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华明

从我记得到退休，见到了很多老师和老师，非常感谢。

她是在我少年时代，最渴望读书、也最应该读书的时期遇到的。虽然她是课外老师，但我们的友谊却保持了近五十年，她对我一生的读书习惯养成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

大概在我读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宁波市少儿阅览室给了我们咸塘街小学十张阅读证，我很幸运地拿到了一张，这是我一生的转折点。董老师后来从众多的小读者中挑选了十人做小服务员，我又被选中了。

我是1969年到灵塔中心小学上小学的，后来并到咸塘街小学，整个小学的六年时间，都处在“十年文革”时期，读书很轻松，几乎没什么课外作业，大多数时间是玩。

少年时代的我，最大的乐趣就是听邻居老人或说书人讲故事。好奇心强，对知识很渴望，但由于家贫，没有藏书，所以经常花一分钱到小人书摊租连环画看，遇到有了免费看书的机会，真是高兴坏了。

董老师与我母亲年龄相仿，她对我们这些小服务员的管理既像慈母又像严父。小服务员们有一项优惠，就是可以借书回家。我清楚记得，董老师借给我的第一本书是《小公鸡历险记》，后来又推荐了《蚂蚁的故事》、《细菌》等很浅易的读物。她说，你们小孩子要从有趣的有知识的书读起，由浅到深，要培养对书的爱好。

董老师还有很厉害的一招，就是读完书，必须写一篇读书笔记，否则不能借新书。她亲自改笔记，仔细到连标点符号都不放过。后来，当我改别人稿子的时候，也是这种风格。

当时全市有几十个小服务员，董老师都一视同仁地对待，以她博爱的精神、慈母般的胸怀和认真负责的态度，精心呵护着我们成长。她的职责原本只是管理好阅览室，但她对我们的培养，是超出她的职责的，完全把我们当成了她自己的孩子，她是无私的、不计报酬的，现在还找得到这样的老师吗？

当时的少儿阅览室藏书不多，每一本都很珍贵，董老师就发动我们小服务员晚上包书面，我家离阅览室近，所以常常第一个报到，包书面是很轻松愉快的，在这种环境下，我们了解到董老师是推广普通话的全国先进，在五十年代还受到过周总理的接见，这让我们这些孩子更加敬佩她。

为了活跃气氛，董老师还经常举办文学，科技讲座，开展作文和黑板报比赛，专门申请到一个电视机，每周二次放给我们看，阅览室成了我们的乐园。文革后期，全国在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法批儒”运动，小学生不懂政治，但这些运动却让我知道了很多历史名人的名字，记住了很多成语，认识了许多字，从漫画中得知“孔老二”、“孟子”、“朱熹”、“董仲舒”、“曾国藩”等都是坏人，而“秦始皇”、“商鞅”、“韩非子”等都是法家，是好人。

文革是荒唐的，所学的知识很多都是颠倒的，但好歹让我懂了点“名词”，客观上提高了语文水平。为了配合运动，连环画出了许多成语故事，董老师有空就给我们讲解，当时学过的“刻舟求剑”、“滥竽充数”、“削足适履”、“邯郸学步”、“买椟还珠”、“周游列国”等成语牢牢地记在了我的脑袋里。

作为小服务员，我们的工作就是借书还书登记，维护好阅览室秩序，空的时间多。那些年，我天天泡在阅览室，看完了所有的藏书，光少年版的《水浒传》就看了十遍，背下了一百零八将名字和绰号，至今不忘。另外，有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连环画、《雷锋的故事》等等，印象深刻。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是太幸运了，在大多数人不读书的年代，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不仅读了很多书，更重要的是，从此我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我记得后来自己第一本买的书是宁波甬江印刷厂印的《红楼梦诗词》，花了七毛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现在家里有上万本藏书，还供奉着全套《大藏经》共168部，光收藏的各种《周易》就有几十种之多，我的个人藏书已远远超过了当年阅览室的书。

当年的孩子正在慢慢变老，但我们与董老师的友情却永葆青春。去年，在我们虚岁60岁的时候，董老师还专门邀请了我们十几位属虎的同学共同庆生，并特意赠送给我们定制的有宁波特色的纪念品，真是师恩浩荡啊！

今年，董老师88岁了，迎来了吉祥的“米寿”。

我从心底里祝福董老师“仁者寿”。

作者简介

张华明，高级记者，宁波广电集团频道副总监。1984年宁波电视台创台时的第一批记者。