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念爸爸

国根

半个世纪是我和爸爸人生重叠的时间，但我和爸爸真正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也只有3年。

因为他常年随部队在崇山峻岭中修铁路，当他离休时我已上大学，之后我又出国留学十年。 在我眼中，爸爸是个典型的军人，站如松，坐如钟，行如风，加上一丝不苟的着装，即使是身着便装也掩饰不了他是个军人，他具有自律、坚毅和甘于奉献的军人特质。

爸爸原本姓马，祖籍山东蓬莱，是家中5个孩子中最小的，15岁时（1946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因为同一个村里的人都姓马，为了不连累族人 ，就随着早几年参加革命的长兄改姓国。上世纪50年代，爸爸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是运输兵。穿梭于战火中的经历给他留下了终身的印迹：腿上的一块未能取出的炮弹皮和受损的听力。回国后，爸爸随部队转为铁道兵，历经了成昆铁路、襄渝铁路和青藏铁路的建设，直到离休时，他才恋恋不舍地离开部队，回到北京与家人团聚。

小的时候，课本里描述的英雄都是那些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军人。想着爸爸的双胞胎兄长就是在济南战役中牺牲的，从小当兵的爸爸一定也有些可炫耀的英雄事迹。我曾兴奋地问爸爸杀过几个敌人，当听说他做过的只是警卫员、运输兵和铁道兵，没有上过前线与敌人面对面战斗，我失望极了，也曾为他感到遗憾。可是爸爸只是平静地说：“都是革命工作，分工不同而已”。后来我去了他的部队，看到他和他的战友们在极简陋的生活条件下，用简单的工具和机械在大山谷中架起高耸入云的桥墩，凿开一个个穿山隧道，看着满载物资和乘客的火车在崇山峻岭中穿行，我才认识到他和他的战友虽然不曾上前线，也不愧是和平建设中的英雄。

铁道兵去的地方都是最穷、最偏远的。爸爸在陕西旬阳修建襄渝铁路时，我去过他们的驻地，连汽车都不通。我和妈妈从最近的车站下了火车后就只能搭乘部队运送货物的军用卡车到爸爸部队的驻地。公路是部队为了运输建设物资临时开凿出的，许多地方只够一个车通行，因为雨水冲刷而高低不平。坐在车中，我的身体经常因为颠簸被抛起来，头重重地撞到车顶。开车的叔叔路上因为胃痛，不得不休息了几次，妈妈知道后把随身带的治胃疼的药给了他。后来才知道，由于路上人烟稀少，吃饭根本没有准点，时间长了，这些跑运输的汽车兵很多都有胃病。出于好奇， 趁停车休息时，我从左边驾驶的位子往外看，才发现距车身2、3尺远的下方就是万丈悬崖，下面是一条大河，奔腾汹涌的河水冲撞着岩石发出哗哗的声响。我吓得紧紧地抓住座椅，本能地尽量往右靠，再也不敢低头看了。从心里佩服这些汽车兵叔叔技术高超，在这么惊险的路上行驶那得有多大的胆量和体力呀！ 后来回来时从另一条路走，车沿着盘山路开了整整一天，我也吐了一天，肚里东西倒腾完后吐得都是酸水。

1976年8月，爸爸在青海天峻县修建青藏铁路时我也去过，去前还为将要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和体验“围着火炉吃西瓜”的经历而兴奋。我和妈妈在西宁的招待所等了2天才坐上了一辆去天峻的运货车。在旷野中奔驰了一天，除了远处蓝蓝的青海湖和草原上的荒草，只在路过的小镇上见到了几个梳着很多小辫的藏民。牛群羊群的影子见都没有见到。当时是8月，去的路上我还穿着单衣，晚上才到了海拔3000多米的天峻县。第二天一早，我就不得不把带来的所有厚衣服都穿在了身上。想跑到周围看看，刚跑起来就觉得身体轻飘飘的，腿像棉花一样软，气也喘不上来了，这才知道高原缺氧是什么感觉。而那些铁道兵战士要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下，在隧道中工作。

围上了火炉，可是哪里有西瓜呀，蔬菜都是奢侈品。我们坐的货车就是去甘肃一带购买蔬菜的，运回来的番茄很大，但是硬硬的，没有一点红色。因为，只有没有成熟的果实类蔬菜才能经受长途的运输，绿色的叶菜在那里也是见不到的。我至今还记得一位叔叔，因为他与别的战士不同，没有把我当小孩，跟我说话的语气就像朋友，所以印象特别深。他称我“姑娘”，说是他们老家对女孩的称呼。他自我介绍说是爸爸以前的勤务员，这次是利用休息时间来看爸爸的。他跟随部队来高原做准备，是最早一批来高原的。后来是因为手指甲外翻（每个指甲的两侧向上翘起，露出下面的肉），沾水就疼，他就不能做爸爸的勤务员了。指甲外翻是在青海高原生活遇到的另一类身体反应，主要原因是因为食用新鲜蔬菜少，缺乏维生素所致。尽管知道原因后，部队给所有人员配发了复合维生素片，可是他的外翻指甲已经不可逆了。看着他的翻起的指甲和缝隙中露出的肉，想到他未来生活的不便，我的心感到隐隐的痛。

