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治沙，开始种树

二十年前，王珏刚来北京上大学时，银杏还不似现在这么多。学校里有条银杏大道，王珏当时还很惊奇，“（学校）怎么这么有钱？”当时，银杏价格不菲。老于是江苏徐州邳州人，做了三十多年的银杏育苗生意，他记得在2008年时，一棵10厘米的银杏嫩苗还要四五百元一棵，现在胸径同样粗的银杏苗，只要130元一棵。

1989年，赵世伟来北京读研究生，那时候，满大街都是杨树。从白石桥到中国人民大学再到中关村大街，一路上十多米高的杨树像哨兵一样高大挺拔，遮天蔽日的，那时候，从四环往香山方向开，一路上也都是杨树。“当时还认为银杏比较珍贵，花钱也比较多”，赵世伟说，他现在是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的总工程师，日常工作是为北京的园林绿化提供技术支撑，曾做过北京植物园的园长。

种植杨树是现实的需要。四十多年前，一到春天，北京最怕刮风，刮风就有风沙。“一旦沙尘暴袭来，首都上空更是一片灰黄，白昼如同黄昏。”新华社的《风沙紧逼北京城》一文里写道。1977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宣布：北京是“世界沙漠化边缘城市”。

为了治沙，开始种树。1978年，“三北”防护林工程启动，专家发现杨树和柳树具有其他树种无法比拟的优势。杨树和柳树皮实，在冬季寒冷、春季缺水的北京照样存活。

那时的绿化就是要“求快”，追求性价比。一棵杨树种下去五年，胸径就可以长到20多厘米，而五年的银杏树，胸径只有7、8厘米，还是一棵小树苗。杨树树苗价格便宜，胸径3、4厘米的树苗一棵只要几块钱。河北省林科所还繁育出了毛白杨，它长势好、树形美观，还易管护，被引进北京后，逐渐替代了其他杨树品种。

赵世伟说，和天然环境相比，行道树的生存条件可以说是极其恶劣。 在自然界里，树木的根系可以自由伸展、扎根，而被挪进城市路边树池的树木，就像生长在一个“花盆”里，根域空间狭小，土壤肥力不足，水分难以涵养。高温烘烤，夏天时，北京的马路地温最高可达到 70°C左右；尾气污染又很严重，因此，成为行道树的树首先得抗逆性强，能活。

杨树强悍坚忍，且树形高大挺拔、分枝点高，在路边不会遮挡行人，影响交通，树冠又很大，能遮阴。当时，北京城满是茅盾在《白杨礼赞》里描绘的画面：“虽在北方的风雪的压迫下却保持着倔强挺立的一种树。哪怕只有碗来粗细罢，它却努力向上发展，高到丈许，二丈，参天耸立，不折不挠，对抗着西北风”。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为改善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人口激增、交通城市拥堵、卫生状况恶化等，许多西方国家兴起城市美化运动，大量在城市种植行道树。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行道树的选择变成了树种适生性、审美功能及城市政策、历史文化等多个因素的角力。

北京种植行道树的历史可追溯至民国时期，曾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主持对北京旧城进行改造，除了提出了对城市建筑“修旧如旧”的概念外，还提出了在道路两旁种上槐树，在护城河的岸边栽上柳树。

北京数量最多的行道树是国槐。赵世伟介绍说，国槐具有耐轻度盐碱、耐贫瘠、抗烟尘的特性，且树冠宽广，枝叶茂盛，可以遮荫，寿命长，对城市环境适应能力强，很适合作为北京的行道树。

五月槐花香，槐树（国槐）是北京人最熟悉的乡土树种。槐树在北京的种植历史悠久，在北海公园画舫斋古柯亭院内，有一棵“唐槐”，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景山公园也有一棵千岁唐槐，因为它的主干中空，主干中又生了一株小槐树，被称为“槐中槐”。

