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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和金字旁的微信名字】边缘中学的教育变迁。

时间:2023-03-17 16:53:46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工资,我让小孩去读书又没人给我发工资。”

而在西盟县的新厂镇阿莫村,由于附近的一个锡矿厂在建设过程中引进了不少外来人才,村里的佤族人比县里其他地方的人更早接触到这些人才,所以他们对于教育的态度在当时已经开始转变。

1989年出生的叶金,父母是锡矿厂的工人。正因为看到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在工作中展现出的优势,他们从小就支持叶金读书,并且希望她能够学到更多知识,开阔视野。

那时正巧赶上锡矿厂职工子女可以去县城读书的政策,叶金大概从5岁半开始,就和厂里的其他40多名孩子一起去县城读书。

她记得每次上学前,母亲都会给她扎个马尾辫,而这个马尾辫至少要“支撑”她一周的学习、生活。“那时候大家年纪都很小,根本无法照顾自己。如果在县城看到一堆蓬头垢面的小孩,基本上就是我们了”。

相较于叶金有来自父母的支持,1995年出生的拉祜族男孩扎安一直都知道,如果不想像父母一样一辈子务农,读书就是自己的出路。

“小时候,村里人普遍不重视读书,爸妈一直觉得上学是一件浪费时间、浪费钱的事情。”扎安说,自己还有两个哥哥,父母希望他们兄弟3人尽早去地里帮他们干农活。

受到老师的鼓励,扎安小学三年级时考上了西盟县民族小学。他想去县城读书,可这无疑会增加家庭经济负担,他就哭着跟父母说,只要把他送到学校,给一点生活费就行。

为了多省点钱,放假时,扎安经常选择走路回家。从学校到自己家所在的翁嘎科镇龙坎村英不龙拉祜组有60多公里的山路,他早上五六点起床,边走边跑,也要到晚上五六点才能到家。

“以前寨子里的人都不喜欢读书,我想让自己成为一个榜样。”2016年,从西盟一中毕业后,扎安考上了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他和另外一个表哥成为寨子里最早出去读大学的人。

贫困不再是求学路上的绊脚石

作为典型的“直过民族”地区,西盟县集边疆、民族、山区、贫困于一体,曾在云南乃至全国都属于贫困程度最深、脱贫难度最大的地区之一。2013年底,全县贫困乡(镇)4个、贫困村34个、贫困户9011户29563人,贫困发生率高达36.64%。

2005年起,云南省开始把“三免费”调整为“两免一补”(免学费、免书本费,提供生活补助),进一步减轻了贫困家庭在义务教育阶段的经济负担。

娜花家所在的岳宋乡曼亨村曾是西盟县的重点贫困村,一家5口靠采茶为生。娜花的父母虽然不反对3个女儿读书,但因为家庭收入不多,也只打算让她们读到初中毕业。

娜花的大姐只读到初中毕业,到二姐娜很毕业那年,父母同样表示让她别再读了。娜很说:“我听了,但没听进去。当时就觉得自己不能不读书。”

西盟一中开学那天,娜很瞒着父母,偷偷收拾行李去学校报到,因为学费没有着落,她一路上都十分忐忑,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不行再收拾东西回家。

好在班主任丁毅及时了解到她的困难。“他当时跟我说可以晚一点交学费,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先帮忙垫了学费。”提起这件事,娜很心里充满了感激。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越来越多的社会目光开始聚焦西盟教育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各种针对贫困学生的资助帮扶政策。

西盟县人民政府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春季,西盟县享受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297人,发放助学金347250元;建档立卡免学杂费补助249人,发放助学金136950元;地方政府资助249人,发放资助金311250元。

轮到娜花读高中时,恰巧赶上云南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西盟一中设立的“沁源希望高中班”第一年招生,不仅能免去家庭困难学生的学费和住宿费,每月还会发放一笔生活补贴,娜花顺利入学。

随着娜很考入云南农业大学,成为寨子里的第一个大学生,娜花也在心里默默定下了目标,一定要像姐姐一样去读大学。她说:“家人不支持,姐姐都能做到,我为什么做不到?”

