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经济底色不是贬低商业活动，不是主张“抑制奖”，而是尊重市场的基本自然规律，体现为“无为”。这一思想近代传播到欧洲，对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法国中农学派产生了积极影响。

弦高安慰师。取自《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的冯亦鹏/图

古老的商业文化重视财富

商业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周易系辞下》记载说，在遥远的神农时代出现了原始市场，“收集天下的东西进行交易，获得各自的份额”。“商人”“商业”词汇的来源就是善于经商的商民族。《尚书酒诰》说，上民族的人“拉着车，穿着素媛服，用孝养育父母”。他们驾着牛车去远方做生意赚钱赡养父母。商民族的祖先首领王海、王恒等同样擅长经商。《周易》岁的张大、余卦分别提到“容易丢羊”、“容易丢牛”，开着牛羊四处游荡做生意，遭到李富乐的袭击，丧命。部落首领亲自做生意，甚至为此而死，说明商民族有重视商业活动的传统。对方金门族徽记中，有一部分以人背秧歌的形象代表以贸易为职业的氏族，以贸易为民族徽记，表明商业具有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1999，第382页)。商望国以后，商王京畿地区的遗民仍然善于做生意。像隐喻民的聚居中心洛阳一样，从周大发展为重要的商业中心。《史记货殖列传》说洛阳的商人“东子地、鲁、男量、楚”在各地活跃。普通民间，比如元尚王、京畿等卫国，商业活动也很活跃，人们熟悉的《诗经卫风氓》描述了当时卫志敏——浦贸易公司的商业活动，著名的油商工人也沾染着这种风俗。

孔子作为恩人的后裔，对商业文化也应该不陌生。正如余永时老师所说，孔子反复“吐槽”，使用商人的语言说明他对市场非常熟悉(余永时《商业文化与中国传统》)。与一般人认为的陈腐贫穷老人的形象不同，孔子本人不敌视商业活动和富贵。他说：“有钱可以救。拿鞭子的人我也一样”(《论语述而》)，富有值得追求。我认为反对的是“不正义、富有和昂贵”。在《学而》中，孔子笑着对爱人说：“安的儿子！所以更多的钱，我希望能成为尔子的“，延辉有钱人，我当过管家。这也可以解释孔子对哀悼者的态度。他不是把儒商子贡比作“虎丘的器具”等宗庙宝物(《史记孔子世家》)，批评它为“铜臭富豪”，而是很好地表明了原始儒学对商业活动和财富的基本态度。

重视合同传统，有时可以拯救国家

很多人认为中国没有合同传统，但徐州的政局在建国时代与商人签订了宪法性的合同。没有所谓的“语务或叛国”。我没有强者。没有曲折。首尔有利的诗鲍磊，我不知道。“(《论语公冶长》)也就是说，只要你们的商人不背叛国家，国家就不会购买你们的商品，不会强行要求或抢劫。你们拥有什么样的巨额财富都与国家无关。这份合同对今后保护政局商人的财产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0年后，势力强大的陈国权臣韩善子要求郑国商人玉环，郑国领事资产以“不是国家国债收藏的器物”为由拒绝了。韩善者又以降价的方式向商人强行购买玉环。这时，子女在200年前推出了这个合同，与商人谈论国家的承诺，国家有义务保护商人的财产权。否则就是“宽邑抢劫商人，教宽邑，发誓”。最后，韩善者只能放弃强买计划。

子女坚持了政局的旧合同，维护了商人的财产，他维护了“民养民”的品德，受到孔子的高度评价，认为他是“惠人”(《左传昭公十六年》)、“其良民也惠”(:010)。最著名的是玄古慰安史的典故，公元前627年，政局商人玄古到城主做生意，在湿滑的国家遇到袭击政局的秦军，为了保护政局，他伪造急中生智，伪造政局使者，用自己的十二头牛安慰秦军，回国发防报，秦军得知政局已经准备好，放弃了突袭计划。

根据《宪问》，秦国的大臣被楚国俘虏，“贞子人”想把他藏在贩卖的丝绸里，但还没行动，楚国人就把齐达内送回去了。知道想报答郑国商人，商人说：“我没有那个功劳。”因为知道楚国放了，自己没有帮忙，拒绝了奖项，又去了齐国做生意。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政局商人重视诚信，重视功劳，不被融化。此外，他们经常参加国际政治活动，也表明社会地位不低，有一定的道德和理想观念。显然，只有长期生活在财产受到良好保护的社会里，才能培养这种品格和趣味。所谓仓库，很懂礼节。