槐树自古被赋予了丰富的人文意味，因其坚硬、正直，荫盖广阔，被称为有君子之风。又因其它寿命很长，也象征福寿延绵。过去，槐树常被种植在胡同和老百姓的院子里，是市民生活的重要符号，也编织了一代代北京人的集体记忆。1987年，国槐被确定为北京的市树之一。

北京人对槐树的感情很深，张恨水曾在《五月的北平》里写：尤其槐树，不分大街小巷，不分何种人家，到处都栽着。在五月里，你如登景山之巅，对北平城作个鸟瞰，你就看到北平市房全参差在绿海里。这绿海就大部分是槐树造成的……而实践出真知，这么多年过去了，新种的行道树要活得不好，往往会换上国槐。据2022年普查数据显示，国槐数量占北京总体行道树的42.3%。

2022年7月20日，北京左安门西滨河路，行人牵手走在落有槐花的人行道上。槐树为北京典型行道树，每年6月至7月为其花季。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人和树互相适应

行道树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北京的沙尘问题缓解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各方对行道树的需求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行道树是城市风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体现”，董丽说，“当我们来到一个城市，在到达任何目的地之前，首先踏入这个城市的空间就是道路。好的行道树会让人对这个城市产生好的印象，甚至变成城市的一个名片”。 董丽为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园林植物景观与园林生态。

“银杏是亚运会后变多的”，赵世伟说。1990年，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国举办的第一次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提出了“绿色奥运”的主题，城市生态成为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国际赛事在北京举办，对城市形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往重实用性的行道树，也要更多兼备审美性。

二十多年前，北京还多是双车道，现在许多双车道变成了四车道，城市也越来越大了，对行道树的需求量也变多了，除了一些老牌行道树，相关部门和专家也在挖掘新的行道树。

赵世伟解释，挑选行道树，堪比在人群里挑宇航员，因为限制性因素太多了。能成为行道树的树要皮实，像杜鹃苹果樱桃树等娇气的树是当不了行道树的。还要树形挺拔，树冠大，主干至少要超过2米才开始分支，这样不会影响交通。也不要像核桃树一样有落果；还要少病虫害；长得快；颜值还得高。“北京的行道树品种不足20种”， 赵世伟说。

银杏被称为“公孙树”，“爷爷种树孙子乘凉”，长得很慢，但是它抗逆性相对较强、树干挺拔，少病虫害，最关键是美观，秋天一到，满树金黄，景观效果好。

近些年，银杏在北京行道树和平原生态林中应用量急剧上升，最新普查数据显示，银杏已经成为总数量排名第三的行道树，占比8.4%，已经超过排名第四的悬铃木和第五的毛白杨。

银杏叶好看，但银杏果却难闻，也难清理。2022年11月23日，东城区广渠门内大街附近有两条银杏大道，一位环卫工人正在打扫卫生。他指着地面上的一摊摊白色色块说，“这都是被踩碎的（银杏果）”。银杏雌雄异株，雌的结果，气味难闻，掉地上，被来往的行人踩得黏黏糊糊，扫也扫不掉。环卫工人说，他们会先用水冲一遍，再拿钢丝制成的扫帚扫一边。前两天晚上，下了场雨，一场风把银杏叶都刮掉了，他光扫叶子就扫了七大麻袋。

因为结果，营养消耗大，导致雌株生长缓慢，容易出现小叶、焦叶、生长不良，景观效果不好。赵世伟透露说，银杏对栽植环境和施工要求较高，缓苗期长，种下去一年叶子迟迟长不大。有些领导等不及，第二年就给换掉了。

“没有完美的行道树”，赵世伟说。每一种被种在路边的树木都有被嫌弃的历史。杨树和柳树一到春天，杨柳絮漫天飞舞，跟下雪似的。飞絮落进行人眼睛、吸进鼻子不舒服，让过敏的人痛苦不堪。杨柳絮堆积在柏油路上，不小心，还会引发火险。国槐容易生尺蠖，幼虫吊一根丝从树上垂下来，停在半空，爆发时，人走在路上，迎面就能撞上三、五只。

