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厅的电视开着，里面放着热闹的聚会，头发花白的老人坐在沙发上翻阅书桌前的资料。这是新中国第一代考古学家石兴国80多岁时在家工作的场景。

晚年的他喜欢热闹，总是通过电视“制造”一些同情。但是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远离城市的郊区，与孤独相伴。挖一面和另一面黄土，从古老的遗迹中一点一点地扫去几千年的泥和灰，小心地提取陶器和骨针。

田野的风皱着他的皮肤，常年支撑着太阳作业，使他变黑，堆积着洛阳铲的手层层叠叠的茧，石兴国为了考古奔波了几十年，在新中国考古史上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他主持挖掘西安半坡、临潼百家村等重要遗址，组织了朱元璋、咸阳、杨家湾、雍城、秦始皇陵和兵马俑一号坑等重大考古项目。从重大项目的发掘到现场工作的部署，从学术机构的创新到学科体系的完善，从硬件设施的改善到人才队伍的建设，他都参与其中。

其中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可以说是石兴国的“明成展”。当时他在30出头，领导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史前遗址的大规模科学发掘，促进了我国第一个遗址类博物馆3354半坡遗址博物馆的诞生。半坡遗址的考古成果在学术界被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半坡范式”，这是中国全景聚落考古的开端，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他曾说过，为了考古事业，要奉献到最后一刻。“我没有资格让石兴国退休，也从来没有资格让自己退休。”

2022年10月21日，石兴国在西安的家中去世，享年100岁。他退休了。

石兴邦80多岁的时候在办公室伏案工作。回答者公岛

风筝考古学

石兴国与考古学的缘分始于他对张健出师西域那段历史的憧憬。年轻的学生流着热血，想去边疆建立工业。

但是当时能继续读书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普通人付不起学费，动荡的中国也放不下桌子。1923年，石兴国出生于陕西辽县石柱乡的一个村庄。这个地方偏僻贫穷，水源奇奇，农民看天吃饭，过得很穷。

石兴芳的孙女石油汉去了一次爷爷的故乡。“我只记得开车进入村子，去看似掉头的荒地。不远处长满野草，快要倒塌的房子就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地方。它那么坏，我已经完全无法想象爷爷在那里生活时的场景了。”

在石兴国的记忆中，小时候家里有羊，有100多亩地，租给佃户，但是生活依然紧张的——父亲不愿意吃和穿，积蓄都花在买地上了。佃户总是收成不好，不能出地势。但是大字不认识几个爸爸，但支持他读书，支持他在哪里读书，去哪里，去哪里。

石兴国上了村所，上告，进入西安省立，又读了高中，最后考上了中央大学边政系。(《高中名言》)名字由奶奶给的“勤工俭学”变成了动荡时代对国家的愿景。

在学习过程中，石兴国遇到了很多名人，受益终生。在西安城，他学会了唱第一首现代歌曲。“学重习，美珍风，好青年，好学生，远路不轻。”这首校歌一直唱给他到晚年。他的导师在书法颇有名气的吕卓庭成为书法家他一生的爱好。高中的时候，他喜欢张健出师西域和马原征教脚趾的故事，大学的时候坚定地选择了新开的冷门专业边政科，一直到边疆，向往公立。

可惜他大学都没读完。时代的浪潮席卷着石兴国前进，他无法选择。抗战胜利后，中央大学从重庆迁至南京，但在石兴坊大学毕业之际，取消了边政科。因为战乱时期教员的损失太大了。

新中国成立后，石兴国申请了浙江大学人类学研究的吴正亮的研究生。去浙江大学做研究后，石兴国再次见到了考古学家河野，他更关心在实践中学习，所以去河野门门下做研究，从此把考古学作为毕生事业。

年轻时的石兴坊。回答者公岛

发现半坡

选择考古意味着工作中的大部分时间都要在野外工地上度过，可能会灰头土脸、条件艰苦、危险重重。

石兴国才刚刚开始。1950年，哈尔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邀请为副所长，石兴国也跟着他去连任。到了北京，他先恶补当地发掘的知识，临时抱佛脚。去工地的时候，他发现下水道的技术人员都是他的老师，人们的挖掘经验比他丰富得多。

