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鼓励报名，青海规定村和社区干部接受教育的5000元学费由州市县区组织部承担80%，学员个人承担20%，毕业后颁发国家开放大学毕业证。

不到三年，青海培训基层干部35.29万人次，3000余名村（社区）干部参加学历教育。此项工作也被很多省市借鉴。

在青海开放大学，农牧民学员们说得最多的，除了学习和学历，还有省里在2016年到2020年间连续两次提高村、社区干部年度报酬。

这是朱治国在担任组织二处处长期间重点推进的一项工作。2016年，了解到基层反映待遇低严重影响脱贫发展和组织建设的情况，朱治国马上带队开展深度调研。

现任组织二处处长苏延虎对其中过程再熟悉不过。他说，本着“再难也要把事情办好”的劲头，朱治国组织大家迅速分组下乡，寒冬缺氧季驱车几千公里来往于数百个村社察实情、听心声。

“有一次，下大雪，车出了故障，治国部长裹着军大衣徒步进村，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到路口迎接。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往前走，部长几次开口说话都被风噎住了，他嘴唇发紫，眉毛眼镜上都是霜，但双手却跟村干部的手紧紧握在一起……”苏延虎说。

亲历了基层干部腿跑断、嘴磨破，却付出多、收入少、保障不足的实情，回来后，朱治国连日加班，牵头写报告、拟方案，经部里上报，再到省财政厅、发改委等部门沟通，仅仅两个多月，青海省村干部报酬调整方案出炉并实施。

这项工作也获得中组部肯定，青海的基层干部报酬在西北五省区名列前茅。

适逢全省村“两委”换届，这是大好事，留住了不少能人、带头人，有力支持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参与这项工作的年轻干部王克栋说，“不少村干部找来说感谢的话，朱部长难得一笑，说该感谢组织，还说看你们得实惠，比我自己涨工资还高兴”。

担当：思路清晰敢拍板，让人踏实

“这么好的人，说走就走，总说要请他喝口茶坐一坐，再没机会了。”说起去世的朱治国，陶北村党总支书记陈俊良一度哽咽。

陶北村是西宁市城北区的乡村振兴示范村。几年时间带着村民完成老村拆迁、发展蔬菜种植和多种经营的陈俊良，自认有几根硬骨头，却在几年前遭遇了“吃安眠药都睡不着”的艰难时刻。

朱治国（左一）慰问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市隆务镇青年路社区干部（2022年1月摄）。新华社发

2017年，村集体决定成立企业，贷款建设乡村旅游小镇，到2018年，已投资6000万元的项目却陷入“大棚房”问题专项清理的争议，停滞不前。

村“两委”几番沟通无果，股东丧失信心，村集体经济眼看就要被拖垮，陈俊良也开始自我怀疑，甚至动了辞职做生意还债的心思。

“听了治国部长的话，我的心才踏实了。”陈俊良这辈子也忘不了那次通话，“听完情况，他边研究相关政策边跟我讨论，反复确认项目手续齐全、施工合规，然后坚定地说‘你走的路是对的’，还教我下一步如何具体操作。”

两个礼拜后，审核通过，项目继续推进。拨通朱治国电话，陈俊良再次听到坚定的声音：“书记加油干啊，干好了，我带人来学习。”

“这以后，陶北村加强村级阵地建设、创建‘红色物业’、落实‘三乡工程’，该怎么干，我都先听他讲一讲。”陈俊良说，旅游项目投运三年多累计营收约1500万元，解决本村及周边村镇200人就业；争取村集体经济“破零”工程资金成立的“红色物业”公司，继续消化剩余劳动力，近两年盈利50万元，还给村民分了红。

“对很多基层干部来说，吃苦是不怕的，怕的是困惑时找不到一个明确答案。”西宁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王生龙多年在基层，他懂老陈书记为啥对朱治国这么信任和依赖，“行还是不行、干应该怎么干都能痛快给句话。党支部书记们都认这样有办法、敢拍板的领导干部。”

愿当基石，朱治国办公室的灯总是亮到半夜甚至通宵，思辨性的报告、系统性的规划，综合性强的文稿，有他兜底，大家都把心放下来；

善当伯乐，朱治国把知人识人的点滴随时记录，他推荐干部，除了现实评价，还会以“如果”开头将优缺点放在岗位需求中做客观长期的考量，每次考察，全组都信服他的意见；

做好操盘手，近几年青海省党内集中教育工作，朱治国都参与谋划把关，经他亲手编发的重头文件多达上百个，编发的简报五百多期，审核修改各部门单位、干部对照检查材料数千份。很多同志说：“不同专班成员轮换，只有‘铁打’的老朱一直在，他在，上下都放心。”

严守：为人干净，做事才能坦荡

朱治国在组织部门工作多年，手中的权力，一尘不染。

2004年底从格尔木市调到省委组织部工作，妻子屈敏还在格尔木的电视台当播音员兼记者。异地两年，他没为妻子调动找过一个人。

姐姐朱治华回忆，屈敏热爱新闻工作却一直没等到省里媒体招考的机会，为了团聚，只能多次参加西宁市、青海省的公务员考试。格尔木到西宁800多公里，屈敏孕期挺着大肚子坐车十几个小时去面试，朱治国能做的，只有偶尔请假去车站接送一下。

2006年，屈敏考入西宁市人社局。搬家时，朱治国不愿多请假，不想麻烦别人，还在哺乳期的屈敏整理打包东西、办理离职手续，实在顾不过来，只能把孩子暂时交给也在产假中的姐姐照顾。

