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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匠微信名字】“银三角”复活:银匠村重新拿着“银饭碗”

时间:2023-03-19 12:57:30 阅读: 评论: 作者:佚名

赶回来了。当时,村里一位孤寡老人不小心跌落山下,一个星期后才发现,找到时尸体已经腐烂了。联想到村里独居的母亲,在外闯荡4年多的他,动了回家的念头。

“村里有老人去世,都找不到年轻人抬棺,全是60多岁的老人去抬。”龙太阳回忆道。

2002年,龙家兄弟从温州回到凯里。当时,去温州学做鞋,回来在县城开厂做鞋或开店卖鞋很流行。“我们与几个朋友合伙办起了皮鞋厂,就想把鞋做好,把很多村里的熟人带回去!”龙太阳说,投产不到两个月,生产的鞋却卖不动,只得把鞋厂转让出去。

两年后,龙太阳回到控拜村,买了辆二手面包车,靠拉人赚钱,“一边跑车,一边做银饰,当时村里没有人打银饰,我成了银匠村最后一个银匠”。

与龙懂阳的断指之痛相比,4年之后,同样在温州,同样做鞋匠,潘仕学经历了打工生活中最难过的一天。

2005年,22岁还在读高三的潘仕学,接到同学从河北保定打来的电话,称有一份月薪四五千元的工作,听起来很诱人。

这个有些音乐天赋的苗族小伙,高中时就开始组乐队、当鼓手。一想到“乐队要买台1000元的琴,就像要了父母的老命”的困窘,他打算先赚钱,再追求音乐梦。到保定后,他才发现所谓的“高薪”工作,其实就是做传销。

之后,他又辗转浙江、广东等地,干过短期的餐厅配菜工、琴行教师,给瓷碗贴过印花,在电子厂加工过芯片,没工作就靠打零工养活自己。

潘仕学至今仍记得,在温州一家皮鞋厂给皮鞋刷漆,两个老板就他一个工人,一天12小时干下来,“又累又困又饿”。一天晚上,朋友请他去喝酒,听他聊起工作时说:“你本来是个音乐人,干这个太不适合了。”

“听到这话,我眼泪一下就出来了,那是在温州最伤心的一晚。”潘仕学回忆说。

2008年初,他准备去上海的家具厂打工,在凯里开银饰店的堂哥,劝他留下来,还给他看了自己接的银饰订单——半个月就赚三四千元,比自己在外打工一个月赚的钱还多。在外四处碰壁的潘仕学,决定留下来跟堂哥学习打银饰。

人来了财来了,烦恼也来了

沿着蛇形山路驶入控拜村,一眼就能望见吊脚楼群的最高处,写着“龙太阳银饰”的大幅招牌。

44岁的龙太阳,看上去年轻精干,艺术范儿十足——身穿黑背心黑裤子黑皮鞋,留着小胡须,头顶两侧理着超短发,中间盘着一个小发髻。

这个“失传”多年的苗族传统发型,连村里老太婆都觉得不男不女,竟以为他没钱理发呢。特立独行的龙太阳,还打破了银匠“传男不传女”的传统,给女儿起名“龙传艺”,寓意传承龙家的技艺。

“这次疫情影响大,往年这时候每天有很多游客,这个长桌都没空位。”龙太阳站在自家客厅里,指着眼前可容纳10多人的长桌对记者说。

2012年,随着当地旅游业的带动,加上龙太阳逐渐有了名气,村里来的游客多起来。近3年来,他通过打造个人“IP”,挖掘游客体验式的场景消费,每年接待1万多游客,年收入达40多万元。

为打造银匠村品牌,让村里人一起受益,龙太阳想动员银匠们签一个诚信协议,确保银就银,铜就铜,手工就手工,机制就机制,是谁打的就打谁的名字,违约造成的所有损失自行承担。

“就这么简单的协议,很多人都不愿意签。”他感觉主要是观念改变难。有时,村里来10多个游客,他宁可自己家空着,东家分几个住,西家分几个住。可还是一度引起村里人的嫉妒,甚至有人偷偷给他家掐电断水。

