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彭国忠（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南宋初年，汪应辰曾说：“闻之前辈，鲁直疏通乐易，而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夺。”（《书张士节字叙》）这是目前所知关于黄庭坚性格最准确的记录。汪应辰时代去黄庭坚不远，他所谓“闻之前辈”应该有据；而且，他是在张才叔的儿子携带黄庭坚为张才叔取字“士节”并做字序手迹的情况下，说这段话的。疏通，就是通达、爽朗，《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汉书·匡衡传》说“聪明疏通者戒于大察，寡闻少见者戒于雍蔽”，《晋书·王濬传》载王濬“晚乃变节，疏通亮达，恢廓有大志”，《周书·梁台传》载梁台“性疏通，恕己待物”，都是这种性格。乐易，作为性格的记载，较早见于《荀子·荣辱》：“安利者常乐易，危害者常忧险；乐易者常寿长，忧险者常夭折。”杨倞注：“乐易，欢乐平易也。”早黄庭坚两辈的欧阳修为梅尧臣撰写的墓志铭中，说“圣俞为人仁厚乐易，未尝忤于物”，都是乐易性格。但疏通乐易，只是黄庭坚性格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其中所守，毅然不可夺”，也就是心中有所坚守，而且坚韧刚强，不屈服于人。可以说，黄庭坚的性格是表面上通达爽朗，易于相处；但骨子里却孤傲、坚韧，凡事求新求异，不喜与人同。这种性格，为他赢得了很多朋友、很多追随者，江西诗派的形成与此不无关系；但也为他树立了很多敌人，宋人所记载的黄庭坚轶事，有大量的内容是他在言谈中得罪人，被人忌恨，甚至有“文吏共深恨之”的事情（《后山谈丛》），最严重的莫过于他多次讥刺赵明诚的父亲赵挺之，赵挺之怀恨在心，一再弹劾他，特别是在元祐党人事件中，利用职权把黄庭坚除名羁管宜州，最后死于贬所，成为“性格决定命运”的一个著名案例。
黄庭坚这种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性格，使他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别样的特色，也给后世评价他带来困难，有时甚至出现误判。清代常州词派后期批评家陈廷焯，曾用“倔强中见姿态”，评论黄庭坚的词，我认为陈廷焯创造出来的这六个字，不只适用于评论黄庭坚的词，可以说是对黄庭坚其人其文，也就是对黄庭坚性格及其所有创作最贴切准确、最生动形象的概括。就性格言，倔强凸显其毅然不可夺的一面，姿态见其乐易疏通的一面；就创作言，倔强是风骨是底色，姿态是形式形象，是语言文字。
对黄庭坚的词，陈廷焯一向评价不高，他说：“秦七黄九，并重当时。然黄之视秦，奚啻碔砆之与美玉。词贵缠绵，贵忠爱，贵沉郁。黄之鄙俚者无论矣，即以其高者而论，亦不过倔强中见姿态耳。于倔强中见姿态，以之作诗，尚未必尽合，况以之为词耶？”又说：“黄鲁直词，乖僻无理，桀骜不驯，然亦间有佳者。如《望江东》云：‘江水西头隔烟树。望不见、江东路。思量只有梦来去。更不怕、江阑住。灯前写了书无数。算没个、人传与。直饶寻来雁分付。又还是、秋将暮。’笔力奇横无匹，中有一片深情，往复不置，故佳。”（《白雨斋词话》）且不论其中前后不一的龃龉，且不论“奇横”与“深情”一般难以调和，而恰与山谷性格的两面相类似，揆诸黄庭坚的词，完全可以把陈氏的贬议当作正面的的评。在山谷词中，《减字木兰花》（举头无语）、《沁园春》（把我身心）诸作以健笔写柔情，《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念奴娇》（断虹霁雨）等寄豪放于婉约，《清平乐》（春归何处）、《踏莎行》（临水夭桃）等在绮情丽语中议论人生、说佛谈禅，还有大量词作善于使用对立性意象，如白发黄花、铁树开花、翡翠随鸡走。黄庭坚晚年贬谪时期作的词更是“愁苦之情出以风流”，如两首《定风波》次高左藏使君韵，一首说：“自断此生休问天。白头波上泛胶船。老去文章无气味。憔悴。不堪驱使菊花前。闻道使君携将吏。高会。参军吹帽晚风颠。千骑插花秋色暮。归去。翠娥扶入醉时肩。”另一首说：“万里黔中一漏天。屋居终日似乘船。及至重阳天也霁。催醉。鬼门关近蜀江前。莫笑老翁犹气岸。君看。几人白发上华颠。戏马台前追两谢。驰射。风流犹拍古人肩。”所以被陈廷焯称为“放诞之笔绝世文情”（《放歌集》）。当我们读到“李下何妨也正冠”“付与时人冷眼看”，以及“莫笑插花和事老，摧颓，却向人间耐盛衰”这样的词句时，几人不对陈廷焯的六字评语敬礼？
黄庭坚的诗歌，曾让已经成名、时年35岁的诗人陈师道一见之下焚毁己作而甘拜为师。陈师道认为，黄庭坚的诗歌像其为人，思致高远，与人不同。这种不同，前人往往评为奇崛、新奇、格高、雅健，整体而言，“黄只是求与人远。所谓远者，合格、境、意、句、字、音响言之。此六者有一与人近，即为习熟，非韩黄宗旨矣”。构思上则“贵奇，凡落想落笔为人人意中所能有能到者，忌不用；必出人意表，崛峭破空，不自人间来”。结构上表现为“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连属，非寻常意计所及”，表现为“又贵截断，必‘口前截断第二句’，凡絮接、平接、衍叙，太明白、太倾尽者忌之”（均见清方东树《昭昧詹言》）。格律上，有意突破声律限制，或者于律句打破常规格律使用拗格，即拗律，“其法于当下平字处以仄字易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天厨禁脔》），这虽然有学老杜的成分，但杜诗拗律特少，黄诗拗律多过老杜数倍。用事、用字上也是如此：“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他以美丈夫而不是美女比喻花，广为诗评家讨论；《题落星寺四首》之一的“星宫游空何时落，着地亦化为宝坊”，完全不合律诗要求，甚至被人编集时误置外集“古诗”中，都是著名的诗例。今人莫砺锋先生概括黄诗“句法”之三层内涵：音调的拗峭，句意的凝练新奇，语言的散文化倾向（《黄庭坚与江西诗派》）。吴晟概括庭坚体的三个特征：亦庄亦谐，娱己娱人；布局平匀，层层转折；拗峭硬拙，生新奇活（《黄庭坚诗歌创作论》）。每一层内涵、每一个特征都可以见出其性格因素在起作用。
“倔强中见姿态”，黄庭坚其人如此，其诗词如此；其长处在此，其短处亦在此。宋人关于黄庭坚的创作，每有“过于出奇”“忒好”“太尖新太巧”之议，正是看到了这种性格导致的创作弊端。这令人想到同是倔强性格的唐代诗人韩愈，欧阳修《六一诗话》中记载他与梅尧臣之间的一段讨论，梅尧臣说：“前史言退之为人木强，若宽韵可自足而辄傍出，窄韵难独用而反不出，岂非其拗强而然与？”可作为性格影响创作的另一笺释。
《光明日报》（ 2018年03月26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