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骞

【编者按】海明威曾经这样评价古巴：“我热爱这个国家，感觉像在家里一样。 一个使人感觉像家一样的地方，除了出生的故乡，就是命运归宿的地方。”

从1939年开始，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生活了22年，而那段时期也是他文学成就最为瞩目的时期。著名的《老人与海》就诞生在那里，其主要人物也是以海明威的古巴朋友为原型。1962年， 海明威去世，他生前居住的瞭望山庄也被改造成了海明威博物馆，每年吸引大批书迷前来打卡。

像很多人一样，作者刘骁骞来到哈瓦那，也慕名追寻这位文学巨匠的足迹。但不同的是，在过去的六年中，他曾以记者的身份九次深度探访古巴，亲历卡斯特罗逝世、奥巴马访古、美古复交等诸多历史事件。与此同时，他试图记录下古巴的社会气氛和人的状态：从电影学院学生到文学巨匠海明威，从国营冰激凌店到城市里的雪茄厂，从吟游歌谣到音乐剧演出，从菜市场的自由定价到民众出境许可“白卡”的废止……他看到的是一个被时光冻结的国度，平静之下有隐秘的热忱，困境与生机并生，而这或许也是海明威旅居这个国度多年的理由。

经出版社授权，本文摘录书中《以海明威为名》一章的若干段落，讲述作者在古巴探访海明威故居瞭望山庄的经历，重现一代文学巨匠在古巴的生活轨迹。

《飓风略过蔗田》，副标题: 一个中国记者的古巴见闻录；刘骁骞；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有风文化 出品；2022年3月。

现在回想，我第一次去古巴时产生的诸多想法随着认识的深入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唯有一件事除外:如果在岛上只能拜访一个景点，我会选择美国作家海明威的故居。

也许在当地人看来，这有一丝亵渎的意味，但我并不这么认为。正相反，它其实是恭维。因为只有真正美丽的国度和城市，人们才会自然而然地萌发出这种善意的较量。如同我们通常会在美人的五官中寻找最雅致的一处，而不会拿相同的问题去为难另一类人。

从哈瓦那市区开车到瞭望山庄大概需要半个小时，不过这取决于司机的身份。如果是略微涉足旅游业的当地人，他会沿着古巴中央公路一直向南，海明威故居在城市的东南郊。长居哈瓦那的外国人也不会迷路，这是亲友访古必去的地址。最需要担心的是想要挣点外快的素人的哥。有一回我仗着自己去过几次瞭望山庄，就在街角的加油站拦了一辆私家车，那是一辆锈红色的老款雪佛兰，司机很年轻，宽敞的仿皮座椅虽然陈旧，但见不到日常上下客留下的刮痕和汗渍。

我俩都各藏私心，谈好的车费比平时便宜一半，而他也能趁闲攒几张外汇券。毕竟在古巴，最廉价的是时间，而且他可能不是车主。

然而半个小时后，车窗外的风景让我迷糊了。我们开进了一个小渔村，风是咸腥的，车轮缓缓碾过夹杂着贝壳碎片的沙道。我把双臂撑在前排的椅背上，上半身往前探，仿佛驾驶座的视角比后座更加准确一般。

“不是这个地方，房子不在海边。”我说。

的确，厅堂和卧室的窗户都看不见大海，除非是爬上庄园里一座白色的方形塔楼，从顶层的房间里向外望，才能在棕榈树冠犹如烟花般的轮廓里瞥见闪动着白色光点的海面。在那个面积不大的房间里，放置着一台立式望远镜和一把铺着蓝色软垫的木质靠椅。海明威会在那里写作。

司机其实并不清楚地址，只知道房子的主人是一个写过《老人与海》的大作家，所以就径直往渔港的方向开。

我们和沿路经过的村民打探方向，但认识海明威的古巴人比我想象中的少。当标注着“瞭望山庄”指示牌最终出现在视野中，已经又过去了半小时。我有些过意不去，于是多给了油钱。全部加在一起，和正常打车的价格也差不多了。

海明威故居——瞭望山庄

我读海明威的小说，但一直很难产生共鸣，反倒是对他的生平有一种近似朝圣的着迷。20岁的我，暑假在马德里学习西班牙语，课程一结束我就搭火车去巴黎旅行。海明威和第一任妻子曾经租住的公寓离我落脚的青年旅馆只相隔几条街，楼的外墙上挂着一块纪念牌。