“人家觉得是在帮我龙太阳的忙,我还欠一个人情。后来,有客人过来住不下,我就让他们去西江住。这些人又抱怨没人来住。”龙太阳感慨地说。

不过,他认为,被村里人嫉妒反倒是一件好事,“他们从嫉妒慢慢变崇拜了,村里已经有几户,开始往这个方向走了。”

重拾手艺回苗寨的“龙太阳”们,不但搅活了村民们的心思,也吸引着大量游客的涌入,“银三角”出现前所未有的躁动。

在控拜村通往麻料村的岔路口,一边石头上刻着“中国民族银饰艺术之乡控拜”,另一边石墙上写着“中国·银匠村雷山麻料”,更像是两个银匠在暗中角力。

过去,路口的小广场是“银三角”的公共场地,三个村的村民都在这里赶集,彼此友好相处。

当地政府曾有意把这三个银匠村整合起来,对外打造全国最大银匠村的品牌。或许是“同行是冤家”的缘故,似乎很难把它们拧到一股绳上。

3年前,这三个村有了联合意向,决定联手举办一个节日活动,还邀请多家媒体报道。据当年一位亲历者回忆,由于这次活动麻料村出人出力较多,风头较盛,有过度“突出自我”之嫌,引起控拜村民的不满。

从此,三个村少有往来,热闹的小广场变得冷清起来。

潘仕学认为,主要原因是竞争,过去控拜走在前面,现在麻料银匠追上来了。已当选控拜村党支部书记的龙懂阳坦言,人越多工艺越好,找不到对手怎么弄,大家相互学反而快一些。

银饰也要学会讲故事

苗族历史上多次迁徙,生活漂泊不定,族人习惯以钱为饰保值财产。当地一直有“无银无花不成姑娘”的说法,父辈们即便穷尽家财,也要为女儿置办一套银饰。

古老的习俗催生出“银三角”银匠群体,他们以种地为生,靠走村串寨打银饰补贴家用。重山阻隔,外出往往要走上几天几夜的路。湖南、广西、重庆的苗族、土家族、侗族穿戴的银饰,很多都是这里的银匠打造出来的。

站在银饰展厅里,龙太阳聊起银饰作品的故事,语速飞快、干脆利落。里侧墙上悬挂一只银质牛角,展柜里摆放着精致的蜻蜓、蝴蝶等银饰。

说话间,窗外下起了暴雨。这个季节的大山里,雨天再平常不过了,古朴的村寨被雨水一遍遍冲洗着。不由得让人联想到,“银三角”古老的手艺,也在经受市场的一次次洗礼。

“苗族没有文字,很多文化内容在不断丢失。”龙太阳看到银匠村空心化后的文化传承危机,便凭借银匠这门手艺做起文化保护与传承,还受到省里有关领导的表扬。

“我当时有点飘,文化保护做着做着就没钱了。后来,那位公开表扬我的领导又提醒我,文化要保护,先要养活你的家人。”自那之后,龙太阳的观念发生转变。

“银匠回村首先要生存,如果我连饭都吃不饱,不可能去传承保护这门手艺。”他说。

如今,苗族人以银饰保值财产的方式,早已被进城置办房产所替代。“原来苗族人结婚,标准的15–20斤银饰。现在年轻人就要一个帽子、两个项圈,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了。”银匠们已注意到本地苗饰需求萎缩的现实。

银匠回归过程中,也带回了市场思维。他们开始跳出民族银饰的消费圈子,靠手艺打制适应市场需求的产品。

2010年,贵阳一名研究生为写文化保护论文,来控拜村采访龙太阳。临走时,想买一个银质花朵,龙太阳打算收70元,但对方执意给150元,说“这朵花的成本是20元,在村里一天赚130元,你会坚持做下去。如果只赚50元,迟早有一天你会走。”

