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非视觉摄影中“看见”不同人生

虽然读博还有点“恐慌”，但蔡聪在从事非视觉摄影培训时却非常自信，“我是一个好培训师。”

“它是盲人的象征，但是盲人却在远离它；它可以帮助盲人，但盲人却厌恶它。因为它让健全人投来异样的目光”,全盲者石越俯拍了一支正陪伴自己行走的盲杖，这张照片被命名为《最可靠的朋友》。照片名字和图片描述的反差直击人心。这也是身为非视觉摄影培训师的蔡聪特别喜欢的照片之一。

2010年，到一加一残障人公益集团工作之后，蔡聪“解锁”了一个新领域：非视觉摄影。“在一些固有观念的影响下，残障是一个污名化的、羞耻的身份，它不容易被接纳、不会让人感到骄傲。”而蔡聪和他的伙伴们想做的，正是打破这些固有观念，非视觉摄影是他们倡导的工具之一。

蔡聪在家中用手机寻找照片，照片无法转化成语音，他只能努力靠近屏幕辨别画面。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蔡聪解释说，视障者也需要用照片这一形式去表达个人与世界的关系，记录生活、展示自己、参与到与非视障者的社交互动。“我们不强调盲人身份，而是强调非视觉状态，因为这种状态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入的；只是在这种状态下，盲人更占优势。”

2012年，蔡聪和同事们到西藏培训，一位项目官员在带大家采风时，想要尝试非视觉摄影。于是，他戴上了眼罩，在黑暗中害怕地往前走，小声嘀咕着“我这该怎么弄，我不知道我能拍什么了，我觉得我一无所有。”蔡聪告诉他，不管面前是什么都可以拍，这张照片的名字就叫《一无所有》。

2019年8月，在OPPO SEE BEYOND影像展中，蔡聪拍摄了九位视障者的故事，并将摄影集命名为《了不起的盲人朋友们》，在他的镜头下，视障者们化妆、调钢琴、培训盲人独立出行……

蔡聪坦言，自己并不喜欢摄影，而是更擅长非视觉摄影培训，“每张非视觉摄影照片都是我们为其赋予故事和意义。我是一个好的培训师，可以帮他们将感悟到的想法理性地抓取出来。”

他的笔记本电脑里存着许多视障者的非视觉摄影作品，《小腿的情人》《最可靠的朋友》《石头》等都是他喜欢的作品，或讽刺、或共鸣。

《小腿的情人》出自全盲者梁奕轩之手，照片里的主角是两根黄黑相间的路障。乍一看，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看！虽然他很普通，你甚至从来没去留意过。可当我走在人行道上，我小腿与他相遇的时候。这双恋人就肆无忌惮地‘拥抱’‘热吻’，于是在我的小腿上留下深深的吻痕——‘一个红红的包’。”当他人看到这段文字描述，在瞬间恍然大悟的同时，也对盲人出行时的种种不便有了切身体会。

全盲者梁奕轩拍摄的非视觉摄影作品《小腿的情人》。 受访者供图

对蔡聪而言，培训非视觉摄影的过程，也是在进入不同人生命的过程，从而感受生命的力量。一次培训中，一位小朋友伸出稚嫩的手抚摸灯箱，在他此前的认知里，光是像蜡烛般烫手的。他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灯箱，感叹“光原来是温暖的”，就这样，一张摄影作品《温暖的光》诞生了。

在蔡聪看来，非视觉摄影是视障者在透过自己的主动性去增加自己的可见性，改变周围的人，让大家去体验视障群体的生命经验。

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并体验，在2009年-2013年间，蔡聪和同事们在北京的三里屯、地坛等地举办了若干场线下展览，“我们始终是把它当成一种赋能和倡导的工具。”

“人应该有更多选择”

从视障者广播节目制作人开始探索发展道路，继而做杂志、做培训、做媒体倡导等等；在这期间认识同为盲人的肖佳，两人相恋结婚并生下一个健康的女儿……2010年，从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系毕业后，蔡聪没有按部就班地去做按摩师，而是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不是说按摩这件事不好，我有同学喜欢做按摩，也做得非常好；而是人应该有更多选择，我反对的是人生没有自由。”蔡聪解释道。

有一年，香港大学法学院开设了一个面向全国法学生的公益与法律研修班，蔡聪给大家讲残障的部分，当讨论到盲人能不能当老师的话题时，一名持反对意见的学生和大家争论起来。那位同学说，他同意盲人有平等的权利，但当老师会伤害到学生们，盲人可以当语文老师、不能教数学。

“人生的想象太狭窄了。如果一个盲人能当数学老师，我一定要去听课，因为这得有多大的本事啊。他缺乏对视线之外真实生活的感知，可能还在一个真空的环境中，虽然愿意思考，但存在局限。”蔡聪为这位同学感到遗憾。

多年的经历让他意识到，对残障者而言，最大的问题是外部障碍太多，刻板地认为残障人士没有能力，也不会给予机会。“但能力是发展出来的，每个人都在错误中学习，可残障者不被给予犯错的机会，如果没有做好，外界不会觉得是没有提供支持，而是因为你看不见或者听不见。残障很多时候还是处于一种被隔离的状态。”

