大讨论的问题，“都是在会前已经再三讨论过的，只有农民运动，是一个新提出来的问题。在中共的历次讨论中，直到三次代表大会，代表才重视这个问题，尤以毛泽东为然。”

“毛泽东的发言是强调农民革命的重要性，进而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东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

张国焘还回忆说:“毛泽东向大会提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重视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这种看法，是毛泽东这个农家子对于中共极大的贡献。”

正是在中共三大这次两派相争的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脱颖而出，他指出，现在我们党的一些同志主张革命完全依靠资产阶级，另一些同志则主张共产党人应主要依靠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但是，这两种观点，却都忽略了农民乃是介于工人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阶级，而且是人数最为庞大的阶级，这个阶级人数有三万万，其人口加起来比那三个阶级都要多得多，因此是中国社会的主体。

毛泽东还指出：革命不是绣花、不是开会，也不是发宣言，因为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大家说革命靠这靠那，但归根到底还是要靠行动。而在中国这样一种外有帝国主义、内部军阀横行的处境下，不必说夺取全国政权，就是为了维护中共的生存，仅靠工人在城市里起义也是办不到的，因为这要依靠“党军”，而如果不发动广大的农民入伍，“党军”则无从建立。

革命靠“枪杆子”，关键在于枪杆子需要有人去扛，如果没人扛枪，给你枪也没有用——从这个角度说，国民党之所以被苏联看好，就是因为它目前掌握着一定数量的“党军”，而我们要看到：这些“党军”的来源，不过就是共产党人彭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进行农民运动的成果。

毛泽东认为，我们不能把中国的情况等同于西方、日本或者俄国，中国并没有一个强大的资产阶级，如果夸大了资产阶级的作用，那就是夸大了中国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忽视了中国社会的封建性质，忽视了中国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之间的联系。因此，毛泽东同时还预言，国民党不可能将国民革命进行到底，因为国民党的干部特别是军队里的干部，基本上都是地主和乡绅的子弟。让他们去打击军阀是可以的，而让他们代表农民、组织农民去革地主和乡绅的命，则是完全办不到的。

孙中山固然有“平均地权”的良好愿望，可他的这一良好愿望，却必然使豪绅地主成为打击的目标。因此，孙中山的这种革命思想，不可能依靠国民党来实现。

当时，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力量对比，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王奇生在《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中指出：1923年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国民党号称有20万党员，而中共只有400多人，但是，国民党“实际上是一盘散沙，而且20万并非实数。改组之前，国民党广州分部号称有3万党员，改组登记时才3000名，不过1/10。党与党员之间没有任何联系，除了围绕在孙中山身边的少数精英之外，改组前的国民党实际上是一个无组织、无群众、徒有其名的政党”。

国民党并无党纲、党义，连全国代表大会也没开过，所谓20万党员，只是纸面上的虚假数字而已，可见，国民党并没有苏联所想象的那么了不起，如果没有共产党人动员农民入伍，国民党甚至在广东也根本不能立足。

国民党的最大弱点，就在于它是一个毫无群众基础的党。这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之道，就是立足基层，深入群众，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中国基层的广大群众中——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群众中扎根，那么，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基础就是强大的。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主张是极其务实的，起码，他关于农民是“党军”来源的呼吁，则立即引起了国民党“左”派的重视。此后不久，毛泽东便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主办的广州和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

但是，与毛泽东不同，当时年轻的中共领导层恰恰是“不务实”的。当时的中共中央由一批洋派的知识分子组成，他们留恋城市，绝不愿意到农民和农村中去。在他们眼里，毛泽东一身土气，而即使毛泽东本人，其实也留恋大城市。1964年5月17日，毛泽东在接见意大利和奥地利友人时说：“在1927年之前，我是没有准备打仗的。在城市中工作的人、知识分子，留恋城市，舍不得离开城市跑到乡村中去，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人们说我怎么英明，那是假的，是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使我在城市中存在不下去。他们用恐怖杀人的办法，逼得我和许多同志向敌人学习，蒋介石可以拿枪杀伤我们，我们也可以拿枪杀伤他们。”

毛泽东关于党应该把基础放在基层、放在农村的观点，在当时不可能得到党内同志的理解和拥护，与党内的精英比较，毛泽东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写过书，即使写了，那时恐怕也没有谁愿意给他出版。毛泽东来自农村，他没有在大城市长期生活过，更没有留学的经历，在这方面，他根本不能与蔡和森、瞿秋白、李立三、张国焘和刘少奇相比。陈独秀之所以重用他，只是因为他老实肯干、能吃苦、会办事而已，而在陈独秀眼里，毛泽东实际上不过就是个“土包子”。