秦朝时期的儒家有时用商业合同的思维来比喻和理解君臣关系。例如，清华大学少将竹简的遗书《公冶长》中提出了“君臣之事，例如刘诗佳交易、刘丽燕”(《左传成公三年》 2019.9)。也就是说，君臣关系本质上是类似于商业交易的契约关系。大臣作为带着礼物“质量”寻求合作的军队，双方签订了合作合同，在“以威质为臣”的意义上建立了合同关系。通过合同合作，使君臣双方都能受益。

孟子的商业思想与亚当斯密相通

到了战国时代，孟子对商业和市场也采取了开放的态度。在《治政之道》中，他提出了治国的必要性。" "

关市讥而不征”（在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在《尽心下》中，他提出“古者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意思是古代建立关隘，是为了保护社会，而不是为了多收税，他主张对民间商业不收关隘税。这一点与英国《大宪章》第13条，免除各市、区、镇、港的关卡税，皆享有免费通关权的主张是一致的（《大宪章》，商务印书馆，2016，第33页）。战国时期各国设立有很多的关卡收税，如包山楚简《集箸》简149就记载了七个邑、四个水道日常要收取“关金”，但是从战国时代的鄂君启节铭文来看，像鄂君启这样的特权贵族来说，又可以沿途关卡免税，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孟子的主张就是，各个关卡，无论贵族还是普通商人，都统统不收税，藏富于民。所以梁启超先生对这一主张的评价是：“儒家言生计，不采干涉主义”（《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第190页）。孟子认为，只要能更好地保护民间商业，就会“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孟子·梁惠王上》），天下的商人都希望来这个低税率的国家，市场则会进一步繁荣。

孟子的另一项关于社会分工的思想，也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哈耶克曾谈到，远古以来的人无法理解商业活动的实质。他们看到商业“贱买贵卖”，因此将其视为一种可怕的魔法。西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都对商人表示藐视（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科出版社，2011，第101—102页）。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的原始儒学这里，就没有这种偏见，无论是孔子还是孟子，对商业活动都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非蔑视。当时有神农家的许行，反对社会分工，带领其弟子自己耕田、打草鞋和织席子（《滕文公上》），对此孟子的态度是，既然许行戴的帽子、耕作用的铁农具，都是用自己种的粮食交换而来，那就说明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没必要事必亲为，这也正是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的合理性。许行还认为，理想状态是市场上所有商品价格相等，轻重相等的丝绸和麻布也都价格等同，就会实现社会正义。

孟子针对这种人为干预市场价格的谬论，提出这是乱天下的观点，如果大鞋和小鞋子都同一个价格，谁还去生产大鞋子？可以说，儒者孟子是为自由市场辩护的。

即使是战国晚期，出现了荀子这种比较法家化的儒者，也仍然重视市场分工和贸易的优势。《荀子·王制》中强调，中原地区能够得到北海的走马吠犬，南海地区的羽毛、象牙，东海地区的鱼、盐和染料，西海地区的皮革。水边的人能获得足够的木材，山上的人能得到足够多的鱼，农民不用冶炼能获得足够的农具，工匠不用亲自耕田却能获得足够的粮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能产生这样神奇效果的，只能是充分发育的市场贸易和社会分工。

抑制和打击商业是秦朝和法家

在诸子百家中，儒学对商业和市场的态度最为肯定，而最为敌视商业和市场的则是法家。《商君书·弱民》提出弱民的主张，主张“利出一孔”，只有为君主耕战才能获取利益，而民间若能通过经商致富，即所谓“商贾之可以富家也”（《农战》），显然会削弱“利出一孔”的机制，民间便可以“皆以避农战”，不会为君主所用。在《垦令》篇中，商鞅将商人视为“辟淫游惰之民”，要“赋而重使之”，达到“商劳”的效果。主张“商贾少，则上不费粟”，认为商业活动是消耗了社会资源，要达到“商怯，则欲农”，“商欲农，则草必垦”，另一方面加重关口的税率，“重关市之赋，则农恶商”，逼迫商人成为耕战之民。同样，韩非子对商业也极其敌视，他认为“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将工商业者视为可恶的游民，要让他们身份卑贱，因为商人“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韩非子·五蠹》），经商致富会破坏耕战的吸引力，削弱“利出一孔”的制度。

整个秦朝，儒家、商业社会都遭受重创。岳麓书院收藏秦简《金布律》中，规定“禁贾人毋得以牡马、牝马高五尺五寸以上者载以贾人市及为人就载，犯令者，赀各二甲，没入县官马”（陈长松主编：《岳麓书院藏秦简（肆）》，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第110页），不允许商人使用高头大马经商，否则没收马匹并重罚款。此外，《金布律》规定，商贾如果在大路上做买卖，就会被“没入其卖也于县官”，当然，官府卖东西，则“不用此律”。