“这就是我们年轻时的巴黎，那么贫穷，却那么快乐。”每一位慕名而来的访客都会默念刻在牌子上的这行字。

它出自《流动的盛宴》，这本关于巴黎的随笔其实是海明威在古巴写出的。以巴黎为题材的非虚构作品多如繁星，而其中最负盛名的一本却是作者在离开此地将近40年后才开始动笔的，这对于讲究时效的出版界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却也让我这种在写作上患有拖延顽疾的作者得到不少安慰。

我常想，在气候条件截然相反的环境中回述过去是否会让记忆出现偏差。《流动的盛宴》就是一个值得推敲的案例，在我模糊的印象中，海明威笔下的巴黎似乎过于寒冷了，段落与段落之间此起彼伏的酒局除了满足作家的酒瘾外，应该也有驱寒暖身的功能。可当我来到瞭望山庄，就一下子都明白了。

作者从窗户外向内张望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

在这里，一切都和巴黎是反着的。加勒比海近似热带雨林气候，宽叶绿植失控般的茂盛是任何一个温带地方的夏季都无法与之攀比的。施展咒语的还有宅子本身，它被隔成八个面积不等的空间:挂着巨幅斗牛士油画的是起居室，《午后之死》初版的封面就是这张图，印满花卉的布沙发是房子里唯一偏女性化的摆设;通向后院的一个铺着赭色方砖的走廊被用来做餐厅;书房有大小两间，名气越高的作家往往会选择面积更小的书桌，当海明威身形渐宽后，他干脆就把打字机挪到了卧室的一个半身高的书柜上，站在一只鹿头的标本下写作。

在拜访瞭望山庄至少五次后，我依然不记得门的存在。这可能是因为空间与空间之间没有边界感，无论是向内，还是向外，它都是通透的。视线可以从房屋一隅的玻璃窗穿进，掠过书架上的英文小说和旧杂志，掠过边桌上的酒瓶，酒的存量依然保持在屋主离开的那一天，犹如在地震废墟中停摆的时钟，最后从另一边的窗户穿出。如果置身室内向四周看，一扇接着一扇的硕大木窗让宅子有一种露天庭院的气氛，似乎为了满足外人的窥视欲而设计。这种通透完全不同于格局费解又幽暗的欧洲公寓。

海明威的书桌和书架。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

然而瞭望山庄的丰盛又和建筑没有太大关系。只要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宅子有一种手工折纸般的简朴。它充满直角，唯一的曲线出现在餐厅和卧室的拱门上，虽然增添了一丝宗教场所的神圣感，但在同一时期的建筑中并非神来之笔。真正点石成金的都是海明威附加的，无论是他在非洲狩猎所得的动物头颅标本，还是私藏的画作和纪念品。瞭望山庄既像一颗真空的时间胶囊，又像一只熟睡中的动物，能感觉到其浅浅的气息。似乎因为这样，再喧哗的游客到了这里都不敢大声喧哗，生怕它被吵醒后就一溜烟儿跑掉了。

浴室门背后的白墙上用黑色的铅笔写着一串串小字，仿佛行进中的蚁群，也像清晨时分歪歪斜斜的早操队伍。普通访客是不允许进入宅子的，所以大多数走马观花的人很难发现这个浴室角落的秘密。即使注意到，也看不清字的内容。如果凭空猜测的话，我多半会以为是每篇稿件的字数。然而来之前我已经在一本画册上见过这面墙的特写:“蚂蚁”其实是海明威的体重。更准确地说，它包括具体的日期和当天的体重。体重秤摆在墙角。我发现海明威一开始会在夏天到来之前记录体重，那也是他体重的顶峰时期，好几次都超过240磅。当体重成功降至200磅左右时，他开始像上瘾一样每天记录，甚至延续进了夏天。这时候离海明威吞枪自尽只隔一年，过于密集的控制欲也许是崩溃的前兆。

墙上的动物头颅标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图

瞭望山庄总是给我一种矛盾感。以同为爱书人的心情去揣度海明威，他是想要在此久居的，有9000多册的藏书为证。事实上，海明威在这栋宅子里生活了22年，这也是他唯一一处在美国境外购置的房产。与此同时，瞭望山庄又散发着一丝随时会被遗弃的气氛。它像是一座夏宫，即使在这里诞生了《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但从本质上看，它和海明威在旅途中伏案写作的场所没有太大区别。

也许瞭望山庄就是作家的一个旅行箱。借用奈保尔的比喻，海明威把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瞭望山庄塑造成一个拼命想出门的人。

