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茂森(9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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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0月25日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这位志愿军老兵让我想起了抗美援朝时期三次进出朝鲜的往事。

第一，突然接到急电，赶往总部

1949年4月，我所在的佐野46军159师结束辽沈平津战役，参加南部江南，8月进驻湖南湘潭。1950年6月25日爆发朝鲜战争，10月中旬紧急电报，1945年10月接受革命教育，1947年3月参军，1949年4月入伍的无线通信公司迅速向湖南省军区长沙报到。接着又迅速去了武汉中南军区(佐野)，在几天内集中了十几名报务员，然后又指定我带队向北京总参通信部快速汇报。

一周左右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军区的30多名报务员，这时人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就去了那里？没过几天，干部处团科长来到宿舍，逐个公布单调的东北军区分班，车票已经明天就出发了，听说没读我的名字，他接着说：杨茂森、项希来两人分开分配。

会后，想去东北的人安静地说，又要去东北。可能和朝鲜战争有关。他们是11月初。他们穿着单衣到达东北后，陆续进入志愿军行列。其中还有我在志愿军司令部见到的杨赤奎和个性协商代表团见到的爆送图。

我和卢刚在八大地方的军委总队工作。

第二，去朝鲜的话任务会改变

(一)安东大气

1951年11月，我从通信部总队调到部门，准备去朝鲜执行新任务。部门组建了5辆通信(广播)车，共25人，各5人(保务院、见习保务院、机务院、飞行员、发电院1人)，保务院为次长。5辆通信车中，2辆美式GMC 10轮重型卡车，每辆500瓦发射器；3台官方天然气汽车，每台200瓦发射机。每辆车都装有一辆发电拖车。我有一辆500瓦的大汽车，包括见习报务员赵刚、飞行员徐鹏飞等。其他车的报务员有张长山、边燮等。这些人是经过严格审查筛选出来的。政治上绝对可靠，技术熟练必须能够单独工作。罗副部长在他的办公室直接会见了所有人，进行了对话，当场找来了个人文件，需要亲自仔细审查。经过20多天的准备，出发前要求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服，彻底清除所有与解放军有关的痕迹，照片和个人信件也不能带走。

出发前，通信部长王川、副部长宰仁、两个我军通信兵的创始人、卢洪军特别接见了大家。王部长特别强调，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通信队，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通信队，肩负着非常光荣的使命。要求发扬我军光荣传统，遵守纪律，圆满完成这项重要任务。部还明文规定：“通信组由杨茂森担任队长，边燮担任部长，所有党团员组成党团支部，由杨茂森担任支部书记。”根据部门的决定，5辆通信车由我和徐鹏飞护送的火车运往安东，其他23人坐火车直奔安东。我们从西边门带人上了火车，那天晚上就出发了。因为属于军列，所以很少停车，天一亮就到了沈阳。徐鹏飞和我坐在驾驶室里，一夜之间，火车一层喷出的烟灰不仅满了，而且几乎都结冰了。之后，我们很快到达安东码头，前往西北2公里处9度沟的通信部器材中转站，站长李福全站长正在安顿我们待命。

本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朝鲜停战协定签署后，分成南朝鲜的5个港口(仁川、大邱、釜山、江陵、军山)，向我方停战监督组提供通信联络业务。我去的地方是釜山。但事实上板门店谈判、停止、争吵、进展缓慢，我们无限期等待。为了安全起见，我们五个报务员分别睡在自己的车里。安东冬天特别冷，车里没有暖气设备，身上还有棉衣、外套上再加一个薄棉花，很难御寒。晚上脱下的封面鞋，第二天早上像冰冻的冰块一样，硬穿在脚上就咣当咣当作响，白天热脚融化，晚上又冻得紧紧的，一天一天，冬天都没做过。一天吃三顿饭，吃的萝卜白菜几个月来几乎闻不到肉的味道。

敌机几乎每天都侵犯我的安东上空。特别是利用夜间云层，视野低，更任性地受到骚扰，低空轰炸大量B-29轰炸机，轰炸鸭绿江大桥和新义州地区目标，炸弹爆炸，火势冲天，震动的我们的通讯车不断晃动，散落的碎片落在附近的屋顶上。每当警报响起，就能看到高射炮向空中射击喷射的圣光和探照灯的光州像大型火焰一样交织在一起。迫使敌机不敢飞，有效地保护了各种重要军事设施的安全。白天，从沈阳、安东等地起飞的我的米格-15喷气式战斗机拖着长长的白烟，数百架升空，在鸭绿江、朝鲜上空与敌人F-86展开了空战。银白色的物体经常飘散，我开始认为是被击落飞机的残骸，后来发现是空战时为了减轻重量而丢弃的油箱。双方在高空盘旋射击，分不清敌人的飞机。有时能看到被击落的飞机落下，有时能看到降落伞飞行员慢慢着陆。随着我空中力量的增强，敌机也不能轻易侵入朝鲜北部地区。

人们习惯了不断响起的警报，城市井然有序，市长/市场商品应有尽有，市民照常生活，但所有的景象都告诉我们，这里离前线不远，战争就在对岸。日夜，军列、卡车、铁甲战车，以及看不到头和尾的志愿军队伍正向前方行进。横跨鸭绿江上南面的路桥去年已经

被炸毁，只剩下高低不一的桥墩。北侧的铁路、公路两用桥任凭敌机作为重中之重的目标日夜狂轰滥炸，四座‘人’字形钢架支撑拉索着的桥梁，像珠穆朗玛峰巍然不动，成为打不烂炸不垮的钢铁运输线，它驮载着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和来自祖国各地的物资源源进入朝鲜，和朝鲜人民一起并肩打击号称世界无敌的美帝国主义。

(二)奉命返京,准备去南朝鲜执行新的任务

1952年在安东过了春节，我们已在这里待命三个月，停战达不成协议，入朝又遥遥无期，三月的一天通信部齐福华（同事称齐胖子）科长来到安东，传达了部里的决定让我跟他一起回北京执行接受新的任务。其他同志以后都陆续进入朝鲜。我本来是要过江的，而且也穿好了志愿军服装，但在这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的安东一呆就是三个月，终于没有“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成为一个真正的最可爱的人。当我离开安东前站在锦江山上俯视鸭绿江时，禁不住自言自语道：“我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志愿军啊！”

我随齐科长返回北京，平时不爱说话少言寡语的他，一路上态度随和有说有笑，吃饭总是他掏腰包，当然打水跑腿是我的事，但一到部里，他又跑前跑后帮我安排食宿，领我洗了三个月来第一个热水澡。看到总台领导和同事，他们惊奇地问：“你咋这么快又跑回来了，什么事？”我说我也不知道。一位领导噢了一声，表示他已知道是什么事。原来是部里要重新组成通信车队，准备参加朝鲜战争停战协定签订后，我外交部、中国红十字总会组织的赴南朝鲜慰问我被俘战士的代表团。车队由总台组长吴培业负责，报务员有我和贾春阁及各类专业人员共十人。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暂时不配通信车。我们和代表团的其他人员都集中住在西河沿某饭店。这是一处三层楼四合院带天井的上等饭店，是我第一次住这样的高级饭店，对从来没有用过的钢丝床、坐便池、浴盆都很新鲜。热情的吴佩业同志，把我带上楼顶，眺望指点前门、天安门、故宫、煤山、北海白塔、天坛、北京饭店等高大建筑。处处醒目磅礴，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代表团正式代表是从各有关部门抽调的，我们的任务是保障通信联络工作。所有人员必须以文职身份参加。团里给每人发了一件丝绸蚊帐，发给正式代表和我们电台的三个干部数量不等的现金，自行购置衣装为主的必需品，凭发票报销。我购置的是：便装一套及手提皮包、帆布皮箱、行李袋各一个。代表团的部分活动也吸收我们参加，在总政（今大会堂南侧）礼堂听了中国红十字会长、卫生部长李德全（冯玉祥之妻）关于中国及国际红十字会情况介绍，这位久负盛名、神采奕奕、体态丰满、满口京腔的通州人，很受国人尊重，年近六旬的人了还是那么精神。在中国红十字会听了赵朴初的报告，也经常参加一些晚会。在匈牙利国家歌舞团访华演出时，由大文学家鲁迅遗孀许广平致欢迎词。目睹了这位久闻其名、倍受尊敬著名女士的风采。已经准备就绪的代表团，因为停战谈判迟迟达不成协议而未能成行，各自回到原单位待命。