当了班主任之后,王春林粗略计算过,来自国家的补助和社会爱心人士的资助,基本能够覆盖班里贫困学生日常消费的1/2到3/4。“以前确实有学生因贫困辍学,但现在贫困已经不再是阻碍他们上学的主要因素了”。

如何帮助学生突破自我

大山里的西盟县交通闭塞,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还有很多学生直到高中毕业都没离开过县城。但也正是这条路,让很多外面的老师带着知识来到西盟一中。

刚来的时候,何开武像很多老师一样,经常把自己看到的关于外面世界的故事分享给学生,鼓励他们好好读书,以后考一个好学校,找一份好工作。只是他没想到,有些学生的反应却是“那是汉族做的事,跟我们没关系”。

为了改变学生的这种想法,何开武也会用他们身边一些少数民族学生的求学经历来激励他们。他说:“当时很多学生缺乏读书的目标,学习没有主动性,树立一个榜样能帮助他们找到努力的方向。”

跟叶金一起到县城读书的40多名学生中,只有3个人坚持读到了高中。上高中前,叶金只知道大学生是很厉害的角色,直到在西盟一中遇到了自己的班主任,“她也是本地的佤族人,在读书过程中吃了很多苦,但还是坚持了下来,她的故事对我鼓励很大。”

那时候,叶金虽然从老师那里听说过无数个关于外面世界的故事,但在她的心里,外面的世界依旧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当时恰逢国家加大对民族地区教育的对口支援,《关于推动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通知》《关于东西部地区学校对口支援工作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支持政策也相继出台。上海市黄浦区对口支援西盟县,不仅帮西盟一中建起了新教学楼,还为其配备了全校唯一一台多媒体设备。

正是这台多媒体设备,彻底改变了叶金。“因为数量有限,很多老师都要提前预约才能使用。”叶金记得有一次,语文老师讲完课后带他们看了一部名叫《尼斯湖水怪》的电影。这部电影带来的鲜活世界,让她惊奇,“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多未解之谜”,并且让她产生了一定要出去看看的想法。

后来,叶金如愿考上玉溪师范学院。2013年大学毕业后,她决定回到母校西盟一中任教。作为一名政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叶金时常觉得从学生身上能看到自己当初的影子,“他们敦厚、老实,学习是苦熬出来的,灵活性相对较差。”

每当这个时候,叶金总会跟学生讲自己以前的学习方法,同时会组织班里成绩较好的同学分享他们的学习经验,希望学生能够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而大学的学习经历,更让她看到了“直过民族”的学生与外面学生在语言表达能力、思维能力等方面的差距。“比如辩论赛,我以前都没有接触过。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更强,对问题的思考分析也更加全面。”

角色转变后,叶金经常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校活动;在讲课时,如果有可以用来辩论的内容,她也会尽量给学生创造机会。“有的学生可能会支支吾吾,我会用自己的经历鼓励他们打破界限,勇敢表达自己的观点。”

在王春林的班里,每周的班会都是学生分享的机会。他们有时会读一篇文章,有时是分享通过互联网查的自己感兴趣的职业或专业的相关资料……通过锻炼,王春林发现,以前这些喜欢一块儿回答问题,或者用点头、摇头来问答问题的学生,已经能够在全班同学面前大大方方地表达了。

如今,随着西盟一中教师队伍的发展壮大,教师素质也在不断提升。该校副校长何开武表示,以前学校有很多老教师是专科生,现在绝大多数都是本科生,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农村学校教育硕士师资培养计划”来支教并留下来的研究生。

从“富口袋”到“富脑袋”

通过一次次家访,西盟一中的教师见证着脱贫攻坚给乡村带来的新气象。

以前教师家访,进村的路都是土路,学生家里住的多是茅草房、石棉瓦房,卫生条件差,有些贫困家庭家里只有一口锅和一个煮饭的三脚架。如今,不仅进村的道路变成了水泥硬化路面,村民搬进了砖混结构的平房,开始用上电视机、冰箱等家电,而且他们的生活习惯、卫生习惯也大为改善。抽烟的人越来越少,每家每户基本都有自来水,并逐渐改掉了喝生水的习惯……

