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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2-12-13 13:46:48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在女儿们眼中,陈寅恪的角色不仅是她们的父亲,更是一位坚守学术理想的学者,内心纠结的只是“民族文化之衰颓”。


|作者:陈娟

|编辑:于冰

|编审:凌云



近日,有记者从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获悉,知名内科医生陈流求于2022年2月12日12时20分在该院逝世,享年92岁。


不为人知的是,陈流求还有另一个身份,她的父亲是国学大师陈寅恪。


· 陈流求


陈寅恪生前和妻子育有三女:大女儿陈流求,二女儿陈小彭和三女儿陈美延。


与两个妹妹相比,陈流求与父亲相处的时间比较少。她少小离家读书、工作,后来追随丈夫到成都,在那儿一住就是40年。她一直自诩为“很普通的一名医生,一个很普通的退休老太太”。


尽管如此,生前每次忆及父亲,她都觉得自己很幸福,“有幸在这样温暖的家庭中健康成长”;也感恩于父亲对她的言传身教,“教会我们三姐妹以平常心和独立精神行走于人世间”。


如今,长女去世的消息,再次把人们的视线拉回到这位国学大师和他的家族、家风之上。


为女儿取名,用心良苦


1926年,北京发生“三·一八”惨案。段祺瑞下令屠杀请愿要求拒绝八国通牒的群众,死47人,伤150人。


也是在那一年,36岁的陈寅恪结束国外游学生涯,到清华大学任教,与梁启超、王国维等大家齐名,并称研究院“清华三巨头”。


在清华大学,陈寅恪还收获了爱情。


陈寅恪与妻子唐筼的相识非常偶然。一天,他和几位同事闲谈,其中一位提及自己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一幅诗幅,诗幅的落款是“南注生”。同事不知“南注生”是谁,向陈寅恪请教。陈寅恪略一思索,说道:“此人(女教师)必灌阳唐公景嵩之孙女也。”


唐景嵩是清同治四年进士,爱国将领,别号“南注生”,著有《请缨日记》——一部讲述自己清末赴越南参战以及参与中法战争的回忆录。陈寅恪刚好读过这本书,知晓此人。而那位女教师,正是唐景嵩的孙女唐筼。


唐筼自幼读书,先后就读于北洋女师、金陵女子大学,平日喜爱音乐和美术,闲暇时一个人弹琴唱歌,在旧报纸上练习书法,妥妥的才女一枚。


· 唐筼。


后来,经同事介绍,陈寅恪认识了唐筼,二人情投意合,于1928年完婚。比起那些山盟海誓,轰轰烈烈的民国爱情,陈寅恪与妻子的感情看似太过平淡、波澜不惊,却活出了别人求而不得的生活。学识深厚的两人,私下常常赋诗唱和、琴瑟和鸣,连女儿的名字都取得非同一般。


婚后第二年,大女儿陈流求在北京出生。此时,台湾已被日本占领多年,但陈寅恪始终认为“台湾自古属于中国,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便把台湾的古称“流求”当作女儿的名字。1931年,二女儿出生,取名“小彭”,取自澎湖列岛。两个女儿的名字都与《马关条约》中割台条款有关。


三女儿在1937年出生,取名美延,出自《荀子·致士》里的“得众动天,美意延年”,有积极乐观、延年益寿之意。


· 陈寅恪一家。(左起:陈小彭、陈寅恪、唐筼、陈美延(前小童)、陈流求。)


2010年,在父亲去世多年后,三姐妹共同出版《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追忆父亲、母亲当年往事。在书中,她们写道:“我们三姐妹的名字看似简单,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们才逐渐了解到父母和祖父在给我们起名字上的良苦用心。”


陈氏门堂三代世家,陈寅恪祖父陈宝箴官拜湖南巡抚,是晚清湖南新政的领军人物。其父陈三立是诗文名家,也是清末“维新四公子”之一。而陈流求三姐妹,无人从事文史研究,而是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他对我们要学什么从不干预,只是让我们独立地思考,独立做决定,让我们做我们想要做的任何工作。”陈流求说。


过去,她从未想过学文史专业,因为看到父亲体弱多病,于是立志从医,考入上海一所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重庆一家纺织厂,从事医疗相关工作。后来,举家迁到成都,在成都第二人民医院工作到退休。


二妹陈小彭,选修生物学专业,喜欢园艺,后来定居香港;小女陈美延,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后到中山大学任教,也是她耗费心血,整理父亲的手稿以及相关资料,并将之出版。


陈流求记得,姐妹三人只有小妹美延曾和父亲探讨过要不要学文史的问题。当时,陈寅恪答说,要是学历史,要超过他才好。最终,美延选择了化学。


“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虽然三个女儿都没有继承陈寅恪的衣钵,但他这一生,无论是治学,还是做人,都影响着女儿们。“第一,信念坚韧执着;第二,治学严谨创新;第三,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陈流求说。


陈寅恪早年游学多国,闲余时,也会跟女儿们讲自己当年留学的经历。


1902年春,13岁的陈寅恪跟随长兄东渡日本,到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最初,他的兴趣在理科,想学物理、数学之类,经过几番权衡,最终选择文史,“(父亲)后来还是觉得,中国人研究中国人的历史比外国人更占优势,外国人毕竟要先把中文学好才行”,陈流求说。