三、二赴朝鲜,抵达志司

(一)去志愿军司令部路上

1953年春节刚过，全军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关于朝鲜是个大学校,各部队都要到朝鲜作战锻炼的号召，国内军委各总部与志愿军总部、兵团与兵团、军与军之间进行轮换。通信部总台与志司总台进行人员轮换。一天下午总台召开组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老红军胡笳台长宣布了到朝鲜轮换的决定和名单。有收讯台主任杨家祥、领班李双春、组长高文印、副组长杨茂森、孙光及报务员三十多人。经过几天准备，进行了工作交接，上交了解放军的帽徽、胸章，只是棉衣没有更换。部、台领导为我们举行了欢送宴会。这次安排得很好坐的是卧铺。这趟列车上都是军委直属各单位到朝鲜的。许多首长、家属到北京车站送行。汽笛响起，喇叭里响起了振奋人心的歌曲：“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我们刚到安东，从志司来接我们的卡车已经在志愿军驻安东办事处等候。次日下午，分乘三台小嘎斯从安东出发。在鸭绿江桥头很快办完了通行手续，南侧的公路桥已被炸毁成为断桥，我们从北侧的铁路、公路相平行的铁桥通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与安东只有一江之隔的新义州。三年来，新义州遭受敌机猛烈轮番轰炸，几乎被夷为平地，我只看见几根仍然直立的烟囱，原先的建筑已是残垣断壁，除指挥交通的军警外没有人影。出了新义州，远见我高炮阵地隐蔽在凹型工事里，战士们在夕阳的照射下演练对空射击。走近了才看清原来是穿志愿军棉衣（里和面竖缝扎在一起成条形）说俄语的苏军战士。在国内时只是听说有苏联空军参战，今天真的看到了苏联高射炮兵与中朝人民并肩战斗抗击美帝的事实。听说，他们的作战范围只限制在朝鲜北部地区。

被誉为“英雄小嘎斯”，载重2.5吨，轻便、快捷、灵活的小卡车，车的前挡风玻璃和两个车灯都装上了象帽沿似的遮拦物，白天减少玻璃反光，夜间减少灯光暴露，是对付敌人空袭的有效办法。两名司机都是经过挑选身经百战技术过硬的老手，车开得很快，入夜，接近新安州地区，这里是清川江的入海口，地势开阔，周围只有小的山丘，是敌人轰炸封锁的重点，原有的铁路、公路桥梁全遭破坏，为保证运输线畅通，我工兵、铁道兵昼夜抢修，边炸边修，我们就是从刚刚恢复，勉强能过的浮桥上摇摇晃晃地开过去的。进入朝鲜，所有的公路旁都有防空哨所，大多为地堡式的，上面覆盖着约二尺厚的泥土，四周用沙袋或土坯围起来，施以巧妙的伪装。这种哨所每隔一公里左右一个，每个哨所有一个班的战士守卫。他们的任务是发出和解除空袭警报，抢修疏通道路，抓捕敌特等。

新安州以南敌机活动频繁，我运输车队战线长密度大，每当夜间成百上千辆汽车南来北往，东西穿梭。汽车灯光，忽而成一条直线，忽而又蜿蜒曲折，忽而高，忽而低，像游动的一串串夜明珠变换着图案花样，煞是壮观。我们乘坐的嘎斯就是一串串明珠里的一颗。敌机来临，首先发现的立刻对空鸣枪，其他防空哨和司机随身携带的枪支接力式的鸣枪报警，车灯随之熄灭，警报解除后打开车灯继续前进，车灯几乎像城市路灯一样整齐划一同时开灭。午夜，皓月当空照得大地一片乳白，司机靠他老练的驾驶技术不减速地抹黑南行，静得只有马达和轮胎的摩擦声，困的我直打盹，几个说悄悄话的也不再吭声。突然有人喊了一声:“飞机！”一下把我惊醒，同时哨所发出了枪声，我抬头一看，一架黑乎乎的大飞机就在头顶，有二三百米高，绕着山谷、公路低空飞行，好像要专门找我们的麻烦。我有些紧张，急待司机如何处置时，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汽车照样前行。就在这时那架敌机袭击了前面两公里的车队。走近一看，公路中央炸了有四五米深的一个大坑，二十多名战士正在抢修，我们顺着路边慢慢开过去。事后和司机聊起那一幕时，他颇为轻巧地说：“这种情况遇得多了。敌机飞到我们头顶时，我们走在山的背面，正好把月光遮住发现不了。

拂晓，车开进山沟停在一隐蔽处，大家一起动手用秸秆、稻草把车遮盖来。司机人地两熟像回到自己家一样，叫醒几户朝鲜老乡把我们安顿下来, 这里是司机每次回国执行任务，白天打尖休息的固定地点。朝鲜的民房房顶是稻草覆盖的，门窗合一，一进去就是炕，朝鲜“阿妈妮”（大娘）、“阿兹妈妮”(大嫂)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老乡对待自己的子弟兵一样，热情关照我们，给我们吃的是朝鲜大米饭（今东北大米）、白菜、粉条、泡菜，用的是上下口径一样大的铜、瓷碗，长把铜制平勺，住、吃、用我都是第一次，无不感到稀奇新鲜。

日落后，我们告别了朝鲜大娘，汽车向东奔驰在“志愿军小道”上。这是一条志愿军战士自己动手，开山劈岭，突击抢修的高等级战备公路，路面全是白灰色碎石铺成，我们的小嘎斯走在上面发出唰唰地声音，飞似的向我们的目的地志愿军司令部挺进。

(二)志愿军司令部

志愿军司令部位于平壤以东桧仓地区。汽车从一条蜿蜒曲折不算宽的公路进入隐蔽性很强，四面环山，森林茂密的山谷，只见无数陡峭的山峰把驻地蓝天拦得剩下一条缝，太阳晚出早落是这里的特色.从沟口上行二三里便是志司总台，至此我佩戴上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我们去了以后，部分赴朝时间较长、身体不好的轮换回国，准备回国的原总台台长李东祥等向我们详细介绍了情况。总台、收讯台的各级领导班子，工作机构，规章制度都进行了调整充实。杨家祥任总台台长，李双春任收讯台主任及原来的姜付主任，收讯台有六个报务组，我是三组组长，高文印、孙光均为报务组长，每组有五六部电台二十多名报务人员，工作量不少于军委总台，联络对象有总部、大军区、兵团、军、师、志后及其所属各分部、开城代表团和朝鲜人民军总部及各军团等。发电、吃饭在洞外，报房、住宿都在一个深远的山洞里，与发射台相连。此洞据说是日本占领时期开的金铜矿，洞内高低不一，像我这样的个子稍不注意就碰头，洞顶没有加固，洞的三分之二用木板隔成工作间、宿舍，剩下的是人行道。宿舍是女里男外，睡在铺有稻草的木板上。大电网常遭破坏，电时有时无，电压也不稳，工作生活以自发电为主。