刘邦集团继承了秦的基本遗产，继续执行“抑商”的政策，“高帝禁商贾不得仕宦”（《盐铁论·本议》），降低商人的政治地位，并且规定商人子孙不得当官，不能乘坐马车和穿丝绸。应该说，汉代国家继承了秦朝的基本政治遗产和治理观念，所不同的是，汉初经济凋敝，又部分吸取了亡秦的教训，而官方的道法家思想虽然和纯法家思想之间具有共同渊源，但却更加灵活，可以在不全面启动秦制的前提下实行部分“无为”，以启动民间巨大的经济创造力。

在武帝刚实行盐铁政策不久，儒者董仲舒就主张“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将盐铁经营还给民间商人，并减少过高的赋税（《汉书·食货志上》）。在昭帝始元六年的盐铁辩论会议上，主要以儒家士人为主的“贤良文学”站在民间立场，高度反对武帝遗留下来的盐铁政策。主张盐铁垄断的官僚们赞美商鞅，垄断了山泽大川的利益，实现了“国富民强”。相同的道理，盐铁垄断也是“有益于国”的。贤良文学们则反驳，汉文帝时没有盐铁垄断，而民间富裕，而现在则导致了“百姓困乏”（《盐铁论·非鞅》）；主张垄断的官僚们认为民营盐铁的商人是“不轨之民”，如果一旦“利归于下”，保障了民间能获取利益，就会“县官无可为者”。针对此说，贤良文学们强调“公刘好货，居者有积，行者有囊”（《盐铁论·取下》），强调古代的贤王从来不会与民争利。他们还指出，官府垄断的铁器生产，质量低劣，官府生产的烂农具，价格还定得特别高，导致很多农民只能“木耕手耨”，用木头耕土，用手薅草。汉代官府垄断导致铁器品质低劣，这也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居延汉简记录，铁官所造武器，弩口有伤洞，釜口缺漏。连军用铁器的质量尚且如此，当时农具的品质可以想象得到。

针对官营盐铁的低效和扰民，贤良文学们强调了以家族为纽带的民营效率：“家人相一，父子戮力，各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盐铁论·水旱》），民营的家族企业，家人们同心协力，能够制作高质量的商品，品质低劣的产品根本无法流入竞争充分的市场。此外，贤良文学提出，“王者务本不作末”，“是以百姓务本而不营于末”，“天子不言多少”，看起来好像是看不起“末业”和赚钱，但其实这些话是有针对性的，所反对的是朝廷垄断的“末业”，而非民间。正如徐复观先生所说：“贤良文学此处真正所反对的，不是民间工商业，而是以盐铁、均输等重大措施，由朝廷直接经营的工商业。”

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有误解，儒家却影响和启发过西方

过去一些主张自由市场的西方经济学家对儒家的经济思想有误解，如罗斯巴德（Murray Rothbard）就认为，儒家与法家接近，而老庄才主张自由经济的，鲍芝（David Boaz）也认为，老子是第一个自由经济的主张者。但实际上，随着认识的深入，已经有西方经济学家指出，根据《论语》《孟子》以及《盐铁论》等文献中反映的儒家思想，恰恰是主张自由经济和商业传统的。

可以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底色既不贬低商业活动，更不主张“抑商”，而是尊重市场的基本自然法则，体现为“无为”。这一思想，在近代传播到欧洲，并对主张自由贸易政策的法国重农学派曾产生过积极影响。如魁奈（Francois Quesnay）就曾通过西卢埃特受到过“中国哲学家的书籍”影响，并且颇为崇尚儒家思想，而西卢埃特是在1687年从孔子的著作中获取到了关于“听从自然的劝告”，“自然本身就能做成各种事情”的观点，由此联想到以天道观念为基础的中国“无为”思想，有助于对西方自然法的研究。英国学者赫德森认为魁奈的自然秩序思想就是中国主张君主“无为”的观念，日本学者泷本诚一认为法国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观念与中国思想相同，我国学者侯家驹也曾指出“我国儒家经济思想启发了西方自由经济思想”。谈敏先生认为，儒家主张的无为，以治理为目的，尤其讲究德治，这对于魁奈当时正在积极寻求一种新的经济原则，以此取代他所坚定反对的国家干预型重商主义政策来说，显然产生了很大启迪作用。综合考察来看，“重农学派的自由放任原则，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儒家的无为思想之变形”（谈敏：《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第212~214页）。

（《南方周末》5.6 李竞恒）

来源： 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