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40年代末，张海路在清华园书房。

晚年张奚若

本刊记者/宋春丹

2001年6月，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辞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告别会上，回忆起1947年在清华求学时的情形。他说，当年很喜欢听朱自清先生讲话，也很喜欢去张奚若先生家里，坐在地上，听张先生纵论天下，大骂国民党，自己的信仰就是在那时建立起来的。

张奚若之子、后曾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的张文朴同一时间也在清华大学学习，不过读的是历史系，与电机系的朱镕基并不相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文朴先后在外交部美大司和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工作，有几次陪朱镕基见外宾，提前去汇报，按惯例要先自报姓名和部门，朱镕基说，当然知道你张文朴是谁。

张文朴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前一直觉得来日方长，而且每天在家都能听到父亲的言论，结果他没有听过父亲的一节课和一次演讲，这成为他无法弥补的遗憾。

上世纪60年代初，张奚若的很多好友都入了党，家人也劝他考虑入党，都被他以“难以达标”为由婉拒。张文朴觉得，以无党派人士身份终此一生，也许更符合父亲的性格。

活跃于政坛的“无党派民主人士”

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奚若活跃在政坛上。

广为人知的是，在他的建言下，新中国的国名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去掉了原来拟议的“民主”或“民主主义”等字样。讨论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国歌时，有人认为时代变了，至少歌词要改一下，他以法国马赛曲为例，强调保留革命战争时期的歌词有助于激励后人。

国史大家何炳棣在《读史阅世六十年》中说，张奚若曾经和毛泽东有一次长谈，力劝不要出兵朝鲜。但张文朴觉得这不可能，张奚若和毛泽东的关系没有深到能彻夜长谈，他也不能随便进中南海。不过他有次去城里开会回来确实忧心忡忡，对张文朴说：那是别人的baby，为什么要我们出兵？

1952年院系调整时，清华的文科和理科要被调出，一批教授认为这样清华要被“肢解”，非常担心和不满。张奚若当时已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依然在清华政治系担任教授，钱伟长、钱三强、费孝通、屠守锷等来找他，希望他向中央陈情。张奚若转达后，周恩来专门找他谈话，解释院系调整是为了加快培养工业化所需要的大量人才，而这是旧体制做不到的。此后，他未再坚持。

这次院系调整，张奚若的“星期六聚会”的老友们都受到了很大影响。

这个聚会是金岳霖30年代在位于北平北总布胡同的家中组织的，经常参加的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张奚若夫妇、陶孟和夫妇、周培源夫妇，还有陈岱孙、邓以蛰、钱端升、李济等。这些人多是清华教授，几乎人人都有留学欧美经历。聚会总是从议论时局开始，但更多的是谈论文学艺术等，邓稼先之父、美学家邓以蜇是后一类话题的主讲人，有时还带些字画去供大家欣赏。

抗战爆发后，老友们又一起辗转昆明。

金岳霖是张奚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也是他交往时间最长的好友，当年张文朴叫金岳霖“金爸”。张奚若曾推荐张文朴读金岳霖用英文写的一篇哲学论文，开头一句是：如果中国哲学是入世的，西方哲学是出世的，则印度哲学是来世（otherworldly）的。张奚若说中国人用英文写东西，谴词造句如此精妙是少有的。

在昆明时，张奚若是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国民参政会代表。1940年夏他去重庆开会，把张文朴和弟弟“寄放”在西山脚下昆明湖边的“周爸”周培源家。这位给爱因斯坦做过助手的洋派物理学家每天早上要赤脚走过栈道，用一对大木桶挑水回家，既为食用，也为饮马。那时他养了一匹叫“华龙”的云南马驹，策马来校上课成了西南联大的一幕奇景。

“梁阿姨”林徽因每次来张奚若家，临走时总是叫着张文朴的小名，让他帮着把一张顺墙放的单人床竖过来放，认为这样才比较有美感；但等她一走，张奚若就立刻叫张文朴把床恢复原状，显然认为靠墙放更省空间。如此来回数次，让孩子们忍俊不禁。

抗战胜利之后，“星期六聚会”的成员多回归清华园，1949年后又几乎都留在了大陆。

院系调整后，金岳霖和邓以蛰随清华大学哲学系调到北京大学，周培源随清华物理系去了北大，陈岱孙随清华经济系去了中央财经学院，钱端升随北大法学院去了新创办的北京政法学院，只有梁思成和林徽因仍然留在了清华，但一手创建的综合性的营建系改成了纯工科的建筑系。