洞内冬暖夏凉，开春后非常潮湿，滴水聚成小溪流出洞外，被褥都有水气，为了安全不准拿到洞外晾晒（据说因晒被褥被敌机发现受过损失）。每天除吃饭、解手外基本上都在潮湿阴暗的洞内工作生活。一个月后，我晚上走出洞外什么也看不清了，开始我没有在意，以为是不适应或者得了近视眼。数日不见好转，经医生检查得的是夜盲症，是缺乏维生素，长期不晒太阳造成的。要我多到洞外活动，多晒太阳，多吃猪肝。果不然几天就好了，许多人都得过这种病。由于同样的原因，我和一些战友程度不同地患上了关节炎，“老寒腿”至今时有发作。饮食有大米、白面、高粱米，肉罐头、压缩饼干、豆油供应充足，仅冻猪肉就码了一房间。烧的是碗口粗的松木，看起来真可惜。总台、通信处洞口各有一个不够尺寸的篮球场，是当时打洞排出的石渣垫起来的，四周用自编的铁丝网稀稀拉拉围起来，一旦把球扔出场外，顺着山沟往下滚，捡球成了谁也不愿意干的“苦差事”。

驻地防空措施严密，敌机常来侦察骚扰。据说前年在对面高山密林中搜捕过敌空投特务，这仅仅是传说而已。志愿军总部在沟口建的地下剧场，经过一个工兵营的努力已经落成。洞深约二十米，厚有五十米，山上有高射炮兵保护，安全没有问题。洞内可容纳近千人，没有水泥钢筋加固，曾有巨石堕落，幸好没有伤人，危险处用立柱支撑。剧场经常举行集会、晚会，总部、各兵团、军的文工团常来演出，我第一次观赏了我国摄制的彩色电影《可爱的中国》和《葡萄熟了的时候》。我有幸参加了欢迎朝鲜人民军崔庸健次帅率领国家和人民军歌舞团的慰问演出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志愿军首长邓华、杨得志、李志明、洪学智等。崔庸健讲话后，杨得志致答词时即兴介绍崔庸健时说，崔庸健同志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与叶剑英同志是同期。我由衷地向这位身经百战为中朝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国际主义战士致敬。

1953年3月初，传来了斯大林患病的消息，每个人都很关心他的健康情况，定期收听莫斯科广播（华语）电台有关斯大林病情的通告，大家都为此揪心，一经听到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个个万分悲痛。志愿军总部在地下礼堂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沉痛地悼念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三)速调回京

到志司快三个月了，我尽可能地把军委总台好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规章制度、人员管理应用到新的岗位，各方面有了进步和起色，受到上级的表扬。还打算再摸索出一些新的东西。一天上午十一点左右，总台杨台长突然口头通知，叫我到通信处崔伦处长办公室。我问什么时候？他说：“马上，马上！在办公室等你”。这位崔处长原是通信部的处长，我认识他，他肯定不认识我，处长现在有什么事亲自召见我这个小干部？顾不上多想，赶快去他在洞口外接了有半间房大小的木板房办公室，我刚一进门敬了礼，他就笑着说：“你是杨茂森吧？坐，坐”。我回答“是”，他马上言归正传：“刚刚接到部里来电，调你马上回北京，具体什么事情，回去就知道”。我问什么时候走？他说：“马上。已派出一台专车在沟口路边等你”。随手递给我早已准备好的行政介绍信，我问了组织关系怎么转的事，他顺手拿起电话请示通信部，发个电报证明是党员行不行？对方说，行是行但随后必须把正式组织关系寄来。我赶快回到台里，请示杨台长工作怎么交接，他说：“交什么交赶快走你的”。我抓紧收拾东西，饭也没有来得及吃，我灌了一水壶凉水，司务长塞给我一筒肉罐头和压缩饼干，让我在路上填补肚子。

我马上就要离开“志司”了，我走的太突然太仓促，总觉得许多事没做完，更没有向战友们打个招呼，急忙忙跑下山去。就这样司机还是不耐烦地说：“你怎么刚来啊？”我气喘吁吁地说了一句：“我饭都没有顾上吃”。上车后定了定神，才真正意识到我真的要离开公司了。心想刚刚入朝三个月，又要返回北京，这和1951年准备赴朝在安东待命三个月后又返回北京很有点相似。小嘎斯开足马力，车后拖着长长一溜尘埃，六个车轮腾空似的不歇气地猛跑。我一个人在空车箱里连个伴儿也没有，颠的我坐不行，站不行，蹲也不行，尤其是坐在备用轮胎上，轮胎和屁股上下一起颠簸，都快成八瓣了。三者择一，还是手抓车厢帮子蹲下好受些。两天的路程半天就赶到了。我惊叹：这两位司机真厉害！

第二天的早晨，我找到志司驻安东办事处的会计，这位女同志看了我的介绍信已经知道似的，手脚麻利地收拾完手头工作，要和我一起到火车站买车票把我送走，我说：“你就不去了，我一个人能行。”她说还要把买车票的收据拿回去报销上账。车上，我虽感疲劳，但兴奋地没有一丝睡意，是什么事让我马不停蹄地从朝鲜前线赶回北京呢？回到通信部，我立即到干部处报到，都是老熟人，见了面都说回来的真快啊！段科长交待：“你可能会估计到，朝鲜停战谈判可能很快签订协定。经研究决定，还是让你回来和吴培业同志组织通信车队。具体的由吴培业同志跟你谈。”顺手递给我一份电文：“你看，人还没到，你的组织关系证明先到了。不过有这个还不行，要等正式的寄来才承认。”我与吴培业碰头时，他说：“研究车队人员时我提出把你要回来的，这次还是随外交部、中国红十字会组成的解释队到南朝鲜执行劝说我被俘人员回国的任务，你还是去南朝鲜的釜山。过几天代表团要集中，你先办手续、休息几天再说。”

大约五月底，代表团在前门外另一个大饭店集中，执行一年前准备执行的任务。人员基本上是原班人马，都穿的便装。我们电台只有老吴和我是去年的老人手，和我在一起的是见习报务员徐延年。我们都穿的军装，没有带电台车，事情要少些。出发前，在饭店举行了大型欢送宴会，有一位大领导讲了话。一切迹象告诉我们，这一次实现停战的可能性很大，我为实现这一目标所做的准备工作，已经历经三年三次落空了，期盼这一次获得成功。能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实现和平做一点点贡献，将来在个人历史档案中有一笔记载就行了。

四、三赴朝鲜

(一)开城路上

每次到朝鲜都有领导到北京车站送行，这次增添了不少家属和小孩。他（她）们没有泪水，没有哭声，只有鼓励、期盼和笑声。在“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中朝人民力量大，打败了美国兵哪！”歌声中挥手告别。部分首长坐的是软卧，大多数是硬卧。到了安东住的是最好的安东宾馆，比前两次好多了。上级特批给代表团二十台苏式新吉普车，从志愿军各部调来二十多名有经验的老司机，他们正在提车、试车、检修、驾驶一包到底地忙碌着。

在安东宾馆经吴培业介绍我认识了新华通讯社新闻处长李光绳（王若飞外甥，去年在总台有线报房听他做过国际形势报告）和一位记者，我们四人还游览了安东锦江公园。前年冬天我曾来过，觉得没有多大意思。这次是春暖花开的初夏季节，重游锦江公园给人以耳目一新，好像从来没有来过似的感觉。这个隔江炮火连年，地处抗美援朝第一线的边陲英雄城市，绿化管理的如此漂亮，真不简单。那位敏感的记者快捷地摁下快门，把我们永远留在烈士纪念碑前，如今仍清晰可辨。经交谈才知道李光绳是从新华社调到通信部，奉命赴朝鲜开城谈判代表团任通信处处长的，他刚刚脱下便衣穿上戎装，就要开赴朝鲜。不过，目前他和我们任务不同，还暂时走不到一块。

