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26日，成都起诉家庭暴力后离婚的一名女性获得终审判决，获得离婚许可，精神损害抚慰金。(视觉中国/绘画)

这是一个看起来很普通的小程序，如果稍不注意，总共会淹没在700多万个微信程序江湖中。“家庭暴力帮助”这个名字和六个功能设置都很简单。在线咨询、申请救助金、常见问题解答、风险自我评估、支持团队、反暴力指导，和过去存在的类似平台没有太大区别。

发帖人是北京源氏家庭和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源氏”)，是长期关注妇女权益和两性平等的法律公益机构，有6名全职员工。

小程序于2022年8月18日上线，热线电话通道从上午9点开始到晚上10点开始24小时在线咨询。“发布时间是晚上10点，但遇到紧急情况，我们也处理过，半夜求助过。”项目发起人李英律师说。

网上5天内用户人数达到1.3万人。截至9月8日，小程序已收到366个在线咨询，平均每天17个，点击一次热线100多个，救助金申请52个，风险自评2966个。

2016年3月1日，第一部关于家庭暴力的特别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暴法》正式实施，其规定中规定的警告制度、人身安全保护令、保护场所等条款使公权力介入拦截家暴，从此有法律依据。

“小程序的功能是结合反暴行法设计的，提供简单直接的帮助。”李英说。

勇敢的、无力的

这是求助者在小程序中提交的自述。

2022年7月的一天，28岁的张梅照常准备早餐。公公有事外出了，三岁的女儿还在睡觉，只有她和丈夫两个人坐在书桌前。

直到吃完早饭，丈夫才和她说话。张梅问。“亲爱的，你要吃吗？不吃就走。”丈夫没有回答。

"我打算洗碗，叫醒女儿."收碗的那一刻，丈夫开始责备张梅，很快从辱骂发展到动手。那场家庭暴力使张梅在床上躺了足足半个月。"每次呼吸，肋骨这边都疼."

这不是丈夫第一次开始了。在5年的婚姻生活中，由于婆媳矛盾等各种琐事，突然暴力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她把自己的处境“远嫁”——娘家人不在身边，没有办法支持，婆家人觉得她好欺负，丈夫总是站在公婆身边。

"我觉得我和女儿在那所房子里像空气一样."张梅说。

娘家们知道她受到了暴行，但给出的反馈是：“你看，叫她不要嫁得那么远。”是。

不定期的侵害和软弱的支持最终打垮了张梅。2022年8月的一天，她带着女儿从甘肃跑到西安开始打工。到了9月，女儿要上幼儿园，张梅的经济状况变得困难了。

8月22日，张梅拨打小程序的热线，添加了员工微信。

和张梅沟通的是小程序项目管理王卓英。“加上微信，她发了很多绿油油的照片、男人威胁要骂她的聊天记录、以前的报警记录、向妇联求助的记录。”张梅提交的救助金申请很快就通过了。

8月24日，3000元救助金打到张梅的账户上，给这个多次对外求助的女人开了小火。

(农业健康/地图)

逃跑是家庭暴力受害者所能做出的勇敢无助的决定。它可能是美好新生活的起点，也可能是战战兢兢的“逃跑”经历的开始。

李文和丈夫是在自闭症学校认识的，双方都是单亲家庭，各有患有自闭症的孩子。

两人有着相似的人生处境，聊天，很快确定了关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男人的暴力倾向逐渐显露出来，但又在见面的第二年向李文求婚。

“其实那个时候，我一直想的是怎么能离开他，真的太害怕他了。但我也会幻想结婚的时候会不会这样。”这篇文章写在了提交法院的资料上。

他们还是结婚了，但幻想没有实现。2022年5月22日，48岁的李文因家暴带着18岁的自闭症儿子逃跑。已经是她第六次逃跑，头五次受到男人的威胁和恐吓，被迫回家。有一次她跑到弟弟家躲了一段时间。弟弟受到丈夫的威胁。“快把你姐姐交出来。否则我会杀了你，杀了你全家。”