屈敏2013年查出癌症，朱治国把新房低价卖了去给妻子看病，没向身边人开口借钱。

姐姐1996年参加工作至今一直在海西州德令哈市工作，没敢跟他提过一句想调到西宁市的话。

姑姑家的表哥马建立是一名厅级干部，他说，“治国约定的，在家称兄弟，外面称职务。自家人最清楚，他，绝不会在公家事上多说一个字。”

做朱治国的朋友也要“清心寡欲”。

约了赵超聊聊天，他却常常中途失约，“又来了急活儿，我先走”。

一起吃饭，都约在家里或小馆子，两家妻儿参加的聚会，朱治国要求绝不许带“一个外人”。

多年来，赵超从社区街道一步步干到西宁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在街道工作超过了10年，从没指望朱治国能在个人发展方面给一丁点“帮助”。

这是朱治国生前使用过的笔记本（2022年9月9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占轶 摄

“老有人故意激我，你和老朱到底是不是师兄弟啊，怎么约他吃个饭你都约不出来？”

朱治国没让亲友们“沾”自己一点“光”，对部里的干部也是又严又细。干部三处张蕾11年前遴选到省委组织部，第一位领导就是朱治国。“写材料，十次有九次被当面指出逻辑、标点甚至错别字等问题”，张蕾倍感受挫想打退堂鼓，“发现我压力大，他来聊天安慰，还推荐电影《当幸福来敲门》鼓励，严管又有温度，我打心底里服气他。”

朱治国在干部工作中最见不得“小人”。当面恭维的，打政策擦边球的，提着礼物、揣着信封来跑待遇跑项目的，背后传播小道消息的，在他这里都走不通。常跟着他下乡的年轻人都知道，为了避免有人趁他不注意往车上放东西，他上车前都要检查，当面打开，退回去。

正是这种“零污染”，成就了朱治国和他分管工作的清风正气，他带出来的干部，都敢说真话，知道劲儿往哪儿使。

告别：道是无情情更浓

朱治国加班连轴转，前些年常睡办公室，一米宽的行军床，睡坏了四张。

近几年，妻子屈敏的病越来越重，母亲杨熙茹的身体每况愈下，儿子朱轶凡从初中到高中，只要凌晨四点前能忙完，朱治国也要往家赶，每天回来看一眼才能安心。

已经71岁的母亲从没跟儿子提起，他晚归的夜里，她总是睡不踏实，半夜走出卧室看门口是拖鞋还是皮鞋，如果是皮鞋，那就是他回来了，她回头还能睡一会儿。

母亲、妻子、姐姐都习惯了朱治国太忙不接电话、不回信息，除非是急事大事，一般不打扰他工作。

低调、内敛，关心都在行动上，多少深爱都放心里，这是朱治国全家的相处方式。

母亲说，养了个好儿子，娶了个好媳妇，婆媳比母女还亲，儿子儿媳感情特别好。

好景不长在。2013年屈敏确诊肺癌，朱治国倾尽所有带着妻子到处看病。他先是搜集医学书籍、论文了解病理，硬是把自己逼成半个专家，在他的照顾下，屈敏与病魔抗争了8年，成为小有名气的“抗癌使者”。

去年9月，朱治国有幸到北京参加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不到一个月，屈敏病情加重，他放弃学习机会回到西宁，白天上班，晚上在医院陪护。

朱治国照顾生病的妻子（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春节前，怕影响医护人员放假，朱治国把肿瘤转移脑部、双眼失明的屈敏接回家照顾，吃饭把碗筷放在她手里，上厕所拉着手送到马桶边，还学会了打针。

回想这8年的朱治国，好多人感动落泪。他省吃俭用，网上买一件衣服穿好久，买四五百元一片的进口药却眼都不眨；他一有空回家就打扫、做饭，自己能多干一点绝不让母亲和妻子辛苦一下；姐姐朱治华至今不敢打开手机里最后一张全家福。“拍下这张照片后第三天，屈敏又住院了。那是年初五，治国终于撑不住，打电话问，姐姐能不能到医院看护两天。”

心疼弟弟，朱治华泣不成声：“即使我在，他一夜也睡不了两个小时，屈敏神志不清，只一遍遍叫朱治国。”

妻子屈敏因病去世四个月后，6月11日，朱治国也溘然而逝。朱治国发病时，母亲杨熙茹去搀扶，把腰摔成了粉碎性骨折，告别仪式后，从殡仪馆被直接送去了医院。身患高血压、糖尿病等七八种慢性病，一天吃药好几把，药物副作用叠加，她经常从短暂的睡眠中惊醒。

“梦到治国了，他还在加班，盒饭太难吃，他胃疼喊妈妈……”杨熙茹流泪自语，朱治华忍不住抱着母亲痛哭。

16岁的朱轶凡帮奶奶和姑姑擦眼泪，他声音颤抖，忍着哭回忆了爸爸最后的时光：20多天紧张筹备会议，吃住都在办公室和会场；紧接着加班准备资料，带专家去平均海拔4200米的玉树调研；回西宁后提着行李箱直接回办公室投入工作，去世前一夜忙到凌晨两点半才回家……

“那天是周六，上午九点多，爸爸起来后没急着去加班，我看篮球赛，他还陪我坐了一会儿。”朱轶凡说，那天，最喜欢的球星拼尽全力得了43分，爸爸燃尽生命，永远停在了43岁……

6月12日，朱轶凡扶着奶奶迎接吊唁的人。他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络绎不绝。许多人情难自抑，泪如雨下。

那是一场特殊的告别仪式。

朱轶凡说，遵从爸爸送别妈妈的要求，家中设鲜花灵堂，不收花圈，不烧纸，不随礼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