上图：原开城代表团通信处人员合影（2001年10月于大连）

一切就绪，代表团乘二十多台苏式吉普车（老吴、我各乘一辆），日落前从安东出发，向开城进发。入夜过了清川江、新安州以后一直向平壤方向开去。经验老到的司机听从防空哨发出的警报，车灯忽明忽暗，车速忽快忽慢，躲过敌机的多次空袭侦察，一路没有遇到什么大的麻烦。我坐的那台车不时出现小毛病，司机不得不停下来，一面检修，一面抱怨新车爱出毛病。我听说过新车要有磨合期，安慰他不要急，我们可以耐心等待。午夜，汽车开至平壤以北几十公里，向西拐进一条狭窄的山谷里，也不知道来到哪里，按照安排，有的进洞，有的在洞外经过伪装的简易房里就地休息。次日早晨一觉醒来，原来是我们住在我驻朝大使馆，还看见洞外有某国驻朝使馆人员在活动锻炼。我们在使馆进早餐，餐厅整齐干净，洁白的餐桌上摆着中西餐具，面包、香肠、牛油、米饭、馒头、面条和几个可口的炒菜，几位身着便衣的男女服务人员彬彬有礼地关照大家，一看就知道是经过专门训练的。我没有想到我国驻朝使馆仍坚守在炮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更钦佩使馆人员千方百计地为过往外事人员提供一流服务的献身精神。我是第一次食宿在大使馆，第一次吃美味可口的中西混合餐。

当天黄昏车队进入朝鲜首都平壤。平壤原本是个美丽的城市，眼前已是一片废墟，已经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街道上的弹坑刚被填平，两旁堆积着瓦砾乱石。交通要道、十字街心值勤的大多为女警察，她们手执语旗口吹哨笛熟练地指挥过往车辆。对我们这二十多台吉普车通过倍加关注，没做任何停留优先通过。横穿市区雄伟的大同江大桥被炸的千疮百孔，钢架断落，小车从临时铺搭的钢板上减速通过。沙里院至临津江地势开阔，只有小的山包和丘陵，铁路、公路忽而交叉忽而并行。自1950年“6.25”朝鲜战争爆发以来，这里是敌机轰炸最密集、封锁最严密的地区，昼夜二十四小时有值班敌机侦察，随时都有轰炸的可能。进入沙里院，这里已是个找不到的城市，扭曲的钢轨、枕木被炸出百米之外，铁锅形两三米深的弹坑比比皆是。许多弹坑覆盖着铁轨、树木、泥土、杂草，当地群众一家老小就住在这与地面平行的地堡里，如果不是有缕缕炊烟，万万看不出这就是他们的“战时之家”。

沿途正在抢修公路的朝鲜老乡全是男背女顶的中老年，每当敌机来临，指挥人员发出“边几依勺”（敌机来啦），“巴利，巴利！”（快，快！）防空警报，但他们无视敌机的轰炸扫射，几乎没有隐蔽疏散的意识，你炸你的我修我的。我亲眼看到将死伤者只做简单处置，继续抢修道路。乡亲们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只有仇恨和由恨而激发的强大力量。战争的残酷性把他们的意志磨练地如此顽强。这一切告诉人们，这就是抗击敌人取得胜利，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最佳选择。不屈不挠的朝鲜人民是取得胜利最伟大的英雄。

夜幕降临，车队即将进至临津江。这里是我军交通运输的枢纽，敌我轰炸与反轰炸的斗争相当激烈。我们的车队快到江边时，只见江水不见桥的影子，莫非桥刚刚被炸毁？什么时候才能修好？要等也不能在这危险的江边等啊！我正为此纳闷时，走在前面的车已经开上江面，当我的车走到江边时，一摇摆着语旗，小声吹着口哨的年轻军人指挥过河，站在他旁边可能是指挥员的中年军人，不时发出：“慢点！慢点！”“注意点”的口令。当车开上桥面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是桥体修在一尺多深的水面下，车轮把水挤向两侧哗哗直响。我惊叹：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也是敌人逼出来的，更是志愿军用鲜血换来的。这一发明迷惑了敌人，保护了运输畅通，这在当时，和志愿军利用坑道同敌人作战一样，被认为是一大创举，在全军加以推广。

几次出入朝鲜，我看不到火车总以为全被炸毁，完全靠汽车、人畜运输，但在临津江附近不仅看到了完整的铁路，而且还发现了火车，一台机车挂着几节车皮隐蔽在山洞里，一股青烟从洞口飘出，还听到扑哧扑哧地放气声。后来才知道，朝鲜战场上火车同汽车一样，千方百计地保持畅通，常在夜间、能见度差时和汽车、人畜组成一条条永不停息的接力式的钢铁运输线。

进入后半夜，已是人困马乏，汽车的颠簸把人们送入梦乡。年轻人强打精神好奇地环顾四方，坐在我后面的小青年像发现了什么似的惊呼：“探照灯”！我睁眼一看，正前方一探照灯的光束直直地射入云层，照得白云像朵朵棉花飘逸流动。司机告诉我那就是开城板门店非军事区的标记。夜间是探照灯，白天是气球，半径一千米内属于非军事区，任何一方擅自进入，都以违反谈判协议论定。神秘的开城，全世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开城！我三年来历经三次准备，终于进入了它的大门。

(二)在开城的工作和生活

1953年6月初，我随“代表团解释队”抵达朝鲜千年古城开城。它位于北纬38度线以南，濒临西海岸，冬暖夏凉、气候宜人，是理想的避暑胜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三八”线南北分别由美苏军队占领，这个处于“三八”线边的城市在1950年“6.25”朝鲜战争爆发后几经易手，目前由我方控制，1951年停战谈判开始被确定为非军事区。从市容看道路、房屋基本完好，看样子战争创伤不太严重。市区大而零散，古现代建筑混杂，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古代寺庙、民宅外观结构几乎和国内相同，如同国内每家都有一股共同的中国味一样，朝鲜也有一股共同的不难闻的特殊异味。所有大小道路都是自然形成的米粒大小的白黄色砂石硬质路面，下雨走路不积水不粘泥，刮风不起灰，讨厌的是走路要不断倒鞋坑里的沙子。开城有很多华侨，听口音是山东人，穿着和国内一样的以蓝灰色为主的服装，小学生们也带着红领巾。

我刚到开城，是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出的开城广播电台试播组住在一大房间内，一张大桌子上放满了他们的设备，那台磁带录音机不断反复播放“北京、北京，开城呼叫、开城呼叫”。我听这声音很耳熟，这不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常播放重要新闻播音员的声音吗？一位身穿便衣的工作人员调试设备，我忍不住问他：“那位播音员人没有来，只有他的录音？”他用手指着自己小声说：“就是我。”我惊讶道：“噢，原来是你！可你平时说话不是这个声音呀！”他重新录音呼叫，和我想象的那位播音员的声音一模一样。同住数日，当时也没有问他的大名。事后我猜想是夏青？还是齐越？凭我多年的听觉我敢肯定二者必有其一。这个谜我始终还是没有揭开。他们一台500W的电台车停在院里，不知是发射功率太小，还是什么原因，北京一直呼叫不通，广播电台最终没有开播。