这段话启发了龙太阳,不能单纯地卖产品,要寻找新的出路。为了追求创新,他打制过蜜蜂、草帽、四叶草等创新银饰,还做过一双纯银“皮鞋”,并没得到过多的市场关注。

真正让他一夜成名的,竟是一副银质文胸。7年前的一天,他要带妻子到县城买衣服,妻子笑问:“你这么穷,恐怕连个文胸都买不起。”他萌发一个念头,为妻子打造一副银质文胸。

后来,一位朋友把这副文胸带去国外参展,好评如潮。在老外眼里,这副银质文胸的故事,凝聚了一个农民匠人的高超手艺和浪漫情怀。

这件传统手艺与时尚饰品相结合的文创产品,关键的硬核是故事。这也让龙太阳得到启发,联想到苗族故事和文化,都通过服饰来传承的民族特色。他开始用讲故事的方式,给银饰产品赋能,提高产品附加值。

一次,他无意中抓拍到,女儿被一只蜻蜓吓哭了的场景,决定打一只银蜻蜓,待她长大后会想到,自己曾被这只蜻蜓吓哭过。他打造这东西的时候,也会定格于女儿被吓哭的那一刹那。

“将这只漂亮的蜻蜓银饰,融入我们的感情和故事里。”龙太阳补充说,这门手艺是“非遗”,而产品不是。

他引导前来体验手艺的游客,做有自己故事的饰品,“男女朋友曾经为一个东西动了感情,就用苗族手艺把它做出来,这个故事就跟银饰一起活了”。

“以前打的银饰太民族化了,不易被外面的人接受。后来注重产品创新和设计,把市场做好了,才能做好文化传承。”潘仕学说。

2017年,潘仕学通过参加手艺人培训班,走上“非遗”传承之路,同时形成了全新的市场思维,“从那之后开窍了,设计理念开始转变。”

“非遗”传人为何让儿子学模具

2014年,19岁的顾仲杰也走出大山。不过,与银匠外出打工不同,他考取重庆机电职业学院,学习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为家里的银饰产业转型做准备。

“做手艺已经养活不了自己,只能以机制养活手工。”身为苗族银饰锻制技艺省级“非遗”传承人的顾永冲,讲出这样一番话,让儿子顾仲杰深有感触。

当年,打银饰还没有喷枪,都要用嘴吹煤油灯,顾永冲吹灯功力高,在行业内出了名。

“前些年,我家机制和手工各占一半,这两年很多做手工的师傅,就没什么事做,天天闲着。”顾仲杰说,父亲希望他了解外界的新机器,在机制银饰的市场中,“勉强还可以争一争”。

虽然自己学的是机制工艺,但顾仲杰仍觉得“机制是没有灵魂的”,“毕竟很小的时候,父亲每天做银饰,我在旁边读书,在这种环境下长大,对机制总有些抗拒的心理”。

顾仲杰记得还在读小学时,有4个外地人登门拜师,还拿出2万元学费,被父亲顾永冲拒绝了。他可能担心教了别人,自己不好找事情做,怕抢生意。

后来,顾永冲开银饰公司,由于合伙人撤资,公司人手不够,有订单也没法完成。

“父亲纠结了一个半月,想通后就要去外面贴广告招人。母亲出主意说,不想教外人,就先问问家里亲戚,从此才开始收徒弟。”放假在家的顾仲杰,目睹了父亲痛苦的转变。

2017年,顾仲杰毕业回到家乡,跟着父亲学手艺。当时,父亲每隔一两个月就外出跑销售,总能从老客户中带回两三百万的订单,按合同要求加工生产,全年收入1000多万元。

一年前,顾永冲突然病倒了。“银饰里的很多图案,都在父亲脑子里,现在没有人指导,我自己做没有把握,很头疼。”顾仲杰说。

虽然他扛起家业,却不得不做出改变——调整人员,压缩开支,出资支持父亲的4个徒弟外出,到杭州、成都、广州开银饰店拓展销路,家里负责生产。

“我不怎么和当地人做生意,因为总会有一家价格比你低。”顾仲杰对当地低价竞争显得有些无奈。他透露,去年接的订单中,只有零星几个要手工产品的客户,大多数客户只看性价比,更喜欢机制产品。