作为铁道兵的家属也是不容易的。作为铁道兵的子女，爸爸在我们成长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空缺的。我出生前，爸爸就已经是铁道兵了，每年也就回来几天，还总是来去匆匆。因此，爸爸的样子在我儿时的记忆中是模糊的，只记得他高高的，穿着军装。即使跟妈妈去连队探亲时，他也难得陪我们，不是在工地就是下连队，周日也总是因为有急事，被匆匆叫走。 小时候，每当大人们问我想不想爸爸时，我总是努力地想他的样子，然后茫然地摇摇头，因为见得太少，根本记不清他的样子。妈妈早年在中央机关工作，在中央机关下放到湖北五七干校，我们一家人分在3、4个地方时也考虑过随军。 记得，妈妈带我走访过几位随军的家属，聊家常。几位阿姨说，随军生活并不稳定，铁路建好一段就要向前搬迁一次，小孩不得不经常转学，还要习惯不同的方言，对小孩的学习影响很大。有位阿姨说， 她家老大期末考试，几门成绩加起来还不够60分。那以后，妈妈就再也没有提起随军的事，别人问起时，她说主要是为了我和哥哥的教育。

爸爸年轻时的文化程度不高，但他对有文化懂技术的人特别尊重。每当他谈起部队的技术人员在工程中发挥的作用，赞赏与羡慕总会溢于言表，令我也向往之。他自己也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记得我小的时候，爸爸常读错字，总把摄影读成“聂影”，我还笑过他。后来才知道，许多字都是他自学的。因为爷爷死得早（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乱期间在东北被土匪打死），家道中落后读不起书，是奶奶靠给人缝补才勉强供他读到高小， 一直到从朝鲜回来后他才有机会在部队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也许是这样的亲生体验，他总是叮嘱我们要珍惜读书的机会，努力学习。离休后，有了上老年大学的机会，爸爸特别的珍惜，风雨无阻，连续几年把文学、书法、绘画学了个遍。等到我回国时，满屋子都挂满了他的字画，令他的外孙崇拜不已。再聊起来文学知识，我已自叹不如。

虽然与爸爸相处的时间短，但是他的教诲在我记忆中却是深刻的。印象最深的是从小他就教导我们不要搞特殊化，要自己努力。记得第一次到部队去，到后的第一天他就反复叮嘱我，如果别人问你爸爸是谁，就说是干革命工作的，不许炫耀爸爸的官职，要尊重每一位部队里的叔叔阿姨。我上中学后，每次探亲结束回部队之前他必做的事就是召集我和哥哥进行“训话”，内容不外乎三点，1）好好学习，2) 要帮妈妈干家务，3）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也正是这样的教育，使我从小就树立了一切要靠自己努力的信念，也造就了今天的我。

爸爸是个节俭而自律极严的人，他不抽烟也不喝酒，年轻时唯一奢侈的爱好就是摄影。他有个海鸥135相机，记录了他的工程、战友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的时刻。

他的行装极简单，一个装着换洗军装的小旅行箱，珍藏在陕西安康博物馆；一个打开就是小书架的木质对折箱子，里面放着他的书，从部队离休回来也基本就是这些。印象中他随身的小用品是，一个很小的繁体字的小字典；一个印着“送给最可爱的人”的破旧的搪瓷杯，这是参加抗美援朝时的纪念品，一直跟他到老；还有一面手掌大的小园镜，那是他每天用来检查自己军容风纪的。

爸爸没有吃零食的习惯，我们想买零食，从他那里是要不到钱的，因为在他眼里这是不必要的浪费。但是，对于大的必须的花销他又是很慷慨的。所以，我们小时候总结出来的经验是“小钱向妈妈要，大钱向爸爸要”。我当初出国留学的3000元机票钱，大概是那时爸爸离休后一年的工资了，爸爸二话没说就给我了。

爸爸的自律在我看来有时近乎苛刻。他离休前，正赶上上世纪80年代的大换装，对于从军40年的他，多么希望能在离休前穿一次漂亮威武的新式军装啊。我们也都希望看到爸爸穿新军装的样子，盼着一睹他的风采。当看到他穿着摘掉了领章和帽徽的旧式军装回来时，我和哥哥特别失望也感到奇怪。后来，妈妈悄悄告诉我们，本来爸爸已收到了一套定制的新军装，因为衣服的尺寸是在半年多前就量好了。后来又有文件说将要离队的人员不在这次换装之列，按说爸爸是可以把新军装留下的，因为并没有人来向他要回。可爸爸抚摸了那套新军装很久，第二天一早又把它叠得整整齐齐地交回去了，都没有穿上它照张相。我觉得特别遗憾，心里怪爸爸太死心眼，可嘴上又不敢说。我知道，以爸爸对部队的感情，他比我更希望留下那套新军装。

爸爸是个温情的人。他常年在外，身体瘦弱的妈妈一个人把我和哥哥带大，他自觉亏欠妈妈很多。离休后他从学做菜开始，慢慢地把家务都包了，还帮我带过一段时间孩子。特别是到了晚年，妈妈身体不好，也都是爸爸在照顾。去世前，爸爸还对我说，他前半生亏欠妈妈的太多，所以用后半生来弥补。

爸爸把他一生中三十多年的时光都贡献给了国家的铁路建设，他和他的战友们为国家的建设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对此他从无怨言，而且引以为豪。相比牺牲在济南战役中的爸爸的同胞兄长和那些为祖国建设奉献出生命和健康的铁道兵战士，爸爸是幸运的；相比那些没有机会受到良好教育的铁道兵子女，我也是幸运者；希望人们能够记得爸爸那一代人默默的付出。尽管我与爸爸生长的时代不同，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同，但是在我的心中，爸爸永远是最帅的老兵！

2015年8月22日

（国立耘，中国菌物学会理事，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夏威夷大学植物病理专业博士）

编辑：乐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