瞿秋白后来固然曾为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作序，陈独秀也提出了关于土地革命的见解，但那时中国的大革命已经接近尾声，面临失败。

黑格尔的思考终结于资产阶级，列宁和斯大林的思考止于工人阶级，而毛泽东却是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上思考的。对当时执迷于工人和知识分子运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来说，让他们接受毛泽东——一个“农家子”的思想，而不是将其视为“异端邪说”，那几乎就是不可能的。

这里起码有如下几个原因:

其一，毛泽东的设想不但与共产国际的指示——看起来也与马克思的经典学说背道而驰。马克思主义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学说，而在那里根本就没有农民的地位。

其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且是由高度西化的高级知识分子组成，他们与中国的下层特别是农民相隔甚远。这些人完全不了解农村与农民，他们对于农民的想象，就是愚昧、落后、保守和自私。

其三，这些高度西化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治理经验缺乏认识，在这些“反传统主义者”眼里，中国传统几乎全是糟粕。

难怪张国焘当时曾这样讽刺说：那个一身土气的毛泽东，还生活在黄巢、朱元璋和李自成的时代，而黄巢当年占领了广州，就一把火把整个广州城烧掉了。农民是很愚昧的，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苏维埃，农民还以为苏维埃就是苏兆征(中共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的儿子呢!

“不武如斯”

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是城里人，他们不但与农村和乡下人有隔阂，而且他们还是读书人，由于中国长期以来文武分途，他们更鄙视“武人”。

而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独特性，恰恰也就表现在这里。1915年8月，毛泽东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说:“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即曾国藩)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讷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

这就是说，中华文明共同体是通过周公协助武王伐纣建立起来的。

尽管毛泽东也曾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学说，但是，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便认为，从根本上说，西方文明是立足于军事组织之上的，而中华文明创生伊始，同样也是立足于军事组织之上。

1917年8月23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又指出，当今学习西方的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实业、教育，但所学者皆不过是西方的枝节，而这就是因为没有看到，现代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军事组织之上的。

于是，毛泽东接着说了如下著名的话:“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简而言之，曾国藩令毛泽东佩服的地方有两点：其一是组织人心，其二是组织军队。

更重要的则是：曾国藩能够通过组织、收拾人心而组织军队。

回顾中国历史，毛泽东认为，中国之衰落，一是起于士大夫阶级的空洞说教不能组织人心，二是肇始于这个读书人的阶级不知“武事”，更不能组织和领导军队。

毛泽东推崇中国历史上的法家而批评儒家，原因也正在于此。

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毛泽东撰《祭黄帝文》。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他又这样痛切地感叹中华民族“武德”之丧夫:“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不武如斯”的中华民族，怎能在这个虎狼世界里生存呢?

而在1923年的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因为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真理，固然能够鼓动人心、组织人心，但若不能组织军队，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弱点。而在这一点上，那个时候中共的觉悟甚至还不如曾国藩和国民党。

这个弱点，恰恰也是中华文明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若不从根本上改正这个弱点，也就不能使中国共产党与历史上的士大夫阶级真正决裂。

如果说当时年纪轻轻的毛泽东，在见识上有什么超越那些大知识分子的地方，也许关键就在这一点上。

但是，中共三大之所以听任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奇谈怪论”：进行国民革命，同时在国民革命中不遗余力地争取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只是形势所迫、迫于无奈，而绝非赞成毛泽东的意见，更没有被毛泽东的主张所说服。历史证明，毛泽东要说服共产党接受他的主张，要付出血的代价，他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

中共三大最终选举陈独秀、毛泽东、罗章龙、蔡和森和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委员长，毛泽东为中央局秘书，会议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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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谭平山是因为与孙中山关系良好入局，选择他就是为了推动国共合作。毛泽东、罗章龙属于李大钊和陈独秀弟子中的实干派，而蔡和森则是留学生派的代表

令人惊叹的是，中共三大所形成的中央局5位成员中，“杨门弟子”竟然占了三位，他们是：毛泽东、蔡和森和罗章龙。

毛泽东希望历次党的代表大会都能开成一次高水平的思想路线讨论会，以“不断推进伟大的思想解放，使党在思想上团结起来”。但是，中共三大显然还不是一次制定成熟思想路线的会议，而在当时的中共领导层看来，30岁的毛泽东可能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学问和思想。