李文于8月25日在小程序中提出了咨询意见。

在电话通信过程中，李文的情绪崩溃了，把男人称为“那个恶魔”，“那个恶魔”。在旁边，她的自闭症儿子重复了李文的话。

李文提交的证据中有男人手写的两份保证书，还有“有胡乱怀疑的一天就临时抱佛脚”等阅读药。一个是2021年4月30日，另一个是2

还有很多录音文件，一个很冷静的男性声音，反复说着“我要把你杀了”。

李文也很快收到了两笔各3000元的紧急救助金，第一次是用于租房，第二次用于搬家——第一次租房过后，李文向法院诉讼离婚，得知写有自己现住址的起诉状也会寄给男方，她陷入恐惧，必须再次逃跑。

被“困住”的求助人

四川大学法学院林佳嘉于2022年6月发表的论文《预防与应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实证研究》，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2019年-2020年公开的126份裁判文书进行了分析。其中对施暴者的文化程度的统计结果显示，施暴者以初中及以下学历为主，合计占比超过70%。

而根据小程序收到的咨询案例统计，施暴者也有公务员、医生、企业家。

求助者大多是全职妈妈，也有教师、个体户、医生、翻译等职业。她们的担忧包括：“我报警的话，受理人是他的同事，这个警不就白报了。”“作为医生，他知道打哪里看不出来。”

根据李莹和王卓盈的观察，这些求助者很想通过咨询来确定自己是不是遭受了家暴。

“她们内心深处可能不愿意相信自己会受到家暴，是需要外人来告诉他们，来帮助她们加强对现实的认识。同时她们更有可能去想象‘我能改变他’，活在这样的一个幻想中。”王卓盈解释。

对这类有“改变施暴者”想法的求助，王卓盈等对接人员会给出具体的法律建议和指导，并强调：“改变施暴者并不是你的义务，保护好自己才是。”

还有一类求助者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也知道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王卓盈发现，她们已经做了很多功课，但在自己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依然碰到阻力。

反家暴法第十五条明确，公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害人就医、鉴定伤情。

但现实是，张梅报警后，民警仅当作家庭内部矛盾进行调解。

李文也报过警，并且遇到了比较有同情心的警察，但也只是和李文说，“你要去哪，我们护送你过去”。

2022年7月14日，武汉市硚口区六角亭街某社区，“反对家庭暴力”宣传横幅。 （视觉中国/图）

在源众的建议下，李文向当地法院申请开具人身安全保护令。最高法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3月1日至2019年12月底，全国法院共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5749份，2020年签发人身安全保护令2169份，2021年发出保护令3356份。2022年8月1日，人身安全保护令新规实施，最高法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家庭成员之间以冻饿或者经常性侮辱、诽谤、威胁、跟踪、骚扰等方式实施的身体或者精神侵害行为应认定为家庭暴力，进一步明确了家暴的形式。

但李文收到的答复是，当地法院没有出具过人身安全保护令，且被申请人在当地居住不满一年，所以依法不予发布人身安全保护令。

“除了公众对反家暴法的了解不足，很多责任部门都不知道自己是责任人，”李莹在参与的众多求助案例中发现，“比如说幼儿园、学校、医院等机构都不知道自己是强制报告的责任人，可能是没人给他们做这一方面的培训。反家暴法只规定了强制报告，但对于如何发现，以及后续的跟进措施是否到位都不够清楚。”

这些或明或暗的阻碍，困住了不少求助者。

根据反家暴法第十八条，县级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单独或者依托救助管理机构设立临时庇护场所，为家庭暴力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帮助。但通常情况下，家暴受害者的逃跑目的地中并没有庇护场所，更多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家，或者一个陌生城市的出租屋。

在李莹看来，家暴临时庇护场所并未被有效激活，庇护场所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目前的庇护场所基本建立在救助站，是和流浪人群、收容群体一起归类管理。

“我国的救助站是以管理为主，而不是服务。对这些家暴受害者来说，他们更需要服务和帮助，比如心理支持、法律援助等，现有的救助站基本上没有能达到要求的，”李莹说，“大部分救助站的位置也比较偏远，条件不太行。最后，去庇护场所也有门槛，比如说有当地户口或暂住证，居住期限也只有十来天。”

申请保护令最快六小时

邵齐齐2018年大学毕业后加入源众团队，成为团队专职律师。2020年，她开始独立代理家暴相关案件的诉讼。

她接到的第一个委托是昆明的一起家暴离婚案。委托人是一名50岁左右的女性，自述长期遭受家暴，持续二十多年。2020年年初，男方把她从二楼窗户推下去，导致其严重受伤，女儿上网曝光了父亲的暴行。