1952年11月，张奚若离开了任教23年的清华大学（他所在的政治系已并入北大），接替马叙伦，被任命为教育部部长。他的工资待遇定为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行政三级，家搬进了中南海东侧北长街一处独门深院。除专车司机外，还有一名警卫员长驻。

张奚若还兼任了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他从1949年开始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73年去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同中国没有建交，外交学会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以民间形式与这些国家开展交往。作为党外人士，张奚若很少参与决策，平时也不用去坐班，从事的基本是礼宾性质的工作。但他临事以敬，对外事工作很投入，每有活动总是认真听介绍、看文件，做好准备。

1954年至1964年在外交学会担任英文翻译、后担任了联合国副秘书长的金永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报纸上每次报道出席重大活动的政要，八大民主党派领导人之后，最后一个必是“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

“有名的炮手”

1957年春天，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整风运动，并邀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5月，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举行座谈会。

在5月13日的座谈会上，张奚若分析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他分析宗派主义时说，解放之初，一些党员认为天下是自己打下的，对党外人士觉得赏一碗饭、给你官做就不错了，你还怎么样？说得透彻点，这只是为了团结，而不是你有什么本事，何况你也并不高明。对群众有时候也是人民群众长人民群众短，但也不过是口头禅罢了。

他对“三大主义”的批评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5月15日，他再次发言，重点谈到了党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偏差，并将其概括为十六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

由于性格耿直、经常对社会问题发声，张奚若曾被好友徐志摩称为“有名的炮手”。

1941年3月的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财政部”的报告称中国没有通货膨帐，经济状况良好。张奚若讽刺说：那看要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如果到阴沟里都能找到票子才算通货膨胀，那的确还没有。接着，又逐条质询报告。主持会议的蒋介石长时间按铃制止他继续发言，他坚持把话说完，从此拒绝再去开会，并回电：无政可议，路费退回。

张奚若（中）与金岳霖（左）、徐志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1943年冬，他发表《中国宪政问题》的演讲，公开抨击国民党政府。他说，宪政的目的是法治与民治，尤其是民治。有宪法不一定有宪政。国民党把人民当阿斗，实行“训政”，训了多少年。“如果真要有诚意实行宪政，那首先就要结束‘训政’，也就是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1947年，他在报刊发表《谈时局》，写道：在这个政府垮台后，政治是否上轨道，虽然不容易说，但在这个政府垮台以前，政治绝无好转希望，却是无法避免的结论。

1947年11月25日，清华政治系举行“中国政治前途”座谈会。张奚若在座谈会上预言，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后，将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制度。面对听众的疑问，他说，天地间没有绝对完美的事情，在每个历史阶段我们只能尽到自己的历史任务，将来有问题发生的话，那时候自然有办法解决。

张文朴认为，张奚若1957年的十六字批评主要是由北京的建设引起的。

与梁思成、林徽因一样，张奚若对北京的古都风貌有一种顽固的执着。他曾把北京与巴黎类比，认为二者之所以可爱宜人，是因为它们都兼有中古与现代这两种元素。他认为故宫是庄严与美的理想结合，世所罕见。他反对拆城墙、拆牌楼，特别是反对拆原来天安门东西两侧的“三座门”。有人说“三座门”曾酿成交通事故造成死伤，有民愤，必须拆除，张奚若当着周恩来的面反驳说：“北京市的车祸是不是都出在有牌楼的地方？出了车祸，应由死的牌楼负责，还是应由活的人负责？”彭真在一次会上曾不点名地批评他“迷恋过去，食古不化”。张文朴认为，正是由于这种尖锐的争论使张奚若憋了一口气，后两句话也可以说是对彭真此言的回敬。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随后的“反右”运动中相当多的民主人士被划为右派分子，但张奚若却安然无事。

在1958年初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对在场的张奚若作了不点名的严厉批判，但申明：“说这些话的是一位朋友，不是右派。”在这次会上，张奚若做了检讨性发言，解释了他对政策产生抵触的原委，这个发言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认可。毛泽东表示，不是旧的一切都好，新的都不好，青岛这个城市就胜过开封、洛阳。对此，张奚若并不完全服气，他对张文朴说：“谈到这个，那是我看得多，还是他看得多？”