日本之后,陈寅恪开始四处求学。只要听说哪里有好大学、好教授,他就去旁听,不为学分,不为文凭,只为了获取知识,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美国哈佛大学,都有他的身影。


当时,他放弃了炙手可热的政治学,选了冷门的古代语言作为专业,修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突厥文、梵文和希伯来文等。这种求学的态度,使得陈寅恪的学术视野越来越开阔,东方学研究也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正因为此,陈寅恪被清华国学院看中,聘为教授。在陈流求的记忆里,清华园里生活的那段日子,也是全家最欢乐的时光。


当时,父亲白天去上课,总是一袭长衫,脚踩布履,冬春则棉袍马褂。“他去课堂授课,不提皮包,总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裹着书本。讲佛经文学、禅宗文学的时候,一定是用黄布包着书;而讲其他课,则用不同的深颜色包袱布包着书。”


· 在德国留学的陈寅恪。


陈寅恪讲课有自己的“三不讲”: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开学后没多久,他的课就成了“热门”,常常座无虚席,到后来不止学生提前占座听课,有些教授如冯友兰、吴宓、朱自清等也去旁听。正因如此,他被大家称为“教授中的教授”。后来,傅斯年评价陈寅恪:“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陈寅恪带着全家南下避难。离开北平时,他的右眼已失明。一家人从北平出发,辗转流离,跋涉了11个省,前前后后搬家10余次。在成都燕京大学执教时,陈寅恪左眼也失明。最让他痛心的是,颠沛流离中,自己花费数年心血收集的书籍和资料,有的毁于战火,有的被人盗走。


书没有了,陈寅恪做学术研究的笔却没有停下,靠的全是记忆。


陈流求清楚地记得,当年在桂林城外良丰镇雁山上的一个茅草屋里,父亲伏案笔耕的情形。那“案子”其实是一个大木箱子,父亲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双腿微曲顶着木箱,一写就是半天。“屋顶有时漏雨,也不大隔热。热天日间,父亲的白布内衣小褂被汗水浸透贴在背上,可他好像全无知觉。”


就这样,凭着记忆,陈寅恪写下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寅恪于1946年10月重返北平。再次进入清华园执教时,他已双目失明,上课、批改学生论文都由助手帮忙。此后的他再出现在老照片里,多是杵着拐杖,或者坐在沙发里,双眼也对不准镜头了。


· 陈寅恪一家人。


陈寅恪曾对三个女儿说:“我不会以年迈为借口而休息,我要坚持做学问。”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在目盲且晚年又遭股骨颈骨折不能站立的情况下,陈寅恪完成了80余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此后仍未辍笔,依旧著述。这一点对我们影响至深。”陈流求说。


在广州,陈寅恪走完了人生的最后20年,1969年10月7日因心力衰竭去世。


读书当先正志


陈家是书香门第,一向注重后代的教育。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21岁时便得中举人,他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称他为“海内奇士也”。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为光绪年间进士,官拜吏部主事,在儒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下,以改革天下为己任,同时又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中汲取营养,主张维新变法。


· 陈三立


这样的家族,以诗书立门户,开设家塾,延聘名师,子孙很早就发蒙读书。陈寅恪在6岁时入私塾,跟着湘潭宿儒周大烈读书。后来,祖父、父亲被罢官,赋闲在家,更是将心血倾注在教育子孙上。


有一次,陈宝箴在孙子陈隆恪的扇面上题字时就写道:“读书当先正志……如此立法,久暂不移,胸中便有一定趋向,如行路者之有指南针,不致误入旁径,虽未遽为圣贤,亦不失为坦荡之君子。”


这段话意在教育后人如何读书做人,也成为陈寅恪兄弟日后的人生准则。


1901年,父亲陈三立携全家到南京定居,安顿完家,便办起了家塾,教学内容以国学基础知识为主,同时又开设数学、外文、音乐、绘画和文体等。这种教育,对陈寅恪影响很大,既系统学习国学,又取西方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之长,为之后学贯中西打下基础。


到了陈流求这一代,陈寅恪对女儿们的教育也非常重视。


空闲时,他会选一些唐诗,教孩子们背诵,从最初的“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到后来的《长恨歌》《琵琶行》。


“他不干涉我们学什么,但要求我们不管学什么系,数学一定要好,逻辑思维要严密。”陈流求说,这是父亲对她们姐妹三人唯一的要求。她记得,父亲常常叮嘱她学医万不能马虎,这句话影响了她一生,“作为一名医生,我要对每位病患负责,不严谨是万万不行的。”


科学,也是陈寅恪对自己研究文史所提出的目标,“我们常听父亲说,虽然史学目前难以达到数理学科的精确度,他仍要尽力提高史学的科学性”。


在那个年代,无论环境如何变迁,条件多么艰苦,陈寅恪总是竭尽全力让三个女儿接受良好的教育。在抗战艰苦时期,女儿们仍可以住校学习,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


除了创造学习条件,陈寅恪对女儿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言传身教。他做学问的态度,正是他一生的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 陈寅恪


“父亲坚持用文言文写作,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强调文责自负,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流求回忆说。有一次,父亲要出一本书,出版社要求改动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词拒绝了,结果那本书也没能在当时出版。


在女儿们眼中,陈寅恪的角色不仅是她们的父亲,更是一位坚守学术理想的学者,内心纠结的只是“民族文化之衰颓”。他留下的精神遗产,在文化断层的年代,鼓舞着失落文人们,成为他们借以安身立命的精神食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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