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本人一般也知道，但也有不少人对自己的军衔并没有印象。开国少将王兆相在回忆录中提到：“记得我被任命为警六团团长时，没有关于军衔的命令，也没有附带说明。但近年来我在写回忆录时，发现了一份一二〇师参谋长周士第的电报，这份电报是发给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和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的，发报时间是1938年2月6日，内容为介绍警六团营以上干部配备情况。其第一条是：‘上校团长王兆相，三十岁。’不过在印象中，我没有接到过授予我上校军衔的通知，也没见过八路军的各级干部佩戴军衔。”

有关八路军、新四军干部的军衔，只是在抗战初中期有过记载。据1941年3月12日新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关于整军工作的报告提纲》中，“第四，将校以上官佐简历表” 可见，此时八路军干部简历中还有军衔等级，以后就逐渐不再提军衔而只提干部的职务了。

当然，因工作需要，八路军、新四军一些干部在抗战中后期也都使用军衔。据一个“日本八路”——反战士兵水田靖夫回忆：他在1940年梁山战役中被八路军俘虏，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三旅旅长杨勇送他一个笔记本，署名：“中国国民革命军陆军少将杨勇”。

抗战时期的“陆军少将”杨勇

少数八路军、新四军干部佩戴过军衔

国际友人爱泼斯坦在《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一文中写道：“改编为新四军后，游击队员们必须识别不同的军衔，服从他们不认得的人的命令。他们的日常生活受到严格的军事纪律的约束，这是他们以前不习惯的。”说明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佩戴过军衔标志。不过，八路军、新四军在这一时期佩戴过军衔的只是少数指挥员，如北伐名将叶挺等。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临危受命，于1937年10月出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

身穿中将军服的叶挺将军

另外，一些高级将领因工作需要也曾佩戴过军衔领章。如徐海东将军抗战初期曾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1939年下半年，中央研究决定，要徐海东到华中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工作。那时，刘少奇也要到华中赴任。怎样才能保证少奇同志安全到华中呢？中央决定，徐海东以中共中央检查新四军工作组组长的名义，刘少奇化名胡服，以“秘书”身份，“跟随”徐海东到华中。在路上，遇到一些麻烦，多亏徐海东的少将军服，才化险为夷。

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

曾任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的张蕴钰将军在2002年回忆陈赓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时自己任十一旅三十三团副团长，1940年在太行某军政学校首次见到闻名全军的陈赓将军，陈赓当时挂中将军衔，其他旅长一般都是少将。张蕴钰觉得奇怪，后了解情况后，认为陈赓曾救过蒋介石的命，又是黄埔一期，挂中将军衔并不奇怪。

另外，根据一些回忆史料，这一时期我军的一些初中级指挥员也佩戴过军衔标志。开国少将王直在新四军成立之初任新四军第二支队三团四连指导员，“在任指导员期间，最让我头疼的工作就是佩戴国民党军帽徽和军衔。我当时被授予上尉军衔，不是我嫌这个军衔低，而是在感情上难以接受。”

原新四军第四支队军需处长郑重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鄂豫皖苏区红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集中，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第四支队。上级派我担任支队军需处长，并发给缀有少校军衔的胸章佩戴。”

新四军准尉特务长胸章

由于当时是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共中央派出部分干部参加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工作，他们也曾有过军衔。如周恩来就曾有过中将军衔。周恩来那时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的首席代表。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蒋介石为表示与各党派的团结和笼络人心，特邀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还授给他中将军衔。南京陷落之前，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等党政军机关已迁至武汉，周恩来住进中共中央长江局驻地。当时，长江局大楼内住有两名中将，即周恩来和叶剑英（十八集团军参谋长），还有四个高级参谋，即李涛、聂鹤亭、张经武、边章五。时任长江局书记的王明曾口占一联：“一门两中将，三楼四参谋。”另外，受国民政府之邀，郭沫若于1937年9月出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军衔少将。叶浅予在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我在武汉参加郭沫若的军委政治部第三厅，我的军衔是中校，郭沫若和田汉都是少将。”不过，他们当时是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职，所以他们的军衔不属于八路军、新四军的军衔。

佩戴中将领章的周恩来

第十八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叶剑英

抗战初期，为了方便与国民党军打交道，在国统区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也有过军衔。如《毛泽东选集》中提到的在1939年6月12日“平江惨案”中被国民党军杀害的新四军平江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副官罗梓铭，军衔分别为上校和少校。

伍修权将军回忆八路军兰州办事处迎接从苏联回来的同志：“我们马上把他们安置下来，然后给他们发八路军的军衣和符号，还给每人起一个假名字。根据各人的年龄和身份，每人安上个适当的军衔和官职，最小的给个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为我自己当时挂的是个上校军衔。”

张震上将在回忆录中提到：“（1937年）8月30日，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太原成成中学正式挂牌办公。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的身份进行公开活动。我以八路军总部少校参谋的身份，负责联络、接待工作，并兼任办事处总务科科长。……八路军少将高级参谋边章五也在这里。……国民党军的军衔、标志，是要自己到街上去买的，回来报销。我那时不知道军衔如何佩戴，便问商店老板。他很吃惊，说：‘当官的自己还不知道？’我也就不好再细问。”

彭雪枫任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驻晋办事处主任时穿过的少将服装

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上等兵胸章

此外，抗战初期和抗战胜利后，八路军、新四军曾两次酝酿实行军衔制度，由于受当时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的限制，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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