民革中央的陈铭枢也提出了“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偏听偏信、喜怒无常、轻视古典”的类似批评，被划为了右派。为什么张奚若没被划成右派，成了长久以来的一个谜。有人说是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不过张文朴觉得，周恩来不久前才因“反冒进”被批，自身处境已很困难，还能保张奚若吗？后来又有看材料多的老前辈告诉他，是邓小平起了保护作用，对此他就无从判断了。他觉得，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父亲向来不拉帮结派的风格帮了他。在知名的民主人士中，当时张奚若只和陈叔通一人来往较多，也从不加入任何有形的群体，可算一个“单干户”。

受到批判后，张奚若深居简出，闭门谢客，还一度想辞官。周恩来上门探视了他。1958年2月，张奚若被免去了教育部长职务，却又被任命为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主任，直到“文革”期间这一机构被撤销为止。

“奚老”

1959年10月，在外交学院西班牙语专业学习的汤铭新被外交学会借调去接待来访的乌拉圭议会代表团，第一次见到了张奚若。1960年4月，他又被借调去接待拉美友好人士代表团。张奚若对他的两次翻译都很满意，由于西班牙语翻译短缺，不等他毕业就把他留在了外交学会。

汤铭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张奚若在办公室找他谈了一次话。张奚若说，外交学会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成立的，是新中国第一个从事人民外交的机构。当前由于受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阻挠和破坏，我国同拉美国家以及讲西班牙语国家的关系困难重重。

因此，要大力开展民间外交，推动国家关系的发展。这也是汤铭新今后应致力的工作。

汤铭新恭敬地说，自己对张会长抱有深深的敬意，因为早在观看开国大典的纪录片时就看到他站在毛主席身后那崇高的位置，也知道他是国名的倡议者，能在他领导下工作是自己的福气，一定要努力工作。张奚若笑了笑说，的确，那是他参加革命的一段历史，但是革命永无止境，今后还要努力朝前走，才能赶上时代的脚步。

1960年11月5日上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约见国务院各部委党外正、副部长。他肯定了张奚若在外交学会的工作，说“最忙的是张奚老”，还检讨自己对张奚若阻止拆牌楼的批评过于严厉，说张奚若能接受毛泽东的批评体现了思想进步。

1961年底，津巴布韦非洲人联盟主席恩科莫访华，张奚若与乔冠华等在四川饭店设宴招待，金永健做翻译。席间谈笑风生，气氛愉快，张奚若还用公筷给外宾夹菜。大家对张奚若都很敬重，称呼他“奚老”。

1963年，戴高乐将军派前总理富尔作为特使来华，张奚若主持了欢迎宴会，并陪同周恩来参加了会见，但没有参加随后进行的秘密建交谈判。富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提到了张奚若，认为他绝不仅仅是一个“非党陪衬”。

60年代，王楚光进入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办公厅，担任秘书。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外文委是国务院主管的掌控对外文化工作的实权部门，但张奚若只是每周到机关巡视一次，其他诸事不管，实际事务由副主任兼党组书记李昌操办。

每周一上午，张奚若的专车停在机关大楼门前，秘书迎上前去，拉开车门。他已年过古稀，但还是精神抖擞，仪表堂堂，一头灰白色的大背头，戴玳瑁框眼镜，身穿一套剪裁合体的深灰色中山装，足蹬皮鞋，手持文明棍，迈着稳健的方步。进入大楼后，秘书帮他宽衣摘帽，陪他走进早已等候在那里的电梯。电梯到达三楼，秘书陪他进入办公室，端茶倒水，在桌上放好供阅读的文件，即悄声退出。他在办公室停留约一个小时，既不约人谈话，也无人向他汇报工作。每次都是悄然而来，扬长而去，常年如此。

一天上午工间操时，王楚光和几个秘书站在走廊聊天，见张奚若迎面走来，立即退到两侧大声说：“张奚老，您好！”或许是一时兴起，张奚若驻足与他们攀谈起来，大谈他的人生阅历：如何出走陕西，怎么参加辛亥革命；如何留洋求学，怎样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如何迎接开国盛典，怎样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滔滔不绝，讲了近一个小时。

目送张奚若离开后，王楚光唏嘘不已，心想可能张奚老太寂寞了，真是盛名之下，其鸣也哀呀。

方硬之士

“文革”中，张奚若没有受到任何冲击。1966年底，周恩来亲笔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上有13位高级民主人士，张奚若名列其中。张文朴觉得，父亲没有入党也好，如果成了党员领导干部，在“文革”中可能就很难幸免了。