受疫情影响，这起离婚诉讼一审开庭时，作为代理律师的邵齐齐没能到场，只能帮助委托人整理了证据。在她看来，证据已经非常充分，“没想到一审竟然没有判离”。

女方上诉，二审法院把开庭地点定在当事双方生活所在地的村委会。二审法院组织了调解，过程中，男方寸步不让，“他的女儿就说，‘钱以后可以慢慢挣，摆脱他以后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最终，双方调解离婚，女方净身出户。

邵齐齐入行4年，她的感受是，反家暴领域一个明显趋势是，立法层面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不断细化。

以人身安全保护令为例，2020年之前，邵齐齐为当事人成功申请到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很少，法院在一个月内核准申请的更少。

2022年，邵齐齐已经申请到6份人身安全保护令，并且基本在三天之内走完法律流程，最快的一次只花了六个小时，“这方面的进步非常大”。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以往多是社会公益组织的孤立行动，近年来行政部门也介入其中。

2005年3月，全国妇联法律帮助中心启动，同时开通了反家暴热线。当年8月，热线在全国31个省份统一号码、统一规范、统一开通，同时启动了中国妇女维权与法律帮助网，设立了中国妇女维权与法律帮助基金，为妇女维权提供法律咨询和社会救助等服务。

2020年，杭州市萧山区委政法委牵头成立了杭州首个“反家暴联盟”，公安、法院、检察院、妇联、司法、民政、教育、卫健等部门协同合作。

李莹也发现，社会组织、政府部门介入的方式愈发丰富，覆盖范围也更广泛，“但不可否认，方式虽然不断进步也更加智能，但援助之手并不能触及所有人，尤其对偏远基层的女性，依然没有很好的办法”。

反家暴机构仅剩58家

小程序上线以来，王卓盈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一周七天都在工作。由于每天接触各类不幸的故事，她自己的状态也受到了影响，“特别是在碰到无能为力的情况时”。

最让她感受到无能为力的情况有两种，未成年人受到家暴以及兄弟间的家暴。

“比起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家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家暴中，我们能做的事更有限。因为孩子很难脱离父母去生活和成长的，这涉及监护权问题，”王卓盈说，“我们目前接到的一些这类求助，其实是可以被定义为家暴的。”

“我们之后也想做能够改善亲子关系的项目，很多父母和我们讲，我们知道不能打孩子，但是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和孩子沟通。”李莹也感到，这些家暴案例中，亲子关系亟待改善。

兄弟家暴，即求助者受到自己亲生哥哥、弟弟的语言暴力、肢体暴力，求助者通常在15岁到22岁。

该情况的特点在于，父母一般情况下以旁观者或调解人的身份出现，并不能给孩子正确的引导和帮助，极端情况下甚至使施暴者变本加厉。

报警和求助妇联，是小程序对接人员给予求助者最直接的建议。不过很多时候，这样的建议都会收到相似的回复，例如“我不敢报警，报警的话我爸妈就把我当外人看了”。

大多数求助者本身，也很难意识到放任家庭暴力的后果能够严重到什么程度。

刑法并未单独设立家庭暴力罪。前述论文《预防与应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实证研究》的统计显示，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罪名主要集中在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虐待罪等。其中，故意杀人罪最多，占比49.65%，故意伤害罪次之，占比39.72%，再次是虐待罪，占比7.09%。

李莹感受到的则是另一个层面的无奈。

小程序中的反家暴地图板块，列出了各省份反家暴服务机构。所有被纳入地图的机构，工作人员都在小程序上线前打过电话确认存续情况。

据他们统计，2018年在做信息收集时，全国有近一百家机构开展反家暴业务，而2022年只剩下58家。

李莹分析，“有些机构没有资金支持，就做不下去了。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对反家暴的支持比例并不高，今年更少。”

但沉重的议题下也有令人欣喜的变化。

李莹发布的“家暴求助小程序正式上线”微博获得了超过4万转发，1215条评论中，不少网友都询问是否需要志愿者。目前，李莹已经筛选出一批志愿者并开始培训。

带着女儿出逃的张梅，在收到救助金的5天后，给工作人员发了这样一条信息：“如果想捐款要怎么做？等我安顿好了以后，也想捐一些钱来帮助像我一样的家暴受害者。”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张梅、李文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翟星理 南方周末实习生 朱思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