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强

作/者/简/介

李国强，1946年11月出生于香港，第八、九、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起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至今，香港各界文化促进会理事长，获香港特区政府颁授铜紫荆勋衔。

记/者/手/记

在2013年，北京的一场关于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的拍卖会引起了不小的震动。钱钟书、杨绛和钱瑗一家三口的书信被公开，让杨绛女士非常愤怒，给书稿的持有人、曾任《广角镜》的总编李国强打去电话表示，“我当初给你书稿，只是留作纪念；通信往来是私人之间的事，你为什么要把它们公开？”后来，李国强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也明确表示自己看到杨绛的指责，特别难受，写信去解释，不希望罪上加罪：“我确实错在先，杨绛先生说得好，几十年的感情，是用金钱可以买卖的吗？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她说她想不通，这是她的心里话。”

在拍卖事件前，李国强先生与钱钟书一家的来往还算密切，也经常帮他们购书商议出版一事，李国强先生曾告诉成都商报记者，钱钟书先生去世前几天，还给他写信，他也保存着这些信，有一封是钱钟书生前写过的最后一封信了。当时钱钟书得知李国强的父亲去世，专门写来了悼念词。李国强先生在钱钟书去世后，还是去探望杨绛，李国强在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每年到北京开会他都会上杨绛家中坐坐，但是又怕影响杨绛的时间，所以很快就离开了。

如今，杨绛先生的去世，李国强专门给成都商报独家撰文悼念。

杨绛与李国强一起吃饭

我与杨绛、钱钟书一家几十年的来往

■李国强

惊悉杨绛女士5月25日凌晨逝世，想起几十年来与钱钟书先生、杨绛女士及其女儿钱瑗女士往来的岁月，禁不住涌起阵阵伤感。

我和钱钟书先生相识于1979年，与杨绛女士第一次见面，是在1980年的7月。当年夏天，我到北京三里河拜访钱钟书先生，受到钱氏夫妇热情接待。钱先生问我在香港出书情况，一本几万字的书最快多少天可印成面世？我当时根据自己公司情况回应，表示最快七天就可以出版并发行到各地。他和杨绛感到很惊奇，认为效率很高，那时内地出书慢，各种手续也很多，一本书的出版往往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

1981年2月中旬，我收到了杨绛女士2月5日在北京写来的信，她说自己有一本小书，定名《干校六记》，约有三万字，是写干校二年的生活的，并有钱钟书先生本人所写的“小引”，表示“很想在你的刊物《广角镜》发表，并希望成为一本册子出版，听说你的出版社出书很快，又有自己书局和发行渠道，不知你要不要看？如能出版，我就尽快想办法寄给你。”我当即回信：你们是大名家，不用再看了，请尽快寄给我，即可争取尽快在一两周内出版面世。不久，她来信告知《干校六记》手稿将在2月底托北京朋友带到香港来给我，关于版面、纸张、字体方面，她自谦完全外行，由于只有三万多字，建议字体大些，使书不致太薄太小，她说没有任何特别要求，听任我的安排和处理。她又表示稿上写的是繁体字横写，照这样排就可以了。封面希望素一些，用钱钟书题写的横签。钱钟书先生随后亲笔连续写了几个横签给我。她表示：如果有稿酬，暂时放在你那里，以便日后钱钟书托你购买书籍。1981年3月5日，杨绛又写给我一封信，再一次建议有关著作安排，书内不要刊登她的照片，也不要插图，封面设计要素净些，不必给她过目。至于开本、纸张等完全由我做主。当时她完全没估算到，该书出版后发行之广，影响之大，并有多国译本跟着面世。

我收到稿件后立即赶紧编校，七天后《干校六记》即在1981年《广角镜》四月号刊出，杂志出版几日后就再印制成书籍，发行到世界各地。这书在香港出版后，各地读者迅即给予热烈评价。《干校六记》在香港先后三次再版，并获香港电台评为当年“十大好书”。香港《信报》的戴天专栏连续多日写文评论，作出高度评价。新加坡的潘受、林肇刚给我来信赞扬。马尼拉《世界日报》从1981年创刊日开始，便连续多日转载《六记》给予推介；各地的媒体都给作品给予破例的赞赏。