“杨柳树雌雄异株，有飞絮的都是雌株”，赵世伟介绍说。 为了治飞絮，园林局想了很多办法，通过高位去冠，给柳树换头，让雌株变雄株；注射针剂，抑制花芽形成，第二年树只长叶子，不开花，减少了飞絮的可能性；每3至5天用高压喷枪对飞絮严重的杨柳树喷水，减少飞絮量。

“杨柳絮只是一种很正常的自然现象”，赵世伟说，“古人见到柳絮，还诗兴大发呢”。 为了改善居住环境，让城市自然化，人类把生长在自然环境的树木请进城。树木适应着都市生活的节奏，为奔走或栖居于其中的市民提供有机的生态空间。但植物作为生命体，本身也有其特性，像人各有个性一样。

现在北京园林局规定，在各项园林绿化工程中，严把苗木质量关，严禁使用杨柳树雌株，要从源头上治理杨柳飞絮问题。但雄株多了，也可能导致一些人花粉过敏。人和树从来都是双向选择，互相适应。

不能“千城一面”

理想的行道树整齐美观，给人舒适愉悦之感，并有助于提升城市的品质。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法租界公董局以1000两规银从法国订购250株悬铃木苗和50株桉树苗，次年2月培植于上海法租界苗圃内，引种结果是悬铃木生长远比桉树好。自此以后，悬铃木在上海街道得到了广泛种植。因悬铃木最早种植在法租界，又称“法桐”。

有一年，赵世伟去上海，看到路两边的法桐，树冠相连，形成的幽幽深深的绿色隧道，街道又显幽静，又有小资腔调。法桐已经完全融入了上海的血脉之中。数百年过去，上海城市建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些老法桐依然屹立在上海的一些公园和街道上，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成长痕迹和人文味道。

树木记录了城市历史，塑造了数代人对城市的集体回忆，也反过来影响着当下城市行道树的选择。

2021年，广州市为了优化树种结构，砍伐了许多老榕树，引起了市民的不满，不少市民特地跑到不同路段，拍摄环抱大榕树的照片，及“告别榕树”的视频，上传网络，以表反对。最后，广州市林业和园林局回应，榕树仍然是广州园林绿化的主打树种，“以前是，未来也是”。

现在北京的街道上也有悬铃木，但董丽却不赞成北京复制上海、南京等地，大量种植悬铃木。因为土壤、气候的限制，北京街道的生态环境相对南方更恶劣一些，悬铃木在北京不似在南方的城市长得那样好。而且千城一面，城市就失去自己的味道。

2021年11月22日，上海长宁区湖南路，以华山路为起点，兴国路为终点，短短300米的小马路被悬铃木落叶妆点。行人踩在落叶上，自行车驶过落叶堆，发出清脆的声响。图/IC photo

“树还是要丰富多彩”，赵世伟说，“一条路是一种树，换一条路又是一种树，这样地域景观特点更明显”。植物丰富，会引来蝴蝶、昆虫，很多鸟吃特定的昆虫，这样从草到乔木、灌木，就会形成相对平衡的生态系统。而没有生物多样性的绿化，只是一片绿色荒漠。

适地适树

最适合北京的行道树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一直颇多争议。

有人曾建议都种上常绿树，这样北京就和南方一样四季常绿，冬天就不显得光秃秃的了。但也有人不同意，北京的冬天气候寒冷，常绿树遮挡阳光，更显阴冷。落叶树四季都有变化，反而能体现四时流转的感觉。

什么树适合，什么树不适合需要更客观、多维的研判。

北京市园林科学研究院模拟道路上种了两行银杏树，孙宏彦和同事们把其中一条道路打好路基后，铺上了厚石灰、粉煤灰、硬水泥和厚水泥砖等硬质铺装，并挖好了规格不同的树坑，来模拟银杏作为行道树的生存环境。而另一条道路，则不限制树木的根系生长空间，不设硬质铺装。