我们在开城等了数日，因谈判双方就是否携带通讯工具未能达成协议，我们也就不能随“代表团解释队”到南朝鲜执行任务，我按业务归口到代表团通信处干老本行。吴培业同志，这位1938年就参加革命，解放战争初期随叶剑英同志在北平军调部中共代表团工作，后又跟随毛主席、党中央转战陕北、西柏坡的老报务工作者，两年来我两一直为执行同一个任务而数次合作，他给了我无数的帮助提携。随后他回到了北京，他的爱人和我同年参军，干同一行的乔敬荣同志，在开城工作一段后也提前回国，1954年收到他们从北京寄来的相片仍然是那么精神，直到2001年才打听他们在保定某干休所，我们常有电话书信来往，听的出来，五十年后他俩仍然是那么健谈热情。忆往事，我怎能不常常怀念在硝烟弥漫的战争年代里与战友们建立起来的深厚友情。

在安东认识 “走不到一块”的李光绳处长恰恰走到了一块。原来就认识的总台组长赵智，参谋刘华兴、郭明志、暴松涛和报务员张占山、柏德华、边燮悌、递洪祥、乔敬荣等一批通信报务人员又到一起了。不久，我领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还有一枚金属制作的“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长条形徽章，正式成为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城谈判代表团的工作人员。后随着停战谈判取得重大进展，停战协定即将签字，整个代表团为停战和停战以后的各项工作忙碌起来，工作人员急增，最多时超过了万人。通信处作为代表团的一个重要部门，领导、机构、人员和装备器材也大量增加。通信处下属单位有：收信台、发射台、电话队、电话站、军邮站等。根据停战协定又调来一批五个口岸（新义州、满浦、清津、兴南、咸兴）台、站需要的通信人员，全处最多时超过三百人。这个时期调入的有副处长段华夫、董协理员、指导员曹守正以及英语、朝语翻译和勤杂人员等。专业技术人员大部分来自通信部、各大区、新华社、中联部、志愿军。全部话务员及三分之一的报务人员是女性。

收信台主任为任继斌（在抗战时期曾任黄克诚的警卫员）、副主任赵智（收发信台合并前任发信台主任）。收信台有六个报务组，业务组、快机电传组、机务组、发电组各一个，共有一百五十多人。我是报务六组组长，副组长是李占山。柏德华及新华社来的王悌云、陈修悌都是组长，每个报 务组最多时超过三十人，各组组长、副组长、报务人员经常调整调换。联络对象有总部、各大区、“志司”及各兵团、军、志后及各分部、代表团各口岸和朝鲜人民军总部及各军团等。

收信台有两台收讯机，专门用英文打字机抄收《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法新社》等国外通讯社的新闻电讯稿。代表团秘书处将搜集的国外电讯稿选编译为内部《参考消息》。这份由手工刻印，字迹潦草，装订粗糙每天出两大本的内部刊物，内容十分丰富，正反面的都有，很受各部门的欢迎。我调到处里后对这份《参考消息》情有独钟，篇篇必读。另外，驻开城的新华社著名记者沈建图（即江南，1955年4月报道万隆会议途中飞机被敌爆炸牺牲）和法国《人道报》记者贝却敌，关于朝鲜停战谈判脍炙人口的新闻报道，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收信台设一个党支部，委员有任继斌、赵智、王悌云、柏德华和我。我是宣传青年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具体抓团员和青年的工作。收信台除个别领导超过三十岁以外，其余大部分是二十左右的男女青年，活泼好动，开展团的工作较为容易，特别是团支部其他委员李基端、张天一、洪汝奎、毛福宝等，不仅各有特长，而且个个精明能干，又善于组织，把全台的青年工作搞得红红火火。隔三岔五都有晚会，三天两头有比赛。晚会表演的节目中，由李基端编导的“盆碗瓢勺”大合奏最为精彩，除二胡、口琴外洗脸盆、饭碗、搪瓷瓷缸子、铁皮水瓢和罐头筒子……各种“乐器”应有尽有，把大家乐得前俯后仰。我负责团的工作，当然要积极参与，我敲的是最大的“乐器”洗脸盆，这是我生平唯一的一次奏乐表演。在爬山比赛中百分之八十多的团员和青年参加活动，我也奋力攀爬，还吸引了其他单位的青年积极参与。在1953年年终总结时，根据我各方面的表现，受到代表团的通令嘉奖。

收信台群众最喜欢的体育活动是篮球，组与组的比赛天天都有，我们的男子篮球队在赵智、柏德华的率领下十分活跃。它受过高人指点（志愿军篮球队派人指导训练过），训练有素，有一定实力，讲究技战术，在与外单位比赛中胜多负少。通信处、机要处两个单位的篮球队爱较劲互不服气，别看机要处人数少球队可厉害。打过几次我们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对方觉得我们的水平不过如此。可通信处的小伙子们不服输，经过充分准备商定再战。那一天地点放在满月台，双方人马倾巢出动，还吸引了许多观众，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单位的处长亲临观战，各拿一把椅子并坐在一起，有说有笑寒暄不已，比赛开始他们的脸比队员绷的还紧，拉拉队拼命为自己队加油。比赛结果通信处大胜机要处，我没有上场，也难以抑制胜利者的心情，终于报了一箭之仇。

有祖国人民的全力支援，大批建筑、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开城，我们的生活明显改善。营级以上干部吃中灶，我们吃的大灶也不错，大米、白面、高粱米随便吃，猪肉罐头、蛋粉、豆油、花生米、四川榨菜要啥有啥。至今我最爱吃的油炸花生米和榨菜，就是那时吃上的瘾。食堂是能容纳二百人的大蓆棚，没有桌凳，吃饭时走的、站的、蹲的、说的、笑的，还有三五人成堆边吃边打闹的。开大会、晚会都在里面。

1953年10月，我先到收信台台部，不久又调到通信处当参谋。通信处迁入收信台背后平坡上的一幢日式二层小白楼内，处机关二十多人办公住宿都在这里。在二楼的办公室里，能看见来凤庄风景区和板门店非军事区的轮廓。办公室的右侧是篮球场，可供早操、队列训练都很方便；左侧是新修建的木质小会议室，里面放一张自己制作的乒乓球桌，经常有人打乒乓球，段处长、任主任及我们几个参谋都是乒乓球爱好者，段处长常常是大汗淋漓，技术不这么样缠着不让走，只得陪他多打几局才肯作罢。

不久，李处长调回新华社，段华夫升任处长，处里的参谋是：有线参谋郭明志、综合参谋暴松涛、人事队列参谋刘华兴、军邮参谋（即军邮站长）侯立民，我是无线参谋。后刘华兴和报务员王淑英夫妇调回北京，由我接手兼管老刘交给的队列统计、人事档案保管。队列统计对我来说是一件新工作，接手前老刘做每月填报一次的队列统计时，报表摆了一桌子，加加减减反复核对好几天。我看得很烦。接手后有点怵，逐步找到了窍门，一般是半天最多一天就准确无误地上报，送处长审阅时，他说：“老刘每次摆弄好几天，你这么快就完了，对吧？”我肯定地回答：“不会错反复核对了的。”他给了满意的一笑。

我也有为难或出纰漏的时候。我过去长期在基层做技术工作，到机关工作时间又不长，文秘要领，行文格式基本不懂，一天，段处长让我起草一份文件，这可把我难住了，不办吧是领导交给的任务，求别人吧不好意思，显得自己无能。真是老虎想吃天鹅肉无从下手。像小学生考试遇到难题一样，硬着头皮用两小时写了四百字左右的文稿，心情忐忑的把“答卷”交给处长，我傻坐在那里等着打分。一个小时后，他把修改过的文件轻轻放在我的办公桌上，我偷偷察看他的表情，已准备好轻则指点一阵，重则不留面子地在众人面前训一顿。出乎我的意料，他面如常态，什么也没有说忙他的去了。我一看文稿几乎全部改动，漂亮的钢笔草体字加添一旁，我写的字仍清晰可见，我从头到尾看了几遍，逐字逐句比较对照，突然发现还给我留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的”字，差距水平出来了，处长的文采绝非一日之寒，令我无比佩服，更令我心悦诚服的是他的处事方式，他没有批评我，更没有指责训斥我，而是以表率的作用引导我，我沉思琢磨良久，他是用这种无声的工作方法，培养锻炼新人，等于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尽管我自感得了零分，但对提高我的文案能力和处事方法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常以此教育我的下属和子孙。

