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诺奖时。

诺贝尔奖应该是继奥运会之后最受中国民众关注的又一国际盛事。就像期待祖国的奥运健儿在国际赛场上斩获荣誉一样，国人同样期待着诺奖的榜单上再度出现中国人的身影。

特别是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文化血脉流淌至今的国家，其文学传统源远流长。古有李杜名诗名句流芳千古，近有鲁迅等人百家争鸣，文艺气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文化特质的一部分，然而当下中国却鲜有作家名列诺贝尔文学奖榜单。

自从莫言2012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国人对于诺奖的热情再度燃起。莫言的获奖让世人看见，突破地域和语言阻碍，超越政治偏见，中国文学还是有获得诺奖的可能。

时过境迁，莫言的热度渐渐褪去，中国又有不少的作家以优秀的作品横空出世。从民国时代开始，中国人就一直与诺贝尔文学奖息息相关，胡适、鲁迅、沈从文、老舍都因为种种巧合跟诺贝尔文学奖擦肩而过；如今，李敖、王蒙、巴金等名家均获得过提名。

据美联社（9月30日）发自斯德哥尔摩的报道称，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预计于10月13日揭晓，较往年有了短暂推迟。然在此之前，便早有消息称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依然倾向于亚洲地区，坊间甚至还有传言，仅中国就有王安忆、刘信达、方方、章诒和、阿来、贾平凹、苏童、阎连科、张悦然等10位作家获得今年诺奖提名。而今年呼声最高的依旧是日本现代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此外，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阿拉伯诗人阿多尼斯等也是不甘落后。

虽然中国作家今年斩获诺奖的几率较小，但国人还是对这一年一度的文学盛事充满了期待。延期公布无疑是给全世界的读者设下的一个巨大悬念。

那么，我们就在明天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看一下，未来，中国还有哪些作家最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是傅小平先生以访谈的形式汇聚了当代国内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学大家的对话集。现在让我们随着傅小平先生走进贾平凹、阿来和苏童。

傅小平×贾平凹

贾平凹：1952年2月21日生于陕西南部的丹凤县棣花村。1972年，进入西北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此后，一直生活在西安，从事文学编辑兼写作。1992年，创刊《美文》。出版的主要作品有《浮躁》、《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秦腔》、《高兴》、《古炉》、《带灯》、《老生》等。

傅小平：虽是“民间写史”，但一个小说家，毕竟写的不是历史，而是小说，或说，他只是以小说的方式去“写”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同你说的“如果把文学变成历史，那就没有文学了，就没有意思了”。而小说写历史，当然不是戏说，也不是胡说，而是写那个有文学、有意思，甚或是有必要的、合理的、虚构的历史。所以，你才会进一步自问：文学写到历史的时候，怎么把历史归化到这个文学里面呢？

贾平凹：现在写小说，如果写的是现实生活题材，谁能摆脱这百年的历史呢？“十七年文学”是写，“文革”后是写，进入新世纪也是写，各有各的写法，时间若往后推，以后的读者读这些小说，该信谁呢？不管是歌颂还是批判，有多少是文学呢？这百年是历史，也是我们的经历和命运，既然我们要把它写成小说，我认为最好还是像《红楼梦》那样，写出“大荒”，而遗憾的是我们达不到曹雪芹那般才能。不过，心向往之是必要的，当我们面对这百年历史时，我们要勇敢、真诚，而当写作的时候则要忘掉这是历史。我是很欣赏陈思和与李敬泽的一些观点的，他们是评论家因此能概括出来，而我仅仅只有感觉，而这感觉又寻不到明晰的话说出来。

傅小平：就像《红楼梦》写到各式人物的死亡，《老生》同样写到了很多的死亡，而且多是非正常死亡。你写这些残酷的死亡景象时的那种冷静客观、从容细致和不动声色，是颇有先锋意味的。当然在小说里，唱阴歌的唱师目睹了太多的死亡，让他来给活人唱阳歌，倒是极尽荒诞之意味。我想，当你写到这些人物死亡的时候，会是怎样一种状态？

贾平凹：写中国的小说必会受中国宗教如佛、道的影响，也就是说，好的小说里总有佛、道的气息。佛家、道家对生死问题那是极坦然和积极的。大地生万物，包括人，但大地也会消亡万物和人。我故乡的人常说：人吃地一生，地吃人一口。写到死，那不是叫残忍，那是现象。是死带走了疼痛、病毒和恐惧，然后去往生。而生则是充满了爱，我说过，每个人生来都是父母做爱的产物。出生后，如果你看到一朵花而喜爱，其实花更喜爱你，这就是所谓的缘。

傅小平×阿来

阿来：藏族，1959年出生于四川省马尔康县，初中毕业回家务农，后考入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做中学教师近五年。曾任成都《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1982年开始诗歌创作，80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创作。2000年，凭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成为迄今茅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主要作品还有诗集《棱磨河》，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长篇小说《空山》、《格萨尔王》等。