当时欣赏毛泽东主张的，的确并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左”派，即以孙中山、廖仲恺和汪精卫为代表的那一派。他们认为，通过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以组织发动农民入伍，建立党军，这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

尽管在毛泽东看来，国民党“左”派的姿态是虚假的，他们重视农民运动，只不过是因为农民是国民党建军的兵源，而一旦国民党建军成功，农民运动便会被否定——不幸的是，毛泽东对于国民党“左”派的这种判断很快就变成了事实。

无论怎样，在当时的共产党中央里，毛泽东确实是国民党能够和愿意接受的人才。而那时的国民党能够认识到“枪杆子”的重要性，仅此一点，就显得比同时期的中共更成熟、更务实，也更了解中国。

4.30岁的“中央领导人”

中共三大与国民党“党建”

在中共三大上，中共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张国焘出局了，这是他反对马林的代价。但出乎意料的是，在中共三大结束之后不久，马林也被莫斯科召回，这只能是苏联和共产国际内部斗争的结果，而斯大林派长期在美国做地下工作的鲍罗廷代替了他。鲍罗廷的使命是直接去广州担任孙中山的军事顾问，帮助国民党改组、建军。

历史证明，对国民党和孙中山帮助最大的人，其实就是这位特工出身的鲍罗廷，而且，把原本在国民党内湮没无闻的蒋介石扶上位的，也正是这个鲍罗廷。

可以这样说：在历任俄国“钦差大臣”中，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伤害最大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鲍罗廷，一个是米夫。前者扶植了蒋介石，后者扶植了王明。

鲍罗廷到达广州后，首先说服孙中山放弃仓促北伐的决定。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国民党改造为一个真正的政党。鲍罗廷指出，孙中山之所以屡战屡败，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只是一个松散的帮会，而根本不是一个政党。

正如鲍罗廷所指出的那样，国民党的问题在于：

党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中山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完全不存在。

鲍罗廷第一次告诉孙中山，什么叫“党建”，而如果不把党建设好，国民党不但不能担负起国民革命的重任，而且还将一败涂地。但现在的问题在于，“党建”究竟是什么，这对孙中山本人来说竟然都是闻所未闻。

鲍罗廷下面的话深深地震动了孙中山，因为他这样批评国民党说：

现在它既没有纲领，也没有章程，没有任何组织机构。它偶尔发布由孙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这些宣言作为趣闻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国民党又沉睡一年又一年。

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虽然比共产党成立得早，但是，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却比共产党成立得晚。而在国民党由松散的帮会向现代政党转化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的，就是斯大林派来的鲍罗廷。

正是鲍罗廷帮助孙中山为国民党制定了章程、提出了革命纲领，正是鲍罗廷告诉孙中山，党的组织与党的纪律，就是党的生命。

孙中山终于认识到：一，帝国主义列强都靠不住，唯一“平等待我”的只有苏联；二，中共虽然是个小党，但朝气蓬勃，年轻有为；三，国民党要在基层有力量，就必须依靠工农和小资产阶级，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

据此，他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政策。

孙中山是真正践行“天下为公”的人，他坚信国民党是属于中国的，而绝非中国是属于国民党的。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国民党不改组就不能继续存在。

而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却竟然再无一人能有孙中山这样的见识。

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明确的纲领和路线，这是一个极具革命精神的纲领和路线，但也正因为其先进性与革命性，这一纲领一经推出，便面临着极为重大的挑战：一，“联俄”触及帝国主义主导的世界秩序，势必遭到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代理人的反对；二，“扶助农工”，则会触及中国上层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三，改组国民党势必触及国民党的既得利益，特别是一批“老同志”的利益，因此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党争；四，共产党内部，乃至共产国际内部对于实行国共合作意见也不一致，这种争论，对于共产党的组织结构也会产生剧烈影响。

晚年的孙中山终于为中国革命制定了正确的纲领，但是，他却无力再去完成这一志向，他只能把实现这一纲领的千钧重担，留给了后人。

孙中山革命了一生，但是他毕竟觉悟得太晚，他毕生最后的努力，就是在鲍罗廷和共产党的帮助下，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那时离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已经过去了三年半的时间。

1923年12月底，毛泽东赴广州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作为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晚年的孙中山最为期待的事，就是革命必须后继有人，而孙中山正是在国民党一大上发现了毛泽东的才华，因为毛泽东在会上巧妙地掌握了会议选举环节，成功说服国民党右派接受了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议。