(三)停战谈判见闻

抗美援朝战争打了三年，停战谈判已进行了两年。即便谈，依然是边打边谈，停停谈谈，迟迟达不成协议。原来估计两三个月或者半年可实现停火却一再拖延。我过去两三年准备停战后执行的任务数次搁浅。最终没能按计划进入南朝鲜。1951年谈判初期，双方商定开城北郊的来凤庄为谈判地点，而且将周围一定范围确定为中立区，任何军事力量不得进入，否则被视为破坏谈判协议。来凤庄是一座古典式庄园。四面环山，林竹茂密，气候宜人，周边没有民宅，是理想的修身养性、避暑休闲之地，选择这里作为谈判地址既安静又安全。1953年，我和李基端、张天一在此留影，这张五十多年前老照片的背景告诉游人，这里确实是一处流连忘返的好地方。

上图：前为李克农，后排左起 邓 华、乔冠华、杜 平

停战谈判开始，朝中（以下简称我方）谈判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大将南日，代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参谋长解方及外交部官员黄华等。“联合国军”（以下简称美方）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是美军海军中将乔埃。双方在来凤庄谈了没有几个回合，美方就借口我军非法进入非军事区，违反谈判协议，没有安全保障为由，拒绝继续在开城来凤庄谈判，要求改变谈判地点。关于我方是否进入非军事区的问题说法不一，一种说法是我志愿军一位营长率部去看电影误入中立区，被美方发现驱车赶来拍照。另一种说法是这位营长明知是中立区，担心绕道路远耽误看电影，抱着侥幸心理命令部队从中立区快速通过时被美方抓拍的。经查证对这位营长进行了处理，并发出通报教育全体遵守纪律，不为敌人破坏谈判扩大战争制造借口。紧接着美方又制造事短故意在中立区内枪杀我警卫中立区的合法民警姚××，彻底破坏中断了在来凤庄的停战谈判。

停战谈判旷日持久，双方代表和人数时有调整。我代表团主要领导始终没有变动，代表们白天谈判，晚上分析形势、商讨对策，制定谈判方案。每晚与北京之间的来往电报特别多而频繁。我们电台都是以最棒的人员最好的设备，千方百计地保证与北京的通信联络。北京、开城之间的有线专线直通电话，全长数千公里畅通无阻，特别是朝鲜境内全部是优质铜线，代表团首长拿起电话就能和中央领导直接通话。

李队长、特别是乔指导员经常给代表团机关干部做国际形势，主要是有关停战谈判方面的报告。乔指导员在其同在开城的夫人龚湃（外交部新闻司长）的长期辅佐下，具有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他知识渊博、反应锐敏、精力充沛、善解难题、口齿流利，敢预测，放得开，讲得透、说得清。例如，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初期，朝鲜对外宣布战果时称俘获、击毙多少多少敌人，可能数字不够准确，甚至扩大。在谈判中美方要求我方按公布数字提供战俘名单，交还尸骨。实际上没有那么多，到哪里找名单挖尸骨？如何破解这个难题，乔指导员说：这好办，大批俘虏后押途中被你们自己的飞机炸死了，尸体炸飞了；被击毙的尸骨一部分被大水冲走了，一部分被你们的飞机炸没啦，就这么答复他。弄得美方哑口无言，不了了之。他做报告从来是一不要麦克风，二不要椅子，三不拿一张纸，桌子上放一个白色大号玻璃杯，警卫员（通讯员）每隔十几分钟冲一杯上等茶水，他往往顾不上喝，倒掉再冲，有人观察过一场报告下来不下一二十杯。洪亮的声音，生动的事例吸引着听众，全场鸦雀无声，很少有人走动，听的我全身关注目瞪口呆，想打瞌睡也打不成，听得真过瘾。不禁让我想起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由伍修权、乔冠华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充分揭露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武装封锁我台湾海峡的侵略罪行。博得了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喝彩。

我没有见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但有一些趣闻又给这位“彭大将军”光辉历史上加了闪光的一点。停战谈判进入尾声，在出席签字仪式前，有关部门特为彭老总制作了一套出席签字仪式时穿戴的，质地较好绿色呢子军服，以便出席停战协定签字仪式。他知道后硬是不肯穿，批评经办者为什么给他做这么好的衣服，穿普通服装不就行了。经其他首长、工作人员反复劝说才勉强穿上。就是我们事后在报纸、画报、电影里看到的出席签字仪式时穿的那套端庄、别致、大方做工精细的军装。在随后举行的庆祝朝鲜停战谈判取得成功，抗美援朝取得伟大胜利的大型招待会时，他再一次批评铺张浪费，太豪华。据参加招待会的段处长讲代表团已经本着节约的精神，尽量减少压缩会议支出和规模。其实大家都知道，彭老总既是战功赫赫令中外敌军闻风丧胆的著名战将，又是一贯反对铺张浪费提倡同战士、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在长期的战争年代里，带头不吃肉、吃粗粮、穿布衣艰苦朴素的模范。赢得了全国人民、朝鲜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拥戴。甚至我们敌人也不得不尊重他，惊呼：好厉害的彭德怀！

在抗美援朝期间，祖国各界群众尤其是大、中、小学生乃至幼儿园的小朋友，写给志愿军的慰问信在安东等地就堆了几仓库，运输再紧张也要尽快发往前线送到战士手中，我们每隔几天就收到几麻袋。有的信中夹带着相片、手帕、刺绣，甚至还有袜子、小巧玲珑的金属纪念品，把塞得鼓鼓囊囊的信皮磨损的露出了内容。这对鼓舞士气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领导也动员大家尽可能回信以答谢祖国人民的关怀。也的确如此，能收到来自朝鲜志愿军的回信是莫大的荣幸，成为令他人羡慕的小资本。有的女青年学生更是崇拜最可爱的人，满腔热情地向志愿军叔叔吐露真情，真是天下美女爱英雄。我的一位战友和南方某省的一女学生，就是从称谓叔叔起发展到同志、从书写全名到只写名不写姓，最后干脆只写姓名的最后一个字，逐步发展建立起特殊的感情。后来因种种原因两人没有走在一起，女方有些想不通，回国后，我的战友深感内疚，通情达理，负责任地给她介绍了一位条件相当，同样是赴朝作过战的军官，很是满意。至今两家人同住在一个海滨城市里和睦相处、安度晚年。

(四)板门店交换战俘

为了停战谈判能继续下去，谈判地点由来凤庄移至板门店。板门店位于开城东南八公里 “三八”线以南，由我方控制。板门店本不是一个村庄，只有几户人家，甚至在朝鲜地图上都没有标记，但是朝鲜停战谈判改在这里进行，一夜之间这个原本闻所未闻的地名，骤然间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在国内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谈判在临时帐篷内进行，美方仍然以种种借口阻挠破坏停战谈判，经过漫长艰苦的谈判，会内会外结合，狠狠打击了南朝鲜军破坏停战谈判的嚣张气焰，停战前歼灭李伪军四万余人，终于迫使敌人同意就地停火，达成停战协议。商定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签字仪式需要有一个较为正式的场所，因板门店在我方一侧，签字大厅由我方负责修建，被视为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的工程，硬是提前完工，体现了志愿军工程兵能打硬仗的精神。停战协定于27日上午十时正式签字，首先由双方首席代表签字，我方是南日，美方为哈里逊。最后送双方司令官签字，我方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在平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在开城，美方司令官克拉克在汶山履行了签字程序。