同时，他也听到不少老教师讲考古学的故事。杨思荣说，年轻的时候，他在蒙古草原上独自遇到山贼，背着东西被赶出了几个山头。后来因为劳累得了肺病，哈尔滨在野外被抢劫过。

很快他就亲身感受到考古学是多么痛苦。有一次好不容易做了牛肉饺子，工地上没有水洗手，大家都拍手了

的土就抓着包子开始吃，结果害了寄生虫病。还有一次，直接闹出了人命。当时没有车，也没有什么称手的交通工具拉工地上的设备、出土的文物和挖出的泥土，全靠肩背手扛，一个工人挑着一百二十斤的泥土，突然猝死了。

认土，学习使用洛阳铲，他一点点上道了。到1953年，石兴邦已经可以自己带队进行实地发掘。就是这一年，他阴差阳错地和后来惊动考古界的半坡遗址“偶遇”了。

在石兴邦眼里，半坡遗址的发现很偶然。但运气背后，也离不开他的专业和细心。那时候交通工具是稀缺资源，出行主要还是靠脚，动不动就要走几十里路。一天中午，石兴邦在乡间走得脚疼，随意坐在了一个土坎上。一抬头，他看到河对面地势较低的土梁上出现了一段整齐的断崖。

考古工作者的敏锐告诉他，这个土梁下可能有“东西”。他走过去仔细观察，判定这是人为取土所形成的断茬，用镐头敲一敲，就发现土层里有不少小陶片。他拿起一块陶片打量，惊喜地发现这是古人精心打磨过的陶具碎片，很可能来自他们打造的生活用品。

回到所里，石兴邦立刻把发现写成了报告。第二年，西安半坡遗址正式发掘。

这个废弃的古老村庄，地下保存得非常完好，似乎一直在等待与有缘人的相遇。石兴邦记得，距离地面不到两尺，就发现了一座完整的圆房子。一个房子下面摞着一个房子，那时候，房子倒塌后都是在原址上继续建的。

他们还挖到了一些装东西的罐子，打开发现里面装着谷子，只是没有米瓢了，只剩外壳，风一吹就能飘起来。还有半坡人使用的装饰品和骨针，这些保存完好的生活场景，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了考古队员眼前，一个距今6000年的古代人类生活遗址逐渐揭开了它的神秘面纱。

此后3年，石兴邦先后主持了5次较大规模发掘，总计发掘面积1万平方米。这是中国人第一次发掘出完整的史前人类遗迹，被认定为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遗址。

石兴邦曾回忆说，“那一年，我三十一岁。一个年轻人，仅仅积累过几年的田野实践，就让我运气这么好，能和自己的先祖们做这么多对话。这也是在日后六十多年间鼓舞我努力做好考古事业的精神支柱。”

1958年，西安半坡博物馆开放，石兴邦后来多次重访故地。石喻涵记得，爷爷八十多岁的时候还去过一次，腿脚已经不太利落了，只能坐在轮椅上。走到还原半坡人生活场景的展区时，他硬是扒着栏杆站起来了。“爷爷手里拿着一根拐杖，指着展区给我介绍，这也许是我离他研究成果最近的一次。”石喻涵说。

当时有不少游客认出了石兴邦，石兴邦很高兴，指着展区对他们说：“你们可要好好看呀，这都是好东西。”

晚年的石兴邦在公园。受访者供图

培养后辈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石兴邦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工作也几经变动。他先后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省博物馆、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任职。简陋的窑洞里，尘土飞扬的考古工地上，石兴邦培养了不少后辈人才。

今年已经79岁高龄，依然活跃在考古一线的考古学家李毓芳曾经跟随石兴邦发掘杨家湾汉墓，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正式参与考古发掘工作，在这里他们一起度过了六七年。

见面之前，石兴邦对她来说，是书本上响当当的名字，很难和眼前这个平易近人的“老石”联系起来。李毓芳一直记得在窑洞里第一次见到石兴邦的样子，他中等身材，身高1.7米上下，上身穿着灰色中山装，下身是一条军绿色裤子，两条裤腿挽了半截，脚上蹬着一双绿色军用鞋。

杨家湾汉墓的墓道深24米，宽40米，当时墓道已经在发掘中了，墓室还没有动工。石兴邦让李毓芳负责两个陪葬坑的发掘，嘱咐她细致点儿，好好干。

考古工地在二道塬上，从他们办公和生活的窑洞过去，要走五六里坡路，一天来回四趟，至少二十里路。每天，他们要在工地上工作八小时，晚上回去后还要抓紧整理白天发掘的内容，写成报告。