就是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发现了毛泽东、看重了毛泽东，并迅速地擢拔了他——毛泽东被孙中山指定为章程委员会审查委员，并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那时的毛泽东只有30岁，比起辛亥革命的许多前辈来说，毛泽东当时的革命经历其实是比较浅的。

历史证明：发现毛泽东，并迅速地提拔毛泽东，这是孙中山毕生做出的最伟大的一个选择与决定。孙中山先生如果地下有知，必定会为自己晚年做出的这一重大选择，感到无比欣慰。

而30岁的毛泽东，从那个时候就下定了决心——为了不辜负孙中山的重托，无论千难万险，也要把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推行下去。

为自己的理想寻找践行者，为革命事业寻找合格接班人——毛泽东晚年的心情其实与孙中山有相近之处。毛泽东晚年说:"我自己30岁的时候被孙中山先生启用，而我们共产党人也要像孙中山先生那样，支持和信赖年轻人干革命啊！"

而当时的蒋介石，却只是列席了“国民党一大”。也就是说，他连大会正式代表都不是，当毛泽东在大会上慷慨陈词的时候，蒋介石只能在台下郁闷地默默听讲。

实际上，在国民党内，毛泽东原是蒋介石的“老领导”“老上级”。

1924年“国民党一大”期间，孙中山召蒋介石来广州，也并非让他来开会，而是另有重用。孙中山任命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的筹备委员会委员长，但十分可惜的是，当时的蒋介石觉悟很低，他看不上区区一个军校的筹备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于是，没有当上“国民党一大”正式代表的蒋介石愤然掼了乌纱帽。

1924年2月21日，蒋介石向孙中山递交了辞呈，且未经批复，蒋介石便郁闷地回溪口老家去了。

国民党和共产党互相加入的政策，产生了积极的结果。国民党内的“新青年”纷纷加入共产党，国民党因此变得日益革命化，国民党内左派的力量不断加强。

1925年，按照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统计，在当时的广州，从国民党转入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党员高达400人，2000人的共产党里，新青年和知识分子占了3/4。

而毛泽东等人加入国民党，主要就是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去改造国民党，那时的孙中山，开始越来越倚重于“新青年”，而疏远国民党内的“老同志”。这些所谓的“老同志”是国民党帮会时代的产物，主要有谢持、戴季陶、叶楚怆、孙科等。当时，他们主要集中在上海，就是这些人，构成了后来所谓的“西山会议派”的主干。

按照孙中山的部署，必须把广东的党建经验，推行到上海。而毛泽东就是这样受孙中山的托付，到上海负责国民党的党员重新登记，即上海国民党的“整党”“党建”工作。

1924年2月中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到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工作，担任组织部秘书。随即，这一年的3月13日，毛泽东参加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三次执行委员会议，会议部署了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毛泽东再一次参与了国民党的“建军”。

毛泽东最初参与“整党”，所要整顿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他一开始参与“建军”，则是建设黄埔军校，而不是建立工农红军。

对于国民党建军这件事，当年的毛泽东可要比蒋介石积极多了。正是经过毛泽东的推荐，蒋先云成为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蒋先云1921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毛泽东在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党员之一。蒋先云、贺衷寒、陈赓号称“黄埔三杰”。这“三杰”中，后来只有贺衷寒一个人跟随了蒋介石。

这一年的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孙中山寓所召开了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庆祝会。上海执行部全体委员在寓所前的草坪合影，其中包括胡汉民、汪精卫、张继、邵力子、戴季陶、毛泽东、邓中夏、向警予等。当年31岁的毛泽东站在后排，照片上的毛泽东庄严沉静而英姿逼人。

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全体委员在孙中山寓所前的草坪上合影，后排左二为31岁的毛泽东

31岁的毛泽东

这一年的6月初，杨开慧与母亲携毛岸英、毛岸青从长沙到上海，住在当时的英租界甲秀里，这是毛泽东一家少有的团聚。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杨开慧与毛岸英、毛岸青留下了一张唯一的合影。

1924年，杨开慧和儿子毛岸英、毛岸青合影

而那个时候，作为孙中山赏识的党中央青年干部，毛泽东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左”派。他甚至认为，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左派的一部分，年轻的共产党就是国民党左派的“基本队”——在5月10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上，毛泽东发言指出：“国民党的左派是孙中山及其一派和我们的同志——我们的同志其实是这派的基本队。”