这些年，北京新种的银杏树越来越多，但不少也出现生长衰退的现象。孙宏彦是北京园林科学研究院的工程师，她和同事想通过这种方式，探究街道种植环境对行道树生长的限制因素。结果显示，硬质铺装下，种植的树木通常长势较弱，芽和根的生长量仅达到自然生境条件下的50%。

2022年11月25日，北京道路旁的树叶飘落，景色萧条。图/IC photo

望京小街种了几棵银杏树，树还很年轻，却快死了，技术人员过去一看，树就被种在一个小坑里，周围又是钢筋、混凝土、水泥。夏天太阳一晒，地面温度骤升，加速土壤水分的蒸发和流失；硬质铺装又阻隔大气降水，水分难以渗入根系进行深层补水，树自然生存不下去。

行道树的种植也有行业标准。2013年，国家林业局发布了银杏栽培技术规程，规定种植银杏的穴规格为1米✖️1米✖️1米。但现实操作却大打折扣。孙宏彦在实际的工作中发现，有的树穴内径只有0.8米。有些树太大，种不下去，施工人员会把它的土坨铲小，“只要能塞下去就行”， 孙宏彦说。

董丽注意到，现在北京行道树选择有一个趋势是，因病虫害、飞絮、生长不良等原因，一些树种被市民质疑或被决策者限制使用，比如杨树、柳树、泡桐、白蜡甚至银杏等，导致树种的多样性非常低。但她认为，不应对树木求全责备，一些树长得不好，是种植方式出了问题，而不一定是树种的问题。

“比如，我们留给行道树的生长空间太小了”， 董丽说。行道树的生长空间就像一个花盆，树刚种下主要靠它原来土坨里的那点营养，等到新根长出来向外延伸，根本就没有足够的营养空间”，董丽说，这也是街上出现许多“小老头”树，或生长不良、大风易倒伏甚至死亡的原因。

“道路用地虽紧张，但也要考虑给行道树根系提供足够大的生长空间”，董丽说，“如加大种植穴的深度和直径，改善种植土壤的质量，在条件允许的地方，尽可能地让行道树长在一个连续的绿带里，而不是单株穴植。不能把整个绿带都连起来，也可以一段一段地连起来”。她认为，有些地方并不是受用地或技术问题，做不到连续种植，而是受惯性思维的影响。

而另一方面，董丽又发现，为了丰富树种，行业也在不断挖掘和引进新的树种。

据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介绍，2015年开始，北京发掘和引进了一些外来物种，如国外的银白槭、银红槭、秋紫白蜡等。这些树种观赏性很强，但作为行道树，许多都出现生长不良的现象。

银红槭产自北美，一到秋天，满树绯红，很漂亮。一棵15厘米的银红槭，价格在3800元左右。通州一些道路上使用了银红槭做行道树，但银红槭喜欢湿润冷凉，土壤偏酸性的环境，而通州土地的盐碱性较高，种植效果就不理想。 “适地适树”，赵世伟强调，“要尊重植物的习性”。

“街道的生存条件比其他绿地要苛刻得多，能够适应、长得好的还是我们乡土植物”，董丽说，“未来还是要继续挖掘乡土植物里的优良资源”。 但植物资源的驯化、培育是一项长期工程，这需要相关部门、科研机构、苗圃企业多方的推动。

“要客观地看待每一种树”，董丽说，“因地制宜，每一种植物只要把它用对地方并种好，让它长出它该有的样子，都是很漂亮的”。

杨柳树现在用得也少了，但“杨树的高大挺拔、壮观是其他树不可比的”，赵世伟说。他发现现在有些人有种奇怪的思维，觉得东西越贵越好。一提种杨树，说“太低档了”。

“树没有贵贱之分”，他说，每一种树木都有它独特的美。

新京报记者 王霜霜 编辑 陈晓舒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