在停战谈判期间，会议桌上的斗争如同战场一样，同样紧张激烈。双方斗争的焦点集中在交换释放战俘问题上。在这方面费时最多、斗争最为尖锐激烈。谈判中往往是要不针锋相对；要不谁也不说话对目僵持，有时会议刚刚开始，谁也没有新的议题就宣布暂时或无限期休会。抗美援朝以来我志愿军被俘两万人左右，美方被俘人员远远低于这个数字。开始美方提出一对一的对等交换方案遭到我方拒绝后，又提出按比例交换方案，同样遭到我方的坚决拒绝和有力驳斥。指出美方方案的实质是借交换战俘之名扣押我大部分被俘人员。企图在谈判桌上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我方提出必须按《日内瓦公约》和国际红十字条例无条件地释放全部被俘人员，这一方案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支持，使美方陷于孤立。美方节外生枝又提出自愿遣返的方案，声称我方被俘人员中有一部分不愿被遣返回祖国，要求到台湾。我方揭露美方的这一阴谋，是美方与台湾国民党反动派相互勾结，由台湾派遣经过专门训练的大批特务，充当翻译或冒充我被俘人员潜入战俘营，伙同我被俘人员中极少数投敌叛变分子，千方百计、无所不用其极地迫害我被俘人员，阻挠其回国。犹如当年的“中美合作所”、“上饶集中营”。

美方坚持扣押战俘，我方坚持全部遣返，在这一原则问题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双方都做了让步妥协，确定对双方被俘人员逐一进行甄别（审查辨别之意）。甄别地点设在板门店，邀请中立国印度派一万多军人，担任战俘的监护、安全任务。双方提前将被甄别人员，分别从南朝鲜的巨济岛战俘营和朝中边境的碧潼等战俘营运至板门店，交由印军看管。

我们通信处几个参谋前往板门店用一整天目睹了‘甄别’的过程。甄别设在若干个小型帐篷内，几张桌子的两边分别坐着双方的甄别代表和翻译，门的两侧站着两名印军士兵。甄别开始后，每两名印军士兵架着一名我方被甄别者走向甄别室，甄别是逐个进行，有的边走边高呼口号坚决要求返回祖国，任凭美方当面恫吓施压绝不动摇，被当场送入遣返帐篷内；有的狂喊反动口号死心踏地要去台湾的，被送入非遣返帐篷；多数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普遍神志恍惚、心神不定、面带恐惧、身负殴痕、神态紧张、体质虚弱，一进门紧张的话也说不出，吓得直打哆嗦，眼睛只盯着双方代表，经我方耐心解释，讲清政策，消除顾虑，稍有一点回国的表示，美方代表，特别是以合法身份充当代表和翻译的台湾特务嚣张至极，以恶语威胁，瞪着凶狠的眼光死盯着每一个愿意回国的人员，阻止表达回国的意愿。尽管如此，还是有七千多人实现了回祖国的愿望。一万多人被胁迫到台湾。

我志愿军被俘人员在战俘营同敌人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据事后传达，我一位团政治处主任不幸被俘，在战俘营内发扬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大无畏精神，决不背叛祖国、背叛人民。把战俘营当作另一个战场，用不同的斗争方式和敌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相反，一些孤胆英雄式的忠心耿耿的战士，不会掌握运用斗争艺术，无所畏惧地暴露自己的身份和敌人单打独斗、死打硬拼，惨遭杀害壮烈牺牲。他们的英灵永远铭记在中朝人民心中。同样是最可爱的人。

甄别工作刚刚结束，就进入交换战俘的实施阶段。我和我的同事第二次到板门店就地观看了交换战俘的实况。我们去的时候是遣返人数最多的一天，双方同时交换，我方按一贯的优待俘虏政策，将穿戴整齐、面色红润、神态自然的美方战俘（美、英、南朝鲜、土耳其），从碧潼战俘营送到开城板门店，移交给美方，和我前来送行的战俘营工作人员挥手告别。在对待美方战俘问题上，我方完全尊重他们的自愿，没有任何刁难欺骗。许多战俘受到教育后有了很大转变，认识到我方不是美方宣传的“没有民主、自由，不讲人性的共产、铁幕国家”。更不是美国世界无敌、中国不堪一击。表示拒绝遣返要去中国。我方出于人道主义考虑，顾及他们在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家庭婚姻、语言就业、宗教信仰等方面有诸多不便，尽量动员说服他们接受遣返。尽管如此，最终还是有二十多名美军战俘、一名英军战俘无论如何要去中国。在开城等待甄别期间，他们每天早晨在马路上跑步锻炼，招来了像我这样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的好奇，洋小伙儿们给以西方式的微笑再说上一声：“哈唠”，我们还以中国式的举手点头示意友好。

我方（志愿军、朝鲜人民军）被遣返人员多一些，需要几天才能遣送完毕。美方先用直升飞机把战俘从巨济岛等战俘营运至板门店南侧，再改乘十轮军用大卡车送到交换地点。大白天阳光灿烂，远见美军车队闪光耀眼，开始以为是汽车玻璃反光，走近一看是汽车开着灯。对这一不正常现象我方提出交涉抗议，美方大耍流氓赖皮，胡说什么要把他们送到黑暗世界去。汽车还没停稳，我被俘战士看到欢迎他们的祖国亲人，有的高呼口号，控诉敌人的罪行；有的抱住亲人激动地哭声未出泪水先涌；有的挥舞着事先偷偷做好的简易五星红旗；有的脱下敌军的衣帽扔在地下再踏上几脚，以发泄正义的仇恨。我志愿军战士受尽折磨，许多人面黄肌瘦、骨瘦如柴，神志恍惚，走起路来跌跌撞撞，本来是二十岁左右的小青年还需要搀扶。在附近的帐篷内洗澡换衣，不日乘火车回到国内。不像志愿军战俘昼夜被关在地狱般的战俘营里，朝鲜人民军战俘（有许多妇女、儿童）被强制劳动，面色、体质相对要好一些。他们个个热泪盈眶，挥着拳头，呼着口号，打着自制的朝鲜国旗、彩旗，甚至举着金日成的画像。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北方。

（五）板门店签字大厅

前两次到板门店是观看甄别交换战俘情景。离板门店的核心——签字大厅还有一段距离，一直没有机会目睹这个全世界关注的地点，犹如一生没有登上长城非好汉之憾，将来回国，众人要是问我板门店是个啥样儿，我总不能胡诌滥编，得有个交代。1954年7月，老郭我们六七个人乘吉普车，专门逛了一趟板门店。这里已是人迹罕见，杂草丛生，除了知了的磨擦声以外再听不到别的声音。车刚一停稳，岗亭里我方两名持枪士兵挡住去路，他们是警卫签字大厅、警戒非军事区的哨兵，当我们说明来意，看我们都佩戴着中国人民志愿军胸章和朝中停战谈判代表团徽章，手一挥:过。但是不准进入大厅。我围着大厅转了一圈，从敞开的大门、玻璃窗看了一阵，大厅中央放着一张大的长方形木桌，两边各有五把椅子，是双方代表签字时坐的，中间那把肯定是首席代表坐过的。遗憾的是我没有记住我方代表坐在哪一边。大厅宽敞明亮，内外观宏伟气魄大方，负有中国建筑特色，蓆顶棚、木地板，墙体是里外木板中间填装锯末（外墙呈重叠式不透风雨）。不足是厅顶不高、地面略低，有一点霉味，厅外排水不畅。毕竟是临时建筑，能在几天内突击抢建起来本身就是奇迹（据说朝鲜已重建签字大厅）。