蔡聪参与编写了《看不见的权利——给视障人的手册》。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他曾经梳理过2008年-2012年5年间、13家媒体关于残障群体的报道框架与主题。

而在常年的大众媒介监测过程中，蔡聪发现，媒介再现残障的框架集中体现在“身残志坚，自强不息，残犹如此，健何以堪，悲惨世界，大爱无疆”，报道中的残障者是负担、是威胁、是学习榜样、亦是他人爱心的陪衬……“但这些都只是被主流世界排斥在外的他者。”

“大家可能有一个希望听到的故事，把它编织到自己的框架里去理解。”在很多场合，蔡聪都会一再提起“残障是一种建构”。但他也坦言，想要理解这句话，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和很深的探讨。

“我们不断言哪个框架好哪个不好，而是告诉大家要识别媒体如何建构故事，我们也给记者培训如何使用融合的、平等的方式报道，除了看到个人归因，也可以考虑社会归因。比如视障者迷失在马路边，除了报道‘非要出门惹麻烦’的盲人、热心搀扶的路人，还可以追问为什么没有语音红绿灯。”

“我们希望的是大家能拥有更多这种权利的视角。我不反对励志报道，但若只有一类就会带来片面性。”蔡聪强调，他所做的事情不是一种对抗，也不是为了分出对错，而是希望能够吸纳更多人接受残障群体有平等机会的理念，用理性的眼光来审视并理解。

让孩子见识生命的多样

最近，肖佳和女儿蔡孟熙在一起努力学英语。她笑道，读博之后的蔡聪成了女儿的骄傲，女儿常说，“我以后也要当博士”。

蔡孟熙生得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爱笑，还喜欢画画。三幅水彩、三幅手工、黑色的小人、绿色的桃心……在家里客厅的墙上，随处可见她留下的痕迹。

蔡聪家的墙上，贴着他女儿的绘画作品。 新京报记者 罗艳 摄

“当孩子有兴趣的时候，我们会跟她聊爸爸妈妈看不见的事情，她不感兴趣就不主动讲，因为这就是她生活的一部分，这很重要。大家把这太当回事儿，她也会当回事儿。小孩子挺活泼的。平时我们也去接她放学，带她去游乐园，请她的同学来家里玩。”在养育孩子这件事上，蔡聪夫妻俩几乎没有分歧。

“尽可能不给她增加额外负担，完成好学校的任务。然后希望能有机会多带她去见识，不是那种从小就旅游过多少个城市，吃过多少种海鲜，参加过多少种运动；而是见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生命状态。”在蔡聪看来，负责任的父母，要能放下家长权威，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和自我负责的能力。

平日里，蔡聪家里常有朋友来访，有视障的、有坐轮椅的，还有多重障碍的，他和肖佳都会让女儿和朋友们接触。有一次，蔡聪随口说道“如果不小心摔伤了腿”，蔡孟熙下意识接了句“那就跟那个阿姨一样，坐轮椅就可以啦。”女儿的回答让蔡聪意外，“这就是生活给她的一种状态吧，生命就是多样的。”

视障家庭在养育子女中无疑会遇到很多困难，蔡聪家也不例外。填写学校发的在线表格或纸质材料，辅导孩子学拼音、认生字、读英语……都是常见的麻烦。他和肖佳会求助于家人、老师、邻居、其他家长，也在网上淘来好用的工具。在与其他视障家长交流后，肖佳发现了一款扫描笔能够解决指哪读哪的问题，再配合自己电脑上读屏软件的声音，孩子也在电脑键盘上粘贴小写字母……一家人在共同协作中不断摸索。

蔡聪觉得，如果产品设计者、教育从业者能考虑到这些多样的需求，进行更为通用的设计，视障家长们本不必如此不便与辛苦。

2023年1月7日，蔡聪拿着垃圾，手持盲杖出门。新京报记者 王子诚 摄

“你觉得这是你理想的家庭状态吗？”“是。”肖佳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觉得如果没有他，就不会有现在的我。”

蔡聪鼓励肖佳使用盲杖，崇尚自由，告诉她“失明以后的人生很有价值”。在蔡聪的影响下，肖佳从老家江西来到北京，做过按摩师、速录师，也尝试公益组织管理志愿者、残障女性项目管理。如今，她是中国第一位盲人彩妆师，“当时除了蔡聪，所有人都觉得我疯了。”

肖佳也运营着视障妈妈微信群，在群里，会有视障妈妈谈道：我觉得我亏欠了我的孩子，我都没有办法用眼神跟孩子交流。肖佳会告诉她：这你没有办法改变，但你可以告诉孩子，我抱抱你也是妈妈的爱。

蔡聪反问，残障者在医学上被判定为“无能为力”，但人生怎么就无能为力了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头发有长有短，皮肤有白有黑，眼睛有看得见和看不见，大家都有自己做得到和做不到的。

新京报记者 罗艳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卢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