石兴邦一直和队员们同吃同住，凡事都亲历亲为，五十多岁的年纪干起脏活累活也从不犹豫。这是李毓芳最佩服的一点。她还记得，老石定力很强，经常戴着顶草帽，一只耳朵上别着铅笔，一只耳朵上别着橡皮，坐在小马扎上，在米字格的纸上画出土的陶盆、陶罐，一坐就是半天。

不管是画画，还是其他考古技能，他都手把手教给年轻人，从不藏私，但也要求严格，眼里揉不得沙子。他教李毓芳用嘴吹去陪葬坑中马车上的泥土，然后再用竹签子和小刷子小心扒拉上面的浮灰。“天天用嘴噗噗地吹，一天还行，长此以往谁受得了？我吃饭睡觉，两个腮帮子都痛得厉害，但我压根儿不敢放松。”李毓芳说，老石不满意了也不会发火，“咳嗽四声提醒你。”

做得好了，石兴邦也毫不吝啬夸奖。“当时他总当着其他来参观的考古同行的面夸我，说我是北大毕业的，学习好能吃苦。他老是那么表扬我，我更有干劲儿了。“

这完全是苦中作乐。当时考古队的生活非常艰苦，住的窑洞里有数不清的跳蚤，老鼠直往人腿上跳。没有油也没有菜，每人每月只有4两油票，吃完了就去咸阳肉联厂买“汤油”，就是一些病猪被宰杀后，进行高温处理再冷却，表面就会有一层黄褐色黏糊糊的油；买菜则要到15里外的镇上，还经常买不到，李毓芳天天背个小菜篮子，抽空就在地里挖点儿苜蓿和野菜。

工作中严肃的老石，生活中却是一个和善的人。

他会带着礼物去看望远道而来的李毓芳的公婆，会允许特殊情况下李毓芳带着女儿工作，还帮她照看女儿。发掘结束回到西安后，两家还是邻居。石兴邦很赏识李毓芳夫妇，两人后来都跟着他调回了北京的中科院考古所。

“他是个好人。”李毓芳这么评价亦师亦友的石兴邦。

幼年的石喻涵和爷爷奶奶在一起。受访者供图

不想退休

石兴邦老了，糊涂了。从八十多岁起，衰老在逐渐蚕食他的记忆。

他还是闲不住。退休后，他回了老家“发挥余热”。89岁时，仍梳着背头，穿着年轻时就穿惯了的中山装，挎着一个帆布包，在包里装上一个搪瓷茶缸，每天匆匆忙忙去上班。

出门前，他习惯把帆布包甩到肩膀上，医生曾告诉他这样能治好他微驼的背，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陕西作家关中牛第一次见到的就是这样的石兴邦。

2011年5月，陕西省文物局启动了“知名考古专家资料抢救性收集整理”专项，旨在记录陕西老一辈考古学家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生涯。石兴邦是老陕，口音很重，需要一位能听懂陕西话，并且对历史和考古有兴趣的作家来为他撰写口述史，关中牛接下了这个工作。

关中牛（左一）和石兴邦合影。受访者供图

每次见面，石兴邦都很热情，笑呵呵地招待关中牛，但每次，关中牛都要重新介绍自己。石兴邦在渐渐失去他最近的记忆。

石兴邦人生的最后几年，他不记得老伴已经去世，嘴里还不时嘟囔着老伴的名字，满屋子找；他也叫不出自己孙女的名字了，却记得“这是咱家娃”；年近八十的李毓芳和丈夫没能再去看看他，只听说，“老石不认人了。”

但那些最重要的、有关青春的记忆和未竟的夙愿，还是清晰地印在脑海里。他讲述的那些陈年往事，每个细节都一清二楚。

他记得老伴张静波陪他一起吃过的苦，年轻时他为了工作东奔西走，是老伴一个人拉扯大了三个儿子，他一直希望老了之后能有多一点时间和老伴相守。也会过问孙女的学习，鼓励她多读书，虽然孙女早已过了求学的年龄。

更多的是讲述他的考古经历，西安半坡遗址、杨家湾汉墓、秦始皇陵与兵马俑一号坑、雍城遗址，每一处都留下过他工作的痕迹，这个拿了一辈子洛阳铲的人，手上堆出了层层叠叠的老茧。

他舍不得放下。关中牛记得，石兴邦说过，考古是他干了一辈子的行当，干着干着就觉得永远也放不下、干不完了，“如果可能，我还想再活一百年，继续做自己钟爱的考古事业。”

新京报记者 彭镜陶

编辑 刘倩 校对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