大厅的右边是条不大的板门河，一座弹痕累累，护栏残缺不全的混凝土桥梁——板门桥，把双方控制区连接起来，桥的中间就是军事分界线的中点，不能越界半步，我们在大厅周围、桥头、桥面反复拍照留念。在几十米长的板门桥对面，岗亭里的美方哨兵警惕地注视着我们，当发现我们上了桥面，哨兵拿起电话听得清听不懂地哇啦哇啦说了一阵，我们若无其事地继续照相。过了几分钟，一美军军官驱车来到对岸，拿起望远镜观察我们，又和哨兵说了些什么，大概是发现我们没有敌意就开车走了。

今年春节，翻腾出五十多年前的老底板，放大了几张仍然清晰可辨。寄给了胶卷的主人，落落大方的老郭同志，他定会触景生情，想起当年真诚的战斗友谊。说不定还会惹得他掉几滴眼泪呢！

（六）沸腾的开城

喜迎祖国慰问团观看著名文艺团体艺术家的精彩表演

在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被誉为最可爱的人。在最可爱人的背后有着最可爱的祖国作坚强后盾，在最可爱祖国的怀抱里拥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最可爱的人民。就是这三个最可爱的融为一体战胜了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祖国人民对志愿军的关怀是多方面的，仅就祖国人民给于志愿军母亲般的关怀所提供的精神支持，完全体现在新中国是如何对待这场战争的。

开城，自1951年停战谈判开始，这里就划定为非军事区，尽管美方在非军事区内经常制造事端，但与战场相比，享受着得天独厚的安宁。这里有朝中谈判代表团及相关单位，各类人员从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多达万人。停战协定签字前，朝鲜国家、人民军及志愿军兵团、军的文艺团体经常来开城慰问演出，有时一来就是几个，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精彩的节目，搞的场地、吃住都很紧张，真是应接不暇。那个千年古迹，传说中是唐朝薛仁贵阅兵比武的“满月台”广场，如今仍然平整宽敞，可容纳一两万人，为各种大型集会和文艺演出提供了理想场地。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全国政协为每一位抗美援朝的参加者颁发了“抗美援朝纪念章”，这是我领到的第四枚纪念章。在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三周年前夕，由贺龙任总团长的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到达朝鲜，慰问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下属六个分团分赴各地慰问。总团先到平壤、志愿军总部，最后来到开城。整个开城沸腾了，像过年一样欢迎来自祖国的亲人。慰问团带来了著名的文艺团体和大批慰问品。每人一枚象征抗美援朝胜利，实现和平，金光闪闪的“和平万岁”纪念章，一个印有“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字样的搪瓷缸子，我的纪念章增加到五枚。我是连级干部多了一件白付绸衬衣、一条白锡包香烟，当时我没有吸烟嗜好，让爱抽烟的人分享了，任继斌是团级干部领了整整一麻袋，他把一套高质量乳白色绒衣送给我，暖暖和和的穿了十几年。回国后他急需钱买一块手表，作为回报“借”给他七万元（今七十元），以帮他了却心愿。

在“满月台”的首场慰问演出就掀起了高潮，让整个开城沸腾。广场临时搭建了一个大型舞台，慰问团总团长贺龙、代表团首长、志愿军、人民军将领坐在台下。广大志愿军、人民军指战员以及朝鲜各界群众席地而坐，总共两万多人。我坐在会场中央，位置适中，无论台上演出还是台下的首长，都看得很清楚。

贺龙首先讲话，他那一抹特有的胡须满带威严，他声音宏厚，热情洋溢的讲话又十分亲切。这就是久负盛名靠两把菜刀起家闹革命的贺老总。代表团首长致简短欢迎词后演出在紧锣密鼓中开始。今天是四大名旦中的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因故未来，我1956年在旅顺看过他的《梁红玉》）、素有南有周信芳北有马连良之称南北两大老生、可能还有袁世海等京剧界巨匠齐登场。梅兰芳表演的是拿手戏《霸王别姬》、马连良的看家本领《空城计》、周信芳脍炙人口的《追韩信》。把人们看得如痴如醉。梅兰芳一出场，坐在后面的“轰嗡”一声想站起来，在警卫的指令下原地未动，都想抢先目睹这位久闻其名未见其人，在抗日战争时留须埋名，拒绝为鬼子汉奸演戏，当代京剧大师的英容。我仗着个儿高腰板直，再加上下巴上翘屁股抬高，看的梅兰芳一清二楚。

马连良的《空城计》，从儿时听留声机起一直听到现在的广播收音机，也不知听了多少遍，宏厚的唱腔 ，扎实的功底，吸引了大江南北无数观众，连我这个门外汉也能哼哼几句：“我站在城楼观山景……”。京剧老戏迷们，过去把看京剧叫做听京剧，到戏院里一坐，闭目养神似的，最爱听马连良的戏。这次现场听了同一出戏，当然不能和十年前的灌片录音相比。年龄不饶人，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事后反映大家对他的意见比较大，认为他还没有改造好，不使劲、不卖力。贺老总解释说：马连良的表现还是很好的，人家刚从香港回来，报效祖国，对过去的事认识很好，进步很大，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是他自己坚决要求来朝鲜慰问志愿军的。

总政歌舞团、中央歌舞团这两支全国最著名的文艺团体的到来，把本已热闹的开城推向一个新高潮。观众太多只能放在满月台。中央歌舞团的节目多而精彩，看得目不暇接。有两个节目难以忘怀，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老歌唱家王昆表演了我早已耳熟的《兰花花》，‘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个英英采……’仍然是那么悦耳动听，百听不厌，她一上台一两只鸽子是交代不了得，常常被战士们：“再来一个要不要？要！”地热情挽留，把个老艺术家弄得心开了花，热泪盈眶地一再加唱。我对王昆并不陌生，她的长相唱腔和在1945年演《白毛女》时差不多，不同的是比八年前成熟老练多了。

中央歌舞团前脚走，总政歌舞团后脚就到了。总政歌舞团是实力雄厚，名人如云的超大型文艺团体。他们的节目与部队的战斗和生活紧密结合，富有浓厚的为兵服务特点，既能举行大型晚会又能组成小分队深入边防哨所、前沿坑道分散演出，很受官兵欢迎。《一车高粱米》说的是我志愿军两名汽车兵的真实故事。他们在往前线运送高粱米途中与一车美国兵遭遇，经过一番斗智斗勇，用一车高粱米换回一车美国兵。这个节目在国内和志愿军中广为流传，哪个曲艺团不会说《一车高粱米》，蹲在坑道里的志愿军战士哪个不爱听《一车高粱米》。特别是钢铁运输线上的汽车兵，对反映他们战斗生活的真实故事，听得更是全神贯注身临其境。很多战士都能用原汁原味的山东腔照葫芦画瓢地来上一段，闭上眼睛听还以为是高元钧来了，真是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

这次由著名越剧演员袁雪芬、范瑞娟、徐玉兰领衔的浙江省杭州越剧团来到开城慰问演出，同样取得了极大成功。那么常香玉的豫剧就更让人疯狂倾倒了。首先是常香玉这个人。她是抗美援朝以来，全国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新闻人物之一，她呕心沥血、奋发图强、依靠演出微薄收入，为志愿军捐献十五亿元（今十五万元）购买喷气式战斗机一架，以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她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博得了全国人民的称赞爱戴。

上图：常香玉及捐献的喷气式战斗机

在我回国前， 还欣赏了夏菊花率领的武汉杂技团；朝鲜国家、人民军歌舞团的高水平表演。荣获朝鲜国家功勋演员称号的著名女舞蹈演员的精彩演出，同样博得连声喝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