“文革”初期，张奚若一度兴趣浓厚，常去外文委机关看大字报。然而随着运动发展，他感到迷惘，决心保持沉默，置身事外。年轻人有时在家里议论“天派”“地派”等，他从不介入。张文朴从自己工作的教育部带了一些准备写大字报的材料回家，张奚若知道后让他赶快拿走。

一次，张奚若从外面参加活动回来，笑着说见到了陈毅，陈毅对他说：“奚老，我们现在跟你一样了！”（意即有职无权靠边站。）到运动后期，张文朴偶尔听到张奚若说：“要是再一翻手，那怎么办？”

1969年，外交学会工作中断（1973年恢复）。汤铭新也在这年下放到外交部位于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告别时，张奚若语气沉重地嘱咐他，在当前的形势下，要冷静观察政治动向，既不能在地动山摇、否定一切的造反声中迷失方向，也不能为听不得批评、掩盖过失错误的保守派言行所迷惑。“今后的路还长着呢，要好自为之！”汤铭新觉得，这是张奚若的推心置腹之语。

1972年尼克松访华，张奚若也在欢迎人士之列，但他心脏病突发，周恩来临时决定由周培源以外交学会副会长名义代替出席。这成为张奚若晚年的一件憾事。

这年，张奚若还见到了来访华的老朋友费正清。费正清曾形容张奚若是昆明那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里最具盎格鲁-萨克逊气质的个人主义者，但对这次会见，他的描述则是“did most of the talking but said little”（滔滔不绝，又啥都没说）。后来多年从事外交工作的张文朴承认，费正清的文笔很高明，但父亲又能说什么呢，有外事纪律管着呢。

1973年，赵元任从美国回中国访问，见到了住院的老友张奚若。赵元任是语言学家，会说33种汉语方言，张奚若教过他一段陕西歌谣。赵元任模仿陕西话念起这段歌谣，让张奚若很开心。

这年7月18日，84岁的张奚若去世。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等参加了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

1989年11月，清华大学纪念张奚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习仲勋到会即席讲话。他说：“我和张奚老都是陕西人，我到他那儿去，他总要搞点家乡饭请我吃。我常对他说，奚老，你1913年就到外国去留学，寻找救中国的道路，追求真理和知识，而我那时才出生。你无论是哪方面的经验，都比我多得多。”

好友徐志摩曾说张奚若，这位先生是个硬人，他的身体是硬的，他的品性是硬的，他的意志不用说更是硬的，他的说话也是硬的。

清华同事萧公权、浦薛凤对这位“硬人”就不无微词。萧公权曾在回忆录中说，张奚若和钱端升后来都在人民政府做官，这两位先生都抱着学优则仕的志愿，平日言语之间不免流露怀才不遇的苦闷。因此在萧公权看来，他们都是为了“政治欲”而非出于信仰而留下的。

或许因此，周培源夫人王蒂澂才会说，张奚若这个人完全是方的，四方形的角很尖，谁被尖角碰一下，肯定不好受。但她又说，这个方形的四边是广泛而可亲的。金岳霖同意她的说法。

闻一多遇害时，金岳霖在重庆，听说张奚若也遇难了，就写了一对挽联：本直道而行，何须世情曲顾，肝胆相照，过失相规，休戚更相关，卅载交情同骨肉；坚义利之辩，不为奸党所容，盛德不彰，忠言招忌，是非终有定，一生疑谤尽皮毛。

后来知道张奚若并未遇害，这副挽联束之高阁。1961年，金岳霖又把它寄给了张奚若，并附言：“秋日黄花，残冬落叶，春雷一扫而光，但当时情况，似仍有忠实处。”

张文朴觉得，早年在美欧留学12年，在父亲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他的生活习惯、思维方法、待人处事都相当西化，或者说是现代化的。但张文朴姐弟年幼时，张奚若首先让他们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不主张他们过早接触西洋文化、学习英语，担心这样他们长大以后脚下无根，难以融入中国主流社会。

在昆明的时候，张文朴在一所教会中学读完初一，因为贪玩，功课一塌糊涂，被勒令退学。对方还很会外交辞令，说令郎天赋太高教不了。张奚若气得要命，经亲自测试，发现张文朴上了一年英语课居然字母还认不全，狠狠打了他一巴掌，亲自抽时间为他补习英语。

张文朴记得，父亲教他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张奚若推崇卢梭，经常朗诵书中的名句：“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每读及此，他总是慷慨悲歌，激情难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