海明威也的确是这么对待它的。1960年7月，当他在浴室的墙上记下24号的体重后，就在第二天离开古巴，没有再回来。

宅子建在一个山坡上，沿着林间小径往下走，会路过一个天蓝色底面的游泳池。我从来没见过它注满水的样子。池边零星摆放着几把漆成白色的雕花铁椅，倒像是沉入水底的船锚一样重。再往前是猫的墓地。四座扇形的小墓碑，犹如猫的小耳朵。庄园的尽头是海明威的钓鱼船。船底是鲜红色的，让人联想起小说里鲨鱼的猩红大口。黑色的船身，船舱是接近原木的棕色。甲板被刷成绿色，远看仿佛铺着绵软的地毯。

整艘船被一块块形似墓碑的水泥墩架起，顶棚和绕船半周的步道应该是瞭望山庄变成海明威博物馆之后才搭建的，这样访客能更清楚地看见船的每一个细节。例如印在船尾的船名“皮拉尔号”，它是海明威第二任妻子宝琳的小名，后来海明威又在描写西班牙内战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中用了这个名字。船名的下方印着“基韦斯特”，这个美国最南端的城市并不是船的产地，船是海明威从布鲁克林购买的，但他常常在基韦斯特驾驶着它出海。

酷爱出海捕鱼的海明威 视觉中国 图

来这里的人总会不自觉地揣测“皮拉尔号”是否和《老人与海》有关，全然忘了后者只是一部中篇小说，即使取材于真实故事，虚构的成分总是更大一些。

然而在一个被海洋围剿的岛国，船的意象往往能得到更丰富的诠释。它既是远征，也可以是超越，有时还象征着革命。

古巴革命就是从一艘船上开始的。1956年，流亡墨西哥的卡斯特罗驾驶着一艘名为“格拉玛号”的游艇，和另外81个游击队员从墨西哥远征古巴。劳尔和切·格瓦拉也在船上。这是卡斯特罗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后的又一次尝试。渡海的部分比预期中的顺利，因为巴蒂斯塔政府获得错误的情报，误以为船顶是蓝色的，绿色船顶的“格拉玛号”得以侥幸靠岸。登陆后的第三天，他们遭到政府军的剿杀，仅存的20多人藏进了一片蔗田里，后来在马埃斯特腊山建立了根据地。

船的形象帮助我把卡斯特罗和海明威联系在一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误以为他们交往甚密。这种错觉既源于哈瓦那纪念品店里随处可见的黑白合照，也因为卡斯特罗热衷于和文豪们打交道的作风，从聂鲁达到加西亚·马尔克斯。

故居墙上海明威的肖像 ，经典的白胡子造型。 视觉中国 图

然而根据公开记录，两人只打过一次照面。这次相遇发生在1960年5月的“海明威杯”钓鱼比赛上。海明威是颁奖嘉宾，而卡斯特罗的出现则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他在钓鱼比赛中获得冠军，另二种是他意外现身颁奖现场。

我自然更倾向于前者，因为在古巴，意外之事是不存在的。无论是革命前，还是革命胜利后。

“我只是一个新手。”黑胡子的卡斯特罗接过奖杯。

“你是一个幸运的新手。”白胡子的海明威回答道。《生活》杂志在报道中记录了这个对话。日常言谈中随机迸发出的隐喻是再伟大的作家都无法预知的。作为古巴历史中最有名的一位美国人，海明威对于古巴革

命的真实态度一直是史学家热衷的研究命题。如果单纯从他和卡斯特罗见面的次数上看，英语系的海明威显然没有其他拉美文豪那么热情洋溢。可是回过头来，这种判断又是不公正的，年轻的海明威在前线记录了西班牙内战，与此相比，其他作家的无畏更多是形而上学地停留在稿纸上。更何况当时的海明威正在被每况愈下的抑郁症拖入海底，一个濒临溺水的人根本无心感受岸边一棵开花的树。

至少，海明威是亲近和接受的，而且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看，卡斯特罗很像是一个海明威小说中会出现的人物。

两人在码头上的短暂会面被官方摄影师萨拉斯永久地凝固在胶片上。曾经陪同卡斯特罗出访纽约联合国大会的萨拉斯说，在他一生拍摄的作品中，没有什么能超越这一组照片。

收集一张海明威和卡斯特罗的合照是我多年的心愿。在离武器广场不远的一家专售仿古照片的店铺里，我仔细比对每一个版本，即使它们的区别是细微的。

最终的赢家是一张两人的半身合照:戴着墨镜的海明威凑在卡斯特罗耳边说话，卡斯特罗低头不作声。它是一个被切割了前因和后果的独立瞬间，很难从中窥见真相，但那一寸遐想的空间吸引了我。

像所有传奇故事一样，后世的读者只保留自己喜欢的那一部分。

责任编辑：王昱

校对：张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