这次会议决定：毛泽东作为中央局秘书，兼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罗章龙兼任宣传部部长，王荷波任中央工农部部长，向警予任中央妇女工作部部长。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所面对的并不是“国民党左派”，而是“共产党左派”——在当时的共产党左派如张国焘、蔡和森眼里，努力帮助国民党担负起国民革命重任的毛泽东，他的立场则是偏右的，甚至是“机会主义”的。

而从那时起，在中共党内，毛泽东的头上就被冠了两顶帽子:“机会主义”和“右倾”。而这两顶帽子一直戴到了遵义会议。

“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1970年10月14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法国前总理德姆维尔和夫人。他回顾自己一生的革命生涯时这样说:“我是中间派，中间偏‘左’，我这个人不算什么‘左’的人。”

1973年6月24日，毛泽东又跟周恩来说:“我们又是现实主义者，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

1972年7月24日，毛泽东在谈到国际问题时又这样说:“我们外交部有条路线，中‘左’路线，喜欢‘左’派和中间派，就不喜欢右派。世界上右派当权，你怎么办呢?而我呢，都喜欢，特别喜欢右派，尼克松这类人，我就说服我周围的这些人。”

“说许多空话，不如做一件实事。”毛泽东并不是“左”派或者右派，他是他自己所说的“实事求是派”。

然而，正如毛泽东多次说过的那样，妥协容易，斗争也不难，最难的是以斗争求团结，而我们对于国民党的基本态度，向来就是以斗争求团结。

做“实事求是派”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这意味着毛泽东同时要招架来自共产党“左”派和国民党右派的猛烈攻击。毛泽东在中共党内“变得名声不好”，被说成是“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并非源自他晚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实际上，他变得“名声不好”，被说成“右倾”，是从中共三大就开始了。

说服共产党不易，而与国民党打交道、改造国民党则更难了。国民党无论是从年龄结构还是知识结构，都非常老化，而当时的上海，则是国民党右派分子最集中的大本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的国民党党员重新登记工作，受到了叶楚伧等国民党老右派的强烈抵制。年轻的毛泽东，遇到了国民党内部最难啃的一块骨头，而孙中山却把这块最难啃的骨头给了毛泽东——实际上，整顿这些腐败老朽，连孙中山都难以做到，当时只有30岁的毛泽东就更是勉为其难了。

看来，在中国办一件“实事”，实在是太难了，而同时为两个党服务，又实在是太累了。毛泽东对来自国民党右派的攻击可以满不在乎，但要忍受共产党左派同志对他的打击和污蔑，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了。

1925年初，孙中山离开广州，应邀北上主持大计，而在那个时候，中共党内比较同情毛泽东的李大钊也到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去了，在国共两党舆论的压力下，陈独秀不想也不能再挺他眼里能干的“土包子”毛泽东了。

拼命工作而又遭受“夹板气”的毛泽东在1924年岁末终于病倒了，他咯血不止，诊断结果是胃出血。他向陈独秀请了假，陈独秀如释重负地放毛泽东回湖南休养去了。

在随后召开的中共四大上，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了新的中央局，毛泽东被从党的中央局中选了出去，代替他的人便是陈独秀在北大的得意门生彭述之。陈独秀认为彭述之比毛泽东强，主要是因为彭述之外语极好，曾经陪同陈独秀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而陈独秀认为，借助彭述之，他能够更好地与共产国际沟通。

而当时的中共中央局成员，即相当于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自中共四大起，毛泽东便离开了中共中央的最高决策层，直到10年后，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方才又一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保卫苏联、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对内，则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在各地建立国民会议促成会的行动纲领。中共四大宣言以一系列口号结尾，其中就包括：国民会议万岁！共产国际万岁！

而历史证明，所谓国民会议根本就没能召开，共产国际也并没有“万岁”。

这个宣言基本上是脱离中国实际的。

中共是在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和碰壁之后，方才把“实事求是”当作行动指南的。

作者简介：

韩毓海

韩毓海，北京大学中文学系教授，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主要作品有《五百年来谁著史――1500年以来的中国与世界》《一篇读罢头飞雪，重读马克思》《重读毛泽东，从1893到1949》《龙兴》等。作品曾获2018年“中国出版政府奖”，2014年和2018年“中国好书奖”，第八届、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2018年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七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上海文学奖等。著作已被翻译为英语、日语、俄语、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尼泊尔语等多种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