2018年,西盟县正式退出贫困县序列,率先在全国“直过民族”地区实现整体脱贫摘帽。作为“挂包帮”队伍的一员,叶金在去村里跟家长交流的过程中,明显感受到他们对学生的管理配合度提高了。比如,快开学时,家长会主动监督学生调整作息;对于老师布置的作业,有些家长虽然看不懂,但会及时督促学生完成……

由于外出打工的家长较多,现在西盟一中的学生里有很多都留守在家。不过,班主任叶金经常接到家长打来的电话,询问近期孩子在学校的表现。“家长出去务工后,教育观念也在逐渐转变,很多人因为没有知识,只能干一些体力活,所以回来之后也会叫孩子努力学习。”

“现在基本不存在要老师去找学生来读书的情况了。”王春林说,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有些家长开始尝试花钱为孩子购买网课,他们变得更愿意为教育投资。

随着交通、信息、经济状况的改善,王春林还发现,近几年,为了让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西盟县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孩子送到普洱、曲靖、玉溪、昆明等教育资源更好的地方上学,现在很多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去外面读书。

除此之外,学生的精神面貌也在悄然改变。前几年,西盟一中来过两批来自德国的支教教师。何开武观察到,学生们对这些老师表现出强烈的好奇心,很多人虽然英语口语能力不好,但还是愿意去展示自己,主动交流。他说:“那两年对学生英语能力的提升还是挺大的。”

从说普通话带有浓重口音,到现在去市里参赛获奖;从腼腆、不善言辞,到开朗、愿意主动交流……王春林说:“20多年的教学生涯,很高兴见证了这些孩子从任何内容都需要老师教,到逐渐意识到老师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可能老师知道的还没我多,这种自信越来越明显。”

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

提起高中教育对学生未来发展的影响,王春林总会谈到自己教过的第一届学生。虽然3年后大部分人专科都没考上,但回村以后,他们依然是当地学历较高的。因为受过教育,他们相较于其他村民更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并且敢于成为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后来,他们中有不少人都成了国家扶贫政策的受益者,不仅改变了自己的家庭经济状况,还成为带动更多村民脱贫的致富带头人。

扎安也在努力成为这样的人。从去昆明读书的第一年春节放假回家开始,他每年都会跟表哥一起在寨子里组织一场春节晚会,邀请村里正在读书的孩子和有才艺的成年人参与表演。

扎安表示,寨子里的人大多比较内向,通过举办晚会,希望他们能了解更多外界新鲜的信息,也看到读书给个人带来的改变,逐渐带动起他们读书的积极性。

为了办好这场晚会,他们几乎要从放假第一天忙到晚会表演结束。扎安说:“大人主要表演民族传统曲目;通过视频教小孩子外面流行的舞蹈、歌曲,为他们将来能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打下基础。”

节目开始那天,几乎全寨子的人都会去球场看表演。

看到扎安的变化,扎安父母对于读书的态度也逐渐转变。后来,他还在父母的支持下通过了“专升本”考试,考入普洱学院学农学专业。村民在这样的影响带动下,也越来越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之后寨子里又走出了五六名大学生。

去年毕业后,扎安决定回乡创业:“每次回来都觉得家乡发展得很慢,仔细想想,觉得家乡需要更多年轻人把它建设得更好。”他把目光放在了独具云南特色的野生蜂蜜上。

拥有丰富的植物资源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扎安家附近的山上,有大量大挂蜂、树酸蜂、土酸蜂等野生蜜蜂。村民平时除了种植橡胶、甘蔗,还会去山上采野生蜂蜜来增收,却时常为蜂蜜的销路犯愁。

看到互联网经济带来的巨大机遇后,扎安也想试一试,通过互联网把家乡的农产品推广出去。经过策划与学习,去年11月,他和表哥一起在短视频平台上开设了自己的账号“安四野”,并在简介中写道:我是一个云南普洱农村的拉祜族小伙子,想给大家看我们去大山里采蜜的生活。

他的镜头里,记录着从山里背着蜂箱回家的老人、不同蜂蜜的状态,更多的是展现村民采蜜的过程……“我目前主要在帮村民代销,因为账号粉丝量有限,目前销量还不太理想。”他说。

虽然现阶段还有很多困难,但扎安说自己想要建设家乡的理想不会变。(王喆 刘世昕)(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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