顾仲杰认为,机制品把银饰价格压得很低,已经形成恶性竞争。“比如1块钱的工费,勉强还能赚一包烟的钱,价格已经叫到心理底线。同行知道后,就算不赚钱,倒贴都要跟你拼。”

“有些海外的老板订做的银饰,一个单价就几十万元,主要是冲着父亲的手艺。可现在父亲还没康复,一位北京客户都等一年了。”顾仲杰说。

尽管家里的银饰机制品已占到九成,但他未来还打算学好手艺,走父亲那条路,“到那时自己也拿个证”。

只有手艺是靠不住的

2017年,潘仕学的银匠村复兴梦,刚迈出第一步就险些夭折。

他已经深刻意识到,单纯靠银饰产品走不通了,未来要走“非遗”这条路,把手艺放在文化旅游的新业态里。

潘仕学打算带领银匠回村,通过博物馆和公司的模式,合力打造银匠村。但第一次在西江开会动员,20多人里只有两三个举手的。多数人依赖门店销售,认为回村无疑是一场冒险。

“他们担心没有游客进来,回村开再华丽的店,也没有用。”潘仕学说。

他想争取更多村民的支持,却换来不少冷嘲热讽:“在城里都混不出来,到村里就会有客户?还不是拿大家的钱做形式上的事情。”

这种想法与顾仲杰的顾虑有点契合,他既认同旅游对银饰的带动效应,又觉得“光靠银饰吸引人到那里,有点悬。”

“银饰这东西,看一眼就够了,不是每个人都想学,大部分游客是来看风景和当地人的生活。”顾仲杰说。

潘仕学坚持认为,应该先打造好银匠村,才能吸引到游客。“控拜早有名气,没多少人知道麻料,如果博物馆和名气都没有,游客进来还是个‘空心村’。”

他四处游说,给村民讲苗寨的旅游潜力,未来的体验式、场景化消费。村里才最终达成共识,集资了100多万元,加上政府支持的58万元,银匠村复兴梦总算有了启动资金。从2018年开始,村里逐渐来了游客,银饰和农家乐有了收入,博物馆银饰年销售额达到几十万元。

如今,麻料村的旅游新业态已初具规模,村口苗寨风格的木质门楼上,写着“西江麻料银匠村”;旁边公示牌上,有13家银饰工坊、5家客栈与农家乐的名字;石板路的岔路口旁,竖立有“麻料银饰刺绣传习馆”“东京银饰工坊”“银泉农家乐”等指示牌。

相比今天的麻料,银匠最早回村的“前浪”控拜,却像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控拜只回来零星几个银匠,还没达到龙太阳的预期,“我房子也盖了,钱也赚到了,但一个人好不算好,还要把整个村带动起来。”

在他的设想中,村里要建一个博物馆,展示着祖孙三代的银饰作品,整个银匠村有上千个银匠,上千种不同设计理念和风格的银饰全部展出来,每家销售自己名号的产品,而不是千篇一律敲上某个大师的名字。

到那时,村里拿出部分收益分给旅行社,借助他们的渠道吸引更多游客,盘活村里的旅游资源。而他以前觉得,“自己在保护文化,客人都是深度的,不想走传统旅行社。”

顾仲杰却觉得,第一批回村的银匠尝到了甜头,但如果没有更多游客和需求,光靠空谈手艺传承,难以吸引其他银匠回村。

“靠补贴也不行,可能一天还给不到300元,在老家坐一天空吃一天。我在县城店里每天也能赚300元,回村里天天坐着,啥事没有,谁也不愿回去。”顾仲杰说。

无论是银匠丢下手艺走出去,还是重拾手艺回村寨,终究是受市场力量的驱动,民族手艺和文化的传承、保护固然重要,但却无法脱离市场讲坚守,传统手艺靠死守是守不住的,这是“银三角”变迁带给人们的启示。(记者刘荒、完颜文豪、罗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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