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2日上午7时,江苏省无锡市石航道恢复开通。两天前发生了高架桥翻车事故,无锡市委宣传部公布了事故中共有3人死亡、2人受伤的消息。经过初步分析,桥面旁边是运输车辆超载造成的。
车辆超载引起的事故不是第一次了。据《工人日报》调查,2007-2015年国内桥梁倒塌,结果显示,共有28座桥梁因车辆超载而坍塌。交通部道路局局长吴德镇曾公开表示,超载车辆的负荷一般远远超过道路和桥梁的设计,是频繁行驶的道路,导致道路损坏、桥梁损坏、道路正常使用年限的大幅缩短。
“超限超载是道路运输行业中常见的现象,市场无序,监管松懈,无法保证合法运输。”介绍从事货运产业15年的王金宇。
2004年,王金宇成为重型卡车司机,路上的“三乱”现象不断,“爱真”的他开始自学法律知识,并试图通过行政复议为自己和他人维权。据媒体报道,王金宇2005年末在卡车司机圈已经获得了小名气。遇到困难的问题,大家都想和他商量,或者直接委托他处理。2006年全年,代理王金宇的维权案件达100多起,向全国10多个省市的100多个交通公安部门提出了行政复议、投诉和起诉。他的维权成功率在80%以上。另外,王金宇还被聘为公安部交管局行风监督官,被授予“中国货车权益第一人”称号。
关于超载问题,10月15日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王金宇提到这一现象被反复禁止。因为一些地方的执法部门不是治理超载超载,而是在“经营”上超过了超载。“有关部门要严格执法,不让超载货车上路,才能保证天下的‘无超’。”王晋武说。
“中国货车排行榜第一人”王金宇。回答者公岛
谈谈司机的现状:差距达到1000万人。
新京报:什么时候开始开卡车的?
王金宇:我是2004年进入运输业的。那一年,我在一家国企失业后,借了贷款和钱,买了一辆卡车开始跑步。
新京报:那时候卡车司机的收入怎么样?
王金宇:那时候我经常跑这条路线,从陕西到湖北。我开的是六轴车。拉煤最多可以装55吨。我一般拉40吨。一次两天跑了500多公里,意外情况下,一天总利润为1400、1500元。当时这个收入比较高。
新京报:后来如何成为“中国卡车司机权益第一”?
王金宇:经常被罚款,交通警察受到交通部门处罚,超限车站受到云官罚,云官所受到惩罚,还有云官所,还有道路。最多一次,我一天在陕西被罚1700元,在湖北又被罚2000元。跑了一趟,一分钱也没赚到,反而损失了不少钱。从那时起,我买了相关的法律书籍,开始自学法律。之后,每次罚款,我都要看法律条文。如果是非法的,我会捍卫权利。
新京报:你对第一次维权成功有印象吗?
王金宇:2005年,我一天因为同样的原因被交警罚了两次,共700韩元,罚款后没有下《处罚决定书》韩元,只开了汇票。我以违反程序为由向当地公安局提出了行政复议。不久,当地交警队向我道歉,退还了罚款,还聘我为特约监督员。几次权益成功后,全国各地的其他卡车司机遇到这种问题都会向我求助。
新京报:最近几年卡车司机这个群体的现状怎么样?
王金宇:最近几年卡车司机非常短缺,中央电视台报道货物司机缺口达1000万人。
此外,现在道路修得很好,中型汽车、大型汽车越来越多,但司机的素质跟不上。大型货车要求高,A1、A2驾照要求高,很多司机做不到。所以以前一般一辆车里有两个司机轮流开车,现在不能保证。很多车都是一个司机,司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另外,从去年到今年,许多不符合环境标准的企业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例如,我发现湖北一带的地板砖工厂因为不符合环境规定,几乎停产了。货源少,货运量大幅减少,司机赚不到钱。
现在卡车司机一个月工作20多天,每天跑10多个小时,一年能赚7 ~ 8万韩元,比以前年轻了几年半。这些人大多在车上吃,在车里睡,生活压力很大。
浅谈超载混乱:改装装载30吨的汽车后拉动100吨
新京报:无锡事件发生后,卡车超载现象再次引起关注。有人说卡车司机不超载就赚不到钱,是这样吗?