北京三联书店也非常想出版《六记》。北京三联书店总编范用跟我是好朋友，他索取此稿准备也在内地印单行本。杨绛问我意见和条件，我一口答应，认为可无条件给予刊出，也不需他付版权费。但杨绛随即又担心《六记》在内地出版会酿成到处盗印。她当时问我：“我这儿压根儿没有什么版权，在我一点无用。如归你社，就可不许转载。但三联书店出版后，不论版权属谁都一般无用了，因为谁都可以盗印。”并问我“是不是？”我回答不用担心。

我当时跟香港中文大学的高层比较熟悉，往来也多，那时香港中文大学的《大一国文教材》，就是由我负责的书局出版，中大大学一年级学生都必修。《干校六记》出版后一个月，当时中大比较文学与翻译中心主任宋泣找我，说很想把《干校六记》中英文对照成书出版，英译本请美国人葛浩文教授翻译，他说葛浩文中英文都很好，曾翻译过萧红的《呼兰河传》。我表示同意，征求杨绛意见，她也表示赞同。

1981年7月14日，杨绛写信告诉我，日本学者中岛碧也想把《干校六记》译为日文，在东京发行，她的丈夫中岛长文就是日文版《围城》的翻译者。该书译后会送我，并会清楚注明此书最先系我在香港所出版。其后，该书分别被译成为多国版本，流传中外，成为了不朽的名著，相信一定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

我感觉在性格上，相比钱钟书、钱瑗父女，杨绛为人显得处事更为周到细腻，观人于微，这在她的著作中都会看到她刻画入微的细致功力。

我到她家中，她留我在家吃饭，亲自下厨做菜，我当时不知道家宴的可贵，还说“不要麻烦啦，不如大家一起到外面饭馆吃饭吧！”现在想起来实感内疚。

另外，香港每有风灾或出门有交通阻滞，她和钟书先生都写信表达牵挂。

1998年7月3日，我父亲以83岁高龄去世，钱钟书先生当时已经重病卧院一段时间。他和杨绛女士还亲笔来信吊唁，杨绛女士后来告诉我，这封写于1998年7月11日的信，是钱钟书先生在世时最后的一封用墨笔所写的墨宝。

钱钟书和女儿钱瑗卧病时，杨绛天天跑医院，内外兼顾。丈夫去世后，她坚忍不懈，继续埋头整理着钟书先生生前的所有遗著，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出版面世，杨绛完成了一生最大的心愿，极其难得。与此同时，她争分夺秒抢时间，写下了《我们仨》的感人诗篇，与世人分享着她的人生哲学的独到探索。在与杨绛女士多年的相处中，觉得她有一种动荡世代中的人生坚持与执著，洞明世事，淡泊名位，以及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与家国情怀的坚持。

《杨绛传》即将出版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新华文轩了解到，一本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个人传记《杨绛传》此时已下厂印刷了，即将发行。

编辑介绍，作者罗银胜是在阅览了大量杨绛先生口述的一手资料后，用细节，刻画了杨绛形象的各个方面：与钱钟书志同道合的“书虫”和“隐士”，技艺精湛的文坛宿将，慈爱包容的贤妻良母，随分自持的智者……生动呈现先生一百多年的人生轨迹。对方称，书稿呈杨绛先生生前曾亲自审阅。

据悉本书写了杨绛的百年人生，包括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尽现其博学、睿智、宽容、韧性的纯德名媛风范。杨绛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族，她对抗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的态度，堪称生命的正能量；她经尽人生起起落落，依然平静、充实、恬淡、知足又不卑不亢地生活着。

作家周国平在书中评论：“这位可敬可爱的老人，我分明看见她在细心地为她的灵魂清点行囊，为了让这颗灵魂带着全部最宝贵的收获平静地上路。”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探访先生生前居所：

阳台上几盆花草枯萎了

昨天，杨绛和她深爱的丈夫钱钟书，女儿钱瑗以另一种方式团聚。她居住了30多年的三里河南沙沟小区的寓所，那个小区里唯一没有封闭的阳台上，摆放的花草绿黄交织，已经半枯萎了。邻居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春节前，杨绛已经开始长时间住院，他们很久没有见杨绛在小区里走动了。下午，杨绛所居住的单元楼没有任何异样，没有悼词，没有花圈，没有鲜花，甚至并无他人探访。一切如同杨绛生前所愿，一切低调。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