傅小平：你说到社会关切，这可能是当下作家比较欠缺的。现在多的是个人化叙事，不少作家以文学写人，而且还是从写自我出发，规避了社会关切。

阿来：我觉得今天的文学要有生命力，作家还是得有那么一点点勇气，去直面那些社会关切。我写的《瞻对》这个题材，一般来说，大部分作家都会选择回避。

傅小平：因为涉及比较敏感的民族问题。

阿来：对。因为敏感，一些人首先就会想到不去写它了。你看作家经常讨论审查制度，其实最厉害的审查是自我审查。当然，你有责任去回应这种社会关切，而你的关切，也意味着你的写作会担风险。但我不担心这个，我觉得这个作品拿出来，无论官方还是民间，他们自己会有一个判断。我们的作家往往在事关判断上失之偏颇，要么着重暴露社会问题，要么表达一种愤怒的情绪。我觉得，当我们深入到当下的现场也好，历史的现场也好，我们都要有客观一点的、学者一点的眼光。怎样做到客观呢？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开“中华文化与佛教研讨会”，这让我想到一个佛教的说法——你无论做什么事，你的发愿要善。也就是说，你的写作要发现问题，但你是希望这些问题得到解决的，而不是去激化它，用俗套的说法，就是你的写作应该有建设性。但今天我们的作家要么彻底规避社会问题，向消费主义妥协，要么主动把自己意识形态化了，即还没有进入写作，自己就已经挑了边了，站了队了。但写作从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应该说，读完这本书的人，会感觉到这点，我所做的不是那种意识形态化的写作，而且我在书里提到的这些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西藏和新疆地区问题，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傅小平：这让我想到你写的《格萨尔王》，格萨尔王身上同样被附加了很多东西，当然在这里你是重述神话，也就是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做重新理解和阐释。

阿 来：我想有这么两种作家。有的作家，愿意在不同的方向上不断去做尝试，而有的作家一旦找到一种被学术界和市场认可的模式，就再也不敢离开这个模式了。我觉得一个真正有艺术冲动的人，是不会那样一成不变地来对待文学的。对我来说，我并不是要写一本书去吸引别人，而是因为这个世界本身吸引我，因为这种吸引，我要把它写成一本书。

傅小平×苏童

苏童：中国当代文学先锋作家代表之一。本名童忠贵，1963年生于苏州。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中短篇小说《园艺》。《红粉》、《离婚指南》等，长篇小说《米》、《我的帝王生涯》、《城北地带》、《河岸》等。2015年，凭长篇小说《黄雀记》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蜚声海内外。

傅小平：小说有所交叉地分章写了保润、柳生、白小姐三个主要人物。让读者特别容易联想到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该书也是以人物对应章节切入叙述。不同之处在于，福克纳基本上使用第一人称视角，他摹写了不同人物独一的语调，给每个章节都“着”上了完全不同的色彩，虽然我们知道这些都是作者的精心安排。《黄雀记》使用的是第三人称，你尽管提供了三种视角，但透过他们的视角，能直接而清楚地感觉到作者的“在场”。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怎样让各个人物都拥有那种“独一”的语调？

苏童：说是叙事也好，人物塑造也好，如果做得足够好，会有神奇的魅力，你能够倾听到人物的呼吸，能够闻到人物嘴里喷发的气息，在写作的过程中还会有其他奇迹，比如你能够看着人物在你笔下一点点成长，最后比你更有威信，更有力量，变成你的老大。

我想象《黄雀记》的结构是三段体的，如果说形状，很像一个三角形。保润、柳生和白小姐是三个角，当然是锐角；失魂的祖父，则是这三角形的中心或者底色。如果这三角形确实架构成功了，它理应是对立而统一的。

傅小平：很多作家写当下会不可避免地将其妖魔化、荒诞化。比如你写到的暴发户郑姐、郑老板，以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离奇古怪的事件，就体现了这一特点。我想，据此简单地批评作家无法把握现实会有失偏颇。这大约类似西方绘画史上的印象派，作家们要摹写的是他们“看”到的、感受到的现实，未必是客观事实层面上的现实。但这样的真实往往不符合读者对“作家要直面现实”的期待。那么，把生活中一些原生态的素材经过综合转化写进小说，就是对现实的“正面强攻”吗？

苏童：我所信奉的作家与现实生活的美好关系，其实从来都不是亲密的拥抱，也不是攻击性的炮火，而是高度三公尺的飞行。这个距离可以想象为一种标准的若即若离，而所谓的飞行姿势，当然是主张作家关照现实的创造性，以及表达的自由性和排他性。只不过这种飞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地“飞起来”过，更没计算过那距离是否符合三公尺的理想。

以上对谈选自《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一书

《四分之三的沉默：当代文学对话录》

傅小平 著

那么，在你看来

谁可能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