王金宇:超载的一个原因是市场混乱,监管松懈。卡车司机显然希望利润最大化。这样一来,如果规制松懈,交罚款就可以上路了。这个司机看到其他司机能超载20吨,就想超载30吨、50吨。(阿尔伯特爱因斯坦,Northern Exposure,货物名言)今天行业竞争太严重,市长/市场订单有限,如果别人不超载,你就不能做。
新京报:货车最大载重量是49吨,路上为什么会出现“百吨王”?
王金宇:主要是通过车辆改造实现的。货车分为小型、轻型、中型、重型货车四种,按照目前控制超载量统一认定标准,重型货车的最大核定载重为49吨。但是,部分车主为了多载,将购买大马力前、定制的特殊拖车等,对汽车进行改造。
货车的改造很容易实现。比如加长、加宽、升高拖车,
将轮胎加厚。改装车辆使用增加载重量增加4到8倍。一辆核定载重30吨的货车,改装后都可以拉100吨货。一般能承载“百吨王”的车辆,车辆自重多为20至30吨,这样车辆加货物就达到100吨乃至200余吨,严重超限超载。新京报:改装而成的货车存在哪些隐患?
王金伍:货车经过改装后,载货高耸,导致车子重心不稳、刹车失灵,很容易引起交通事故。另外,还会严重破坏公路。
新京报:改装车辆应该如何管理呢?
王金伍:以前改装车辆为了逃避年检,靠车托代办和套牌检验来应。2016年7月12日,工信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等五部门发布了关于货车非法改装专项整治的通知,提出要严厉打击货车非法生产、改装、销售等违法违规行为,严肃处理违法违规企业,坚决杜绝非法改装货车出厂上路。但目前,在治理超载不严格的地方,改装车还是普遍存在。
谈超载治理:严格执法方能天下“无超”
新京报:货车超载现象是否普遍呢?
王金伍:其实超载是区域性的,在一些地势平坦、货物吞吐量比较大的省份,超载情况比较普遍。
新京报:货车超载现象再次进入公众视野,你有什么看法?
王金伍:超限超载引发社会关注已出现很多次,超载车辆压垮桥梁的也不是第一次了。但热点事件降温之后,媒体、受众不再关注的时候,超载现象依然会有所反弹。
新京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王金伍:超限超载“久治不愈”的背后,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主要原因是,有些地方的执法部门疏于管理,不是在治理超限超载,而是在“经营”超限超载,导致此现象被默许。
新京报:是否可以举几个例子?
王金伍:去年12月6日,安阳市交通运输执法局北流寺超限检测站,10名协管员通过收取50元到1000元不等的现金、微信红包或香烟,为超载、超限车辆通行提供方便。这件事情曝光后,警方公开调查结果,开除了相关人员,并对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处分。此外,近年来,还有一些地方出现过类似事件,给钱就放行。其实如果从源头上严格监管,不让超载车辆上路,这种现象会明显减少。
新京报:这些年来,相关部门在治超方面做过那些规定?
王金伍:此前有过两次大规模联合治超行动。第一次是2004年5月1日由国务院牵头,交通运输部及公安部等九部委联合的治超行动。第二次是2016年9月21日,由交通运输部与公安部联合治超,号称史上最严治超令。相比第一次,这一次增加了“一超四罚”,一旦发现超载就要对货车司机、运输企业、车主和源头装货地进行罚款。2017年11月9日,两部委再次作出联合治超常态化制度。所谓常态化,就是指各部门分工明确,公安部门和交通部门各司其职。但实际操作中,有的地方会出现各执各的法,各罚各的款的情形,联而不合,超限超载又出现反弹。
新京报:治理力度不断加大,为何还会频繁出现超载现象?
王金伍:一个是治超存在“各自为政”问题,有些地方各部门联而不合,在治超方面,存在对其有利便执行,无利便不执行的问题。第二个,有些地方的经费来自罚款,这也导致了治超不彻底。我记得2016年那次治超,路上根本看不到超载车。当时有个超限站主要负责人告诉我,他们站平时一个月能罚60万,那两天就罚了1000块钱。他们都在抱怨说:“这点钱,别说发工资了,电费都不够。”
新京报:对于治超,你有什么建议吗?
王金伍:治理超限超载不缺少法律和政策,而是缺少执行力。只要严格落实政策,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打破地方保护主义,治超由政府主导,严厉的追责措施,精简执法队伍,清除执法腐败,破除靠罚款养人机制,罚款全额上缴国库,保障执法人员经费,加强社会监督。相关部门严格执法方能天下“无超”。
新京报讯记者 赵凯迪 编辑 曹林华 校对 张彦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